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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虎之间：从震敌驱邪到骑虎登仙

任疆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能像虎一样，千百年来始终活跃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我国作为虎的起源地，自古以来国人对虎就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从最早的虎图腾崇拜和以虎通天的古老巫术，到由此衍生出的虎纹装饰艺术，再到后来贵族以搏虎为乐，并将虎与军事、战争联系在一起，继而又将其作为帮助逝者羽化登仙，以及驱邪避凶、护佑平安的祥瑞融入到中华神话体系和民俗传统之中。可以说，虎承载了中华文明记忆遗产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图1：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蚌塑龙虎墓局部（左）及其所代表的星宿投影示意（右）

图2：曾侯乙墓漆箱盖（左青龙、右白虎、中央为北斗）

早在大约200万年前，现代虎的祖先就已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新石器时代，虎是远古部落崇拜的图腾之一。在我们的祖先看来，虎在动物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说文解字》言“虎，山兽之君”，《风俗通义》称“虎者，百兽之长”。大约公元前44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生活在中原一带的先民们在对天象观测的基础上，将以北斗星为中心的四方星宿划分为组，并将每组星宿的大致轮廓创造性地与当时崇拜的神兽形象相对应，于是便产生了蚌塑龙、虎墓（图1），其中龙对应东方，虎对应西方，这是后世“左青龙、右白虎”（图2）最古老的渊源。到了周代，《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了祭祀时“以白琥礼西方”，即用虎形白玉祭拜西方，恐怕也是这一思想的延续。

图3：（左上）殷墟后母戊大方鼎鼎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右上）龙虎纹青铜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左下）殷墟妇好墓出土铜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右下）虎食人青铜卣，日本泉屋博古馆藏

龙、虎作为天上星宿的抽象意象，在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天，于是作为上天安排统治人间的天子身上也就带上了“龙虎气”。《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了范增命人给刘邦看相，“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早在商代，“龙虎气”就与当时的一种古老巫术有关。商代青铜器上有一种虎口张开，人的头颅出现在虎口之下或虎口之间的装饰形象（图3），张光直在《艺术、神话与祭祀》中指出，“器物上人的形象非巫觋莫属，象征他正在动物的协助下完成沟通两个世界的旅程”。《周易·乾卦》载，“云从龙，风从虎”，虎可以生风，于是他进一步认为“（虎）张口成风以助巫觋飞升”，在此基础上结合陈梦家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中“商王有时就是巫觋之首”的观点，可以推测作为大祭司的商王正借助虎实现灵魂升天，完成与上天的对话。

图4：东周时期以虎为坐骑升天的形象

图5：西汉青铜错金当卢上的借虎升天形象，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藏

到了东周，虎不再以“张口成风”的方式，而是作为坐骑来帮助灵魂升天。1957年河南洛阳西郊小屯村出土的玉人骑虎佩便体现了这一点（图4-左），而且不只是中原地区如此，这种观念也影响到了南方的楚国。楚国人以凤凰为图腾，《离骚》有云，“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纷其承旃兮，高翱翔之翼翼”，乘凤凰可以直飞冲天、周游天下，但凤凰的脚下却是腾虎的形象（图4-右）。到了汉代，以虎助亡灵升天的思想依然在延续，不管是西汉贵族墓葬出土的当卢（图5）和帛画（图6）上的虎，还是东汉贵族墓葬出土画像砖上的“龙虎戏璧”都体现了这一点（图7）。当卢上的具象虎与抽象的多重人面造型组合，体现出一种灵魂升天的神秘感；帛画中一对回眸远眺的虎正托起升天平台帮助墓主升仙；画像砖上的龙虎爪缠系有象征上天的玉璧（《礼记正义·卷二十五》引郑注《宗伯》云，“璧圆象天”）的丝带，引导墓主亡灵通往道教仙界，甚至还可以见到西王母，正如《易林·临之履》所言，“驾龙骑虎，周遍天下，为神人使，西见王母，不忧危殆”。

图6：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灵魂升天的形象，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7：（上）四川郫县龙虎戏璧画像石拓片，四川博物馆藏；（下）仙人戏虎，龙虎环璧画像砖拓片，许昌博物馆藏

由于虎拥有“周遍天下”的神力，便成为了仙人所乘云车的牵引兽（图8-左）；抑或是出行护卫，西汉庄忌《哀时命》便有“使枭扬（即狒狒）先导兮，白虎为之前后”。另外，虎也是道教神仙的坐骑之一，四川新都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西王母便安坐于虎背之上（图8-右）；另外，张天师和赵公明的坐骑也是虎。道教的飞天秘术乘蹻（qiāo）三法之一便有“虎蹻”，晋代葛洪《抱朴子內篇·卷十五》载，“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明代《正统道藏》所引《太上登真三蹻灵应经》还特别强调，“夫三蹻之经，是天地之灵文，神仙之秘术，若传非人，先殃一身，后灭九祖，须立盟誓，方可传之与有德之人也”，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够被传授乘蹻之术。

图8：（左）英庄汉墓出土羽人驭三虎驾云车画像砖，南阳汉画馆藏；（右）东汉新都汉墓西王母画像石拓片，四川博物馆藏，任疆摄

尽管人们赋予虎如此玄幻的一面，但现实中，虎却无法摆脱被贵族搏杀取乐的命运。夏、商两代的末代君主都喜好搏虎：《帝王世纪·世纪三》载，“帝桀淫虐有才，力能伸钩索铁，手能搏熊虎”；《史记·殷本纪》载，“帝纣（前1075年-前1046年在位）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商纣王还制作了玉虎枕流传后世，宋代高承《事物纪原》中记载了“魏咸熙中（264-265年），得梁冀（注：东汉外戚、奸臣）玉虎枕，臆下有题曰：帝辛九年”。春秋时期许多贵族都善于搏虎，《诗经·郑风·大叔于田》记载了郑庄公之弟野外搏虎时的情景：“叔在薮，火烈具举。袒（tǎn）裼（tì）暴虎，献于公所”，先是点火将草木点燃以阻断虎的逃路，然后赤膊上阵与之搏斗；《淮南子·缪称训》中记载了晋国大将“中行缪伯，手搏虎”；《晏子春秋》记载了齐景公的三位臣子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以勇力搏虎闻”。上流社会的搏虎之风也影响了底层百姓，《孟子·尽心下》记载了晋国一位妇人“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隅，莫之敢撄（yīng，触犯）。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注：捋起衣袖）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这位斗虎达人曾一度为人师表，但一听说有老虎，便奋不顾身去斗虎，后人用“再作冯妇”比喻重操旧业。但孔子却看不惯这种人，《论语·述而》中他对子路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在”，孔子是不会跟这种不把死当回事的人共事的。

图9：（上）东汉斗虎画像砖拓片，南阳汉画馆藏；（左下）东汉武士驯虎画像砖拓片，新野汉画像砖博物馆藏；（右下）东汉驯虎画像砖（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正因搏虎能给人带来感官上的刺激，所以宫廷中很早就开始畜养老虎以供娱乐。《太平御览·兽部·卷三》转引《管子》载：“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放虎于市，观其惊骇”，夏桀将驯养的老虎放出来，以观看女乐工慌乱逃跑的样子取乐。周穆王（前977年-前922年在位）也曾将手下猎获的老虎畜养起来，据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三十》所载，“周穆王猎郑圃（今河南省中牟县西南），七萃之士髙奔戎捕虎，生献之。天子命其押养于东虞（今河南省泗水镇一带），因名其地曰‘虎牢’”，这便是“虎牢”作为地名的由来。战国时期，时人对于畜养老虎已颇为熟谙，《庄子·内篇·人间世》中记载道，“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这原本是颜阖请教蘧伯玉如何侍奉天性残暴的卫国太子的一段话，蘧伯玉以养虎为喻做了解答，简而言之就是要顺其心，不要去触怒它。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三》引《汉宫殿疏》载，“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西去长安十五里”，也就是秦国在咸阳城西设有“虎圈”。西汉刘向《列士传》载，“秦昭王会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双，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嗔目视虎，皆裂，血出溅虎，虎不敢动”，信陵君的门客朱亥居然被秦昭王丢进了虎圈，结果血出怒目，把老虎都吓得不敢动弹。

图10：汉代建章宫虎圈位置示意图

在汉代，宫廷中观看斗虎的竞技表演十分盛行。《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第五》载，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修建的建章宫“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图10）。有一次汉武帝听闻李广的重孙李禹有勇气，便将其放入虎圈，据《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载，“上召禹，使刺虎，县（即悬）下圈中，未至地，有诏引出之。禹从落中以剑斫绝累，欲刺虎。上壮之，遂救止焉”，最终汉武帝被李禹的英勇无畏所感动，下令叫停了斗兽表演。汉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驾崩后，昌邑王刘贺即位，面对这位骄溢的新帝，据《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载，郎中令龚遂向丞相安乐哭诉，“王立为天子，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今哀痛未尽，日与近臣饮食作乐，斗虎豹，召皮轩（即皮轩车，天子出行车驾之一，此处指四处出行游乐），车九流，驱驰东西，所为悖道”，刘贺不思朝政，耽于观看斗虎豹表演，而且还喜欢大摆排场四处游乐，最终不到一个月就惨遭废黜。汉元帝（前48-前33年在位）时，据《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载，“建昭中，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皇帝也喜欢带着后宫嫔妃一同观看斗虎表演。

图11：“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汉代以后，贵族中依然延续了搏虎的传统。2009年河南安阳曹操墓出土了两件石牌，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刀”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图11）。北魏年间，据《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六》载，“太和二年（478年），孝文（471-499年在位）及文明太后率百僚与诸方客临虎圈，有逸虎登阁道，几至御坐，左右侍卫皆惊靡，睿独执戟御之，虎乃退去”。值得一提的是，搏虎在北魏末年还被当作了惩罚贪官污吏的一种手段，《魏书·卷七十四·尔朱荣列传》载，“荣性好猎，不舍寒暑……荣便攘肘谓天穆曰：‘……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马，校猎嵩原，令贪污朝贵入围搏虎’”，北魏权臣尔朱荣下令将朝廷中的贪官污吏赶入围猎场赤手空拳搏虎。

到了宋代，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朝廷官员在家中畜养老虎的记载，据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前集》载，“赵南仲丞相溧阳私第常作圈，豢四虎于火药库之侧”，南宋抗金名将赵葵居然在家中豢养了四只老虎来守卫火药库，可惜的是它们却惨死在一次爆炸中：“一日，焙药火作，众炮倏发，声如震霆，地动屋倾，四虎悉毙”，后来有人查明导致爆炸的原因是“盖初焉，制造皆南人，囊橐为奸，遂尽易北人，而不谙药性”，究其原因，原来是南人互相勾结，让赵南仲不得不换上了不了解火药药性的北人，才导致了这场惨剧。与此同时，民间也多有关于搏虎的见闻，李弥逊在《筠谿集》中记载了他在大宁寺遇到两位打柴人“短小癯瘠（qú jí，瘦弱）而甚精悍，自言善搏虎……搏虎二十有余年，所遇者何啻百虎而未之失也”；《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描写可谓妇孺皆知。正因野外老虎众多，搏虎不易，虎口救人便成为具有教化意义的题材，《太平御览·卷四百一十五》转引《异苑》载：“顺阳南乡县（今河南淅川县东南）杨丰与息女（注：亲生女儿）杨香于田获粟，父为虎噬，香年十四，手无寸刀，乃扼虎领，丰因获免，太守平昌孟肇之赐谷，旌其门闾焉”，年仅十四岁、手无寸铁的杨香虎口救父，受到了当地政府嘉奖，后来元代郭居敬将其事迹收录在《二十四孝》中。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之所以会出现大量民间搏虎的记载，与人口增长与往来频繁对虎栖息地的挤压不无关联。通常而言，当政治清明，社会繁荣，商贸来往密切，虎群就会远离人类生活的地方；反之，苛政、暴政所造成的民生凋敝会让虎重新回归。《太平御览·兽部·卷三》转引《春秋演孔图》载，“天命荡，白虎戏朝。其终，白虎在野”。特别有趣的是，虎离开时往往表现为渡河远去，《北堂书钞·卷第七十五》转引《后汉书》载，“刘昆迁弘农太守，先是，崤渑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渡河而去”，弘农太守刘昆施行仁政，商旅逐渐恢复，母虎背着幼虎北渡黄河远去；《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一·兽部三》转引《后汉书》载，“宋均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人患。常募设槛阱，而犹多伤害。均到，下记属县曰：‘夫虎豹在山，鼋鼍（yuán tuó，即巨鳖和扬子鳄）在水，各有所托……今为人害，咎在残吏……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渡江”，宋均认为是官府不顾生态招致了虎患，于是下令禁止捕虎，缓和了人虎矛盾，虎成群结队渡江而去。后世用“渡虎”来赞美政通人和，唐代李白有诗云：“九江皆渡虎，三郡尽还珠”（《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

图12：战国时期的铜虎节

虎作为“百兽之长”，其身份地位与君王无异，于是与虎相关的器物出现在了君王仪礼中。在西周，各地诸侯朝觐周天子都要持有信物才能通过各地关卡，郑玄在《周礼注疏·地官》载，“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另据《周礼·地官》载，“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说明虎节是当时山地诸侯国卿大夫出使所持信物（图12）。当使臣们来到国都，正式朝觐周天子时要进献贡品，《周礼注疏·宗伯》中明确规定，“孤执皮帛……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为之饰……天子之孤饰挚以虎皮”，即使臣们需要提前把进贡的束帛用虎皮包好，待正式朝见时，“以皮设于庭，手执束帛而授之”。

图13：郑国虎钮青铜罍及其细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周天子主持的大射礼中，虎皮也被用于制作天子所用的最高等级的箭靶，据宋代陈祥道《礼书·卷一百五》载，“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关于“射礼”，参见拙作《人豹之间：从君子豹饰到豹猎归隐》）。另外，虎的形象也常常出现在诸多礼器和酒器上。《周礼·春官》载，“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意即在正祭之间祭祀祖先，祼祀要用到器身上刻有虎的彝；一些酒器如青铜尊和青铜罍也以虎为造型（图13）。除此之外，《周易·革卦》载“大人虎变，其文炳也”，意即君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内在的品质会像老虎长大后身上的条纹一样彰显出来，于是虎与君子也联系在一起，再加上《礼记·聘义》中孔子曾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虎形玉佩在当时颇为流行。后来汉代十分风靡的虎形席镇（图14）也带有相似的寓意。

图14：（左上）虎形玉佩，山西博物院藏；（右上，下）大云山汉墓出土铜虎镇，南京博物院藏

从汉代开始，天子卤簿（注：皇帝出行仪仗护卫）中也出现了以虎皮为轩的皮轩车，据《宋史·志第一百二》载，“皮轩车，汉前驱车也……取《曲礼》‘前有士师，则载虎皮’之义”。杜佑《通典·卷六十四》中记载，“汉制皮轩车，以虎皮为轩。晋宋（注：南朝刘宋）相因，驾四马，皆大夫载。自后无闻。大唐备之大驾卤簿，次于辟恶车后”。北宋延续了汉唐皮轩车的礼制传统，但是却将真虎皮改为画虎纹，《宋史·志第一百二》载，“皮轩车……赤质，曲壁，上有柱贯五轮相重，画虎文。驾四马，驾士十八人。政和之制，用漆柱贯朱漆皮轩五（图15）”，后来到了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宣和元年（1119年），由于“礼制局言：‘旧卤簿记有白鹭、鸾旗、皮轩三车，其制非古’”，于是将天子出行卤簿改为五车之制（即青旌车、鸣鸢车、飞鸿车、虎皮车、貔貅车），所谓“万乘一出，五车必载，所以警众也”，原来的皮轩车被虎皮车所取代，绘有虎纹的五重相轮的繁复造型改为了简约的画有虎纹图案的旗帜：“赤质，曲壁，中载虎皮旌，以绛帛为之，缘以赤，画虎皮于上”，这一制度改革也影响了同时期的金代和后来的明清两代。

图15：《大驾卤簿图》中所绘的宣和改制前的皮轩车（佚名），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虎的威猛让百兽畏惧，也足以震慑人心，于是从古至今，人们都将虎与军事和军队联系在一起。《左传·庄公十年》记载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虎皮伪装战”，公元前684年，“曹刿论战”让齐桓公在长勺遭遇败绩，同年六月，颇不甘心的齐桓公联合宋国再度攻打鲁国，鲁国公子偃“自雩门窃出，蒙皋比（晋代杜预注：“皋比，虎皮”）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鲁军将士在公子偃的率领下将虎皮蒙于马上实施偷袭，结果作为齐国盟军的宋军大乱，齐国被迫退兵。后来，晋楚城濮之战爆发，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公元前632年，“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时任晋国下军佐（即军将副手）的胥臣率军将虎皮蒙于马上，率先击败了楚国右军的陈、蔡军队。一千多年后的大唐帝国，当后突厥汗国阿史德·元珍侵扰边境，唐军名将王方翼发动“虎皮伪装战”大胜而归，《全唐文·卷二百二十八》引《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载，“元珍寇边，受命讨击……北至关，先与虏合战，若驱猛兽、蒙皋比，莫之敌也。胡马奔骇，获其二啜，桑干、舍利两部来降”。正因蒙上虎皮吓退敌人确有其效，所以近代才有了鲁迅笔下的“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除了用作伪装，虎皮也是行军当中前方阵营遭遇敌军后向后方部队发布的预警信号。《礼记·曲礼上》载，“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孔颖达作疏解释道，“若见前有兵众，则举虎皮于竿首，使兵众见以为防也”，前方士兵将虎皮悬挂在竹竿顶部，后方士兵就知道遭遇敌人，以便提前做好准备。此外，先秦时期的西北少数民族还会用虎皮来制作弓袋，即“虎韔（chàng）”，如《诗经·秦风·小戎》中载“蒙伐有苑，虎韔镂膺”，这种带有游牧民族色彩的虎皮弓袋在一千多年后的辽代军队中依然可以见到，被称为“虎皮胡簶”。

图16：虎纹青铜戈，四川博物院藏

图17：虎钮錞于及金錞和鼓示意图

除此之外，自春秋以来，绘有虎纹的青铜兵器和以虎的造型作为装饰的军乐器开始出现，前者主要以青铜戈为主（图16），后者则包括了镈（钟的一种，《周礼订义·卷七十三》载，“考钟之制，有镈、有镛、有编钟”）、錞（也称为錞于，图17）和铎”。《国语·卷十一·晋语五》载，“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錞于、丁宁（韦昭曰：丁宁，钲也），儆其民也”，敲击錞于的声音能让敌方的百姓警醒。《国语·卷十九·吴语》中记载了吴越两国交战，吴王亲自敲钟鼓、丁宁、錞于、振铎给三军助威，“昧明，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三军皆哗扣（欢呼）以振旅，其声动天地”。虽然这样的军乐器在两汉时期逐渐消亡，但由于东周时期战乱频繁，多有传世之物：《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四》载，“晋愍帝（313-318年在位）建兴中，晋陵陈宠于田野间得铜铎五枚，皆为龙虎形”；北宋《宣和博古图》中亦有周代虎龙錞、虎錞的记载。

图18：（左）秦国杜虎符左半部分正背面，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右上）阳陵虎符，上书“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任疆摄；（右下）右翊卫铜虎符，平凉市博物馆藏

东周末年，军中还出现了一种以虎为造型的器物——虎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影响后世长达一千余年。西周时期，《周礼·春官·典瑞》载，“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东周末年，虎符取代牙璋成为了调兵遣将的信物。《史记·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也许是最早关于虎符的记载，魏安釐王二十年（公元前255年），秦军兵围邯郸，魏王畏惧秦军不敢出兵救赵，大梁夷门监侯嬴献计信陵君，“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最终“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魏国发兵，赵国得以解围。目前存世最早的虎符是秦国的杜虎符，上面金错篆书“兵甲之符，右才（即“在”）君，左才杜，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之事，虽毋会符行殹”（图18-左），先秦时期以右为尊，虎符的右半部分由皇帝保管，左半部分则交给了驻守在外的将军，五十人以上的军事行动都需要“符合”，这也是“符合”一词的来历。虎符历经秦、汉、魏晋，除唐代避讳李虎名号将虎符改为鱼符、龟符外，到了宋代，隶属中央的禁军仍全凭虎符调遣：《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七十四》载，“今诸州郡隶将兵，用虎符调发者，枢密院之兵也；不隶于将兵者，州郡之兵也”。

图19：乘驿金字圆符，西藏扎什伦布寺藏

到了元代，虽然圣旨金牌取代了虎符的调兵功能，但虎符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成为了象征朝廷官员权力的印信。据《新元史·卷九十六》载，“正一品，三珠虎符；从一品，二珠虎符；正、从二品，一珠虎符；正、从三品，虎符”。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元代的史料记载中，虎符也可以指乘驿的“圆符”（图19），《元史·志第四十九》载，“站赤……驿传之译名也……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由于管理混乱，大量“圆符”甚至流入到商人手中，《元史·卷二十二》载，“下至商人，结託近侍奏请，以致泛滥，出而无归”，于是“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四月，命诸王印符各准旧制，并追商人虎符”（《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九十九》）。元代之后，虎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了以虎为造型的器物，古代军中将士也多以虎为名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虎贲军。早在商朝末年，“虎贲”便用来指称周王身边最勇猛的将士，《尚书·周书·牧誓》载，“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与纣战于牧野”，后来在《周礼》的职官序列中，周天子的近侍护卫被称为“虎贲氏”，负责天子防卫，以及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出使地方传达天子旨令，据《周礼·夏官·司马》载，“虎贲氏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注：诸侯朝见天子）亦如之。舍则守王闲（注：梐枑，天子出行宿处所设防卫木障），王在国，则守王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及葬，从遣车而哭。适四方使，则从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征事，则奉书以使于四方”。到了汉代，汉平帝（前1年-5年在位）设置了虎贲中郎将一职，据宋代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三十六》载，“比二千石，后汉因之”。

到了唐代，因避“李虎”讳，军中近卫军之一被称为“龙武军”，《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载，“龙虎军即唐龙武军号，梁受唐禅，改武为虎”，直到后梁灭唐后才改为“龙虎军”。宋代的中央禁军并没有以虎命名的军队，反倒是一些地方武装以虎为名，比如辛弃疾组建的旨在维护地方治安的“飞虎军”。明代直隶诸卫亲军中设有虎贲左卫，但其职权范围十分有限，据《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常典司城部》载，仅仅“掌守卫皇城南面及巡警京城各门”。到了清代，八旗军中的上三旗设有虎枪营，其职责据《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一》载，“遇车驾搜狩……携虎枪于前导侍卫前行，安营后侦虎豹出入”，也就是皇帝出行巡猎时的随从护卫。

除了以虎为名号的军队，人们更多将虎用来形容勇猛的将士，《诗经·大雅·常武》中有“进厥虎臣，阚如虓虎”，彰显了周天子军队的威武雄壮；《诗经·鲁颂·泮水》中有“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讲述了鲁僖公在泮水迎接征战淮夷的英勇将士凯旋，举行献俘大典。唐代杜甫的《观兵》诗中，诗人在目送出征将士时，发出慨叹“北庭送壮士，貔虎数尤多”。宋代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感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正因将士如虎，继而人们也用虎来形容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比如东周时期秦国被东方六国视为“虎狼之国”，在《史记·苏秦列传》中楚王对苏秦评价秦国：“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

图20：历代石虎形象

虎的威猛除了可以震慑敌人，在古人看来同样可以震慑鬼魅。汉代以降直至明清，王侯将相墓葬神道旁的石像生中大多都有石虎的形象（图20），既是地位的象征，同时也具有镇墓的作用。虎可以驱邪震鬼的思想或许最早源于《山海经》，《后汉书·礼仪志》刘向注引《山海经》载，“东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树，蟠居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毒，一曰郁垒。主阅领众鬼之恶害人者，执以苇索，而用食虎”，大意是东海一座神山上的大树枝头有鬼门，两位神仙用专吃恶鬼的虎来镇守；“于是黄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梗于门户之上，画郁垒、苇索，以御凶鬼，画虎于门，当食鬼也”，于是黄帝部落的先民们就将神仙、驱鬼的苇索和老虎画在了门上，后来这种风俗便延续下来。

图21：“虎吃女魃”画像石拓片，南阳汉画馆藏

在汉代，据《风俗通义》载，“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乘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防也”，同时指出“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抟挫锐，噬食鬼魃。今人卒得恶遇，烧虎皮饮之。击其爪，亦能辟恶”。与此同时，在汉代墓葬画像砖和随葬品上，还可以见到“虎食女魃”的装饰形象（图21）。魏晋之际，东晋干宝《搜神记》中记载道，“今俗法，每以腊终除夕……画虎于门，左右置二灯，像虎眼，以祛不祥。”到了唐代，居民家门上仍然喜欢画上虎头，据《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载，“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聻”（jiàn）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疫疠也”。后来从宋代开始，由门神画发展而来的年画开始盛行，虎成为了年画的重要题材。明清时期，民间还出现了给小孩子戴虎帽、穿虎鞋、睡虎枕、围虎兜的习俗（图22），祈求虎可以驱邪避凶，护佑孩子们健康成长，这种传统一直影响至今。

图22：当代街头虎头帽、虎头鞋等琳琅满目的民俗商品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