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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4 14:15:29 来源: 浏览:

丑小鸭变白天鹅:民女刘娥与宋真宗有着怎样的爱情传奇?(下)

宋史趣问100题·19·丑小鸭变白天鹅:民女刘娥与宋真宗有着怎样的爱情传奇?

刘娥

五、刘娥封后

宋真宗赵恒原有两位正妻。第一位是宋初名将潘美的第八位女儿,于太平兴国九年(983)由宋太宗“赐婚”给时为韩王的赵恒。六年后,潘氏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五月去世,年仅二十三岁。

潘氏去世三年多后,宋太宗于淳化四年(993)再次为赵恒“赐婚”,为他娶了另一位大将郭守文的女儿。至道三年三月,宋太宗去世,赵恒继位,五月,郭氏被册封为皇后。宋真宗景德四年四月十六,郭皇后病逝,时年三十二岁。

郭皇后去世,宋真宗很快提出立刘娥为皇后。

但宋真宗的提议遭到了宰相王旦和李迪、向敏中等一干重臣的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刘娥出身微贱,“不可以为一国之母”。参知政事赵安仁更是不仅反对立刘娥为后,还提出了另一个人选——出身高贵、前宰相沈伦的孙女沈才人。

宋真宗为不能顺利立刘娥为后大为着恼,找“知心”大臣、时任枢密使王钦若“诉说衷肠”,并征求他的意见。王钦若说:“陛下不说,臣也知道赵安仁会有这样的想法。赵安仁过去曾经做过沈伦的门客,他这样做,是想通过立沈才人为后,报答沈伦的私恩。”宋真宗听后更加恼火,很快罢免了赵安仁,立刘娥为后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然而,此时的刘娥反倒不急。刘娥处事颇为谨慎,最初宋真宗提出立她为后,宰相王旦忽然请病假,刘娥担心王旦持反对意见,就曾劝说宋真宗推迟此事,现在更是沉着应对,另想办法。

大臣们不是说刘娥“出身微贱”吗?那就为刘娥“认亲”,抬高身份。

时任开封府尹刘烨与刘娥同姓。一天,刘娥单独召见刘烨,对刘烨说:“据我了解,卿家是享有十几代盛名的大族,我想看一看卿的家谱,恐怕卿家和我是同族呢。”

刘烨的地位虽然还不足以反对立刘娥为后,内心却也瞧不起她,赶紧回答:“不敢!”刘娥无奈,只得让刘烨离开。

但刘娥并不灰心,又接连几次向刘烨说起此事。刘烨揣度硬顶难以善终,竟在与宋真宗议事时假装眩晕症发作,跌倒在地,提出不能再担任开封府尹职务,申请到外地任职。宋真宗只得批准他离京,改任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知府。

刘烨离任,又一位刘姓人士刘综继任开封府尹。这一次宋真宗亲自出面,继续为刘娥“认亲”,并且抛出“诱饵”。

一天刘综奏事完毕,宋真宗意态悠闲地对刘综说:“卿与后宫德妃是近支族亲,已经为卿安排了新的职务,卿应该知道了吧?”

谁知刘综比刘烨更直接,回答道:“臣本是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市西南二十四里蒲州镇)人,出身孤寒,不曾有亲戚在宫内。”

宋真宗大怒,时间不长就将刘综赶出京城,贬为庐州(治今安徽合肥)知州。

大臣以刘娥“出身微贱”为由反对立她为后,自高身份的刘烨、刘综又拒绝“认亲”,怎么办呢?暂时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宋真宗施展“拖字诀”,既不立刘娥为后,更不提立沈才人之事。

拖到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再不能忍受,第二次提出立刘娥为后,这次王旦等大臣没有再反对,但在命人起草册封皇后的“敕书”时,却又出现波折。宋真宗想让著名文人、翰林学士杨亿起草,派时任宰相丁谓通知杨亿,遭到杨亿的拒绝,丁谓对杨亿说:“大年(杨亿字“大年”)为难一下,写了敕书,不忧不富贵。”杨亿回答:“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宋真宗无奈,只得让别人起草了敕书。

而这次封后,宋真宗真是铁了心,既然杨亿如此,也许别的大臣虽然嘴上不说,内心依然“腹诽”,那么好,咱们就一切从简,一锤定音。

十二月二十四,宋真宗正式册封刘娥为后,但只是将封后诏书传至中书省,宣布一下就完事,不让官员进贺,也不搞国家最高庆典之一、隆重豪华的封后仪式,就要一个事实:朕心爱、宠爱的德妃,来自民间、出身微贱的刘娥,从今天起,是大宋皇后,“一国之母”!

年已45岁的刘娥,终于由颠沛流离、摇着拨浪鼓儿走街串巷、被卖被欺的卑贱之身,逆袭成为一代皇后。


六、刘娥“垂帘听政”

乾兴元年(1022)二月十九,宋真宗去世。而宋真宗对刘娥的宠爱,至死都没有改变。临终之际,宋真宗留下遗诏:“以皇后为皇太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

确认宋真宗去世后,刘娥将中书门下省、枢密院“两府”大臣召集到后宫“延庆宫”,告知他们宋真宗已经“上仙”。两府大臣“一时号泣”。刘娥对大臣们说:“有日哭在,且听处分。”有你们哭的时候,且听我处置事情。

刘娥所说的“事情”,就是落实宋真宗遗诏,尊自己为皇太后,由自己“处分”“军国重事”。

刘娥“通晓书史”,宋真宗早年经常在白天办公之余,将没来得及批阅的奏章带回寝宫,在晚上阅处,刘娥都参与其事,而刘娥对听到的朝廷政事,都能记住本末始终,宋真宗有了疑难,总能提出恰当的建议,深得宋真宗的信任和倚重。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病势沉重的宋真宗在承明殿召集朝中大臣,正式下诏:从此太子在大殿听政,皇后在宫内详断,日常政务,由太子、皇后处理,只有确需皇帝决策的重大事务,才奏报皇帝,由皇帝决断。

从此,刘娥在朝堂之上有了很大权威,如今刘娥提出“处置事情”,首相丁谓首先发言,愿意听从皇后指示,按照皇后的“懿旨”撰写宋真宗遗诏的正式文件,众臣没有异议。经过商议,由参知政事王曾执笔起草“遗诏”。

但在王曾起草完“遗诏”,交给丁谓看时,二人却起了争执。王曾起草的原文为:“以皇后为皇太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二人的争执,关键在其中的“权”字。权,意为代理,依王曾所写的意思,刘娥只是“代理”新立的皇帝赵祯“听断军国大事”,皇帝虽小,真正的权力,还在皇帝手中。丁谓看后,让王曾去掉“权”字,王曾不允,坚持刘娥只能“代理”听政。

丁谓

二人的争执,看似只有一个字,其中却有重大的含义。首先,如果刘娥不是“代理”宋仁宗听政,而是专断,那宋朝是谁家的宋朝?是姓刘还是姓赵?更甚者,如果刘娥哪一天“专断”废除宋仁宗,改立他人为帝,天下人是承认刘娥做得对,还是不对?其次,对刘娥如何听政,丁谓有他的深沉思虑。刘娥早已与丁谓、钱惟演等建成了政治小团体,三人曾联手将首相寇准赶出朝堂,丁谓又假手宋真宗,将宰相李迪赶走,进而进位首相,如果能促成刘娥“听断军国大事”,自己对刘娥既是“首功”之臣,又撇开了小皇帝宋仁宗,朝政岂不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事涉国政的正邪,丁谓在刘娥、众臣面前不能直抒胸臆,王曾所说又义正辞严,丁谓只得同意。

然而,丁谓不甘认输,又指出,遗诏中落掉了“以淑妃为皇太妃”一事。淑妃,是宋真宗的一位妃子,姓杨,四川人,与刘娥是同乡,二人相处极好。王曾放下笔说:“刚才没有听到皇后说这事。”丁谓怒道:“遗诏可改耶?”先皇的遗诏能随便改吗?王曾虽然不再与丁谓争执,却坚决不在“遗诏”中添加此事。

众臣见二人连续争执,“皆不敢言”,一时竟没人附和丁谓。丁谓无奈,只得再次同意。

“遗诏”敲定,刘娥“权听断军国大事”的地位确立,下一步就是如何“听断”,丁谓和国家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长官枢密使钱惟演又做起手脚。

丁谓、钱惟演二人为利用自己首相、枢密使的地位,单独与刘娥议事,强化自己的权力,提出鉴于太后不宜过于辛劳,皇帝幼小,太后和皇帝每个月只在初一、十五上朝两次,其他时间各自在自己的寝宫休息;朝中如有大事,在宰执大臣议定处理措施后,由宦官雷允恭传递到后宫,请太后和皇帝在宫中“批奏”,或者由丁谓、钱惟演面奏太后,请示是否施行。

此议一出,朝臣一片愤怒,却又是一片沉默。王曾又一次站了出来:“两宫分处,宦官擅权,这是祸患的苗头!”

王曾正直刚强,目光锐利,当即看破了丁谓、钱惟演的用心:按丁谓、钱惟演的设计,太后和宋仁宗一个月只两次会见朝臣,与大家研究政事,其他时间在禁宫休息,且各居一处,其后政事或者由宦官内外转达,或者由丁谓、钱惟演单独与太后议处,太后、皇帝长时间不与朝臣见面,如果宦官在中间有所欺瞒怎么办?唐末宦官祸乱朝廷的惨剧会不会重演?日常朝政只有丁谓、钱惟演二人面见太后商议,如果二人欺下瞒上、假传圣旨怎么办?

王曾和枢密副使晏殊提议,太后听政,东汉有过先例,可以援引,按照东汉的规制,太后可与皇帝共同到兼做皇帝书房的承明殿听政,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只是需要在太后、皇帝和群臣之间用帘幕隔开;如果顾及太后、年幼皇帝辛劳,可以不每天到朝堂办公,改成每五天上朝一次。这样既不影响太后、皇帝听政,保证太后、皇帝与朝臣多见面沟通,也有利于太后保重身体,皇帝成长。

但刘娥最终采纳了丁谓、钱惟演的建王曾议,直到第二年七月丁谓倒台,被贬往崖州,才每天和小皇帝宋仁宗一起上朝听政,表面恢复了宋仁宗作为皇帝的权力。宋朝历史上第一次“垂帘听政”,正式开始。


七、恩威并施,集权“僭越”


“垂帘听政”一事确定后,接下来的重大事项,就是为“大行皇帝”宋真宗修建陵墓。

按照宋朝惯例,为先皇帝修陵,时任首相为主持修建工程的“修陵使”,这是一个具有极高荣誉、表示在朝中崇高地位的职务。首相丁谓当仁不让,出任了这一职务,并组织朝臣研究决定,真宗的陵墓修在永安县(治今河南巩义西南芝田镇)宋太祖、太宗陵墓之侧,修陵工程要在当年七月完工。

事情定下之后,宦官首领之一、“入内内侍省押班”雷允恭向太后刘娥请求“效力陵上”。雷允恭,开封人,早年净身进入皇宫,做了一名小宦官。雷允恭颇为聪慧狡黠,逐步迁升为正九品的低级宦官“入内殿头”,宋真宗为太子时,在太子府“东宫”做事。前宦官首领周怀政发动政变未遂被处死,雷允恭因曾向宋真宗揭发周怀政假造天书等事,被提拔为正七品的“内殿崇班”,后升为位在宦官首领“入内都知”、副都知之下的高级宦官“入内内侍省押班”。

宋真宗去世,先为副宰相、后升首相的丁谓为巩固权势,暗中结交雷允恭,太后刘娥临政伊始,凡机密事项都让雷允恭传达禁中,雷允恭权势焰炎,横行宫中、外朝,就连丁谓都“德之”,很感激他。

刘娥对雷允恭与丁谓的勾结大约早有察觉,不同意雷允恭参与修陵之事,对雷允恭说:“我担心你做事轻率,恐怕害了你啊!”雷允恭痛哭流涕,请求不已,刘娥于是任命他为“山陵都监”,监督施工。

受命之后,雷允恭快马驰至修陵工地。掌管观测记录天文气象、制定历法的中央机构“司天台”长官“司天监”邢中和向他进言:“陵墓以上一百步,按照风水选地之法对子孙有好处,与汝州(治今河南汝州)的秦王赵廷美的墓很相似。”雷允恭说:“那为何不移到那?”邢中和说:“就是怕那地下有石头和水。”雷允恭说:“先皇没有别的儿子,若你说的地方果真类似秦王坟,有益于今上,有何不可?”邢中和说:“修建陵墓事情重大,察看审查,动不动就得一个月时间,恐怕耽误七月的工期啊!”雷允恭说:“你马上把选址移到上面,我骑马进宫,尽快面奏太后。”雷允恭一向地位高、行事骄横,人们从不敢违抗他,邢中和听后,赶紧按雷允恭的安排改挖新址。

雷允恭入宫向刘娥汇报重新选址之事,刘娥说:“这是大事,怎么如此轻易改动?”雷允恭曰:“如果这样能让先帝有益于子孙,换个地方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又有何不可?”刘娥对雷允恭的说法不以为然,对雷允恭说:“你先出去与山陵使商议可否。”

雷允恭找到“山陵使”丁谓,向丁谓说了事情的经过,丁谓只是嗯嗯啊啊,没有发表意见。雷允恭回到宫中奏报刘娥:“山陵使亦无异议矣。”丁谓也没有不同意见。刘娥没有再说什么。

然而,雷允恭主持在新址开挖墓坑,果然如邢中和所言,在地下深处挖到了石头,把石头挖尽,又有水冒出。

给去世的皇帝修建陵墓,选择墓址极讲究风水,一旦出现墓址地下有石头,出现透水,在当时看来十分不祥,是选址的人、主持工程的官员的大罪。

另一位参与修陵的宦官毛昌达从工地回宫,向刘娥奏报了宋真宗墓地新址出现事故。刘娥下诏问丁谓情况,丁谓这时才请刘娥派员查看。很快,众人都说还是要用旧址,刘娥下诏,命令宰相冯拯、枢密使曹利用等与丁谓商议解决办法,副宰相王曾再查案情。王曾很快查清事实,刘娥下诏,追究雷允恭、邢中和的责任,进而查出雷允恭曾经偷盗宫中金宝,六月,雷允恭被“杖死”,即乱棍打死,抄没家产,家人全部发配郴州,监视居住,邢中和流放登州(治今山东蓬莱)沙门岛(今长岛,又称庙岛群岛)。

责任自然也要追究到“山陵使”丁谓身上。

但丁谓在朝中权势太盛,党羽众多,处罚来的婉转、隐秘得多。

事发后的一天,副宰相王曾很伤感地对其他宰执说:“我到现在也没儿子,真是憾事,太可悲了!”众人表示同情,王曾转而说:“幸运的是我弟弟有几个儿子,我们已经说定,过继给我一个,等明天退朝,我要向太后单独汇报这件事。”

第二天退朝后,王曾单独留下,向刘娥汇报。但他汇报的重点,却并不是过继侄子,而是小心地说出,宋真宗陵墓选址出错,主持工程的“山陵使”、首相丁谓负有主要责任,应予惩处。

刘娥早就怨恨丁谓擅权,阻碍自己单独听政,当即表示同意。稍后,在承明殿升朝,召集丁谓等宰执大臣开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丁谓在宋真宗墓址选择出错中的责任。

丁谓对自己在事件中的责任、一旦受到追究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有清醒的认识,面对刘娥和一众同僚,拿出全副精神尽力辩解,意图将自己和雷允恭分开,撇清责任。

帘幕之后,端坐如仪的刘娥、宋仁宗一直沉默,众臣更是一声不吭。但当他说了很久,还在继续辩白,忽然一个小宦官掀开帘幕,对他说道:“相公在和谁说话?太后与皇帝早就走了。”

丁谓大惊失色,只得叩头退下。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宰执大臣正在宋仁宗就学的学堂“资善堂”吃工作餐,一名宦官忽然来宣诏,太后刘娥召见众臣议事,但在召见人的名单中,唯独没有丁谓。

丁谓和众臣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一向强硬的丁谓瞬间崩塌,向同僚请求,希望诸位在太后面前为自己美言。众臣无应,只有钱惟演笑着对他说:“当尽力,无大忧也。”我会尽力,应该没有大的忧患。但宰相冯拯听后,立即瞪了钱惟演一眼,钱惟演闭嘴。

刘娥再次在承明殿升朝,对冯拯、曹利用等众臣说:“丁谓身为宰辅,却与宦官交通。”接着命人拿出丁谓请托雷允恭让宫内匠人所造的金酒器展示给众臣观看,又拿出雷允恭向丁谓请求“管勾”直接接受皇帝指挥的特务机构“皇城司”和三司“衙司”的书信,让众臣验看,说道:“丁谓以前串通雷允恭奏事,都是说已与卿等议定,所以他们奏报的事都得到批准;营造先帝陵寝,他们竟擅自迁变选址,几乎误了大事。”冯拯等回奏:“自先帝升仙,政事都是丁谓与雷允恭通同谋议,假称从禁中得旨,臣等莫辨虚实,幸赖太后圣神,明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

刘娥与众臣最后议定,免去丁谓首相职务,贬任太子少保、到西京洛阳留守司工作。宋朝旧制,贬黜宰相,都是用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制书”宣布,当时刘娥和众臣想让丁谓赶快离开,就让冯拯立即召来中书舍人,在承明殿起草了文件,在朝堂张榜公布,告知天下。

但只将丁谓贬到洛阳,且还担任太子少保这样高级的荣誉职衔,显然不够。

丁谓被贬不久,与他和雷允恭勾结、惑乱后宫的女道士刘德妙被逮捕,交由宦官审问。刘德妙交待,她因为为丁谓家做法事结识丁谓,丁谓曾指点她:“你所做的不过是巫蛊之事,不如托言太上老君,说人之祸福,才足以打动人。”于是刘德妙在丁谓家中摆设神像,夜间在丁谓家中花园设道场,做法事,雷允恭曾几次到这里祷告,有所祈求。宋真宗去世,雷允恭还把刘德妙引入禁中,行不法之事。为宋真宗修建陵墓,挖地宫挖出龟蛇,丁谓令刘德妙拿着到宫中,假说出自其家山洞中:“如果皇上问你怎么知道你所崇奉的神仙是太上老君,你就说‘相公非凡人,当知之’。”丁谓又曾作“颂”文,题目为“混元皇帝赐德妙”,文词妖诞不经。为此,丁谓被再次贬官,任官阶正七品的崖州(治今海南三亚)司户参军。

接下来,刘娥做了两件让朝臣、天下百姓舒心的事。

处理完丁谓、雷允恭“小团体”之后,宋真宗的陵墓修建工程在原址继续施工。陵墓修成,在宋真宗下葬之时,刘娥下令,将“天书”等宋真宗生前崇奉的“神异”之物全部陪葬,亦即宣布,宋真宗生前所搞的导致“举国上下若病狂”的拜神活动全部终止,从此朝政、国家社会将恢复正轨。

宋真宗入葬永定陵,刘娥召见全体宰执大臣,哭着向诸位大臣表示感谢,并提出,按照旧制,先帝入土为安,应为所有具备资格的官员“推恩”,录用官员子弟为官,请各位朝臣将希望录用的子弟报上名单,以备择机授官。

事情是宋朝建国以来的惯例,太后又于朝堂正式提出,众臣纷纷上报名单。然而,事过不久,朝臣却发现,他们竟被刘娥耍了。

原来,刘娥让众臣上报子弟名单,根本不是想录用他们,而是要将他们列为“另类”。接到名单后,刘娥制作了一张图表,上列所有朝臣子弟的家世、姓名,将图表贴在了垂帘听政的承明殿的墙壁上,每当有朝臣推荐“人才”,刘娥都会对照图表,看是否在图表之上,只有不在图表上的人,才会任用。刘娥的理由是,如果天下的官都由世家子弟来做,那民家子弟的出路何在?看不到人生希望,民家子弟还会忠心朝廷,为国家努力读书、出力做事吗?

刘娥

而且,刘娥身体力行,很快就将自己的亲戚、枢密使钱惟演赶出了京城。钱惟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娥的前夫、“哥哥”刘(龚)美,刘美是刘娥在开封唯一的“亲戚”,钱惟演通过政治联姻,与刘美也搭上了亲戚关系。但钱惟演为巩固地位,又让自己的儿子娶了丁谓的女儿,与丁谓关系极为密切。有谏官上表,钱惟演是“皇亲”,按照规制,不应担任“两府”宰执。十一月,刘娥下诏,罢免钱惟演国家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枢密使职务,离开京城开封,到地方任职,出任保大军节度使、河阳府(治今河南孟县)知府。这也让刘娥收了“一石二鸟”之获。

刘娥性情“严肃”,在垂帘听政之初,杀大宦官,贬黜权相,外放“亲戚”枢密使,拒绝录用官员子弟,终结丈夫“昏政”,恩威并施,以铁腕手段迅速建立了威权。

55岁的民女、太后刘娥,开始了她长达10年的、事实上的宋朝最高统治者生涯。

垂帘不久,有关部门“请求”,刘娥可以以太后名义颁发“懿旨”,只是在“圣旨”中自称“吾”,以示与皇帝诏书的差别,出入乘坐“大安辇”,侍卫、仪仗人员1008人,出行时卫士在“大安辇”前甩响鞭,和皇帝乘“玉辂”出行相同。这里所谓的“大安辇”,是宋真宗在父亲宋太宗去世之后,为皇太后李氏特制的一种坐轿,上画六条驾云飞行的腾龙,因为李太后居住在“万安宫”,尊称“万安太后”,所以,这个坐轿称为“大安辇”。

有关部门还请求,从此天下臣民要与避讳本朝皇帝的列祖列宗、皇帝自身名字所用的字一样,避讳刘娥父亲的名讳。

鉴于刘娥“垂帘听政”的地位和刘娥在宋真宗去世前后树立起来的威权,众臣对此都予以认可,没有异议。

然而,刘娥对此并不满足。诸事议定后,要举行仪式,发布遵刘娥为“太后”的正式文件“册文”。刘娥提出,“吾”的册封仪式要在“天安殿”举行。

天安殿是宋朝建国以来,宋太祖、太宗、真宗举行最高规格的大典才使用的最重要宫殿之一,也只有皇帝才享有使用的特权。宋真宗在世时,曾在殿中举行迎拜“天书”的仪式。

刘娥在天安殿举行册封仪式的要求,遭到宰相王曾的拒绝。王曾自与刘娥联手驱逐了丁谓,即出任宰相,史称王曾“正色立朝”,“重厚守正,不动如山”,“临大节而不可夺”,是宋朝第三位去世后被赠“文正”谥号的大臣,在他之前,只有太宗朝宰相李昉、真宗朝宰相王旦得此谥号,而整个宋朝,得此谥号的,也只有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马光、蔡卞、郑居中、陈康伯等寥寥数人。对刘娥明显“僭越”规制、超出本分的要求,王曾明确表示不合适,不同意。经过一番争执讨论,刘娥、王曾各让一步,决定刘娥的尊号在天安殿“发册”,刘娥在文武官员每天上朝的议政的“文德殿”“受册”,接受“册文”。

不久,刘娥宣旨,“吾”要与皇帝一起,到慈孝寺拜佛,而且“吾”的大安辇,要走在皇帝前面。宋朝开封城内由皇宫往南的“御街”全长近八里,宽200余步,一步5尺,即为1000多尺,宋一尺相当于今天的30.72厘米,则御街宽至少307米,皇帝、太后沿御街出行,两旁的开封百姓距皇帝、太后乘坐的“玉辂”“大安辇”各150多米,出行队伍到来,百姓本就看不真切“天子”真容,如果刘娥走在宋仁宗之前,百姓必然按惯例以迎拜“天子”之礼迎拜。那么,刘娥是想向百姓宣示,自己才是“天子”、皇帝吗?

这明显又是一个“僭越”行为。这次是副宰相鲁宗道站了出来。鲁宗道“为人刚正,疾恶少容,遇事敢言,不为小谨”,史称刘娥“垂帘”时,群臣大多迎合刘娥,只有鲁宗道、薛奎、蔡齐“正色孤立,无所回挠”,枢密使曹利用恃权骄横,鲁宗道多次在刘娥面前指斥他,因之贵戚当权者都很忌惮鲁宗道,因为他姓鲁,鲁字字形与鱼相近,而鱼头“骨鲠”,刚硬坚直,所以称他为“鱼头参政”。这位“鱼头参政”对刘娥直言指出:“夫死从子,妇人之道也。”妇人“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这是妇人做人做事的规矩,您就是太后,也不可逾越。

鲁宗道

刘娥无奈,只得收回初议,走在了小皇帝宋仁宗的后面。

刘娥出身低微,宋真宗想立刘娥为皇后,曾因之遭到部分朝臣的反对。为抬高身份,刘娥在做了“太后”,垂帘听政后,大力追尊自己的祖宗,虽然在她刚与宋真宗相识时曾说自己祖籍太原,祖父刘延庆,在后晋、后汉两朝曾任官阶正三品的右骁卫大将军,父亲刘通在宋朝任禁军“虎捷”都指挥使、遥领嘉州(治今四川眉山)刺史,曾跟随宋太祖征伐北汉,在途中去世,自己是刘通的第个二女儿,仍为自己“找”了一位“曾祖父”刘维岳、一位曾祖母宋氏,分别追封为天平军节度使兼侍中兼中书令兼尚书令、安国太夫人,追封祖父刘延庆为彰化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兼许国公,祖母元氏为齐国太夫人,父亲刘通为开府仪同三司、魏王,母亲庞氏为晋国太夫人。

刘娥追封先祖,如同丈夫宋真宗迎拜天书、封禅泰山,招引了一些趋炎附势之人的逢迎。不久,一名“小臣”即官阶很低的小官方仲弓上书,请求刘娥“依武后故事,立刘氏七庙”。

七庙,本指高祖、曾祖、祖、父“四亲”的庙和高祖的祖父、父亲“二祧”的庙以及始祖庙,后来成为帝王之家专用的宗庙。《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历代帝王都设设七庙,供奉这七代祖先,“太庙居中,左三昭,右三穆”。

方仲弓上书所言“武后故事”,指的是“武周”王朝的创立者武则天在取代唐朝,于天授元年(690)九月初九建立“周”朝、当上皇帝之后,即追尊自己的父亲武士彟为太祖孝明高皇帝、西周的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在洛阳设立了“武氏七庙”之事。

方仲弓的上书,很令刘娥心动。刘娥此时权势煊赫,信心爆棚,在会见“辅臣”即宰执大臣时,问众臣对“立刘氏七庙”的看法,“众不敢对”。

刘娥“通晓书史”,各位宰执大臣也大多是通观科举考试进入职场,唐朝近在宋朝之前,对武则天立“武氏七庙”的故实当然熟悉。

而且大家更知道,武则天的称帝,最初正是由一名官阶从七品的侍御史傅游艺于载初元年九月初三率关中百姓九百人上表,请求改国号唐为“周”,赐当朝皇帝唐睿宗李旦姓武,接着百官及帝室宗戚、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共六万余人也上表请改国号,武则天“准所请”,才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当上“圣神皇帝”的。

刘娥是什么意思?想干什么?

面临如此大事,众臣岂敢轻易出言?

“鱼头参政”鲁宗道再次站了出来,问刘娥道:“若立刘氏七庙,将怎么安排皇上?”

刘娥听后,沉默不语,君臣散去。

刘娥出巡想走在皇帝宋仁宗前面,想建“刘氏七庙”,更像是试探,每个想法提出,都征求朝臣的意见,但两次提议,都遭到“鱼头参政”鲁宗道的“阻击”,并在遭拒后不再坚持。

但刘娥经历过屈辱挫折,意志坚定,她的内心,有至高追求。接下来,她还要“进取”。

人间俗世,只要身居高位、掌政握权,只要有所欲求,总会有人迎合、凑趣。

方仲弓上书请求刘娥“依武后故事,立刘氏七庙”,被“鱼头参政”鲁宗道“阻击”不久,太常寺“掌教弟子”、官阶正八品的“太常博士”程琳为刘娥献上了一副图画《武后临朝图》,其意不言自明,是为刘娥废除宋朝、自立为帝提供“图样”,“劝进”,劝刘娥登帝位。

程琳(986-1054),字天球,永宁军博野(今河北省博野县)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考取“服勤辞学科”,入职后历任寿阳知县、监左藏库、直集贤院、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后成为皇帝的文字秘书“知制诰”、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开封府知府。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升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但时间不长,就因事被贬出京城,任颖州(治今安徽阜阳市颖州区)知州、青州知州,再改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知府,直至至和三年(1054)在大名去世。史称程琳“长于政事,断狱听讼不避贵戚。前后守大名十年,习知边事,守御完固”,是宋朝名臣。

但不知如何,程琳此时却做出了如此不堪之事,《宋史》总纂、元末宰相脱脱评论:“琳有才器,能断大事,然献《武后临朝图》于章献,君子鄙之。”

而程琳的逢迎,也没有得到刘娥的接纳。刘娥大约在“立刘氏七庙”一事被阻后,心态还没有恢复,拿到程琳的图画和奏书,竟将其掷于地上,愤怒地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然而,刘娥的帝王之心,终不能磨灭。虽然让程琳碰了一鼻子灰,内心的欲望,却总是蠢蠢欲动。不久,她找到鲁宗道,试探着问:“唐武后何如主?”唐朝武则天是什么样的主上?

鲁宗道经过“立刘氏七庙”一事,对刘娥的“雄心”非常警觉,当即答道:“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武则天是唐朝的罪人,几乎害了唐朝的江山社稷!

刘娥听后“默然”,一言未发。

刘娥对鲁宗道,可说既看重又有所畏服。京西转运使刘绰者回朝,为讨好刘娥,说自己在粮库中存有盈余的粮食1000多石,请求交付国家最高财政部门“三司”。刘娥反问刘绰:“卿认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吗?这此四人岂是因为向朝廷进献盈余从进官加职!”

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或者顾虑鲁宗道在朝堂的影响力,刘娥才在鲁宗道“阻击”自己想“依武后故事,立刘氏七庙”之后,试探鲁宗道对自己想做武则天的态度。

“为人刚正,嫉恶少容”,忠于宋朝的鲁宗道,再次成功“阻击”刘娥。

天圣四年(1026)十二月,16岁的宋仁宗禀报太后刘娥,想在明年的“元日”即正月初一先给太后拜寿,然后才举行大朝会,接受朝臣的朝拜。刘娥表示不可,因为宋仁宗要给刘娥拜寿,就得给刘娥叩头。

我国古代皇帝不给人叩头,始自汉高祖刘邦。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将父亲刘太公接到宫中,每隔五天给父亲请安一次。但时隔不久,朝臣提出一个问题,刘邦贵为皇帝,他的父亲是否需要像别的臣民一样,对他行跪拜之礼?刘太公是刘邦的生父,如果对他跪拜,有悖人伦,但如果不拜,刘太公是君是臣?朝臣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不应该拜,一派认为应该拜,两派吵了很长时间,也没吵出结果,闹得刘邦很是烦心。

刘太公听说此事后,在刘邦前再请安的时候,主动给刘邦下跪,行君臣之礼。刘邦无论如何不可能让父亲给自己下跪,最后创造性地给父亲封了一个官“太上皇”,太上皇当然不用给当朝皇帝下跪,而从此,除了太上皇,皇帝也不再给任何人下跪。

到了宋朝,则皇帝连佛祖释迦牟尼都不用跪拜。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到开封大相国寺巡游,在给佛像烧香时,问管理佛教事务的“僧录司”长官“僧录”、僧人赞宁:“当拜与不拜?”赞宁回答:“不拜。”赵匡胤问其缘由。赞宁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赵匡胤微笑着点点头,从此宋朝皇帝不拜佛像,成为“定制”。

宋仁宗提出给刘娥叩头拜寿,刘娥“不可”,宰相王曾赶紧给刘娥施礼:“陛下以孝道侍奉母亲,太后以谦慎保全国体,请陛下听从太后的指令。”

然而,不知如何,宋仁宗给刘娥叩头拜寿的心却十分坚定。天圣五年正月初一,太后刘娥在会庆殿接见群臣及契丹使者,宋仁宗还是当着朝臣和契丹使者的面,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刘娥叩头两次,为刘娥拜寿,刘娥坦然接受。

三年后,天圣七年(1029)冬至到来前,宋仁宗又提出在冬至日为刘娥“上寿”,而且是“率百官”跪拜。

刘娥和宋仁宗以为,这次不会再有人反对。

这年六月二十夜,位于皇城西北天波门外的玉清昭应宫发生严重火灾,将其中所有宫殿、神像,连同存储其中的玉刻天书,大都烧毁,仅剩长生、崇寿两座小殿。玉清昭应宫由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四月十六日开始修建,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十一月建成,占地约480亩,共有长生崇寿殿等3610间房屋,花费白银近亿两,约为当时宋朝两年的财政收入,“宏大瑰丽,不可名似”。

玉清昭应宫被毁,损失如此巨大,当然要追究责任,而被追责最重的,是时任首相王曾。王曾在刘娥垂帘听政后,屡次“阻碍”刘娥行事,刘娥的姻亲请求王曾通报,进见太后,王曾往往给以压制,引起刘娥极大不满,而王曾在宰相职务之外,兼任管理玉清昭应宫的“玉清昭应宫使”,火灾之后,刘娥以王曾未能尽职为由,将王曾赶出朝堂,离开京城,出任青州(治今山东青州)知州。

而早在这年的二月,曾屡次“阻击”刘娥的“鱼头参政”鲁宗道也已经去世。

朝臣之中,还有谁能阻止刘娥接受皇帝的再次跪拜,享受人家不能有的享受?

然而,令刘娥没有想到的是,宋朝建国70年,虽然有过王钦若、丁谓、林特、程琳等甘于、善于逢迎皇帝、太后的朝臣,更多的,却是赵普、寇准、王曾、鲁宗道这样以天下为己任、忠于社稷的直臣。这次,一位刚刚进京、官职为“贴职最末”的“秘阁校理”范仲淹站了出来。

范仲淹

范仲淹上书宋仁宗:“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在内宫侍奉亲人,可以行家人礼,现在要与百官同列,跪拜他人,有亏皇帝体统,损坏人主威严,不可为后世效法。”并且上书刘娥,请刘娥还政于宋仁宗。

刘娥、宋仁宗对范仲淹的上书“不报”,没有在朝廷公开,也没给范仲淹回音,不久,将范仲淹赶出朝堂,出任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通判,接着转任陈州(治今河南淮阳)。

更让刘娥没有想到的是,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成了他的荣耀。范仲淹的秘阁同僚和慕名而来的官员为他送行,一起举杯向他致敬:“范君此行,极为荣耀!”

而且,事情还没有完。范仲淹刚刚被贬出京城,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绶上书刘娥:“请太后把军国大事以外的皇权,先还给陛下。”刘娥再将宋绶赶出京城,出任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知府。

但宋绶刚刚离京,不少朝中官员,甚至小小的工部屯田司副职、屯田员外郎刘涣、平民林献可,都连续上书刘娥,要求刘娥还政。

刘娥意志刚强,绝不让步,冬至日到来,还是接受了宋仁宗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自己拜寿,宋仁宗也在给刘娥拜寿之后,才转到天安殿,接受百官的朝拜。

但经过一次次的争斗,刘娥感到了一丝怯意。冬至日过后,他暗中召来宋真宗的妹夫、驸马都尉李遵勗,问李遵勗:“外议如何?”人们在外边怎样议论?李李遵勗沉吟良久,说道:“臣无他闻,但人言天子即冠,太后宜以时还政。”臣没有听到别的,只是说天子成人,太后应该及时“还政”,把治国权力还给皇帝。

古今中外,很多人为实现自己的愿望,不惧失败,更不在意挫折,屡败屡战。刘娥心中似乎总有一个“天子”梦,更为实现这个梦想不断努力。

中国古代自唐玄宗李隆基开始,创造了“诞节之制”,即将皇帝的生日定为举国庆祝的节日,且有“令名”即美好的名称,宋朝建立,朝臣便上表宋太祖,请求把宋太祖的生日定为“长春节”,其后,这一制度延续下来,宋太宗的生日为“乾明节”、宋真宗为“承天节”,宋仁宗即位,他的生日定为“乾元节”。

宋仁宗即位时只有13岁,按照宋真宗的“遗诏”,皇后刘娥升为“皇太后”,“称制,处分军国大事”,经与朝臣协商,刘娥“垂帘听政”,与小皇帝宋仁宗一起上朝,处理朝政。为显示刘娥地位的崇高,当年朝臣把刘娥的生日定为“长宁节”。

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九月,刘娥颁布“懿旨”,“长宁节”“百官赐衣,天下赐宴,皆如乾元节。”将“长宁节”的仪礼升级到与宋仁宗的“乾元节”相同。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冬至日,刘娥在文德殿升朝,接受朝臣的拜贺。升朝之时,有关部门使用了皇帝出行时的仪仗“黄麾仗”,摆设了皇帝升朝时所用悬挂乐器的支架“宫架”,演奏了皇帝在大朝会时“乐师登堂而歌”的文、武“二舞”。

这两个做法相隔三年,都没有朝臣提出异议,为以后刘娥做出更大的行动做了铺垫。

明道二年(1033)二月,朝廷要在太庙举行祭祀皇家列祖列宗的大典。刘娥提出,“吾”要“着天子冠服”,穿戴“衮冕”,到太庙祭祀。

太庙,是皇室的家庙;衮,“衮服”的简称,衮服,古代最尊贵的礼服之一,是皇帝在祭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等重大庆典活动时穿用的礼服;冕,又称“仪天冠”,是古代帝王、诸侯及卿大夫在举行祭祀等大典时所戴的大礼冠,外黑色,里朱红色,冕顶有称为的长方板,前圆后方,谓天圆地方,后高前低,略向前倾,“綖”之前端缀有数串小圆玉,谓之“旒”。冕戴在发髻上,横插玉笄即玉簪,以将冕别在头上,笄的两端有朱红丝带绕至颔下系结,谓之“纮”,结下垂缨,又各垂下一条名叫丝绳,名“紞”,“紞”的下端垂至耳边,各系一黄色绵丸,谓“黈纩”,也可以是玉丸,名“瑱”,因“黈纩”或“瑱”正当两耳,故又名“充耳”“塞耳”。冕在南北朝以前王(皇帝)、诸侯等都可使用,不过有规定,天子(王,皇帝)所用冕十二旒(一说前后各有十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南北朝以后,只有皇帝可以戴冕,因用以专称皇帝的礼冠。

身穿衮服,头戴冕在太庙祭祀皇室的列祖列宗,是皇帝的特权。现在刘娥要这样做,是自认为自己是宋朝的皇帝,还是准备做皇帝?

刘娥的想法,当即遭到朝臣的反对。

时任宰相晏殊引用《周礼》指出:礼制早有规定,太后参加在太庙举行的祭祀祖宗的典礼,应该穿“祎衣”。“祎衣”,是皇后在受册、助祭、参加朝会时所穿的礼服,上衣底色深青,上绣一种体小而羽色鲜艳的鸟“翠翟”图,衣领上有黑白相间的花纹,袖口、衣边用红色的罗为缘饰,腰服大带,带与衣色相同,“蔽膝”即裙子随上衣的颜色,也绘有翠翟图,青袜,鞋加金饰,白玉双佩。

太后虽然在当朝是太后,且垂帘听政,具有无上权威,但正式身份,是宋真宗的皇后,所以不能穿衮衣、戴冕到太庙祭祀皇室的列祖列宗。

参知政事薛奎更直接质问刘娥:“必御此,若何为拜?”“陛下大谒之日,是作汉儿拜?还是女儿拜?”陛下一定要穿戴衮冕,在祭祀的时候,是行男子拜礼,还是行行女子拜礼?!

然而,晏殊、薛奎的反对,都没能阻止刘娥。

二月初三晚上,刘娥在禁宫垂拱殿住宿。

初四,刘娥身穿“祎衣”,头戴在她垂帘听政后为她特制、由隋唐时期皇后所戴的“花树冠”增加九条金龙改制而成的“九龙花钗冠”,乘着皇帝专用的御辇“玉辂”,前往太庙。

到了太庙,刘娥换装,将“祎衣”、“九龙花钗冠”换成衮服、冕,只是去掉了衮服上所绣的虎与蜼(一种体形较大、黄黑色、尾长数尺的猿猴)的图案、冕上系玉的五彩丝绳和十二“旒”中的两条,前后垂珠翠十旒,不佩剑。冠服换好,在近侍引导下,刘娥步入祖殿,亲行祭拜。

按照礼制,皇帝在太庙祭祀祖先,有三项议程,皇帝首先祭拜,称“初献”,然后由一名宰相或其他大臣祭拜,称“亚献”,最后,由一名地位尊崇的皇室宗亲祭拜,称“终献”。祭拜结束后,朝臣为皇帝“上尊号”。

为把自己的祭拜搞得和皇帝相同,刘娥也走了这一流程,自己“初献”,由自己的好姐妹、皇太妃杨氏“亚献”、宋仁宗皇后郭氏“终献”。祭拜仪式结束,刘娥也像皇帝一样,在太庙文德殿接受了群臣上的尊号: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皇太后,宋仁宗与众臣一起,对刘娥“拜贺”。

虽然略打折扣,刘娥终于做成一件皇帝所作之事。


八、一代才后,终归尘土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二月初四,垂帘听政的太后刘娥穿戴皇帝礼服“衮冕”,在皇家祖庙太庙拜祭皇族赵家列祖列宗,终于圆了心中最高远的梦,而且从这天开始,一直身穿衮冕。

然而,谁又能想到,这竟是她人生辉煌滑落的开始,而且滑落得如此之快。

一个多月后,三月二十五,刘娥患病,宋仁宗下诏,征召名医,为刘娥治病,大赦天下。二十九,刘娥在后宫宝慈殿病逝,享年65岁。

而刘娥临终,对自己“着天子冠服”拜谒太庙,似有悔意。在刘娥去世的第二天,宋仁宗在皇仪殿的东间召见宰执大臣,号啕痛哭着对宰执说:“太后病到不能说话,还几次扯自己的衣服,好像有什么想法,这是怎么回事呢?”参知政事薛奎说:“太后的意思在身上穿的‘衮冕’上,太后穿着衮冕,怎么去见先帝?”宋仁宗明白过来,命人为刘娥换上皇后的服装入殓。

但刘娥毕竟是刘娥,在临终之前,她留下“遗诰”:“尊太妃为皇太后,军国大事与太后内中裁处;赐诸军缗钱。”在我死后,要尊我的好姐妹、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军国大事由杨太后与皇帝在后宫裁处,同时赐给军兵赏钱,让他们既怀念我的恩德,又感谢新太后的君临。

但是,刘娥毕竟是去了。也是在她去世的第二天,宋仁宗在宰执大臣面前宣布了刘娥的“遗诰”,命令侍从“閤门使”召集百官到大内内东门祝贺杨太后“荣升”。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蔡齐向御史台监察百官排队的官员使眼色,让他们不要督促排队,自己进入大内,问宰执大臣:“今上年龄够大了,现在才开始亲政,难道还应该使女主相继摄政吗?”集贤校理范仲淹也向宋仁宗进谏: “太后,是皇帝母亲的徽号,自古没有因保育皇帝而代替皇帝的母亲立为太后的。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就要怀疑陛下不可一日没有母后的帮助了。”刘娥让杨淑妃继自己之后继续垂帘听政的想法终被否决。

刘娥“垂帘听政”10年,做了许多“僭越”即超越规格的事,但毕竟没有把“皇帝梦”变成现实,而且对小皇帝宋仁宗保护有加。后人对她有很高评价。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四月十三,司马光向宋仁宗进《上皇太后疏》,称赞她:“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宋史》撰者在《卷二百九十七·列传第五十六》后之“论”说,“当天圣、明道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朝政无大阙失。”近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作者蔡东藩说:“刘氏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刘娥有汉高祖吕后(吕雉)、武则天的才能,没有吕、武二人之恶行恶事。

刘娥


参考资料:《宋史·真宗本纪》《章献明肃皇后传》《李宸妃》《寇准传》《丁谓传》《钱惟演传》《王曾传》《鲁宗道传》《晏殊传》《薛奎传》《张咏传》《程琳传》《范仲淹传》《雷允恭传》《舆服志》,宋·司马光《涑水纪闻》,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张舜民《画墁录》,江休复《邻几杂志》,孔平仲《谈苑》,僧文莹《湘山野录》《续湘山野录》,王明清《挥麈后录》,周煇《清波杂志》,王称《东都事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二》,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三十九》,徐松《宋会要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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