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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4 13:20:55 来源: 浏览:

男程序员患病、失业、遭家人抛弃,心灰意冷,留遗书给陌生女孩

夏日的某一天午后,陈布森坐上了一列去往S市的动车,二等座。一等座与二等座的票价相差三十块钱,他大约已经有两年时间没有坐一等座了。到底是为了节约这几十块钱,还是更喜欢二等座车厢里的那些人与事,陈布森说不上来。

五年了,陈布森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坐车和闲逛中度过的。在他眼里,一座城与另一座城并无区别,都是如风一样的存在,如果把它们统称为S市也并非谬误。起先,他抱着非常明确的目的赶往某个S市,就是为了找到某个人。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这种目的性渐渐淡了。虽然一旦得到一点线索,他还是会启程、寻找,但他内心里非常明白,还是会以失败告终。并且,一切都将归于乌有。他无以填补内心的虚空,或许只能不停地依靠列车奔走,来记住什么,或者忘却什么。

二等座车厢拥挤、喧闹一些,这已经是常识,但今天这节车厢特别嘈杂。陈布森没有座位,他买的是无座票。其实他并没有什么要紧事必须马上赶到S市去,但是他又觉得一刻也不能耽搁,得马上赶到S市,才有一丝希望找到他要寻找的那个人。虽然这希望像蛛网上的蛛丝,蜘蛛一跳下,丝便断了。那个人恰如一阵风,刚刚还存在,可能倏然就吹到了别处。

近来,身体的不适感有加重趋势,也令他有些懒于动身。陈布森拿出一枚一元硬币,玩了个很古老的游戏——将硬币抛起,落下时如果是正面,他就去;反面,不去。硬币在风中旋转,落下,是正面。他便遵循冥冥之中的意愿,即便没有座位,也“站”上了这列动车。

车厢前方和后方分别有一个小男孩在不停地哭闹。一个约摸两岁,吵着要吃巧克力;另一个看起来有五六岁的样子,嚷着要看iPad。他们的父母都不同意孩子的请求,他们便不停地哭闹。身旁的一个中年妇女从上车开始便在打电话,口音浓重,身上的气息也很浓重,却紧紧贴在陈布森身旁,像在借助他的力量使自己站得更稳当一点。

另外几个同样站着的人大概是站累了,便找了个角落,铺张报纸坐下来。陈布森还是挺直腰杆站着,紧紧扶住一根扶手。虽然坐下来会省些力气,但他宁可站着,只有站着才让他感觉更有尊严。虽然此时谈尊严有些可笑,如果别人得知他的情况,他大概早没有尊严可言了吧?

动车驶出两站后,陈布森感觉窗外的景物飞逝得有些慢了,渐渐慢下来的景物却缥缈、模糊起来。一阵眩晕袭来,肠胃绞动,酸水涌上喉咙,陈布森暗觉不妙,紧紧闭着嘴巴,想快走几步到卫生间,却迈不动腿,终究没能阻挡秽物当众夺口而出。令人不愉快的酸腐味立刻在车厢里弥漫开来,令陈布森措手不及。一个大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呕吐在车厢的地面上,实在是件很丢脸的事情。中年妇女被突如其来的“哗哗”声吓了一跳,停止了打电话,扭头看了陈布森一眼,身体立即弹了开去。那几个坐在地上的乘客跺着脚站了起来,拍拍衣服,又拍拍裤腿,确定没有被秽物溅到后,纷纷往另一节车厢迁徙。连那两个哭闹的孩子都被这动静吸引住了,车厢里呈现出一片难得的安静。

这安静令陈布森更加尴尬。他喜欢坐二等座,很大程度上是喜欢车厢里这种拥挤实在的感觉,以及在各个座位间流动的喁喁人声。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理所当然地令陈布森心头惶惶然,一时间,他竟然愣住了。

陈布森看到了一双手,打开一包餐巾纸,抽出一张雪白的纸巾,按到了那一堆秽物上,开始擦起来。呕吐过后的陈布森已经舒畅了一些,看清蹲在地上的是一位年轻姑娘。她剪着齐耳短发,身穿一件鹅黄色的连衣裙,领口和袖口都绣着细碎的十字绣。陈布森连忙蹲下身子说:我来擦,我来擦,你快起来,当心弄脏了裙子。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姑娘手里拿过纸巾包,也抽出一张来,将纸巾摁进污物里。那位姑娘又抽出另一张纸巾,陈布森几乎是吼起来:不要动!脏!姑娘被吓得一哆嗦,退后一步,双手紧扣。车厢里的其他乘客纷纷对陈布森侧目而视,目光里满含鄙夷,那意思很明了——对一个刚刚伸手相助的姑娘这么凶,还是个男人吗?陈布森感觉到自己的失态,语气缓了缓,歉疚地说:真的太脏了,怎么好意思叫你打扫呢!说完,他又伏下身子擦着这堆秽物,姑娘跑开去了。一会儿,列车员提着清洁工具,跟在姑娘身后,朝这节车厢走来。

陈布森和姑娘一前一后地去盥洗室洗手。不知从哪里飘来一阵微风,清凉的、夏天的风,将姑娘像荷叶般的裙裾吹得微微摇摆。姑娘们都会喜欢这种风。但陈布森身子发冷,微风像根根小刺,让他毛孔倒立。从风里走过,浑身空洞洞的。

等他们洗好手回来时,原先的地方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是没有一个人站在这附近,那一堆秽物已经在大家心中落下了阴影。姑娘请陈布森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陈布森摇摇头说,现在感觉好多了,已经没事了。他谢过那姑娘后,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扶着扶手。那姑娘便轻盈地越过外面一个乘客,在中间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侧着脸望向窗外。窗外,是清朗的日光。

当“前方即将到达S市站”的语音响起时,已是傍晚时分,陈布森看到那姑娘也从座位上站起来。他们有了他乡遇故知的默契,相视一笑。

出了车厢,一股慵懒的热气扑面而来,但是已经没有正午的热量,如退潮的海浪一般在沙滩上逶迤着。姑娘拖着一只绘着阿狸的蓝色小行李箱,万向轮在地上轻快地滚动着。陈布森只带了一只随身双肩包,出于礼貌,他问那姑娘:需要我帮你拿行李吗?

“不用呀!”姑娘爽朗地笑起来说,“就一只小箱子,没什么东西,很轻的。”

陈布森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空着双手跟在她后边出了站,问:你怎么走?

我的室友们来接我。拜拜!

姑娘朝陈布森挥挥手,陈布森也朝她挥挥手,往打出租车的地方走去。

这是一场浪漫的邂逅,或者只是一次寻常的偶遇。陈布森在最难堪的时候遇见了这位姑娘,所以绝不愿意动用“艳遇”这个词。

陈布森让出租车司机把他带到了某个广场附近,在那里下了车,漫无目的地逛着。陈布森来S市的目的是明确的,结果却很渺茫,因此,来了之后,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来消磨这无聊的时光。广场上有风,掠过后脑勺,短发楂竖起,脑壳里一阵发紧,似有一本书,其中一页纸将翻未翻地卡在那里。纸上,应该有个模糊的男人的影子。他想努力把这个影子定格下来,却无论如何做不到。那页纸,总是在风中抖动,窸窸窣窣。

左侧裤兜里的手机响起,他不用接也知道,大抵是那些推销甚至诈骗的电话。没有任何熟人知道他现在用的号码,连罗安安都不知道。年初的时候,陈布森路过一家手机店,正有三个店员在门口做促销活动,陈布森便买了一只新手机和一个新号码,预备慢慢地停用原来的旧号码,反正这几年也一直在外面走,与原先的朋友渐渐断了联系。

连陈布森自己都无法给罗安安的身份下个定义,她到底是他的女友,还是前女友?五年前,陈布森挂掉那个令他此后人生骤变的电话后,马上打了个电话给罗安安:晚上一起吃个饭。

罗安安在电话那头愣了好一会儿问:怎么了,有事吗?

罗安安的心思还是挺细密的,陈布森跟平常稍有不同,她便感觉到了。换在平常,陈布森若要请罗安安一起吃饭,都会问:“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那个傍晚,他把前半句省略了,罗安安就感觉到了。没有了前半句,意思也就是:你一定要来。陈布森没有过多地解释什么,罗安安也没有再问,只是在约好的时间点上,到了约定的地点,一家意式餐厅。

那天还是初夏时分,天气却格外闷热,陈布森先到餐厅,坐着等罗安安时,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

你怎么了?罗安安从外面进来,还来不及把包放下便问道。罗安安个子娇小,不算漂亮,口舌也有些木讷。概言之,就是个挺无趣的人。但陈布森就是喜欢这样循规蹈矩的女孩子,在接到那个电话之前,他认为他的生活也会这样一直循规蹈矩地过下去。

没什么,就一起吃个饭,顺便回忆一下旧事。陈布森翻开菜谱说。

罗安安做了个惊讶的表情:旧事?

陈布森和罗安安交往不过将近半年时间,一直如温吞水般不冷不热,从相亲、互发微信到一起喝茶吃饭看电影,就用去了四个月时间。第五个月,他们才开始牵着手逛公园。朋友们都认为陈布森傻到家了,如今社会,不管娶不娶回家,还有哪个男人愿意花这么多时间,来用心与一个女人交往?在众口一词的大环境下,陈布森也曾深深怀疑过,自己到底是身体上哪个功能出了差错?第六个月,他们还在继续牵着手逛公园还是去哪里度假之间徘徊,陈布森居然开始回忆往事了。聪明人都知道,回忆往事往往是事物式微的开始——要么是青春逐渐衰微,要么是人际关系即将败落,陈布森和罗安安显然属于后者。

陈布森叫来服务员,点了个海鲜烩饭套餐给罗安安,他自己则要了一个十四英寸的比萨,灿黄滚圆,像个大月亮搁在桌子上,上面铺满了香肠和层层叠叠的各色酱料。陈布森举起一支明晃晃的大叉子,往比萨上狠狠一刺,饼皮发出了一声松脆的“咔嚓”声。他吊诡地笑了一声,放下叉子,直接用手捏起一块比萨塞进嘴里。

你怎么了?你今天很奇怪。罗安安又问。

安安,我今天特别想跟你回忆一下往事。你记不记得我们交往以来,我有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喝醉的时候有没有做出对你不利的事?我真记不得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真喝醉了酒,做出什么不利于你的事,我是记不得的,只有你记得。

没有。罗安安干脆利落地说,用勺子挑开酥浓奶油蛤蜊汤上的黄色酥皮,一股热气随之冒了出来。

嗯,那么说就是没有了,对吧?那么,我们只是在上个月逛公园的时候牵了下手,对吗?

罗安安脸上闪过一丝难堪的表情,不再说话,低下头喝汤。

安安,那你记不记得,我上次拔了阻生牙的时候,你有没有吃过我碗里的菜?

没有,那天你吃的是青椒炒肉片,这两样我都不喜欢吃。你这是怎么了?罗安安像受了莫大的伤害,想提高声调说话,却无奈她的嗓音就只有那么大。

“我们的事情已经回忆好了。”陈布森说,“你看,我们之间值得回忆的事情真的不多。”

“我明白了。”罗安安推开汤碗站了起来说,“你的意思是,你跟我交往很无趣对吧?你要分手对吗?好,我同意。”说完,罗安安便背起挎包,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陈布森没有起身相送,继续坐着咔嚓咔嚓吃比萨,喝罗安安喝剩下的汤,直到十四英寸的比萨外加一碗汤都落进了他的肚子,才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像个醉汉一样走了出去。其实他来之前,就已经仔细地回忆过了跟罗安安交往的细枝末节,现在又跟罗安安本人核对了一遍,他才感觉一块石头已经落地了,踏踏实实地回到家蒙头大睡。

陈布森以为罗安安就此恨透了他,真的像她表现出来的那样干脆利落,不再理他了。没想到,当天晚上,罗安安就打了十几个电话来,一边哭一边说,她会改,她会努力改,她会改得更好,如果他要她穿高跟鞋她就穿起来,要她穿包臀裙她就去买,要她发嗲她就学着发嗲,总之会痛改前非,满足他一切的要求。

罗安安一边哭诉,陈布森一边拒绝:我不喜欢女人穿高跟鞋,我不喜欢女人穿包臀裙,我不喜欢女人发嗲。

那你喜欢什么?罗安安抽泣着问。

我不喜欢你。

电话里传来忙音。陈布森胃里涌上了一阵恶心感,跑到卫生间哗哗呕吐起来。剧烈的呕吐令他一度怀疑晚餐时喝的那碗汤,到底是蛤蜊汤还是一碗烈酒。吐过后,他回到床上继续睡觉。一会儿,恶心的感觉又上来了,他又跑去卫生间。就这样一夜折腾到天亮,陈布森已经像根隔夜的油条一般浑身发软。

自此以后,陈布森的睡眠质量就变得很差,夜晚到了他这里,经常性地断断续续。每次他睡意正浓时,却像有一阵电话铃声诡异地响起,他在惊悚中醒来,摸过手机一看,却没有任何来电。即使他把手机打在静音上,或者干脆关了手机睡觉,还是会如此。

陈布森认为自己已经与罗安安摊牌了,该说的都说了,该拒绝的也拒绝了,但罗安安还是会每天早上八点发一条短信给他,短信内容一如她的性格般平淡无奇,问的无非都是:吃早餐了吗?昨晚睡得好吗?天冷了,添秋衣了吗?冬天了,记得多盖条被子。罗安安曾在短信里说过,这既是问候,也是闹钟,是催陈布森起床上班的闹钟。他们正在交往的时候,陈布森要是前一晚写程序写晚了,第二天就会赖床。罗安安就每天打一个电话给他,响三声就挂断,算是提醒他起床。这么多年来,她把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只不过“叫早”方式从电话改成了短信而已。

陈布森已经把偌大的广场转了三圈,腿有些发酸。暮色渐渐合下来了,热气一层一层从城市上空剥离,微凉的风从各个角落里汇集,波浪般缓缓漾过来。在薄暮的风中,一切都看不真切。

从广场出来时,陈布森看到一个面容憔悴、浑身肮脏的中年男人站在广场的入口处,胸前挂着一张海报,上面印着一个小男孩的照片,写着几个大字:宝贝回家,寻子五年。下面是很多介绍孩子情况和自己艰辛寻子的文字。过往的路人都停下脚步,读着海报上的字,有些用怀疑的目光看看中年男人,加快脚步走开了;有些同情地摇摇头,叹息一声,也散去了。

五年,也是五年。陈布森在离开之前,掏出口袋里的一千元钱,递给了中年男人说:老兄,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继续找下去。中年男人下垂的眼角涌出了泪花,陈布森加快脚步,离开了这个跟他一样悲凄的男人。

陈布森在广场边上的一家便捷酒店订了个单人房。

进入房间后,陈布森先是开窗通风,接着马上开始做清洁工作——打开双肩包,拿出随身携带的床单被套枕巾以及口杯牙具毛巾一一铺好、摆好,然后烧一壶开水,冲烫洗脸盆,最后打开一张一次性马桶坐便纸,将马桶圈包得严严实实。做完这一切准备工作,他才安心地躺了下来,双手枕在脑后,身体渐渐地沉静下去。只有思绪还像坐在列车上飞驰,掠过一座座稀疏的房屋以及天际一朵朵云彩。

第二天早上八点,陈布森塞在右边裤袋里的手机响起一声鸟鸣。他知道,是久未谋面的罗安安在唤他起床。现在,这只手机响起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了,只有罗安安执着地每天问候他一声。他到底是该感动呢,还是该后悔跟她提分手?都说女孩子的青春伤不起,在当地,一般来说女孩到了二十五六岁,是谈婚论嫁的黄金时期,也是关键时期,如果错过这个时期,就等于跨入了大龄青年的行列,用老一辈人的话来讲,就是黄鱼卖过了正午——只能贱卖了。陈布森回想了一下,罗安安认识他的时候刚好二十四岁,那么今年该是二十九岁了。不知道她家里到底有没有逼婚催嫁,或者她已经嫁人了,只不过习惯性地每天发一个短信给他而已?

罗安安一定知道陈布森早已不在原来的那家IT公司上班了,但她会认为陈布森是在某家她不知道名字的公司里上班,因为他曾是一名很有灵感的软件工程师。她也许意料不到,陈布森近几年并没有去上班,而是一直坐着列车奔跑,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但陈布森还是非常开心收到罗安安的短信,虽然他看过就删除,没有回复一条,也没有留下一条。他之所以没有马上把原来的号码停机,这是唯一的理由。装着旧号码的手机硬邦邦地塞在右边的裤兜里,令他很有安全感。

昨晚睡得并不好,当然,睡眠不好是老毛病了。在朦朦胧胧间,他听到好几声纸片擦着水泥地面飞进来的声音。早上起床一看,果然地面上躺着好几张小卡片。不用看,陈布森也知道上面写着什么。近几年来,陈布森每逢出去都住便捷酒店,每晚上这几声细微的“嗖嗖”声是免不了的,像异物刺激鼻子一般令人痒痒。当然,陈布森即使睡眠质量再不好,也不会起床查看这些卡片,第二天也不会看,直接就丢进垃圾筒了。

洗漱完毕,陈布森下楼去肯德基吃早餐,要了一份鸡肉卷和皮蛋瘦肉粥,点过餐后,他迅速从双肩包里拿出一个盖碗,让服务员把粥装在这个碗里。服务员起先面露难色,后来看看陈布森坚决的目光,终于将碗接了过去。

陈布森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打开双肩包,拿出一副餐具——筷子、调羹和叉子。他先用叉子在鸡肉卷上刺一下,拔出来,然后在粥里也刺几下,再搁到一边。那样子,跟旧时皇帝用膳前,太监用银针给饭菜验毒一样。自从那天跟罗安安吃最后的晚餐时,陈布森拿叉子刺了比萨之后,便把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做完这个动作,他才一手捏着鸡肉卷,一边持调羹,一口一口,飞快地将粥和鸡肉卷吞下肚子。等东西都吃完,整理好餐具,放进背包里,这一餐才算结束。

每一次,陈布森换一个新地方时,只要他待上几天,宾馆和附近小餐馆的服务员都会对他印象深刻。混熟了之后,还经常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你是不是得了传说中的洁癖症啊?在他们眼里,陈布森体型清瘦、服装整洁,到哪都尽量用自己的随身物品,这一切都符合洁癖症的特征。

陈布森也装作认真地想了想,点点头承认了。

听说有洁癖的人不喜欢跟女人做那事,觉得很脏。那你有女朋友吗?又有人大着胆子揶揄道。

陈布森摇摇头说,没有。

大家哄然一声笑。在这样不怀好意的笑声中,陈布森很落寞地走开了。

也有人说陈布森这种表现不是洁癖,跟洁癖没什么关系,而是心理有问题。用叉子吃固体食物还能理解,用叉子去刺粥、刺牛奶,这不是有毛病是什么?

现在,陈布森早已经习惯了这些或同情或取笑的目光。他很淡定地吃过早餐,外面的阳光有点耀眼了,想着出去也没有什么事,他便在店堂里多坐了一会儿,看了一下手机新闻。看完新闻,他又觉得老坐着也不是个事,便在服务员意味深长的注视下踱出店来。

他漫无目的地踱着步,不知不觉踱到广场上。

“先生,请您关注一下艾滋病防治知识!”伴随着这句清脆的女声,一份宣传资料递到了他面前。陈布森感觉脑门被什么碰了一下,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倾斜。他将手伸向双肩包,想掏出什么东西来,但又抽了回来,他看到站在他眼前的,正是在动车上认识的那个姑娘。她穿着一件粉色的护士服,披着红色的志愿者马甲,印着几个黄色大字: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别在她胸口的红丝带像一簇火焰,刺痛了陈布森的眼睛。

再次相遇让他们都相信这是缘分。姑娘说,在生命中,有些人就是要相遇的,有些事就是要发生的。他们简单交流了一下个人信息,陈布森得知她叫吴小桐,是S市一所护理学院的大四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次她是和同学们一起在这里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陈布森告诉吴小桐,他是IT公司写代码的。由于那天说了太多的话,很多内容显得漶漫不清,他已经记不得,他到底有没有表明那是“曾经”的事情了。

陈布森没有接下那份宣传资料。他说自己懂得很多防治艾滋病的知识,肯定比这份资料上写的更加全面,就没有必要浪费纸张了。这份资料,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吧。

吴小桐撇撇嘴说:那我考考你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回答完全正确才给分,漏答一个不给分。

陈布森阴郁的脸上勉强现出一丝笑容,问吴小桐道:那你先回答我,你为什么要来做志愿者?

陈布森以为吴小桐会拿献爱心、参与社会实践、关注民生之类的标准答案来交差,没想到她脸上漫过一层很重的忧虑,停滞了片刻说:我们去找张椅子坐一下。他们坐在一张长椅的两头,刚好坐在一大蓬树荫底下。

去年下半年,吴小桐去一家医院实习,在注射室为病人打针,原本做得挺开心的,还得到了医院护理部主任的夸奖,真正体会到了当白衣天使的感觉。但是有一天,在快下班时,吴小桐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指不知什么时候被针头扎破了,而当天她经手的就有一个是艾滋病人。

听吴小桐说到这里,陈布森陡然感觉自己的左手一疼,像有一块玻璃狠狠地嵌进了他的手指,鲜血汩汩而出。他用右手心捂住了左手背。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吴小桐问。

哦,没什么,听你说手指被扎了,我就想到了鲜血。我,说来不怕你笑话,我晕血。

瞧你那么高的一个人,还晕血呢。但我刚才只是描述了一下当时的情景,又没有真的流血呀。吴小桐侧着头,看着陈布森的眼睛。

那是臆想晕血吧。陈布森说。

那个瞬间真是天旋地转,去死的心都有了。吴小桐回忆起当初的情景,还是掩饰不住满脸恐慌。陈布森也听到了一个响雷打在头上的声音,他抬起头看看天,太阳正艳。他知道自己又出现了幻觉,近段时间,他经常会听到一些原本并不存在的声响。他拍拍吴小桐的手说:HIV职业暴露,当事单位应该马上有应急处置措施吧?

吴小桐惊讶地看着陈布森:你说得很专业,我现在相信你懂得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了。

吴小桐实习的医院非常重视,第一时间就把预防性用药送到她嘴边。吴小桐回忆起当初服用抗病毒药物进行干预性治疗时,产生的口唇起疱疹、脱皮、浑身燥热等等副反应,还是痛苦不已。但她说,最痛苦的还不是肉体上的病痛,而是内心的折磨。这一年来,吴小桐寝食无味、坐立不安,生怕第二天一睁开眼睛就成了艾滋病人,以致整夜整夜地不敢入睡,那种感觉就像一把钝刀在心上慢慢割着。幸好,一直到第十二个月,吴小桐的血样检测HIV抗体仍为阴性,可以排除职业暴露后HIV感染。

最后一次结果就是昨天出来的,我们在动车上碰到的,我就是回实习的医院拿报告单的。虽然之前医院领导已经打电话把结果告诉我了,但只有把那张化验单捧在手里,才真正感觉到踏实啊!那感觉,那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是套在身上的紧箍咒一下子脱掉了那般爽快。吴小桐说着,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朗朗悦耳。

有一口笨钟在陈布森耳畔敲。第四周,第八周,第十二周,第六个月,第十二个月……吴小桐曾经掐着时间,一周一周过日子,陈布森现在也是数算着时间,一天一天甚至一小时一小时地过日子。他深知这种日子痛苦难熬,因此竭力装作非常认真地在倾听,不时点点头表示理解或赞同。

我捧着化验单看了又看,生怕看花眼了。看完之后,我掏出所有的零花钱,请同学们大吃大喝了一顿,把那个小饭店的菜都吃光了,服务员看得目瞪口呆。吴小桐说完,又兀自哈哈地笑了一阵。

“所以,今天你就来做志愿者了,对吧?”陈布森微笑着说,“这真的很有纪念意义。”

是的,我以后会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吴小桐又咧开嘴想笑,终于忍住了,只露出一排细小的门牙。

年轻真好,陈布森冒出了这句话。虽然陈布森眼下正值最好的年岁,但他近来对“年轻”“年老”有了个新的定义——应该按人生一卷的终结倒计时来确定年轻或年老,更合适吧?

吴小桐说,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认识了陈布森,真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加个微信?吴小桐晃晃手机。

陈布森说:我来S市出差,只待一周就回去了。

只是加个微信,又不是叫你做我男朋友,难道你还想天长地久?

陈布森犹豫了片刻,从左边裤袋里掏出那只新手机,打开微信二维码,让吴小桐扫一扫。吴小桐扫完、添加之后,收起手机说:我去找同学们了,我们今天要把这些宣传资料都发完才回学校。说完,她踩着地上斑驳的树影,像小孩子玩跳格子游戏一般,欢快地走远了。

陈布森也起身回酒店。吴小桐有毕业手续要办,有工作要做,还有美好的未来要奔,而陈布森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想做,便趁着日上中天之前,回到酒店躺着。他在酒店前台订了七天的房,在这七天里,他准备像往常一样,躺一会儿,出去逛一会儿,再躺一会儿,再出去逛一会儿。至于七天之后去哪里,去做什么,接下来再做打算。

如果长年累月在同一个地方待着,肯定会有很多人对陈布森产生好奇之心——年纪轻轻,每天就这样躺一会儿、逛一会儿,靠什么吃饭?他们可能还会以此作为反面教材,教训自己的儿女,好吃懒做,以后有得苦头吃!喏,就像这个陈布森一样,天天吃吃逛逛,连精神头都没了,这是活生生的例子。

只有这样经常在不同的地方漂着,才不会有这些猎奇的目光。这大概也是陈布森近几年一直在外面“漂”的原因。

无所事事的人是没有重心的人,过的是一种头重脚轻的生活,陈布森就是如此。不知道是身体原因,还是心理作用,他经常感觉自己双腿发虚,站立不稳。

吃、逛、躺着或睡觉,陈布森终于把日子“漂”到了来S市的第三天。

早上八点,陈布森正靠在床上似睡非睡,左右口袋里的手机居然同时响起。右口袋里的手机铃声是鸟鸣,左口袋里的手机铃声是一声马嘶。天马行空,这是陈布森特意设置的。陈布森思索片刻,还是先掏出右边的手机,罗安安依惯例问候他:起床了吗?陈布森把短信删除了,重新将手机塞进裤袋。他又拿出左边裤袋里的手机,吴小桐发了一条微信给他:上午十点,有空在上次遇见的那个广场见面吗?跟你谈件事。

广场是陈布森每天必逛之处,在广场上跟吴小桐见个面只是件顺带的事,他便回复道:好。

不到九点,陈布森就在广场上逛了,他反正没有事情可做。十点,吴小桐来了,神神秘秘地问陈布森:你出差的事情都办好了吗?

好了,过几天我就回去了。

这么说,你这几天都有空喽?可不可以借用你几天,和我们一起演个情景剧?

陈布森说:演戏?不行,这个我不内行。

吴小桐告诉陈布森,确切来说不是演戏,是她们学校毕业汇演,她们班级想演个有关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情景剧,需要一位男主角。大家都知道的,护理学院本身就没有几个男生,吴小桐她们班级更是连一个男生都没有,只能请个外援了。吴小桐是这个情景剧的女主角,男主角就由吴小桐自己找,吴小桐就想到了陈布森。

陈布森还是面露难色:你还是问一下你在S市的其他同学朋友吧?我是真的没有表演天分。

吴小桐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要不是看在你懂一些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分上,你想跟我演戏我还不同意呢!走吧,去我们学校礼堂,我的同学都在等你了。说完,吴小桐伸手叫了辆出租车,把陈布森推进车,自己也坐了进来,叫司机往她的学校开去。

到了学校礼堂,吴小桐的同学们都好奇地围了过来,上下打量着陈布森。一个个子高大、吴小桐介绍说是她们班长的女孩子,还考了陈布森几个跟主题相关的问题,见陈布森对答如流,才点点头表示面试通过了。

陈布森也抢在正式确立合作关系之前,问了吴小桐她们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排练这个情景剧?这一群刚刚还叽叽喳喳的女孩子都沉默下来,班长抹了一下眼角,吼道:叫你来演个角色而已,要演就演,不演拉倒,哪来这么多废话?

吴小桐把陈布森带到礼堂角落里,叹了一口气说:你别怪班长说话太重,我们是心里难过。我们之前有个同学,人很善良,长得也很漂亮,交了个新加坡富商男友。交往了一年多时间后,她男友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联系。我同学打听了好久,才得知他得艾滋病死了。我同学非常恐惧,一查,自己也染上了艾滋病。她万念俱灰,留了封遗书,说死不可惧,但实在接受不了这种死法,然后就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

你那同学后来怎样了?

后来被室友及时发现,送医抢救,人是救过来了,但休学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她父母都几乎要疯掉了。

陈布森长吁一口气,郑重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之后的几天里,陈布森终于找到了事情做。他每天九点就赶到吴小桐学校的礼堂排练情景剧,中午由吴小桐班级管饭,他们一起坐在礼堂的台阶上吃盒饭。陈布森吃饭速度很快,总是第一个吃完,吃得一点不剩,然后盖上盖子,轻轻地丢进垃圾筒里。而那几个女孩子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聊天,还互相吃对方饭盒里的菜。有一次,一个女生还准备将筷子伸到陈布森的饭盒里来夹菜吃,陈布森很是反感,后来分到盒饭就远远地一个人坐着吃。有一回,吴小桐想看看陈布森饭盒里装的是什么菜,她端着盒饭坐到陈布森身边,却发现他饭盒里已经空空如也。吴小桐一愣,问:一个盒饭够不够,要再加一个吗?你这么瘦,得多吃点,你这身材要是给我们女生就好了,省得减肥。

陈布森苦笑了一下说:我只是习惯性吃得快、不长肉而已,显得我像是来你们这儿混饭吃的一样。

吴小桐扑哧一笑。

陈布森虽然没有医学背景,但他对艾滋病防治知识了解比较全面,而且他本身的表演天分也不错,排练进行得很顺利。前台服务员见陈布森这几天都早出晚归,有些诧异,小心翼翼地问:你找到工作了?陈布森回答说,是呀,在一个剧组里跑龙套,中午管盒饭。

排练进行到第五天,他们一直合作默契。但就在情景剧接近尾声时,他们却出了点分歧。在“消除偏见与歧视”一章中,按照剧本要求,陈布森要和吴小桐表演握手、拥抱等几个情节,来表明正常的社交活动不会感染艾滋病。陈布森皱了皱眉,说自己没有与陌生人握手、拥抱的习惯,再说这个环节也未必一定要由男女主角来完成,可以换成女主角跟其他女配角来演。吴小桐的班长一听急了,说那这个情景剧演起来还有什么意思啊。我们这是在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又不是在宣扬同性恋!

吴小桐一阵愕然,脸色涨得绯红,问陈布森:我们认识这么久了,算是陌生人吗?

几个女生围上来大声说:就算是陌生人,人家女生都愿意,你一个大男人,扭扭捏捏的算什么?

陈布森无言以对,以一种决绝的姿势逃离了礼堂。阳光一无阻滞地从天空奔腾下来,直泻到陈布森的眉际,汗珠从他额头密密麻麻地渗出来。打车回到酒店,陈布森就直奔房间,将空调开到最低。空调压缩机嗡嗡地响起来,一团白气挟带着冷风从出风口涌出来,他这才感觉稍稍舒服了一点。在这样一阵直逼心窝的凉意里,陈布森睡着了。

这一夜睡得特别沉,第二天,当陈布森被两只手机一前一后的铃声唤醒时,他发觉麻烦事情来了。陈布森有个极不好的习惯——哪个夜晚睡得特别沉,往往就是感冒要来的前兆。这一次也一样,他感冒了,鼻塞流涕,看什么都是模糊的叠影。他掏出右边裤袋里的手机,发现居然躺着两条信息。一条是罗安安的,信息有点长,他只看了前面的,照例是一些问候的话语,他没有点开看接下去的内容,就将信息删了。另一条,是公司高管发来的,只有几个字:你做的软件出了点问题,速回公司一趟。陈布森也将信息删了。

陈布森又掏出左边裤袋里的手机,吴小桐给他发了很长的一条微信。陈布森努力地举着手机,终于看清了密密麻麻的字。吴小桐在微信中道歉,说应该尊重他的意愿,她已经说服了班长,情景剧最后一幕就换成她跟另一位女生演了。陈布森费了很大力气,才在手机上打出几行字:我感冒了,得休息一阵子,连情景剧的前几幕也无法演了,你们换人吧,耽误了你们的汇演,非常非常地抱歉。

生病加上内疚,陈布森的手指移动得很艰难,又一阵虚汗从后背冒出来,将他的睡衣都洇湿了,潮腻腻地粘在身上。陈布森打开淋浴龙头,裸身站在水流中,水珠沾在灰白的皮肤上,像无数只虫子粘在身上。这时,陈布森发觉自己似乎又瘦了一点。这几年虽然一直漂泊不定,但陈布森对饮食还是讲究的,一日三餐尽量定时定量,热量补充足够,但人还是不可遏止地消瘦下去。陈布森很悲哀。

手机沉默了很久,陈布森想象,吴小桐一定在摔东西,大发脾气,年轻女孩碰到烦心事时都喜欢这样。没想到吴小桐回复说,临时换演员没关系,反正这几天排练下来,同学们对剧情都了解了,只要大家重新调整一下角色就可以。陈布森稍稍心安了一点,跟吴小桐开玩笑道:我吃了你们五个盒饭,这账怎么算呢?

手机又沉默了一会儿,吴小桐居然打了电话过来,让陈布森大为意外。吴小桐嗔怪陈布森道:你还有心思开玩笑!该不是你昨天冒着大太阳从礼堂跑出去,然后吹了空调,一热一冷,才感冒的?

陈布森不承认也不否认,在心里说,这样讲话像个老妈子。

吴小桐说要来看望陈布森,陈布森无论如何不同意,他认为女人生病楚楚可怜,男人生病面目可憎。但吴小桐却不知怎么的就到了他所住的宾馆,敲响了房间的门。陈布森怎么也回想不起来,到底何时泄漏了自己的住处。但眼下要面对的问题是,吴小桐已经在门口了。

门开到一半,门外是走廊里射进来的光束,门后是晦暗的阴影。一明一暗如刀割般分明,吴小桐就站在这半明半暗的光线里,脸上亦是一半明一半暗。陈布森穿着睡衣,趿着拖鞋,头发凌乱,看起来比前一天苍老了三岁。

房门一关上,一男一女站在房间里便有了些尴尬。还是在广场上见面来得自然。陈布森赶紧去拉开窗帘,打开窗户,窗外的热浪和微风涌了进来。

我这是重感冒,你得离我远一些,站到窗口去,那里空气流通些。陈布森像交警一样指挥吴小桐在窗口通风处站好,从双肩包里拿出一只一次性口罩,举在空中,却不知道该给自己戴,还是给吴小桐戴。想了想,他还是展开口罩,罩在了自己的鼻子和嘴巴上。

吴小桐嘻嘻笑起来,指着放在桌上的餐盒说:我给你带了馄饨。

陈布森不想矫情地说自己回忆起了母亲做的馄饨,念起了儿时的味道,眼下,他就想吃一碗馄饨。他真的饿了,隔着口罩都能闻到馄饨的香味,看来他的嗅觉还没有坏掉。陈布森又从双肩包里拿出一只全新的口罩,说委屈吴小桐先戴上,免得把感冒病毒传染给她。说到这里,他说:咱们再顺便玩个小游戏,你看窗外,能看清对面楼上的那个红点是什么吗?

吴小桐果然非常认真地望向窗外,陈布森趁机拿出叉子,对着馄饨刺了几下。吴小桐看了好久,始终没有发现什么红点,只能郁闷地转过头来说,看不到呢!

哦,看不到就算了。陈布森对那个红点显然没有兴趣,埋着头,捧着碗,吃得稀里呼噜。

吃饱后,陈布森松弛皮肤上的沟壑看起来浅了一点,他擦擦嘴,对吴小桐说:我要回去一趟。

吴小桐一点也不意外,陈布森是来S市出差的,回去是迟早的事。但是,你感冒这么重,能坐车吗?是不是再待几天,等感冒好点再走?她问道。

陈布森说时间到了,该回去了,他还撑得住。以后应该会再来S市吧?如果再来,就联系吴小桐。

吴小桐点点头,想帮陈布森一起整理行李。陈布森拒绝了,说别人放的东西,他会找不到。他仍旧让吴小桐待在窗口,自己动手收拾起来。陈布森的行李铺开来很多、很大,但整理起来也不过是一只随身双肩包的分量。

这是什么?吴小桐问。

只不过是一幅画,是陈布森前几天没事的时候,随手画画的。那天,他看了广场上寻子男人胸前挂着的照片,回来就开始画这幅画了。画的似乎是一个男人,但是很模糊,整个人都像裹在一阵狂风里。陈布森想把他画得清晰一点,却怎么也做不到,脑子里剩下的,就只有这么一点记忆。一把大叉子正对着那束似风又似头发的物体,要落下去。

酒店桌子上,正有一把这样的叉子。

陈布森让吴小桐先走,吴小桐不同意,一定让陈布森先走。陈布森在总台结账时,总台的小伙子暧昧地看着他笑,趁着打印机吱吱打印发票的空隙,悄悄问陈布森:那是你女朋友吧?他咧开嘴,发出一声令人费解的“哈!”

陈布森未置可否。

吴小桐也下楼来了,让陈布森站着别动,拉开陈布森背在背后的双肩包拉链,将一样东西塞进去,悄悄在他耳边嘱咐道,酒精就放在内侧右边的小兜里,别忘了。总台小伙子一直盯着吴小桐看,直到陈布森拿眼睛瞪他,他才将目光收回,装模作样地低下了头。

陈布森没有和吴小桐告别,更没有跟她一起走出酒店的大门,他从来没有在酒店门口跟女性告别的习惯。在吴小桐的注视下,陈布森独自一人背着包,坐上了去往动车站的出租车。

陈布森其实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跟罗安安分手后,他就从父母家搬出来,在城乡结合地带租了套一室一厅住。房子原先是一套大商品房,房东把它隔成了两套一室一厅,分别租给了两户房客。房租不是很高,房东是个黑胖的中年男子,态度很和善,对陈布森说,他不图几个钱,就喜欢把房子租给像陈布森这样长得清爽、看起来有档次的人。陈布森不知道该对房东的评价作何表情,只得尴尬地笑笑。

陈布森在楼下绿化带旁边碰到房东,房东正把一卷陈旧的地毯和一个破箱子扔进垃圾筒。房东看到陈布森回来了,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怎么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你啦!陈布森对他点点头说,是啊,近来有点事出差去了。陈布森曾无意间听到房东跟村民聊天,说房子就租给陈布森这样的房客最好,单身,又大部分时间不在,这房租收得舒心。

陈布森坐电梯上到十二楼,看到住他旁边的房客正站在门口大声打电话,粗声说,要么他马上搬走,让房东把房租退还给他;要么以后对面的房门、窗户都不许打开,真是晦气死了。对面的房子也是这个房东的,也隔成了两套一室一厅。陈布森听到楼梯上传来了房东唯唯诺诺的声音,以及爬楼梯时发出的喘气声。也只有房东舍不得坐电梯,每天爬几百级楼梯去巡视他的出租房。

陈布森问隔壁邻居:怎么了?

邻居嚷嚷道:你这段时间不在,还不知道吧?住我们对面的那个男的,听说是个同性恋,怪不得我经常看到他跟一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男人一起进进出出。有一次,他给那个男的开门,我还看到他穿着大红色的女式内裤。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了,原来真的是同性恋。

陈布森问:现在呢,搬走了?

是的。

那你生什么气?

邻居把嘴凑到陈布森耳边说:男男同性恋最可怕了,谁知道会不会有艾滋病?从这个房间里出来的空气,都带着病毒吧?我这一想,心里就发毛啊!

房东喘着粗气爬上了十二楼,先对陈布森的邻居挤挤眼睛,又赔着笑脸对陈布森说:你出差辛苦了,快回房休息吧!陈布森也真的感觉自己累了,不想再跟邻居和房东说话,就进房去了。

陈布森其实是极不愿意去医院看病的,他在床上躺了几天,想等自己的免疫系统打败感冒病毒。但感冒始终无法自愈,陈布森只得起身去医院,去呼吸内科看感冒。分诊台护士听陈布森陈述完自己的症状,立刻塞给他一支体温计,让他先量体温。陈布森知道是那个叫H7N9的病毒引起了大家的恐慌,对护士说,出门前已经量过体温了,三十七点八摄氏度,只是低烧而已,这个体温已经持续了挺长一段时间。护士又问他流行病史,得知他没有禽类接触史,才迟疑地说:先看呼吸内科,要是医生让你转感染科看,你就到后面那幢小楼里看。

感染科,一个令人望名生畏的名字。其实,感染科的那幢小楼特别漂亮,围着漆成绿色的铁栅栏,大簇大簇的凌宵花从栅栏里伸出来,热情蓬勃。但是从感染科出来的患者或者陪同的家属,脸上大多没有什么笑意。病情的迁延不愈,实在是件令人厌恶的事情。就连从感染科楼前经过的路人,也多是行色匆匆,侧目而过。

接诊医生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当陈布森跟他说自己得了感冒时,他拿出压舌板压住了陈布森的舌头,看看陈布森的喉咙说,有点红,不过还可以。他又拿听筒听听陈布森的心肺,说,好的。陈布森看不到自己发红的喉咙,但听到医生这样说,心里很宽慰,终于可以不用去感染科看病了。他以前在感染科看过病,从里面出来时,明显感觉路人射过来的眼神有些异样。

医生有点不以为然地笑起来,年轻人嘛,感冒了也不一定要吃药,多喝水就行了。陈布森说,不,感冒很严重,好久了都没好,开点药吃吧。医生仔细盯着陈布森看了看,问:之前的病历有没有?陈布森说没有。医生若有所思,敲敲键盘,开出一大堆化验单、胸片单,让陈布森先去做些检查。

陈布森在窗口排队结账,脑子里在盘算大概需要多少钱。突然队伍骚乱起来,他前后左右的人都跑光了,呼啦啦堆到了其他窗口。他正诧异间,后面一个白色的庞然大物走了上来,直接走到前面,递了个就诊卡过去交费。那庞然大物戴着一次性医用帽子、一次性口罩,架着一副大眼镜,穿着一次性手术衣,双手戴着乳胶手套,浑身上下没有一寸肌肤露在外面,像套在一个巨大的一次性袋子里。看那人的身高和走路的样子,陈布森判断应该是个女人。在这样的盛夏,这个女人打扮成这副模样,陈布森想起了每次用叉子刺破食物时的快感,竟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如果用叉子刺一下她裹着的一次性装备,是不是会喷出汗水来呢?陈布森知道这个想法很污,但他确实是这样想了。

及至这个女人离开后,队伍又骚动起来,大家都在纷纷议论这个女人的来头。陈布森听明白了,这个女人的老公得艾滋病十年了,今天来医院看病时,因不堪疾病的折磨,竟趁妻子不注意,从医院最高的楼顶跳了下来。现在人还趴在地上呢,他掉下来时,砸了下面一个雨棚,雨棚上刚好有块玻璃,现场真是鲜血和玻璃飞溅,惨不忍睹,不信你们去看。队伍中有个小伙子说。当然,大家都信了,因为谁也不愿意去看现场。

鲜血,玻璃,鲜血与玻璃飞溅。陈布森不敢再去想像这些场面,眩晕的感觉又上来了。眼前经常出现幻象是件很可怕的事,也看过好几位医生,有的医生说是感觉神经末梢病变,有的医生说是反应性精神紊乱。不管怎样,医生给出的结论是相同的——药物充其量只能缓解这种症状,不要再差下去就是万幸了。

医生的话犹在耳边嗡嗡响着,在周围的喧闹声中,陈布森看到一辆卡车越过分隔线,呼啸着向他们的商务车冲过来。两车瞬间相撞在一起,电光石火,车窗玻璃哗啦啦碎裂、飞溅……碎玻璃排山倒海般砸在驾驶员身上,后座上的两个男人在锐声尖叫,陈布森没有慌张,镇定地掏出毛巾来,捂在了驾驶员正在喷射鲜血的伤口上……

痛,尖锐的痛感袭来,一块碎成三个尖角的玻璃像叉子般扎在了陈布森手上。司机像条血泥鳅一样平躺在救护车里,被送往医院抢救。陈布森也是伤员,但他觉得挤救护车去看手上的小伤口实在不合时宜。那时候,陈布森是个健壮的小伙子,会打篮球,能跑全马,还拿了全市第八名。这个小伤口对他来说,跟被蚊子叮了一口一样,完全算不得什么事。

喂,在说你呢,快上去!陈布森一惊,手上的痛感消失了,是排在他后头的一个人等不及了,推了推陈布森的手。陈布森双腿发软,浑身虚汗,没有力气上前一步,只得退到了一边,对后面的人说:你们先。

抽血、拍片、验痰,陈布森几乎把医院的门诊大楼都走遍了,才拿到一小堆条形码小票,下午或明天,他要凭这些小票来医院取回一大堆报告单。医生开了一盒感冒片给陈布森,嘱咐他,等所有结果出来了,一定要再来复诊。

从医院出来,陈布森直接去了趟公司。其实,就算公司不召唤他,他也要回来一趟的。近半年来,他积了好些医药费发票要报销。陈布森每“漂”到一个地方,都会顺便去当地的医院看一下病,买一些必需药品。他已经多年没有在本地的医院看过病了,生病之前不需要看,生病之后就不在本地看了。昨晚,他粗略算了算,发票金额加起来足有四万多,报过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初,公司就说好全额给他报销的。

公司的实木大门高大气派,陈布森轻轻一推,舒适的冷气便冒了出来。但陈布森正浑身濡湿,被冷气一吹,不禁毛孔倒竖。很少有公司采用实木做大门,在这整条商业街上,唯有这一家IT公司门口矗立着两大块光滑坚固的鸡翅木。自从公司正副两位老总亲历了那场车祸,都不约而同地对玻璃产生了恐惧感。他们平安回来后,在拍拍胸脯庆幸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余,立马叫来了装潢公司,测量尺寸,卸下玻璃门,安上实木门。

在公司里坐班的人没几个,大部分人都出去跑业务或者蹲家里写代码了。前台接待员是新来的,彬彬有礼地跟陈布森打招呼。陈布森对她点了点头,直奔老总办公室。在走廊里碰到了一个旧同事,她满脸惊愕地看看陈布森,脸上霎时浮满黑线,低下头,沿着墙根飞快地走开了。陈布森面无表情,径直走进了老总办公室,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老总欠了欠身子表示欢迎,屁股重新坐下时,借势将自己的椅子往后挪了十几厘米。陈布森对这个动作隐含的意义心知肚明,也非常识趣地将双手交叉放在自己的大腿上。

老总的目光始终停留在某个不可知之处,他作了一番努力,嘴唇动了动,终于开口说话了。陈布森写的那个预约叫号软件近来老是出问题,公司找另外的工程师修改了几次,始终有些bug无法解决。无奈,公司决定召回这个软件,为已经在使用的五家单位换上一款类似的软件。老总叫陈布森来,就是为解决这个事。

陈布森这几年一直没有正式在上班,但每个月还是能拿到基本工资,就是因为他当初写了这款软件,公司将它卖给了五家单位,拿了几笔可观的费用。出车祸那天,陈布森就是和两位老总去第五家单位谈判回来。

出车祸后,老总答应陈布森从此可以不用来公司上班,如果软件出现bug,就由陈布森在家修改,公司每个月发给生活费。如果这款软件以后还卖给其他单位,陈布森可以拿到提成。医药费除了医保减免的部分外,其余的全都由公司报销。公司做出这样的决定,已经算尽到人道主义了,陈布森没有异议。

至于其他的损失,这个,或许可以向司机索赔?当年,老总曾小心翼翼地如此提议。陈布森苦笑了一下。手术还没开始,司机就拖着骨折的手臂从医院逃脱了。从此,司机一家都一同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因此,这几年,陈布森的日子过得还是挺拮据的。眼下,公司老总说要召回陈布森开发的这款软件,那么是不是意味着,陈布森为公司所做的贡献也到此为止了?

果然,老总委婉而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意思:这几年公司财务吃紧,投资上海的一块地皮失利,这边的公司周转困难,其实之前已经裁掉了几位老员工,因为考虑到陈布森的特殊情况,所以一直保留着他的职位。但眼下,实在是……

老总的目光终于转到了陈布森身上,热切地注视着陈布森。老总目光灼灼,像窗外的太阳一般冒着火焰,陈布森的虚汗又冒出来了,但他使劲绷紧皮肤,让虚汗冒得少一些,以免在老总面前失了态。陈布森深知一旦失去这基本的生活来源,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当初说好了,我这是工伤……

老总说,公司没否认这是工伤,但工伤补助也是有时间期限的,公司愿意再一次性给予补助。老总说着,将椅子稍稍拉近一点,对陈布森说:你也算是公司的元老了,总得为公司声誉考虑,对不?公司以后要是发达了,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老总的意思再明白不过,陈布森完全听懂了,觉得再僵持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便拿着老总亲手批的条子,从财务科一次性领取了两年的基本工资,外加报销了四万多元的医药费,在前台接待员甜甜的告别声中,迈出了公司的大门。

两扇鸡翅木大门在身后悄无声息地关上。陈布森从毕业后就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但现在,它就这样抛弃了他。两扇紧闭的大门像两只空洞的眼睛,静默地望着陈布森。那支随身携带的叉子,不知何时被陈布森掏出来握在手里。陈布森握着它,就像握着一柄长矛,要对看不顺眼的人猛掷过去。当然,叉子始终只是紧紧地被陈布森攥在手里。

吃了感冒药,陈布森睡得昏昏沉沉,阳光把厚窗帘的上半部分照得透亮,他才醒过来。陈布森已经躺了好几天,从公司出来后,感冒似乎又加重了一些,即使每天吃两倍的感冒药量也无济于事。

他不知道今天到底是几号、星期几,便去裤袋里掏手机。这时,他才猛然想起右边口袋里的手机好久没有响起了。他还是怀着侥幸心理,认为或许是自己睡过了头,没有听到手机响罢了。一直存在的东西,有朝一日毫无征兆地不在了,心头便觉失落得慌。他迟疑地掏出手机,上面果真没有罗安安的信息。陈布森深感后悔,在S市那天,没有看清罗安安的信息就删掉了,不知道罗安安到底讲了些什么。

左边口袋里的手机倒是响了起来,陈布森一看是个陌生号码,便没了接听的念头,任由它响着。手机不依不饶地响到第三遍,陈布森才接起来。又是一个召回电话,是医院在召陈布森回去。工作人员在电话那头焦急而又措辞得体地说:医嘱不是叫您第二天就要来医院取检查结果的吗?您怎么到现在还没来?有几个指标不好,您得赶快回医院一趟。

这几天一直感觉生活像团乱麻,倒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看样子,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了。陈布森挂断电话,这才发现吴小桐给他发了两条微信,一条是好几天前的,说:我们的情景剧已经在毕业典礼上演出了,我把与我演对手戏的女同学当成了你,演出很成功。在这雷动的掌声中,可惜不见你面。你还好吧?另一条是昨天晚上的,询问陈布森近来都好吗,怎么不见回信。

陈布森在心里骂了吴小桐一句“傻样”,点点屏幕,只回复了两个字:安好。

手机没有再响起,陈布森慢慢起身。对于他来说,仿佛有大把的时间可供他无所事事地挥霍,又仿佛年岁短促得看不到明天的太阳。这两样都令他难受。他只得用“慢”来对抗这种空虚与短暂。

陈布森终究又被“流放”到感染科就诊,医院方面还安排了血液化疗科的医生来会诊。接诊医生五十来岁,微胖,态度非常和蔼。他虽是感染科医生,却不像其他科室的医生一样戴口罩。医生翻看了所有资料说,是恶性淋巴瘤,这是免疫功能全面崩溃的表现。医生把引起恶性淋巴瘤的前因后果等等话都省略掉了,他大概认为陈布森应该对这些“知识”已经了若指掌。陈布森面容呆滞,脑海里只有山体垮塌的声音,一时间泥沙俱下。

医生根据陈布森描述的体征,说肿瘤已经压迫到神经了,像这种情况最好手术切除。做手术的话,或许可以挺几年,至于具体能挺几年,这个谁也说不好;不做手术的话,也就那样吧,你回去考虑一下。室外是直逼三十八摄氏度的高温,室内空调凉爽,陈布森浑身麻木无力。医生说,这就是肿瘤压迫神经的表现。被医生一点明,陈布森顿觉麻木无力像条水蛇一般缠绕过来。医生格外有耐心,没有急于按号叫下一位病人进来。陈布森已经好久没有近距离地仔细看过一张人的脸了,今天他见到了,如同发现了新生物一般欣喜,便盯着医生多看了几眼。医生的目光正与他对接,平和而自然。陈布森有些冷静下来,对医生点点头,说会回去考虑清楚。

医生给陈布森开了些药,发票上指明,他要去那个标着“医防整合药物专用窗口”红字的窗口取药。其实,这个窗口也会发送其他药品,别的人都像没有看到这几个像血一样的红字,大大方方地上前取药了,只有陈布森呆呆地遥望那个窗口,不敢上前一步。在陈布森眼里,那是一座孤岛,迈上去就会与世隔绝。

在那个取药窗口,有个男人一来就要插队,一言不合就跟发药人员吵吵嚷嚷,跟其他取药人员据理力争。他的意思是,他不需要排队,就应该由他先取药,因为这是专用窗口,完全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陈布森见过这个人,他进医生诊室的时候,那个人刚好站起身出来,与陈布森打了个照面。

陈布森在心里痛恨自己,该厚的脸皮没有厚起来,该忘的事没有忘掉。但痛恨归痛恨,面皮终究还是薄的,陈布森便沿着走廊往医院外面踱。走廊外面的花坛里立着一棵大树,树冠蓊郁,聒噪的蝉声穿透树叶,陈布森走出老远了,耳际还充斥着嗡嗡声。

就在走廊的尽头,陈布森遇见了罗安安。她还是老样子,只是原先发黄的长发剪短了,穿了一件宽松的连衣裙,腆着小腹,一步一摇地走过来。陈布森先看到她,踯躅了一下。可能是地上停滞的光影惊动了罗安安,她抬起头,呆望了陈布森一下,停住脚步。陈布森向悬浮在罗安安周围的空气点点头,便转身欲离去。

谢谢你。罗安安说。

陈布森有些惊讶:谢我什么?就是,谢谢你。

呵。

你知道不,你开发的那款软件其实并没有召回,只不过让其他程序员改了点东西,现在又卖给了一家银行。这是欺骗,你们公司欺骗了你。

哦,保重。

他们说了这几句简单的对话后,一个男子攥着一堆检查单,一路小跑到罗安安身边,警觉地瞧了陈布森一眼,问罗安安:他是谁?

他是我的旧同事。罗安安说。

我是她的旧同事。陈布森说。

他们几乎同时就他们的关系给出一个适到好处的解释,三个人都舒了一口气。陈布森对罗安安和她的丈夫说:你们忙,我有事先走了。

原来,生活如同演戏,凡事早已有铺垫,前事是后事的伏笔,后事在前事的掩护下匍匐前进。陈布森在心里对自己说。

天气预报天天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阳光正肆无忌惮地抖落下来,到处弥漫着光与热,马路上蒸腾起来的热浪让光线都弯曲了。原先不知躲在哪个角落里的沮丧情绪,突然像一盆糨糊般砸了过来,令陈布森浑身湿答答地难受。在跨出医生诊室的那一刻,手术的事情就已经决定了。手术还是要做的,或许可以挺过去呢?希望还是要有的,虽然他看不到希望过后还能有什么。至于软件的事,罗安安说这是欺骗,在陈布森看来,这或许真的是欺骗,但是生活中的欺骗本身就是无处不在的,如果不去追究真相,也就不能称为欺骗了。

红绿灯旁的人行道上,三名皮肤黝黑的工人正顶着大太阳,在安装遮阳棚,已经装了一半,在地上投下一小片暗区。工人宽阔的后背上,豆大的汗珠正从皮肉里绽出来,陈布森觉得那场面令人无比畅快,便在遮阳棚下多站了一会儿,给妹妹陈布夕打了个电话。

陈布夕大约正在家里打扫卫生,她很快要跟一个包工地的男人结婚了。陈布森听到了瓷瓶落地打碎的声音,“哗啦”一声脆响。陈布森眼前恍惚又浮现出一地碎玻璃碴,阳光扭曲着身子,在水泥地上跳舞,显得更加耀眼、刺目了。

“哥,”陈布夕颤颤地叫了他一声说,“对不起,真对不起,我,跟周水说的是哥哥五年前失踪了。”

周水就是陈布夕的未婚夫。陈布夕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向陈布森细数了这几年的苦楚: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本身就不招夫家待见,如果现在再冒出一个这样的哥哥,她的婚事百分百要泡汤了。谁家公婆愿意接受这样的儿媳妇啊?周水也会抬不起头来的。而她,已经三十出头了,再不嫁,就没人要了……

陈布森的心悸颤起来,这种悸颤,他只有在五年前体会过一次。接到电话的那一天,陈布森正在打篮球,一个清冷简洁的女声跟他说了一句话,或者说才几个字而已,陈布森托着篮球的手刹时无力地垂了下去。篮球狠狠砸在地上,扬起一脸灰土。喂?喂?哦!他在电话里重复了三遍,队友们都围了过来问,怎么了?陈布森转身往篮球场外走去,只听见心脏在胸腔里不停悸颤,令他几乎要晕厥过去。

“我跟夏天有仇,跟太阳有仇,”陈布森心想,“恶性淋巴瘤偏偏要在夏天来拉仇恨。”挂掉电话,陈布森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想了想,直奔动车站,反正双肩包已经背在肩上了。他决定去S市动手术,那里医疗条件好自不必说,至少那里有吴小桐。虽然,他不知道吴小桐是不是已经毕业去某个医院工作了,或者已经回了老家。还有,他要趁着做这台生死未卜的手术之前,再去S市某广场附近逛一逛。

再到S市,俨然来到一处故地。五年来,除了家乡,陈布森的足迹极少踏上同一个地方。每一个去过的地方,最终都成为伤心地,只有S市除外。

下车后,陈布森给吴小桐发了条微信。

吴小桐回复说:就知道你会来。

陈布森问她:为什么?

有那么一种感觉,你还会再来。

陈布森告诉吴小桐,他这次来是为了做手术,一个复杂而且结果不确定的手术。

谁陪你一起来的?

一个人。

手机又缄默了一会儿,吴小桐问:住哪个医院?我来看你。

陈布森回复:还没入住医院,还住原来的那个快捷酒店。但是你不要来,我们明天上午九点在广场上见面,如果你有空的话。

打上出租车,在原先那个广场附近下了车。在入住酒店前,陈布森决定先在广场上逛两圈,逆时针一圈,再顺时针一圈。两圈逛完,毫不意外地一无所获。这种结果,陈布森已经经历了无数次,因此也不算得太沮丧。陈布森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坐着列车奔跑了,便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既是最后一次,就应该留个念想,他打开双肩包,将随身携带的叉子扔进了广场上的人工湖中。叉子在浮力的作用下,缓慢往下沉,终于静静地躺在了水底。陈布森感觉肩头的包轻了许多。不过是少了一把叉子而已,真奇怪,陈布森在心里自言自语道。

那个寻子的男人还站在广场上,面容更憔悴了一些。有人劝他说,这样找是找不到的,最好通过电视台、网站寻找。那男人机械地说:有人告诉过我,有个很像我儿子的孩子在这个广场上出现过。陈布森对他点点头,男人茫然地看了陈布森一眼,又把目光落在胸前的照片上。

快捷酒店前台的小伙子还认得陈布森,陈布森实在是一个特别到令人过目难忘的人。他一边为陈布森办理入住手续,一边用余光偷偷扫视了一下陈布森身后。陈布森知道他想看什么,拿到押金发票,一言不发地上楼去了。

这一夜黑得特别早,夜特别漫长。陈布森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身体越来越乏,脑袋却越来越清醒。实在没有睡意,他索性翻身起床,趿上拖鞋,从包里拿出水杯,咕咚咕咚灌了几口水,便铺开纸,在灯下写起东西来。他写写停停,想想写写,到后半夜才写好。其实一张A4白纸上,也不过写了寥寥几行字而已——如果术中、术后发生危险,不组织大抢救,不插导尿管;死后遗体立即火化。陈布森写的第一条便是这个,其余的,无非是叮嘱陈布夕照顾好父母之类的话。手指已经僵硬了,他小心翼翼地将A4纸对折再对折,每个角都对得整整齐齐,装进信封,压到枕头底下,再把自己的脑袋轻轻地压在枕头上。

还是没有睡意,耳际又传来细微的卡片塞进门缝的声响。陈布森再次起身,俯下身子拾起一张卡片,看着上面妖娆的女子和手机号码,掏出了手机。一个眉毛浓黑、嘴唇猩红、脸上涂得跟墙一样白的女人进门后,二话不说,就像藤蔓一般缠了上来。陈布森看着她身上仅有的几块布料,将她抱在他腰间的右手拿下来,放在自己的额头说:摸摸看,我有没有在发烧?

那女人浪笑起来说:发烧,哈,我看是发骚吧?

咱俩聊几句。陈布森认真地说。

那女人却不耐烦道:大哥,你叫我来不是为了聊天吧?

我想告诉你,我生病了,很严重的病。

女人脸上立刻浮起鄙夷的神情说:你们这种男人我见得多了,口袋中没几个钱还想找女人,找了又说自己有病。

我说的是真的,要不要我拿病历给你看?

陈布森打开双肩包,往外掏病历、取药发票等等东西。那女人变了脸色,嘴里骂了一句什么话,立刻打开房门溜了出去。陈布森听清楚了,她骂的是:神经病。陈布森看着那个慌不择路的背影,发出一声冷笑。

第二天上午九点,陈布森来到广场的时候,吴小桐已经在等他了。吴小桐的发型变了,齐耳的头发凑合着束成一个小马尾,看上去有点滑稽。昨夜一直没有睡着,陈布森感觉额头烧得有点厉害。吴小桐显然看出他脸色不好,关切地问他怎么了。

陈布森问:你工作的事怎么安排了?

我留在S市肿瘤医院工作了。

哦,那挺好。工作都顺利吧?

嗯,都好。刚来的时候,看到医院里到处都是脸色蜡黄、愁眉苦脸的癌症病人,心里不免怕怕的,好在现在也习惯了。你来S市是做什么手术,我能不能帮得上忙?

陈布森犹豫了一下说,是个肿瘤手术,不过不用你帮忙,我已经约了另一家医院的医生了。

S市肿瘤医院是省内做肿瘤手术最好的一家医院,你还是来我们医院吧。

陈布森摇摇头。

那你去哪家医院?你一个人来,我陪你去吧!

陈布森还是摇头说:有需要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说完这些,他们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气氛有些沉闷。陈布森觉得自己或许不该来见吴小桐,见了面,却又不告诉她实情,那么见面是为了什么?陈布森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在手术之前,特别想见一见吴小桐。又沉默了一会儿,吴小桐说等一下要上中班,先走了。走之前,吴小桐再三嘱咐陈布森说,有需要一定要打电话给她,做手术之前也一定要告诉她,不然,就再也不拿他当朋友了。说完,她眼圈一红,咬着嘴唇猛地转过身去。

朋友?陈布森也呆住了,在背后喊了一句:你等一下!

吴小桐转过身来,双目直视着陈布森。陈布森说:你离上班还有一会儿吗?如果有时间,我想跟你聊聊,我……陈布森又语塞了,想了想,从双肩包里掏出昨晚在枕头底下压了一夜的信封,对吴小桐说:这个,现在不要打开,等我定下什么时候手术了,麻烦你来一趟医院,再打开这个看看。

这是什么?

遗书。

吴小桐哆嗦了一下说:其实我之前也写过,写好了放在家里的抽屉中,来S市取报告单的前一天晚上,我把遗书撕了。等你手术结束,我也把你的遗书撕了,你碰到我会有好运的。我们还要做好朋友的,不是吗?

吴小桐说完,郑重地将信封放进包里,像小鸟展翅一般张开双臂,拥抱了陈布森一下。她收回双臂说:这是你欠我的,你还记得我们一起演过的情景剧吗,演到最后一章,你临阵逃脱,害得我被同学嘲笑没有男人缘,这不,我连头发都留长了。记得,定下什么时候手术了,一定告诉我。

吴小桐走后,陈布森一个人在广场上逗留了很久。他心里有些话,不知该讲给谁听。他想一个人静静,看一会儿书,便在脑海里使劲地翻那本永远翻不过去的书。不知风从哪里来,从身前吹到身后。他回头看了看,仿佛每一阵风吹过,都会有些什么东西在风里慢慢消失。一直卡在那里的那页书翻了过去。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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