《狂人日记》：通过重读经典，揭示“狂人形象”背后的深意

文/爱笑的蜡笔

来源/怀左同学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的出现宛如石破天惊的一声巨响。一百多年以来，它仍在不断回响，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反顾与致敬。

初读《狂人日记》时，这个患了迫害妄想症的疯子让我印象极深，尤其是他的荒唐怪诞之语让人既觉好笑，又觉有理。

读到其中的一个情节，我甚至笑出了声。狂人的大哥请来了医生为其诊脉，狂人却觉得他是想借机掂量一下他这块肉的肥瘦。老头子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狂人则以为，静静地养，养肥了，他们这样就可以多吃。

这个狂人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让我不得不佩服鲁迅先生的笔力。但同时也觉得不解，这篇看着满是疯言疯语的小说，何以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一席之地？莫不是因为鲁迅先生这一作者光环？

今日重读这一经典，才发现：不是经典不够经典，而是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思想境界不够，没有慧眼和能力去发现它的魅力。

原来，鲁迅笔下的“狂人”，并不只是简单的精神反常。恰恰与之相反，狂人不但不狂，反而极其睿智！他不仅是不屈的质疑者，还是吃人的发现者，更是绝望的无奈者。

一、不屈的质疑者：被异己势力封杀的“狂人”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狂人，我想可以是那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就像红楼梦中唱《好了歌》的疯癫道人，在寻常人看来难以理解，实则有着大智慧。

狂人，看似疯疯癫癫，实则是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的思考者和质疑者。质疑，意味着两种观念间必将产生激烈碰撞。为了证明自己观念的合理性，一方必将不遗余力地否定、甚至封杀另一方。

这就像我们玩过的“狼人杀”游戏，每个人都会说自己是好人，但这种辩白其实很没说服力。最机智的玩家会采用相反的思维，即找出蛛丝马迹证明其他人是坏人。

比如两个玩家同时说自己是预言家，只有一方将对方怼到无力辩驳，他才有更大胜算。但讽刺的是，留下来的玩家角色往往是坏人，因为坏人更能掌握游戏的主动权，因而能取得更多“愚民”玩家的信任。

同理，狂人或许并不是狂人，这一称呼不过是他人强行扣上的一个帽子，就像狂人说“预备下一个疯子名目罩上我”。

发现了这一点，我不由得为狂人抱不平！原来狂人一直都被误认为是狂人，而不是他本来就精神错乱。他就像是“狼人杀”游戏中被诬陷了的“好人”，虽然心中火热，但却无力辩驳。

原来，就像坏人的说法赢得了愚民的信任一样，某种价值观被认同，并不表明它就是真理。我们这些愚民冤枉的，甚至可能是真正的好人！

但悲剧也就在这里，掌握话语权的是他人，狂人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然后被异己力量所封杀。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对人具有塑造和规训作用，采用的往往是意识形态、监狱警察，甚至是教育等极其隐蔽的方式。就像人体中的毛细血管，这种控制往往让人难以察觉。

这也难怪“狂人”在“很好的月光下”，“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他的发现，类似于某种顿悟，看出了社会的不合理，发现了“吃人”这一乱象。

作为先觉者，他当然想唤醒更多的人。但由于缺乏话语权，他不仅说服不了他人，反被诬为狂人，不但遭到当权者的封杀，还迎来了愚民们的白眼。他不仅受到管控和监视，更在精神上倍觉压抑和恐慌。

但他还是挣扎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即使是以一个“异端”的方式。

学者李今指出:“‘狂人’之‘狂’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并不单指丧失了理智,病态的疯狂之‘狂’。还有‘狂大’‘狂猖’‘狂妄’‘狂放’‘狂怒’‘狂热’‘狂言’‘狂想’之‘狂’,纵情任性或放荡骄态之态。而且这后一层意义更是中国士人一个传统的表征。”

因此，狂人之狂，不仅仅是疯狂，更可能是不受拘束的“狂放”，是用尽全力表达他自己，即使这种方式很难被世人理解、为社会所相容。

狂人就像是一面镜子，虽然可能是一面哈哈镜，但却能映出被照社会的畸形状态。狂人以一种看似不正常的方式，照出了所谓“正常世界”的“不正常”。

偏离了常人思维的惯性，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反观世界，反而为接近真理创造了某种可能。我想，狂人的真诚坦率与傲然独立，正是他被诬为“狂人”的原因，更是这个形象真正深刻的地方。

罗兰·巴特说:“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言下之意是，在某个时代一个人或许是怪诞不经、离经叛道的疯子，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他将逐渐被世人所接受。

狂人在那个时代定是孤独的，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能理解他的“疯狂”，更能钦佩他的“轻狂”。

二、“吃人”的发现者：撕破“仁义道德”伪装的“狂人”

狂人迫切想表达的，是他对于“吃人”这一荒谬乱象的发现，这一结论恰恰建立在他孜孜不倦的探求之上。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没有年代的历史”，说明“吃人”不是某个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而是具有贯穿古今的普遍性。

“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吃人’”，无疑是狂人最有价值、最惊世骇俗的发现。

“仁义道德”向来是被社会所标榜和宣扬的标准，殊不知它更是杀人于无形的软刀子！换而言之，“吃人者”这一屠夫，经过仁义道德的包装，摇身一变成了“正义的铠甲勇士”。

狂人所说的“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易牙蒸煮了自己的儿子后献给了齐桓公，并不是狂人所说的桀纣。但这显然是一种“愚忠”，有着置自己骨血于不顾的残忍。

“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这个事例则显示出了“愚孝”的荒谬性——将伦理道德利用为控制后辈的工具。

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岳飞的《满江红》因其爱国情怀广为传唱，但“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却让人头皮发麻。更不用说坑杀俘虏的“万人坑”，那些消逝的生命成了政治利益争夺中的陪葬品。

因此，吃人食肉者往往看似是仁义之人，实则为虚伪之人，并且善于巧借各种机制，对自己加以美化和包装。概括而言，主要有将“吃人”合理化、否定扭曲事实、逃避转移话题、寻求同谋等四种方式

小说第八部分主要叙述了狂人对一个“年纪不过二十左右”之人的不断追问，这个年轻人既可以看成是狂人心中的另一个自己，也可以当做“吃人者”的代言人，集中展现了“吃人”者的各种“吃”法。

第一种方式是将“吃人”合理化。“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在他看来，吃人是无可奈何之举，不是想吃，而是不得不吃。

他洗刷了动机上的罪恶感，却忽视了结果上对“被吃者”的伤害。就像杀手杀了一个人，还自以为既不是故意的，便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这种逻辑在我看来简直是荒谬至极！

面对狂人对于“吃人的事，对么”的不停追问，他只能以“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来搪塞，即通过历史惯例的叙述，将“吃人”合理化。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即历史的书写看似客观，实则带有书写者的主观改造。

一件事情若有先例，尤其是成为了一种惯例时，这件事也就拥有了无需置疑的合理性。但狂人的一句“从来如此，便对么”，直问得他哑口无言。

第二种方式是否定扭曲事实。面对狂人“不对？他们何以竟吃？！”的反问，他外厉内荏地辩解道：“没有的事……”可狂人却是有理有据，“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崭新！”他便只好“变了脸，铁一般青”。

作为胜利者，他有随意书写历史的主动性，但历史终究还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而他对事实的扭曲并非无懈可击，反是被狂人抓住了马脚。

第三种方式是逃避转移话题：“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虚化事情的意义，实际上是一种逃避，而谈论到天气这种无关痛痒的话题，更是有着转移狂人注意力的企图。

最终他在与狂人的争执中败下阵来，却换了一副蛮不讲理的嘴脸：“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无法直面矛盾，他便只好以外在的强势来掩饰内心的慌张，这同样是“吃人者”运用的一种逃避和转移伎俩。

最后一种方式则是寻求同谋。狂人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无论是亲人或是仇敌，因为“吃人”这一个共同的目标，化敌为友、亲上加亲。

狂人更是直言：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狂人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因为他们串通一气，有着共同的不可告人的阴谋。

可笑的是，他们还要在吃人时显得有礼有节、冠冕堂皇，不能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只能“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

因此，“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也就成了这些“吃人者”们最好的总结。

他们这些如狮如狼般凶狠之人，不得不如狐狸般狡猾地采用各种策略，将自己改造为最讲“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但他们毕竟是披着羊皮的狼，始终有着被揭穿的隐忧，因而会有兔子般的怯懦。

我想，狂人这一形象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指出这群虚伪的假仁假义者，他的质疑与批判精神更值得我们借鉴。即使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心口不一、冠冕堂皇者莫非就完全消失了？或许，并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难以发现这种伪装，他们甚至有时会以“爱”之名来束缚我们，比如打着“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的旗号。

而我们需要做的，便是像狂人一样，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那句极其经典的狂人之问：“从来如此，便对么？”便是最好的范例。

三、无奈的绝望者：在悲惨现实与渺茫希望前妥协的“狂人”

狂人对于“吃人者”无疑是清醒的，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力改变的他只能成为无奈之人。因而狂人也就有了耐人寻味的结局，赴某地候补，并将日记题名为“狂人日记”。

或许，与其说是狂人癫狂之症痊愈，不如说是他最终选择了妥协。选择去做官，就是压抑自己的声音，不再反抗，甚至是成为自己所不齿的“吃人者”们的帮凶。

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多人会悲哀地发现，自己渐渐成为了过去最瞧不起的人，比如变得势力，学会口是心非，常说着言不由衷的话。但这妥协的背后，却满是辛酸、凄凉与无可奈何。不是我们想这样，而是因为没得选，不得不这样。

狂人也是如此，为了乞得世人的相容。他只得以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为代价，当自己的“狂”是过去一个不切实际的梦，当他为自己的日记题为“狂人日记”时，他的心或许将苦涩得颤抖。

他屈服于世人的言辞，承认了他们所强加的罪名，让自己的人生成为了彻底的悲剧。但在我看来，或许这背后还有一分悲壮，有一种自称“狂放之人”的清高和洒脱。

这种妥协根源于他的无力，这种无力感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反对势力的合围中动弹不得，二是希望渺茫，徒留无从改变的绝望。

这种反对势力由两类人组成：

“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

前一种属于愚人，他们缺乏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更多的时候被利用、被牵着鼻子走。他们看似无毒无害，实则是潜藏着巨大威力的平静火山，一旦复苏，将可能有着核武器般的杀伤力。

譬如法西斯激发出了人性中罪恶的杀戮欲，又如文化大革命中，疯狂着的是发泄私欲和暴力的群氓。

后一种人属于虚伪的当权者，他们因为经济或者政治上的地位，掌握了某种话语权，如文中的赵贵翁和家族当权者——狂人的大哥，对这一类人我们在前文已有过详细论述。

除了反对势力的强大，对未来的绝望，则在狂人最终走向妥协的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文中最后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很多人认为这是光明的尾巴，但在我看来，潜藏的是狂人深切的无助与绝望。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单从标点符号就可推知：疑问号表明狂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确定，而省略号后面还有很多未尽之意，即连这渺茫的希望也很难有。

孩子因为年纪小，可能还未曾吃过人，似乎是希望的曙光，但实际上，他们却处于重重束缚之下，绝无突围的可能。

首先，他们是“吃人者”的嫡系后代，吃人的基因通过血脉得以传承。很多时候他们将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吃人者，一如狂人可能在无意中吃了妹妹的肉。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狂人为何会有如此深的愧疚，只因自己基因上有着“吃人”这一遗传因子：“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因而狂人在得知自己的哥哥也是个吃人者时，陷入了歇斯底里般的绝望：

“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狂人对自己吃人基因很是提防，更为可能错吃了妹妹而忏悔不已。忏悔是直面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之恶，即使是无心之失，但仍要为自己所造成的实实在在且无力变更的后果负责。

其次，对孩子的失望，离不开对其父母不良影响的担忧。父母这些“吃人者”对孩子进行言传身教，因而很难保证孩子的灵魂不受到污染。

正如狂人所说：

“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最后，是对于民族文化环境的忧虑造成了狂人对孩子的绝望。鲁迅说过，“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都变成漆黑。”

因此，在我看来，狂人或许就是觉醒者与启蒙者的化身。即使他想改变这个“吃人”的社会，但只能成为无能为力的绝望者。他既遭到反对者的围追堵截，孩子这未来的希望也极可能是靠不住的。

狂人的绝望，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鲁迅对于启蒙的怀疑。

即使如同狂人般激烈，他也难逃四处碰壁、举步维艰的结局。因此，知识分子的满腔孤勇可能并无多大意义，更多的是一种悲剧或是闹剧。

1922年，鲁迅在回忆做小说的缘起时，将《狂人日记》比喻为“铁屋子中的呐喊”：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被毁的……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因此鲁迅对于呐喊是彷徨的，但钱玄同“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的话语，让鲁迅对启蒙在犹疑之外，抱了一丝微茫的希望：

“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未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鲁迅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即使对启蒙满是担忧，但既然希望在未来，且在此刻无法证明它是否存在，不妨假设它有存在的可能性。

但通过《狂人日记》，我们仍然能发现鲁迅对于启蒙的矛盾和怀疑：既深知现实的黑暗，却又不得不身陷“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困境，这是狂人的结局，更是鲁迅的悲叹。

四、结语

狂人作为缺乏话语权的先觉者，遭到了异己势力的封杀，不得不被扣上“狂人”的诋毁，但他仍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是以被当作异端的方式。

他毫不留情地撕下“吃人者”们“仁义道德”的伪装，发现了这些凶狠饿狼所披着的羊皮：将“吃人”合理化、否定扭曲事实、逃避转移话题、寻求同谋等，揭示了他们的狡猾与狠毒。

但在悲惨的现实与渺茫的希望前，深陷重重险境的他不得不走向妥协，徒留无奈和绝望。

因此，狂人既是不屈的质疑者、吃人的发现者，更是绝望的无奈者。狂人形象恰恰寄寓了鲁迅对于启蒙的矛盾心理，既有着渺茫的希望，又确信这希望很可能会成为泡影。

当人们为娜拉的出走欢欣鼓舞时，只有鲁迅指出娜拉走后的结局：要么堕落，要么死去。同样，觉醒了的狂人，最终的结局是要么妥协，要么毁灭。追问出走与觉醒后会怎样，这是鲁迅独有的思维方式，更是他超出同时代之人的深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