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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韦尔乔

一个人呼吸停止、肉身消失，但散落四处的记忆一直延续着某一部分他的生命。这些年，在北京，在南京，在哈尔滨，在大连，在衢州无名的山里，朋友们用各种方式记着韦尔乔，这些「记着」，在十五年中延宕出许多另外的故事。

文｜卢美慧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缺席的人

在北京，在南京，在哈尔滨，在大连，在衢州无名的山里，朋友们用各种方式记着他。

主角并不在场，并且缺席很久了。

但眼前许多事物仍与他缕缕关联。浙江衢州，开化县城边缘一座矮山的山腰上，掩映着一片几乎完全依靠人力开辟的平地，平地上有座小房子，长方形，面积细细算过，共43平米。

房子周遭有树，猕猴桃树，红豆杉，金桔，竹子，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草木错落其中，构成一个小小的园子。园子一角，一座青铜制的雕塑孤单伫立，这座雕塑取自许多年前主角给自己画的自画像，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侧脸，标志性的高鼻梁异常醒目；另外半边是一只握着笔画画的手，幽默简约，据说当年最先发明这个图案时，他自己也得意得不行。

主角名叫「韦尔乔」。一个对今天绝大多数人都分外陌生的名字。

韦尔乔是哈尔滨人，1964年出生，生前是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医院的心脏内科医生，他是2000年前后一位很受瞩目的「业余」画家，作品曾受到丁聪、华君武等前辈的称许。许多人在他信笔画下的小画中看到了丰子恺式的幽默天真，受《读者》滋养长大的一代，或许对这家老牌杂志中那些用简单线条勾勒的漫画仍有隐约印象，那些画很多出自韦尔乔之手。

有那么几年，「天才」的称谓环绕左右。在他篇幅不超过二分之一A4纸大小的小画上，「人」通常画得很小很小，没面目，没表情，也没特别的动作。这些寂寞的小人在特定的时空曾抚慰过不少人的心，不过这些都是很久远的事了，2007年，在与肺癌抗争了两年之后，韦尔乔离世，就物理意义而言，成为了一个永远缺席的人。

由功利的角度而言，记述一个缺席的人总需要点什么理由。最初的理由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那是2021年夏天，辽宁大连，一家名为「山上」的美术馆为已经故去多年的韦尔乔举办了一场展览。

疫情当前，北方的海滨往来者寥寥，办那样一场展览实在是件不划算的事。一意孤行背后，更多是在场的人给缺席者的礼物，一个多月的展览时间，缺席的主角借着自己作品短暂生还。

对更大的世界来说，一个「业余」画家出现又消失，或许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对韦尔乔的朋友们来说，人生只有一次，青春只有一次，大家不愿意淡忘这么一位有趣的朋友，于是对韦尔乔而言，「第二次死亡」始终没有到来，大家一直记得他。

好友王玉北一直有个愿望，希望能给韦尔乔建个纪念馆，抛开朋友的身份，他觉得韦尔乔是一个无限逼近人的存在意义的画家，「是梵高式的」。「天才」不是一个称谓，而是一种事实。他不希望死亡或是时间覆盖这个事实。

2009年，死亡造成的强烈悲伤渐渐消散，王玉北辗转来到衢州，机缘巧合相中了眼前这座无名的山包，后来他辞去在军队的工作，远离了曾经的社交圈，那时候王玉北脑袋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只是觉得生命空了一块，不知道拿什么填补。后来他选择了一种老套的方式对抗空茫：劳动。

他找来那种最老式的人力手推车，一天凿出十几车土块石块，一个人推着下山上山。日日筋疲力尽当中，给韦尔乔建个纪念馆的事儿又浮上心头。43平米的小屋和那座小小的园子作为证据，十几年的日子，就在这样的开凿与建设中平静地流逝而去。

一个人呼吸停止、肉身消失，但散落四处的记忆一直延续着某一部分他的生命。这些年，在北京，在南京，在哈尔滨，在大连，在衢州无名的山里，朋友们用各种方式记着韦尔乔，这些「记着」，在十五年中延宕出许多另外的故事。

双重生活

那支永远湿漉漉的钢笔、鸵鸟牌墨水和一沓沓处方笺陪伴了韦尔乔生命中的许多日夜。

时间倒回到上世纪90年代。

白天，韦尔乔是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医院备受欢迎的青年医生，他是哈工大子弟，因此往来的病人大都熟悉他，更多人不管他叫「韦大夫」，而是直接称呼他「尔乔」。

病人们都喜欢他，因为这个医生总是很耐心，平均一天要看90个门诊，但鲜有不耐烦的时候。他会说哈尔滨街头巷尾的嘎牙子话，跟所有病人都能打成一片，永远带着眼镜笑眯眯的，哈尔滨的冬天又冷又漫长，他是那种会把听诊器捂热了再给病人诊断的医生。

医生护士自然也喜欢这个「老有才了」的同事，他记忆力出奇的好，爱拿大部头的医学英文专著让同事们考他，什么犄角旮旯的专业名词他都记得。学校里的留学生来看病，他能毫无障碍地跟对方用英语侃艺术文学。

关于「韦大夫」还有一件小事，他对所有人都有一种均等的热忱，医院里有个清洁工有轻微智障，很多人对他避之不及，韦尔乔不管这些，有事没事都愿意跟这位清洁工聊上几句。后来这个清洁工结婚，给医院所有人都发了请柬，但婚礼那天，韦尔乔是医院里惟一到场的人。

到了晚上值夜班的时候，时间大部分都是韦尔乔自己的了。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在纸上画点什么。哥哥韦尔申是职业画家，后来担任鲁迅美术学院院长多年。兄弟俩的天赋很可能遗传自父亲，他们的父亲是一位军用化学专家，但自小喜欢文艺，「文革」期间，因为画画的技艺，哈尔滨大街小巷的主席像很多出自父亲的手笔。

但跟父亲把自己作为工具画画，或是哥哥经受学院派训练后画画不太一样，值夜班时的韦尔乔，画画更多只是为了排遣内心。他天生胆小，深夜空寂的医院，楼下不敢多想的太平间，韦尔乔必须做点什么打发自己内心的恐惧和哈尔滨的漫漫长夜。

白天给病人写病历的钢笔和处方笺最终收容了韦尔乔青年时代的许多凄惶。

那个年代的处方笺，用的是一种轻薄、软塌塌的纸，在背面画画的时候，正面的方格和标题栏会透过来，「X线检查报告单」、「病程记录」、「超声波检查申请单」。用钢笔在这种纸上画画，每一笔都不能犹豫，因为一犹豫墨水会沿着笔尖漫开，处方笺就会洇破，画也就失败了。于是只能毫不犹豫地画、一张接一张地画，同一张纸的正反面，绝对理性和绝对感性相互交织，那曾是韦尔乔优游的世界。

那支永远湿漉漉的钢笔、鸵鸟牌墨水和一沓沓处方笺陪伴了韦尔乔生命中的许多日夜。慢慢的，韦尔乔的名字开始在哈尔滨的绘画圈子流传开来。回忆对韦尔乔最初的印象，画家刘彦的形容是「飘忽」，「他这个人有点飘飘忽忽的，半梦游的状态，有时候眼睛不知道看哪，基本是一个个人游思的一个状态，而且也非常敏感，好像容易被周围一个扰动突然惊一下那种感觉」。

他们相识的年代，大家都没什么钱，也不会去想怎么去挣钱，「我们都是属于像梦游似的，对钱也没概念，也没兴趣，几个朋友一起窜来窜去地看画、唠嗑儿，谈人生、谈艺术、谈哲学、谈文化，啥都谈吧就是，这么个状态，很散漫」。

这种散漫是刘彦记忆中珍贵的日子，也是他认为理解韦尔乔一个重要的密码，「现在我们说一个孩子学艺术啊学哲学，第一反应肯定是就业，能不能买房，能不能生存，那时候没这些，尔乔读那些书，完全是一种本能，这就让他更靠近本质，他画得更靠近本质」。

韦尔乔在众人中不算活跃，有生面孔出现总有一丝害羞，「胖乎乎的在旁边一坐，其实挺像一个高智商儿童。喜欢音乐，喜欢诗歌、绘画，这个东西都特别喜欢，然后就是很明显在社会上没怎么接触人，除了我们这几个画画的，跟外界没什么接触」。

那个时候谁画了什么画，大家总要想办法聚到一块儿，当时没有手机，家里也没电话，都是直接跑去敲门。那些年的哈尔滨有一种懒洋洋的舒适，街上零星几个烟摊儿，揣包烟凑到一处，到了饭点儿，煮几包挂面，抓把小青菜，拍根儿黄瓜，炸点儿花生米，然后就昏天黑地地聊开去。

那是90年代初的哈尔滨，用一种事后的眼光看，刘彦觉得哈尔滨，以至整个东北，当时经历的是一种迥然不同的时空，全国范围内都在鼓吹市场经济的春风，但在哈尔滨，共和国长子的迷梦仍在继续，外面的世界已经开始积极拥抱新时代，但对韦尔乔和刘彦们来说，他们仍在继续着他们始自八十年代的梦游。

那个年代的他们普遍过着一种互不干涉的双重生活。韦尔乔白天是医生，晚上画画。刘彦白天是东北林业大学的物理老师，晚上画画。朋友中还有钳工、门卫、编辑，作为祖国的螺丝钉和拥有各自精神世界的自然人奇妙地统一着。

「就是很散漫，也感觉不到太多的现实压力，当时很穷，就是穷。」刘彦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块，「但还是很快乐，也不知道发愁，总觉得那样的日子是没有尽头的」。

哈尔滨来信

「画如果感到不行，退给我便是，千万不要碍面子。朋友总还是能做得的，也许有一天谈起天来，彼此也会感到开心的。」

在山里生活久了，王玉北现在一副农民装扮。经年的日晒与劳动，让他明显有点儿驼背。与外面世界的关联被削减到最低，去年因为一次外出，被大数据扫到，回到山里接到电话，通知他去隔离，他跟对方说，自己住在山上，前后左右都没人影儿，「哪儿隔离还能比这更适合？」

但时间倒回到1995年，王玉北很有一番雄心壮志。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普遍有一种介入世界的热情，本科毕业后，王玉北一头扎进了哲学世界，一路读到了博士。

学习哲学的一个体会是，他觉察到哲学本身语言表述系统的复杂，受台湾漫画家蔡志忠的影响，他生出念头，可以用漫画的形式将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与思想呈现出来，让普通人以更简洁的方式接触经典哲学，「当时就是有那个劲头，就是说让所有人共享人类文明成果，那个时候是敢说那样的话的」。

有了这个念头，王玉北在图书馆泡了三年，以一种近乎传教的热情做完了文字部分的梳理工作。接下来要找个能配合画画的人。王玉北当时找遍了南京当地的画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点事儿，小菜一碟，但试着画了几幅，效果都不理想。

后来王玉北还特地跑了一趟北京，到圆明园画家村碰运气。那个年代的圆明园，网罗着整个中国心思最躁动的一批年轻人，但王玉北还是没找到自己需要的伙伴。后来有回在圆明园闲聊，画家刘彦告诉王玉北，他在老家哈尔滨有个医生朋友，也许符合他的要求。

记不清过了多久，王玉北收到了哈尔滨的来信，当时他在解放军理工大学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在顶楼，王玉北清楚地记得在顶楼拆开信件时的激动，因为此前已经寻寻觅觅了一整年，大多数人的画交到手上都让人失望，但韦尔乔的画好得让他震惊，「当时我觉得就是说，终于超出我想象了，过去别人作品给我就是说不太够，这个已经超出我的要求了，已经比我想的都好了」。

那组画介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阿里斯提普，他有一个观点是，快乐本身不是坏事，但放纵欲望而来的快乐，就不是一件好事。

韦尔乔的处理是，用两个乳房的形状组成一个漏斗（象征欲望），一颗心堵住漏斗的口，漏斗下方是一个哲学家模样的人与一名裸体女子相拥，王玉北觉得韦尔乔完全明白阿里斯提普的所指，「他画的意思是两个人如果是真心相爱，心是好的，上头的沙不会漏下来，如果你们俩是逢场作戏，只是因为欲望结合，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漏斗上头的沙就流下来，两个人都得被闷死。」

随着这些小画还有一封长信，千里之外的韦尔乔在信中解释自己的画作，「古希腊及古罗马时的散文，有着一种高贵的明晰性，平白如话，无过多的枝蔓，从柏拉图的《对话录》到维吉尔的《农事诗》以及马尔库斯·奥勒留的《沉思录》，莫不体现着一种清明与简朴」。韦尔乔的想法是，插画应该配合这种清明简朴的风格，那封信写于医院值夜班期间，落款是3.AM。

1995年凌晨三点的哈尔滨，医生韦尔乔在结尾写道，「天快亮了，我也困得不行了。画，画得了；信，也写得了。画如果感到不行，退给我便是，千万不要碍面子。朋友总还是能做得的，也许有一天谈起天来，彼此也会感到开心的。」

这是韦尔乔跟王玉北友谊的开始。即使在最繁盛的年代，哲学也是冷门的学科，即使到今天，搜索工作如此便捷的当下，有关阿里斯提普的讯息也十分寥寥，但是这封信中，韦尔乔拉拉杂杂一番自己对图画与文字该如何配合之后，甚至给阿里斯提普写了小传，他想象两千多年前的这位智者，如何交游，如何享乐，跟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如何不同。他甚至幻想了一出古希腊的狂欢节，人们可以「恣情狂欢、不拘形骸」，众神混迹其间，饮酒舞蹈，共同沉浸于人类初始的快乐年代。

哲学在他眼里不是死物，王玉北觉得自己遇到了知音。

时间的茫茫荒野上，重读这封长信，很难不让人生出怅惘。二十多年前，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质地，可以厚重典雅如此。

那封长信也是那个年代韦尔乔与外部世界正式连接的开始，他焰火一般的人生在那个时候被点燃引信，有光明的未来在等他。

蝙蝠

蝙蝠在鸟类面前，说自己是鸟；在兽类面前，又称自己是兽。

西方哲理漫画系列很快出版，外面的世界也逐渐听闻哈尔滨有这样一位在笔下放牧线条的医生。前辈丁聪的评价是，「确实画得好，真是画得好，单线条的、复杂线条的画都站得住，而且线条都敲得响。」

因为那些小画，生性羞涩胆怯的韦尔乔，交到了散落四处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时候哈尔滨常有聚会，为了尽地主之谊，韦尔乔带朋友们去临近的呼兰县看萧红故居，在波涛汹涌的松花江边唱和苏东坡诗词，饭桌上他们讨论莫迪亚诺的小说，巴赫的音乐，伯格曼的电影，俄罗斯的流亡文学——出书还有一个好处，他有了额外的稿费，黄瓜条和花生米可以升级为火锅儿和东北乱炖。生活是彩色的。

韦尔乔的记忆力在朋友们中间闻名，古典音乐听起几个音符，立马能说出来名字，周围都是熟人的话，他还要情不自禁地卖弄一阵，巴赫或是李斯特，在写某某曲子的时候，正经历着什么。

「尔乔真的跟个孩子一样，他就喜欢你表扬他。」这几乎就是韦尔乔的全部追求了，后来出了名，收获了许多喜欢，他仍是老样子，朋友高岩的形容是，「极端敏感、害羞，孩子般的真诚、善良，语出惊人，忽而快乐忽而沮丧，多情，永远走不出青春期，无论画得多好都需要别人鼓励，无论多么成功都惶惶不安」。

这样的快乐当中，时代也在悄然变化，刘彦外出闯荡世界的同时，下岗潮悄然而至，黄宏或赵本山在电视上持续为全国观众带去快乐的同时，许多东北普通百姓面对的是不可逆的坠落。几乎与此同步，在广州、在北京，新的财富神话或名利神话不断涌现，不少人选择离开东北，去远处讨生活。

韦尔乔当然也有过很多机会，心思大概也浮动过，但最终他还是选择留在哈尔滨，「尔乔很胆小，或者说有点胸无大志吧。」隔着久远的时间，刘彦觉得其实韦尔乔是一个特别好的理解八九十年代文艺青年的样本，通常的叙事里面，定义那个年代多数都是成功者（但相对主流社会他们又是失败的），韦尔乔却是完全的异类，边缘，散淡，胸无大志，自得其乐，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中自顾自地飘荡。

王玉北甚至建议过韦尔乔移居南京，当时一群朋友还张罗过给他买房子。也有朋友好心建议，勤奋一些的话，当个职业画家也很好，当医生那么辛苦，日熬夜熬一个月也就两千块钱，干嘛让自己那么累。

韦尔乔没有听从朋友们的建议。韦尔乔的妈妈是医生，从小他就不喜欢医院，因为不喜欢医院里逃无可逃的来苏水味道。但上大学的时候，妈妈觉得家里已经出了个画画的，小儿子应该从事更正经的工作，韦尔乔就这么被动地走上了医生的道路。

但之后有机会自己做选择的时候，他反而不选了，朋友们各种鼓励，出版社各种邀约，他都没想过抛弃医生的身份，「既然干上了这一行，总应该干得像样些。能够在这个卫生所里老老实实当一辈子大夫，不出什么大差池，也算老天爷很给我面子了。我一直是这么想的。」

韦尔乔还提到过一则寓言，蝙蝠在鸟类面前，说自己是鸟；在兽类面前，又称自己是兽。结果，双方谁也不买蝙蝠的账。

蝙蝠的快乐只有蝙蝠自己知道。这个阶段，韦尔乔沉迷于自己的一套神奇发明当中。他发现儿时避之不及的来苏药水，用棉签细细涂抹在事先用蓝墨水处理过的处方笺上，随着刺鼻气味的弥散，画面上靛蓝色的墨水，慢慢会浮现出一种「落日熔金，暮云合璧」的效果，韦尔乔沉醉于这番创造，觉得自己简直像古时的炼金术士，痴迷得日日昏天暗地。

他始终保持着个体精神世界的绝对完整，现实的、物质的世界似乎没那么重要。人是目的，不是工具。况且对韦尔乔来说，医生这个职业，逼迫着他日日都面对着生死，他需要借着医生这个身份，继续自己的梦游。

现在刘彦住在燕郊，偶尔出门，会看到许多疲于奔命的年轻人。重新谈起韦尔乔，刘彦觉得从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上讲，一种相对散淡的生活形态、个体能保有的丰富的精神生活，已然作为一种「进步」的代价彻底消失，一个悲观的人、不积极的人、害羞的人，在一个相对慢速的社会形态中，他依然能活得很好，被朋友们围绕，做梦和幻想，把大把时间挥霍在无用之事上，但今天的年轻人，「很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

2002年，三联出版了韦尔乔的《梦游手记》，在书中，韦尔乔讲述自身，「（我）常常一个人，想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在脑子里营造出另一个世界——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每日便优游于这心造的封闭的世界中，浑然无查。」

休止符

大家在一起聊天，唱歌，在南京，韦尔乔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个春天。

更浑然无查的，是噩运的悄然降临。

2005年的一个冬日，韦尔乔被告知右肺有一处占位性病变。接下来的两年，他经历了四次手术，在他的画中，他描摹过很多死亡的形状，那时对他来说，「生有一份可爱，死也有一份可爱。」

跟韦尔乔相熟以后，王玉北觉得这样的天才实在不应该埋没在东北，前后联络了许多出版社推介，但很多时候，韦尔乔都是缩在后面，甚至常常跟他开玩笑说平静的日子都被破坏了。那个时期的王玉北野心勃勃，在他的计划里，他们可以开创一种图文叙事传统，让哲学、艺术，乃至文明史都能以通俗的方式呈现，这种介入现实的巨大热情被突来的疾病瞬息冷却，命运变幻了一番面孔，韦尔乔必须狼狈招架。

接下来的两年，生是一种沉重，死也是一种沉重，「一个平时对痛苦避之唯恐不及的人，最后被痛苦逮个正着，疼最后成了他每日的功课。」

很多时候韦尔乔是沮丧的，「我在火柴盒大小的卡片上画画。我画了很多穿长衫的人。他们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做，又什么都可以不做，便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的人了……我在小画里『解放』了上千个『长衫』。到如今，有谁来救我呢？」

但偶尔也会生出乐观，「如果说生活像一大锅肉汤，得病以后，我突然觉得汤被撇去了大半，余下的日子就像锅里剩的汤，被炖得更稠，更浓，更有味道了！」

上天的玩笑一会儿告诉他做完手术就跟正常人一样，一会儿告诉他，虽然概率极低，但他的肿瘤还是复发了。印象里韦尔乔是个哭哭啼啼的人，对人生的很多事都充满怯懦，这种怯懦后来被一种紧迫感所取代，他仍旧继续画画，因为此前在江苏出版画作的关系，生病后他几次到南方疗养，住在朋友的房子里，某天抓起一支马克笔就开始画，纸片画满了就画到鞋盒上，鞋盒画满了就画到窗户上。

回到哈尔滨后，他迷上了摄影。对于一个一直优游于个体精神世界的人来讲，突然一天被告知可能大限将至，韦尔乔以一种完全的热忱关照起现实世界，当时哈尔滨正是冬天，旧城改造如火如荼，肃杀的自然和被摧毁着的城市勾起了他记录的热情。但癌细胞也在摧毁着韦尔乔，第三次手术之后，他瘫痪在床，王玉北前去看望，他调侃说自己成了一盆植物。

积极的时候，他会自我鼓励，「我也可以坐在轮椅里好好歇歇脚了，你不如我，还得整天上班的，是吧。放心吧，我不会轻易死的！一年半四次大手术，这次胸椎大出血，险些没下台，感谢上帝，都挺过来了，我们都拼命好好活着吧！」

脆弱的时候，他也不可避免地说到自己的结局，「死，对于我来讲，就意味着『消失』，如一缕烟消融在蓝天里，当那烟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蓝天依旧湛蓝湛蓝的……」

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韦尔乔的胆小，在上海肿瘤医院做手术后，哈尔滨的朋友刘芳去医院看他，晚上一群朋友在花园里散步，走到一处很黑的地方，韦尔乔说什么也不往前走了。另外一次探望，刘芳看到花园中韦尔乔的背影，花园其实很漂亮，偶尔有叶子落下来，这个画面在刘芳记忆中无法抹除，「那时候你又帮不了他，就觉得尔乔好孤单，特别孤单」。

最后一次到南京，朋友们把他接到一处江心洲上的居所，大家在一起聊天，唱歌，在南京，韦尔乔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个春天。

那个小岛上，种着很多垂柳。重新回忆韦尔乔，南京友人玄子的记忆中就是水边的那些柳树，有些花也已经开了，大家在一起聊天，唱歌，韦尔乔有把好嗓子，记忆力又惊人，玄子记得他唱了好多好多歌，还有黄梅戏和京剧，每天前来探望的朋友不绝，欢声笑语也不绝，「古代柳树常常见证友人送别，其实大家内心都清楚，可能那就是人生最后一面，但是大家都压着情绪，就想好好地陪尔乔」。

另外一位朋友梁小川有次夜里失眠，晚上已经过了12点，他一个人去院子里溜达，「我看有个人在哭，我就跑过去了，我看到尔乔一个人坐在院子的木头椅子上，他在哭」。

梁小川感觉到韦尔乔巨大的无助，但他们都束手无策。那天夜里两个人聊了很久，刚开始的时候还围绕着他的病，情绪慢慢平复后就天马行空了起来，后来韦尔乔对梁小川说起，哥哥新近分了一套特别漂亮的房子，「尔乔就特别兴奋地说，『他在客厅里挂了我四幅画，他自己的还没有挂，就挂了我的画，你知道吗？』就一直说。」

梁小川的反应是「那不是很正常嘛挂你的画？」韦尔乔马上反驳，「那怎么会正常呢？」接着他絮絮叨叨说起从小到大对哥哥的崇拜，也孩子气地表达了不服气，哥哥在家里挂上自己的画在他看来是自己的「一个胜利」，「我们都说尔乔就是个孩子，他这个性格特别好玩，都那个时候了对吧。」那是梁小川对韦尔乔最后的记忆。

南京之后，韦尔乔回到哈尔滨。因为左肺上长满肿瘤，大部分的时间，无论身体再怎么疼痛，他只能向右躺着。哈尔滨的朋友们也尽力维持着欢笑，金东宣是当时的联络员，哈尔滨当地的朋友，外地来探望的朋友，有些人根本互相都不认识，但是打个招呼好像就熟悉了。那时金东宣有个DV，留下了不少影像资料，死亡的阴影日日逼近，「到最后尔乔也不管了，说想抽烟，我们就给他抽一根。」

终点不可避免地到来，2007年8月29日上午，韦尔乔停止了呼吸。

消逝

「剩下的，只有吃饭和吃药俩事儿。」

接下来的时间是加速的。

罗辑是韦尔乔的发小，现在是哈尔滨城市规划系统的一名干部。韦尔乔生病以后迷上摄影，罗辑开车带着他把哈尔滨逛了一遍又一遍，罗辑自言对艺术一窍不通，很多时候他并不懂韦尔乔的那个世界。但是那一年多里的一次次外出，成为了他人生中的一段郊游。

那时候他们住得不远，罗辑开车接上韦尔乔，两个人随便说个地方就呼啸而去。他们喜欢在老道外吃苍蝇馆，罗辑特地带我去了家他们吃过的扒肉馆，肉炖得软烂筋道，肉汁鲜亮浓稠，唯一的变化是价格，两个人吃了将近一百块，「跟尔乔那时候，三十块保准够了。」

那两年的结伴出行，很像是回到了他们的童年，罗辑和韦尔乔从小在哈工大的家属院里长大，那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为哈工大的工程师和教授们援建的家属楼，大楼盖得气派，还有小花园和游乐设施，那是一个在当时让大院外的孩子羡慕不已的乐园。

到了四十多岁，乐园的疆域无限扩展，他们常常没有任何规划，有时候开到一条死路的尽头，「尔乔看远处有苞米地，木刻楞（一种俄罗斯传统民居），废弃的砖窑什么的，我俩把车一停，拎着相机就去了。」

被问到韦尔乔离世后他这些年的变化，罗辑开车带我在松花江两岸转了一大圈。一部分的哈尔滨在新生，韦尔乔离开的时候，整个城市西部还是一片滩涂，两个人在那里拍摄过不少原野风光。如今原野早就不知所踪，作为城市新名片的群力新区巍峨伫立，这里是哈尔滨建设最气派、最现代，当然也是房价最贵的地方。

一部分的哈尔滨也在死去。韦尔乔离世那年，哈尔滨启动了酝酿多年的道外改造工程，这项工程后来招致许多批评，这些年因为动迁，老道外已经没什么人气，「原来可不是，剃头的，冒鼻涕泡的小孩，晒太阳的老太太，尔乔拍了很多，现在都没了」。

这些年，刘彦回哈尔滨的次数不多，他内心深处的哈尔滨是一座油画质感的城市，「 哈尔滨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城市，非常浪漫，而且它的颜色是中国，我觉得别的城市里很难得的，哈尔滨那楼面的颜色有土红的，有绿的，还有黄色的，有那个褐色的，什么颜色都有，浓墨重彩的」。

制造这种浓墨重彩的是哈尔滨独一无二的历史，一百多年中，俄罗斯侨民，欧洲商人，落难贵族，张学良的东北振兴，伪满洲国的阶段统治，共和国长子的短暂荣光，各种各样的势力来而复去，让这片土地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经历了无限沧桑。

韦尔乔生前，不少人以为他是个外国画家，甚至有媒体给他安过比利时的国籍。不少人好奇他笔下那些希腊广场、拉丁字符、罗马柱、绞刑台、异域的花纹从何而来，刘彦觉得，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哈尔滨的这种浓墨重彩对他的影响。

但几乎不可避免的，他们这代人一定要面临这种浓墨重彩的消逝。生命中最后两年，偶尔从自己的精神世界走出，韦尔乔以无限的留恋和伤痛记录：「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四十二年，我深爱这些老房子。道理是不用讲的，或者说，爱自己的家乡本来就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一种诚笃的近乎羞涩的情感。我只是老老实实通过自己的镜头告诉人们，曾经有一幢这样的房子，曾经有一片这样的房子，曾经有这样一个城市，哈尔滨。」

带我重走跟韦尔乔结伴走过的路，临近黄昏，街上死气沉沉，罗辑提示我观察一下街上最多的是什么，我一时说不上来，罗辑自问自答，「是饭馆和药店」。

大刀阔斧的改造之后，稍微有钱的人都搬去了别处，「剩下的，只有吃饭和吃药俩事儿」。新起的大楼招商惨淡，标准化经营后的老字号难聚人气，曾经繁盛的、烟火缭绕的历史街区，在日复一日的日升月沉中渐渐走向枯寂。

苦行

香橼生长缓慢，对世界不怎么放心似的，很像韦尔乔。

从韦尔乔生病到离世，王玉北始终没有痛痛快快哭过，到现在也没有。但是对上天的怨恨始终激荡在心，有段时间他看不得那些庸庸碌碌的人们，他几乎钻进了牛角尖，那么多人虚耗着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死的偏偏是韦尔乔？

「那两年在部队，每天你还要写这个那个报告，每天在办公室里憋着，有一天我就是觉得受不了了，再呆下去我会疯。」叙述完这一段，王玉北示意，关于后来他为什么不再出书、为什么选择到山上隐居，其实都有了答案，认识韦尔乔的十几年当中，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合作，王玉北后来又整理了艺术史文学史若干资料，「包括文学家的都做完了，文案都做完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再做了，因为尔乔死了」。

当然也有更宏观的因素，早在他们第一次通信时，韦尔乔就断言，王玉北所做的努力，「必定属于一个小的读者群。喜欢的人一定会真喜欢，不喜欢的人，白送人家也不领情」。

另外一封信中，他还揶揄过呼啸而来的消费大潮对人的异化，「他们不关心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我们从哪里来，心之所系只是下一顿口粮在哪里」。

韦尔乔的死中断了王玉北的跃跃欲试，眼前的世界也鱼跃进入人人只关心下一顿口粮的新时代，轰隆而来的新的游戏规则中，哲学彻底没了出路，艺术成为商品社会极为次要的附庸，他坚持的、憧憬的，都是过时的事了。

「我觉得玉北那个人肯定在他的世界基本就是像一个精神的庙堂似的，他跟现实可能真的没啥关系。尔乔还挺活泼的，有一些小的现实乐趣。尔乔他有点没落文人的那种，沾花惹草啊，喜欢点雅致和小酒一酌，人生现世的那种快乐，他有那个东西，享乐啊，他不是一个苦行主义者，玉北有的方面像苦行主义者。」作为旁观者的刘彦如此总结两人性格的区别。

王玉北这些年的苦行之中，最疲累和寂寞，或许外界也很难理解的，是这十几年来，建筑那座小屋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他从附近捡来的建筑垃圾。某种意义上说，王玉北的一部分生命留在了过去，对商业社会的警惕、对消费浪潮的怀疑，一度是八九十年代文艺运动的主流。

王玉北几乎走到了极端，他有一辆雪铁龙凯旋，是他为数不多的物质资产，这辆车最早是因为韦尔乔南下手术和疗养买的，十几年中，这辆车载着王玉北往返于临近的垃圾填埋厂，如今早就浑身是伤、几近报废。

王玉北通常晚上八九点出门（因为城市里的清运车通常在一天的早些时候作业），在堆积成小山的垃圾堆上寻找他要的宝贝。

去年初秋的一天，他开着浑身是伤的凯旋带我去了那座垃圾厂，没有开封的油漆，用了一半的石灰，废弃的轮胎，成打成打的瓷砖和装饰石材，开化离杭州不远，十多年前来到这里时，垃圾厂离开化还有一段距离，这些年随着杭州及周边地区的建设，垃圾厂也像蠕动着一般，一点点逼近王玉北隐居的地方。

王玉北痛恨这种物质世界的张牙舞爪和巨大浪费，问他是否借此在抵抗着什么，他想了想回答，「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抵抗，就觉得用个什么我就用一个钱数去买，然后买好的买贵的就成了成功人士了，这种生活挺无聊的」，他随便捡起地上的一块石料，「这很可能就是建别墅建啥的，那我把它捡回去，我们用的是一个东西对不对？」

王玉北自己并不认为这是他的「苦行」，这只是「我能选择的让自己安定下来的生活方式」。在山上，他收养了几只流浪猫，严格地说也不能叫收养，他和那几只猫，林间叽叽喳喳的鸟，还有山脚下水塘里的鱼都是那里的居民，他需要这种自由。

这种生活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家人的埋怨，外界的不解，以及「有时候半夜睡不着，或者突然醒过来，周围什么声音都没有，会感到那种生命本身的孤单」。

「这种孤单的时候要怎么应对？」

王玉北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孤单似的，「你也没办法应对的，没有办法」。他只说起一回，莫名想起了韦尔乔，「我就跟老天说，我说老天，能不能拿我这20年的生命，换尔乔回来两天？」

「可能尔乔在的时候，玉北的生活变得增加了好多色彩，因为他原本是个挺枯索的人。」刘彦觉得韦尔乔和王玉北是朋友中最精神化的两个人，这些年他和王玉北交流不多，他知道王玉北后来选择到山上生活，他理解这种选择，身体上极度的疲累困乏，是人能选择抵抗内心痛楚的不多的方式，「我们说人生在世，知己难求，对玉北来说，尔乔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肯定是的」。

几乎注定的，韦尔乔离世之后，王玉北的人生重新走向枯索。开化的小山之上，他把小屋建成43平米，因为韦尔乔在世上生活了43年。有处台阶今年要多修出一节，一共15级，因为今年韦尔乔去世15年了。院子里有棵树要特别修剪一下，那是一棵香橼，到了秋天会结黄黄的、比柚子小一些的果子，这是专门给韦尔乔种的树。前些年，王玉北的另一位好友去世，他种了一株红豆杉，植物的性格也是人的性格，红豆杉挺拔，香橼生长缓慢，对世界不怎么放心似的，很像韦尔乔。

节日与星座

「越往年轻的那个时代想，越像节日，就是闲散，完了梦幻，不着边际。」

韦尔乔去世之前，罗辑当选为哈尔滨的火炬手，但是韦尔乔最后还是没赶上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韦尔乔没赶上的事有很多，奥运，地震，社交媒体的兴起，房价飞涨，东北工业基地衰落，东北文艺复兴，以及当下正在进行的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

世界跟他不再有关系。

但是偶尔，韦尔乔还是会以某种方式跟朋友们开开玩笑，或者像刘彦所说，他以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继续参与着朋友们的生活。

韦尔乔跟罗辑在哈尔滨四处漫游那两年，有次带他去了一间茶社，茶社老板是韦尔乔的朋友，罗辑原先根本不懂茶，那次大家一起闲聊，韦尔乔和茶社老板跟罗辑推荐了一种叫老班章的普洱茶，当时也不便宜，大概五六百一饼。

韦尔乔去世之后，罗辑迷上了普洱，几年前跟茶友说起这件事，对方告诉他「普洱里头，班章为王」，但市面上的老班章全是假货。后来罗辑拿着茶叶找人鉴定，对方一看，全是真的。当时茶友们激动地讨论，罗辑手里的茶一饼能卖到一万多，罗辑心里也高兴，但又有点伤感，「卖一万不重要，卖多少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是尔乔带我去买的，就是，挺感谢他的」。

再有一年多，罗辑就要退休了。说了很多年轻时候的快乐日子，罗辑最终没能忍住眼泪。最近几年，罗辑参与完成了松花江沿线步行道的设计，他的理念是，有些时候，窄比宽好，一个城市应该珍惜那些步行的小路，罗辑觉得再过几十年跟老朋友天国重聚，「这应该是可以吹一吹的事」。

刘彦不是那种情绪外露的人，他说起有年他回哈尔滨，一群朋友浩浩荡荡去给韦尔乔扫墓，「坐那块儿大家也是谈笑风生地随便聊一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没有什么过度的悲伤。也许尔乔也加入了吧，大家都在那唠嗑，完了就喝着点啤酒就走了」。

刘彦给了这种感觉一个异常浪漫的形容，「如果说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大家都拼在一起，最后拼成一个星空的话，尔乔一定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星座。」

把韦尔乔作为一枚小小的精神坐标纳入到这段时间轴线之上，一代人的相聚离散会兀自浮现，年轻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他们为文艺、为哲学、为相同的志趣在一段时空中相聚。

不再年轻的时候，他们被衰老、被死亡、被新时代的潮水冲落四处，世界不再是他们的，或者到了这个年纪，他们也终于明白，世界从来也不是他们的。

他们曾经的梦想是以艺术和人文的理想呼应时代，但最终在分工越来越明确、规则越来越清晰，也习惯以价格标定一切的商品社会，成为时代的零余。

从同行的角度而言，刘彦觉得韦尔乔是天生的画家，「我个人认为他的插图应该是在世界所有的插图里边，非常非常上乘，几乎可以排到前列，和西方的那些插图师啊，包括比亚兹莱，那些最著名的一些插图师相比都是可以比的，甚至不比他们弱」。

但从朋友的角度，这些好像又没那么重要，已经到了时时有朋友离去的年纪，「经历的多了，就像秋天的凋谢似的」。采访刘彦的时候，他说起另一位哈尔滨籍画家刘辉正经历着癌症的折磨，不久后去世了。刘彦和刘辉前后开始北漂，那时候他们在圆明园游荡，自封住在郊区的柏拉图。韦尔乔这些朋友进京，掏光几个兜凑一顿饭钱，大家都快乐极了。

那天刘彦抽了好多烟，「我说个很真实的感觉啊，越往年轻的那个时代想，越像节日，就是闲散，完了梦幻，不着边际。越往前想越那样，越往后想越具体，越严格，缝隙越少，就是那感觉。像前边的日子好像我都不知道咋过的，也没钱，怎么支撑的生活我想不到，想不明白这个事。」

尾声

「如果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走，我们去聊聊尔乔，我一定会跟他去的。」

韦尔乔的追悼会上，一位朋友的发言引发了所有人的共鸣，她说，「如果有一天我走在街上，看到一个似曾相识而又陌生的面孔，如果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走，我们去聊聊尔乔，我一定会跟他去的。」

决定讲述韦尔乔的故事之后，这个判断反复被印证。在哈尔滨，在南京，在北京，甚至通过视频通话，苏黎世和巴塞罗那的朋友们也热情地说起他们生命中与韦尔乔有关的日子。

在南京，玄子说起自己这些年的变化，她找出十几年前的照片，亮闪闪的皮衣，爆炸头，但是后来她潜心礼佛，自学了茶艺和插花，如今过着安宁的生活，「尔乔要是见了现在的我，肯定大吃一惊，但我想他会为我高兴的。」

老克是另一位南京的友人，他带我转了明城墙，被梧桐树掩映的老建筑，很多路线是他新开发的，「可惜尔乔没走过，你就当替他走了。」

这种借由一个名字而生出的信任与热情在哈尔滨达到了顶峰。

像韦尔乔生前一样，这些年金东宣一直担当联络员的角色。他带我在哈尔滨扫街，「那原来是个唱片店，黄了。」「那个小卖店尔乔老去买烟。」

采访那些天，金东宣每天都张罗好几波人，大家一起嗑瓜子儿，唠嗑儿。

金东宣的记忆里，「尔乔走之后那几年，大家憋着一股劲儿要发泄一样，玩，闹，各种聚会」。慢慢的，聚会少了，大家也都老了，偶尔微信上传来消息，谁谁谁病了，谁谁谁没了，「总归就是坏事多，好事少」。

于是，那几天的采访也多多少少有了点儿昨日重现的意思，大家说了韦尔乔的很多趣事，「尔乔怕鬼，他胆子可小了。」「尔乔喜欢美女，哎呀，他太喜欢和美女聊天了。」「有时候他挺自恋的。」「你得夸他，永远需要被表扬。」

有时候话题不知道就怎么跑到了别处，大家依然热火朝天继续聊，刘芳年长韦尔乔几岁，许多记忆淡去了，他觉得年轻时候最快乐的，就是这种漫无目的的聊天，聊得起兴的时候，韦尔乔这种慢热的选手，都要抢着发言，「尔乔要是在天上看着我们，一定急死了。」

这样的日子，慢慢就没有了。在哈尔滨的那些天，我们的聚会通常要安排在下午，刘芳和金东宣都要照顾各自的母亲，金东宣的妈妈已不能下楼，他要等妈妈睡下，才能出来跟朋友们唠一唠，即使这样，手机里的监控也要随时开着，他们早就不再是没有忧虑的年纪了。

金东宣为两位朋友不能参加聚会十分遗憾，诗人钢克也曾是哈尔滨的联络人，「他跟尔乔共同语言更多，聊音乐啊聊电影啊，贼能聊」。去年钢克因为急性脑梗入院，需要漫长的时间康复。韦尔乔去世之前，把他收藏的很多影碟都送给了钢克，钢克装了两大麻袋，羡慕得一群哥们儿牙痒痒。

那些影碟是他们流连在哈尔滨一个个音像店积攒下的，但因为生病，康复训练需要更大的空间，最后小贩上门，300块收走了他们全部的青春。

另外一个也被家事纠缠，原先形影不离的几个人，最后只剩下金东宣自己，他用一种异常东北的乐观消解这种人生的寂寥，「我就说啊，尔乔其实死得挺辉煌的，对吧，那时候大家都年轻，都那么爱他，都来送他，这多辉煌啊。」

哈尔滨之旅结束那天，我告别韦尔乔的友人往回走，期间无意穿过了松花江畔的兆麟公园，那是一座雅致的园林，为纪念抗日联军名将李兆麟将军而建，那儿曾经是韦尔乔和朋友们的乐园，春有百花冬有雪，那里有过很多他们的快乐时光。

那是一个雪后的晴天，阳光洒在积雪的树上，一些顽固的叶子抱死枝头，迎着北国的艳阳孤单摇曳。一片金黄和雪白之中，不知道哪儿传来了口琴的声音，哈尔滨是一座不缺音乐的城市，在中央大街、在任何一个行人聚集的地方，都不难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贝加尔湖畔》之类的流行曲。

但是那天口琴呜呜咽咽出的是另外一段旋律，是很老很老的一首歌，和着那段旋律，脑海里很快浮现出一段遥远的歌词，听来很像天国的来信：

让地球忘记了转动啊，四季少了夏秋冬

让宇宙关不了天窗，叫太阳不西冲

让欢喜代替了哀愁啊，微笑不会再害羞

让时光懂得去倒流，叫青春不开溜

……

（感谢赵胥、张天一、韦宗尧、张成军、张玲、王振羽、于奎潮、王鸿雁、戈雅、陈菡英、滕洪波、高彬、何源、大伟、松梅、任芷田等对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