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才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石赵帝国的开创者石勒百战余生，威震海内，对司马懿、曹操不屑一顾，自命可与刘秀并驱中原，却把刘邦视为“只能北面事之”的超然强者。

“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刘邦），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韩信、彭越）竞鞭而争先耳。若遇光武（刘秀），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 ——石勒与谋臣张宾谈史

在大众眼里，刘邦不过是一个因人成事的龌蹉之徒，毕竟，无论是他的出身、相貌、才能、还是性格，都很难引起大众的敬畏。相形之下，他的对手项羽和属下韩信，则以无双的勇气和罕见的才能，赢得了千百年来社会舆论的无数赞誉。

“千奸万黠藏凶戾,曹操朱温皆称帝。何似英雄骏马与美人，乌江过者皆流涕”！——郑板桥，霸王项羽的失败引发了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骚客的同情

“高帝眼中只两雄，淮阴国士与重瞳。项王已死将军在，能否无嫌到考终。”——袁保恒赞扬军神韩信

然而，若以政治决策的视野来看，刘邦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已知的政客中，最杰出的一个。

这种评价并非源于刘邦本身的才能，而是因为他永远实事求是的态度——即，这个人永远基于现实需要采取政策，其思维绝不被虚荣、情感和观念所劫持。

完美的自知之明

实际上，刘邦最杰出的品质就在于能够时刻保持自知之明。考虑到刘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帝王的身份，他能够轻易做到这点，显然是无法想象的。

当书生陆贾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劝诫刘邦时，刘邦已经是一个崛起于平民，淘汰了无数强人，征服整个中国的开国帝王。达到这种成就的人，周边几乎都是阿谀之词（《史记》陆贾传记曰，左右皆呼万岁），听到的批评就像沙漠里的清水一样稀少。假如三个人的谣言既然能够使你相信老虎的存在，那么一百个人的奉承，又何尝不会消灭一个天才的自知之明，并把他变成一个自以为是的傻瓜？

这种情况相当常见，而且几乎不可避免。项羽曾经何等勇决，为何后来荒唐得热衷于“锦衣夜行”？拿破仑曾经何等明断，为何会慢慢退化成一个鲁莽的蠢材（法国外长塔列朗语）？希特勒曾经何等狡诈，为何渐渐变得犹如一个精神病患者？实际上，这些超凡之人不再精明的原因，非常很简单。

因为这些无双雄杰在一片赞美之声中，逐渐失去了对现实、对敌人甚至对自己的正确认知。事实上，无论一个人多么天才，如果他连自己的优劣都不了解，那他的判断力和一个真正的蠢材又会有什么区别？

只有理解这点，你才能理解刘邦的非凡和可怕。当书生陆贾以“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劝说刘邦之时，他很快意识到对面的书生（因出身绿林，刘邦向来鄙视书生），在这个问题上要比自己高明得多，理应有所请教，故“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这是何等了得的胸襟气度，只有完全摒弃虚荣心的豪杰，才有可能具有如此完美无瑕的自知之明——即，刘邦这个人，追求的从来不是“我比你强，我比你聪明，我比你能干”之类的虚名，而是“怎样做对我更有好处”。事实上，能够始终保持这种本能行事的人，古今中外，屈指可数。

无爱也无恨

刘邦另一个令人震惊的素质，就在于他对爱恨情仇等人类情感的极度淡漠，这使得他的决策永远理性。这一点，在他对待家人和仇敌之时，体现得极为明显。

在汉高的老家沛县，有一位刘邦极为憎恨的叛徒老乡雍齿。当年在乡间之时，刘邦就素来被雍齿轻辱，刘反秦后，雍齿跟随，但就在刘邦最困难的时候，雍齿献出了刘邦老巢丰邑投靠魏国周市，还囚禁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儿，使他们遭受殴打、羞辱，更把刘邦本人逼到了绝地。刘邦走投无路，被迫投靠项梁。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雍齿后来投靠刘邦，刘邦不但不予追究，反而在建国之时，因功封其为”什邡侯“，以安定人心。

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故）朱鲔喋血于友于，汉主不以为疑，张绣剚刃于爱子，魏君待之若旧。” ——迟丘在《与陈伯之书》中，阐述了帝王的仁慈和宽大，这种逻辑的背后是刘秀对兄长刘寅的薄情，曹操对爱子曹昂的淡漠

妻子被辱、老父受困、自己几陷死地、这些刻骨之仇在平常人眼里，每一项都是足以成为“不共戴天”的大恨，刘邦身为帝王，却轻轻放过，一件都未与雍齿计较。

为何？

因为宽容雍齿这个仇敌，可以为刘邦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即，”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对于刘邦来说，如果让那个羞辱自己妻子、囚禁自己父亲、试图剥夺自己生命的仇敌获得自己的封赏，能够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利益，那么这个仇敌就应该获得封赏。这是一种何等荒谬、理性、残酷的逻辑啊，然而，刘邦就是一个以如此规则行事的“人“，一头永远清楚自己目标的政治野兽。

无牵无挂的果断

一个能够明确目标的人，注定会是一个果断的人。

这是因为，果断品质的根源，恰恰在于决策者对于自己目标的清晰度。决策者的牵挂越少，他的目标就会越清楚，他的行事就会越果断。反之，决策者的情感越丰富，他的牵挂就会越多，他的目标就会模糊，优柔寡断和瞻前顾后也将成为他的通病，而他的失败也很难避免——毕竟，十全十美往往意味着一事无成。而刘邦，很可能即是人类历史上最果断的人。

当刘邦的乘车被项羽部队追击，敌兵迫近，生死存亡之时，刘邦的车上除了自己、只有护卫车夫夏侯婴和两个嫡生儿女鲁元公主和汉惠帝。刘邦只用了一秒钟就想通了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想不明白的道理——“车太重了，必须减负，夏侯婴能给自己挡刀驾车，绝对不能丢，只有眼前一对亲生儿女必须被扔弃”——他瞬息之间就做出了最残酷或许也最”正确“的抉择，飞快地将鲁元公主和汉惠帝踹下去，以减轻车子的负担，增大逃跑的概率。在这一事件中，刘邦展现出极端可怕的决断力。

与刘邦相反，军神韩信自负无双才智，为何却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最终死无葬身之所？

原因就在于八个字，“牵挂太多，优柔寡断”：面对部下的警告，韩信既恐惧汉王的猜忌，又顾念汉王的恩情，同时还贪恋裂土封王的富贵和“言听计用”的虚荣，这位军神连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都搞不清，又怎能做到政治上果断？就像蒯通（韩信谋臣）所言，“犹豫的猛虎，不如小小的毒蜂，狐疑的勇士，比不上果断的儿童”，韩信后来以军神之能死于妇人之手的事实，完美验证了这一不祥真言。

“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猛虎之犹与，不如蜂虿之致；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 ——蒯通劝韩信自立，痛陈犹豫的害处

超脱观念的“观念”

但凡有所成功之人，几乎无不被过去成功所束缚。过去赖以成功的手段，过去赖以制胜的思想，都足以成为成功者的牢笼，使其在新的环境中一败涂地，政治上尤为如此。

当黄巢、李自成把过去打天下的劫掠之策，用到国家统治之上时，也就意味着为自己的脖颈套上了绞索；当拿破仑统治欧洲之后，依然肆无忌惮、不顾规则地动用武力侵吞盟友时，也就表明他的霸权时日无多。

“在我看来，这个暴君（拿破仑）已然时日无多。奥斯特里茨战役，让世人知道与拿破仑为敌是危险的；耶拿战役，让世人知道对拿破仑中立意味着灾难；西班牙的毁灭，则让世人知道与拿破仑友好是致命的。他的每一场胜利都在制造着更多的恐惧和敌人，因为事实将迫使列强明白，除非彻底消灭拿破仑，否则任何人都将无法幸存。因为，他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秩序，他不可能百战百胜。” ——梅特涅致信奥皇弗兰茨，就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发表看法

这是为何？因为征服世界需要以刀剑，但统治世界的力量，则必须以构建在观念之上的规则为基础。陆贾所谓”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乃长久之术也“，即是如此，但这种转变，需要对过去观念的超脱，而”超脱“恰恰是相当困难，因为这需要对过去自己的否决，需要破除人性自我认可的本能。

刘邦却很轻易地做到了这一点。打开《汉高本纪》就会发现，在刘邦的一生中，这个人从未被任何观念所束缚，对他来说，观念只是一种身外工具，他能够很清楚地理解自己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观念，并且做出了灵活的调整。

“盛世创业重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 ——曾国藩

打天下的汉王刘邦，需要塑造自己慷慨仁义的形象，以吸引豪杰的归附，故哪怕是自己的仇敌雍齿，只要投靠就可以获得刘邦的封赏；而统治天下的汉帝刘邦，则需要时刻向臣子们灌输“忠君”的观念，以求得长治久安，故救命恩人丁公（项羽部将，放走了溃逃的刘邦）就必须被杀掉，与之相反的是，曾经数次威逼自己的季布（项羽部将，数度陷刘邦于困境）就需要被重赏甚至提拔。

事实上，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知道武力只能用来夺天下，而在民众之中培养统治所需的观念，远比单纯增强刀剑福利更加重要，刘邦恰恰就是这样的佼佼者。

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所以，对于楚汉英豪的结局，后人不必心怀怨愤。霸王应该属于勇猛的项羽，军神必然归于无双的韩信，而最终的帝王只可能属于刘邦。因为，这位开国帝王从不因好恶爱恨行事，作为绝对实事求是的纯粹政客，他实际上为后来者塑造了一个无情的典范。

即，在以后的斗争中，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仅仅取决于谁更像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