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 沈尹默与郭沫若的交往轶事

文·图/郦千明

沈尹默与郭沫若都是20世纪的文化名人，都为中国的文艺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交往40多年，互相支持、彼此欣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相识于日本京都

1921年初，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沈尹默正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考察学习。京都大学坐落于京都市东山脚下，环境幽静、景色宜人。该校以“自由的学风”为办学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人文学科名师云集、图书馆藏丰富，是考察学习的理想之地。沈尹默对京大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都很满意，决心静下心来，一方面好好研究中国文学，一方面深入了解日本的大学教育体制。

6月初的一天，应同在京大学习的北大教授张凤举的邀请，沈尹默到张宅参加一个茶会，意外碰到了文学家郭沫若、李闪亭等人。茶会上，张凤举称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计划在上海办一本纯文艺杂志，请大家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座中人顿时情绪高昂，纷纷提出办好新杂志的意见和建议。郭沫若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对杂志名称、稿件来源、出版时间等问题做了详细说明。沈尹默一直坐在桌边，静静地听各人讨论，并未发言。最后，经不住大家热情邀请，他准备婉转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又不知道如何措辞，结果说了一句“上海滩上是谈不上什么文艺的”。此话一出，座中一片沉默。他的本意是说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商业气息浓郁，并不是办文艺刊物的理想场所。由于是初次见面，彼此不太了解，这句话便引起郭沫若的“一种反抗心理”——难道只有北京才可以搞文艺吗？因为沈尹默高度近视，戴着厚厚的眼镜，脸色又很苍白，虽年仅39岁，却被郭沫若看成“将近50岁了”。

两人初次见面，彼此都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

合作出版《石鼓文研究》

沈尹默和郭沫若相识后，很快天各一方，忙于各自的事业，几乎没有联系。不过，沈尹默始终关注对方的动向，尤其当郭沫若遭到蒋介石通缉，被迫流亡日本时，很为其安危担心。1936年夏天，他在上海南昌路家中接待来访的旅日剧作家杜宣。客人谈起因事刚从日本归国，并聊到郭沫若在日本居无定所、生活十分困难。沈尹默当即委托杜宣回日本后转告郭沫若，自己正在管理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的事务，如能翻译一些法国文学作品寄来，可以按最高标准支付稿酬，希望对其生活有些帮助。杜宣答应一定转达他的意见，但表示郭沫若并不懂法文。他听后不禁笑了，说这个当然知道，意思是只要郭沫若翻译的是有关法国的作品，无论从什么文字转译都行。听了这话，杜宣“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田”，认为表面看沈先生对世事十分淡漠，其实怀有一副热心肠，“仁者之心，此之谓也”。

杜宣回日本后，果然向郭沫若转达了沈尹默的好意，郭听后十分感动，不久便与友人前往东京访问日本篆刻家河井荃庐，借得明代锡山安国十鼓斋三种《石鼓文》拓本的照片，将全部照片复制，并据此修改、补充旧著《石鼓文研究》，完稿后连同照片一起寄到上海。沈尹默认真校勘全稿，纠正几处舛误，并应邀撰写序言，高度评价此书：“近来研究石鼓文者实非一家，比诸往昔，发明已多。唯于建石之意，推阐无遗，而持论精辟者，固当推此箸为第一，要非阿私之言也。”此前，沈尹默已请来沪的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商量，希望该馆以珂罗版印行《石鼓文研究》。考虑到印刷费比较昂贵，沈尹默又主动声明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愿意拨款补助一部分。因为资金有保证，该委员会与商务印书馆又有过合作印书的经历，王云五便欣然答应了。由于全面抗战爆发，此书未能及时付梓，直到1939年7月，才由长沙商务印书馆据著者手迹影印出版，列为沈尹默主持的孔德研究所丛刊之一。郭沫若在自序中写道：“稿成，就正于尹默先生，期以问世。尹默亦乐于赞助，并允为序以冠编首，诚幸事也。”

1937年7月，郭沫若听从祖国的召唤，从日本回到上海，准备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下轮船，他便直奔大西路美丽园9号沈宅。沈尹默将他安顿在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办公处住下，当天还与前来探望的姚潜修、张凤举、李初梨等召开会议，商量郭沫若回国后的对策和安排问题。随后，郁达夫、施蛰存、陶亢德等也闻讯赶来探望。施、陶走后，由郁达夫做东，在来喜饭店设宴为郭沫若洗尘，宴席直到深夜才结束。郭沫若归国前一天，曾用鲁迅的诗韵作七律一首，内有“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句，沈尹默读后深受感动，当即和诗一首，发表于上海报纸。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全民动员，支援十九路军将士。沈尹默十分痛恨侵略者的暴行，积极响应号召，停下手头的工作，与职员、朋友一起做绑带、棉纱布，送到前线救治伤员。

不久，郭沫若与夏衍等创办《救亡日报》，作为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以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活动。应郭沫若之邀，沈尹默于同年11月1日为该报撰写五言诗《微闻》二首，表达愿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寇的决心。诗稿送去不久，郭沫若托人带来一封信，请求为朋友潘汉年、钱杏村（阿英）、叶灵凤等写字，沈尹默很快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沈尹默任上海市政府委员，两人经常在一起出席各种会议和活动，渐渐熟悉起来。这时他才知道当年潘汉年是党的地下工作者，负责统战工作，立下了大功。

战时在重庆重逢

全面抗战爆发后，沈尹默远赴重庆，遇到了分别两年多的故人郭沫若。正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在周恩来副部长领导下，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公务十分繁忙。平时，两人难得见面，但彼此都很关心对方。有一次，考古学家卫聚贤在外宾招待所宴请朋友，沈尹默与郭沫若都应邀出席。席间，两人谈笑风生、十分愉快。郭沫若读过沈尹默的《秋明集》，对作者的旧体诗赞不绝口。1942年7月的一天，郭沫若与郑伯奇、常任侠等聚餐，大家谈起沈尹默的诗集，交口称赞。郭沫若认为《秋明集》诗笔可爱，是不可多得的近现代诗作品。

两人还一起从事抗战书画义卖活动。1941年5月，沈尹默、郭沫若、梁寒操、黄炎培、章士钊、褚辅成、江庸、汪东、江恒源、沈钧儒等发起成立友声书画社，以出售书画所得，捐助优待出征军人家属费用。社名取自《诗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句，意思是如鸟儿鸣叫，寻找同伴，也就是社中同人寻求有志于投身抗战的文艺家。沈尹默献出书法作品，参加该社在重庆民生路生活书店举办的书画陈列展览，供市民选购。这一义举受到陪都各界的热烈欢迎，反响非常好。

1941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50岁生日，又是他创作生涯满25周年的日子。此前由周恩来提议，阳翰笙、郑伯奇等发起筹备纪念活动，计划编印《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册》，广泛邀请文艺界人士撰写纪念文字。沈尹默欣然接受邀约，挥笔写下五言诗《赠郭先生》，诗云：“吾爱郭夫子，躭思入反听。精粗疏古事，新旧立今型。已讶多文富，还能大户醒。行途刚半百，珍重鬓毛青。”郭沫若读后深受感动，当即和诗《步原韵谢沈先生》：“久不见君子，茅心愈重听。携儿过歌乐，握手接仪型。尘网经年密，清淡片刻醒。山头松柏翠，未逮眼中青。”作者记述了带孩子到歌乐山沈宅访问，与沈尹默倾心畅谈的往事，说明他们是青眼相对的好朋友。这两首诗同时发表在郭沫若生辰当天的《新华日报》上。

沈尹默与郭沫若都对文物很感兴趣，曾对四川出土的东汉王晖石棺分别题写好几首诗词，表达了基本一致的看法。1942年春，四川省芦山县沫东乡石羊上村出土一尊东汉石棺，引起考古学界的极大反响。石棺大约建造于东汉建安十六年（211），主人是东汉上计史王晖。棺体和棺盖均由整块红砂石雕筑而成，造型雄伟。内有五幅浮雕，精美绝伦。同年11月，成都《工商导报》记者车瘦舟因故访问芦山，偶然得到几块王晖石棺局部图像的拓片。月底，车瘦舟到重庆，便将拓片转赠给考古学家郭沫若。尽管只是几张拓片，但郭沫若慧眼识珠，对图像中透露出的艺术水准，大为惊叹。随后，郭沫若在两天中接连赋诗两首，以抒发对王晖石棺雕刻艺术的赞美之情。其中在《题王晖棺青龙图》诗中，有“地底潜行二千年，忽而飞来入我手。诚哉艺术足千秋，相逢幸有车瘦舟”四句，充分表现了郭沫若欣赏王晖石棺雕刻艺术后的激动心情，同时表达了对车瘦舟赠予拓片的由衷感谢。

沈尹默应郭沫若之约，为其所得拓片作七律《题王晖棺玄武像》，诗后署“沫若老兄嘱题”。又作《题王晖石棺青龙图》诗，有“欢喜题诗同郭老，千秋无改汉河山”句，既表明诗人赞成郭沫若的说法，又在抗战到了生死存亡关头的紧要时刻，抒发个人对中华民族必胜的坚定信念。

《兰亭序》公案中意见相左

1965年6月，《文物》杂志6月号刊登郭沫若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不久《光明日报》全文予以转载。该文断言《兰亭序》并非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作，而出自其七世孙智永之手。此言一出，在国内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此前南京郊外先后出土东晋谢鲲墓和王兴之夫妇墓，墓志上的字体都是带隶意的楷书，与南朝的《爨宝子》相近，用笔多方，结体奇拙。因为墓主与王羲之是同时代人，而王谢墓志字体与《兰亭序》迥异，所以郭沫若同意清代李文田“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的观点，认定《兰亭序》的作者和书写者都不是王羲之。此说一时风起，唱和者很多，反对者也大有人在，继而酿成一桩争鸣达半年之久的历史公案。

沈尹默与郭沫若是老朋友，互相都很推崇，但在《兰亭序》真伪问题上却意见相左。王羲之被后世尊称为“书圣”，《兰亭序》也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否定《兰亭序》的作者，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书圣”的地位。沈尹默一生以钻研和继承王羲之、王献之法书为己任，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自然反对《兰亭序》非王羲之作品的说法。在此不久前，他所作《二王法书管窥》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曾寄赠各地朋友求正。好友赵朴初从北京寄来七律《尹默先生以所著〈二王法书管窥〉手稿印本见赠，赋此答谢，并求教正》。他收到赠诗非常欣慰，即以赵朴初诗韵回赠一首。这时关于《兰亭序》真伪的笔战刚刚拉开序幕，沈尹默作七律《朴初再用前韵见寄，戏答三首》，表明自己坚信《兰亭序》是王羲之的真迹，明确表示对郭沫若等人“文外寻矛盾”式的考证不感兴趣。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曾多次驰书沪杭两地的朋友交换意见，鼓励他们著文参与这场争辩活动。沈尹默收到陈叔通的来信后，立即回信表明态度：“公谓南京出土之王、谢墓志，自别是一事，与兰亭无涉，确是如此。郭公对此忽而兴发，写此弘文，实不可解也。”在另一封回复同乡好友费在山的信中，他讲得更明白：“承询郭老对于兰亭之论断，我有何意见，很简单，奉告一语：千载定局事实，不能一时变更，谁也不能有翻案之功力。郭老豪情却可佩服，如此而已。”在与《光明日报》驻沪记者的谈话中，沈尹默再次明确表示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和结论：郭沫若提出这个问题讨论，是很大胆的。这关系到书法自东晋以后，宋、齐、梁、陈以来的传统问题，这不单是王右军一人，王否定了，与王同时的一大批书法家你又怎么摆？你怎能否定得了？关于《兰亭序》帖的时代性，应该根据书法的发展来看。他还称赞唐太宗是很厉害的，其本人懂书法。这句话明显是有所指的，因为郭沫若反驳南京书法家高二适文中有“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的话。由于当时缺乏正常的学术争鸣氛围，所以沈尹默有关论证《兰亭序》非伪作的几首诗就没有发表，两位老朋友也未能好好商榷一番。

直到30多年后的1998年，郭沫若“等到以后出土了（其他书体）再说吧”的话才得到验证。南京市博物馆在东郊发掘六朝古墓群，出土了两方砖质墓志，为东晋贵族高崧夫妇合葬墓。高氏夫妇与王羲之为同时代人，而这两块墓志上的文字为楷体，这就为《兰亭序》帖的真伪之辩提供了实物佐证。此后，有关部门又陆续出土各种同时期墓碑30多块，碑文不仅有隶书，还有楷书和行书，充分证明王羲之以行书写成的《兰亭序》并非伪作。可惜这时沈、郭两位已归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