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贞观政要》导读第二十八讲：论畋猎/论灾祥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国学#

论畋猎：

秘书监虞世南以太宗颇好畋猎，上疏谏曰：“臣闻秋狝冬狩，盖惟恒典；射隼从禽，备乎前诰。伏惟陛下因听览之余辰，顺天道以杀伐，将欲摧班碎掌，亲御皮轩，穷猛兽之窟穴，尽逸材于林薮。夷凶剪暴，以卫黎元，收革擢羽，用充军器，举旗效获，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舆之贵，八方之所仰德，万国之所系心，清道而行，犹戒衔橛。斯盖重慎防微，为社稷也。是以马卿直谏于前，张昭变色于后，臣诚细微，敢忘斯义？且天弧星罼，所殪已多，颁禽赐获，皇恩亦溥。伏愿时息猎车，且韬长戟，不拒刍荛之请，降纳涓浍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则贻范百王，永光万代。”太宗深嘉其言。谷那律为谏议大夫，尝从太宗出猎，在途遇雨，太宗问曰：“油衣若为得不漏？”对曰：“能以瓦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弗数游猎，大被嘉纳。赐帛五十段，加以金带。

【译】秘书监虞世南因为唐太宗喜欢打猎，就上疏说：“我听说秋冬两季打猎，是历来的传统，射杀猛兽，追逐飞禽，前人已有训诫。陛下在批阅奏章，临朝听政之余，亲自驾着打猎的车子，到凶禽猛兽出没的森林洞穴之中，猎杀凶残的动物，保卫黎民百姓，用动物的皮毛，制作兵器。打猎成功后，让旗帜高高飘扬，以显示赫赫国威，这是在遵循古代先王们传下来的规矩。然而陛下乃天下最为尊贵的人，陛下出行打猎，百姓仰慕你的圣德，牵挂你的行踪，这怎不叫万民揪心，所以陛下应当谨慎行事，保重自己，为江山社稷着想啊！汉武帝好猎熊，司马相如上疏力谏，武帝于是打消了此念。吴主孙权好射虎，张昭晓以利害，吴主也接受了意见。我虽人微言轻，但也要尽到臣子之职。自然无情，死亡的禽兽已经很多了，陛下对狩猎进行嘉奖，浩大的皇恩也已为老百姓所知。臣只希望陛下存放好猎车和器具，采纳臣下的意见，把脱衣露体的事让臣子去做，那么就可以为王者之楷模，永载史册了。”唐太宗听罢，对他的意见深表赞许。谷那律担任谏议大夫的时候，曾跟随唐太宗外出打猎。途中遇上大雨，唐太宗问谷那律：“油衣该怎么做才不会漏雨呢？”谷那律回答说：“如果用瓦来做，肯定不会漏雨。”言下之意是希望太宗不要经常游猎。唐太宗对他的回答大为赞赏，赏给他帛五十段，外加一条金带。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昨往怀州，有上封事者云：‘何为恒差山东众丁于苑内营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而田猎犹数，骄逸之主也。今者复来怀州田猎，忠谏不复至洛阳矣。’四时蒐田，既是帝王常礼，今日怀州，秋毫不干于百姓。凡上书谏正，自有常准，臣贵有词，主贵能改。如斯诋毁，有似咒诅。”侍中魏征奏称：“国家开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亲自披阅，或冀臣言可取，所以侥幸之士得肆其丑。臣谏其君，甚须折衷，从容讽谏。汉元帝尝以酎祭宗庙，出便门，御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当乘舆免冠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言，臣自刎，以颈血污车轮，陛下不入庙矣。’元帝不悦。光禄卿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广德言可听。’元帝曰：‘晓人不当如是耶！’乃从桥。以此而言，张猛可谓直臣谏君也。”太宗大悦。

【译】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过去到怀州去，有人上书说：‘为什么总是差遣山东的劳工到宫里修造苑囿呢？当今劳役之重，已经和隋代不相上下了。怀州、洛水以东的百姓已经苦不堪言了，而皇上还时常到那里去打猎，真是一个骄奢的君王啊。今天皇上又到怀州来打猎，看来皇上是听不进忠言的。’一年四季出行打猎，是古代帝王常有的礼数，今日我到怀州，对老百姓不会带来一丝一毫的干扰。凡是上书提出意见的，一般我都采纳，臣子贵在能直谏，君王贵在能改正。但如今这样的诋毁，像是在诅咒我啊。”侍中魏徵说：“朝廷广开言路，所以上书提意见的人众多。陛下亲自批阅奏书，是希望采纳好的意见，侥幸大胆上书的人也因此得以把他们的一点浅见告知陛下。臣子向国君提意见，必须言语委婉，措辞得体，借此以讽彼。汉元帝曾到宗庙去祭祀，想从便门出去，再乘楼船到宗庙。御史大夫薛广德挡住去路，站在汉文帝乘坐的马车外，摘下官帽，说：‘陛下应当从桥上经过，如果陛下不听臣的话，我就自尽，让我颈中的鲜血玷污你的车轮，使你进不了宗庙。’汉文帝很不高兴。光禄卿张猛说：‘我听说如果君王圣明，那么臣子就会忠直。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明的君王不会冒无谓的危险，好的意见是可以采纳的。’汉文帝于是就从桥上经过。从这点看，张猛真可算是一位敢于直谏的大臣啊。”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

贞观十四年，太宗幸同州沙苑，亲格猛兽，复晨出夜还。特进魏征奏言：“臣闻《书》美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传》述《虞箴》称夷、羿以为戒。昔汉文临峻坂欲驰下，袁盎揽辔曰：‘圣主不乘危，不侥幸，今陛下骋六飞，驰不测之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欲自轻，奈高庙何？’孝武好格猛兽，相如进谏：‘力称乌获，捷言庆忌，人诚有之，兽亦宜然。猝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虽乌获、逄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尽为难矣。虽万全而无患，然而本非天子所宜。’孝元帝郊泰畤，因留射猎，薛广德称：‘窃见关东困极，百姓离灾。今日撞亡秦之钟，歌郑、卫之乐，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欲安宗庙社稷，何凭河暴虎，未之戒也’？臣窃思此数帝，心岂木石，独不好驰骋之乐？而割情屈己，从臣下之言者，志存为国，不为身也。臣伏闻车驾近出，亲格猛兽，晨往夜还。以万乘之尊，暗行荒野，践深林，涉丰草，甚非万全之计。愿陛下割私情之娱，罢格兽之乐，上为宗庙社稷，下慰群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属尘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为诫。”贞观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将幸栎阳游畋，县丞刘仁轨以收获未毕，非人君顺动之时，诣行所，上表切谏。太宗遂罢猎，擢拜仁轨新安令。

【译】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到同州的沙苑去打猎，他亲自射杀猛兽，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特进魏徵上书说：“《尚书》上赞美周文王不沉溺于打猎，《左传》中载有虞人进谏，说夷、羿太喜欢打猎，应该深以为戒。过去汉文帝骑马来到峻坂，想飞驰而下，大臣袁盎紧紧抓住汉文帝的马辔说：‘圣明的君主不冒失、不侥幸，现在陛下骑着骏马，在情况不明的山坡上飞驰。如果马受惊吓，车子失灵怎么办？陛下纵然轻视自己的生命，但如何向列祖列宗交待？’汉武帝也喜好猎杀猛兽，司马相如进谏说：‘力气大如乌获，射箭快捷如庆忌这样的人的确有。可是同样的，凶残的野兽也不少。如果在险恶之境突然窜出猛兽，即使有乌获、逄蒙的本领也无计可施。皇上打猎虽然有很多人保护，但这种事情终非帝王所为。’孝元帝到效祀之地打猎，意犹未尽，想留守在猎区继续狩猎，臣子薛广德说：‘如今关东一带非常贫困，百姓流离失所的数不胜数。这个时候陛下留在这里打猎，是在自撞使秦国覆没的丧钟，歌唱郑国、卫国的靡靡之音啊。这样做将使士兵疲于奔命，随行的官员劳顿不堪。要想江山永固，为什么要靠猎杀老虎来获得呢？望陛下三思。’我提到的这几位帝王，他们都心非木石，难道就偏偏不喜欢骑马打猎的欢娱？其实，他们只是能割舍私情，控制自己，听从臣下的意见，一心为国，不为己而已。我听说陛下驾车出去，亲自捕杀猛兽，早出晚归。陛下如此尊贵之躯，在荒野里跟踪野兽，深入森林，出没于茅草之中，恐怕非万全之策。我希望陛下舍弃娱乐的私情，上以国家江山为念，下以安慰臣子的担忧之心。”唐太宗听后，面露愧色，说：“昨天打猎的事纯属偶然，不是有心那样做的，从今后我要牢记此事并以此为诫。”贞观十四年冬十月，唐太宗准备去栎阳游猎。栎阳县丞刘仁轨因为十月农村庄稼收割还未完毕，这个时候君主出游打猎不适宜，便赶紧前往太宗一行停驻的地方，呈上了一篇奏疏，言辞极为恳切，唐太宗被他的言语所打动，就此停止打猎，并提升刘仁轨为新安县令。

论灾祥：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此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尝闻石勒时，有郡吏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岂得称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爱祥瑞，遣秘书监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对考使焚香，读《皇隋感瑞经》。旧尝见传说此事，实以为可笑。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

【译】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我近来见人议论，认为上天呈现吉祥的征兆是美好的事情，频频上表庆贺。而我认为，只要天下太平，家家户户富足美满，即使上天没有祥瑞之兆，也可比尧、舜的清明之治了。如果老百姓穷困不堪，夷狄等少数民族又侵犯中原，纵然满街都长着芝草，苑囿中有凤来栖，这样的时代与桀、纣时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听说后赵石勒称帝的时候，有个郡县的官员点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故意制造祥瑞，难道石勒就可因此被称作明君吗？另外，隋文帝最喜欢祥瑞。他叫秘书监王劭穿着特异的衣服，戴着奇怪的帽子，在朝堂上当着众位大臣洗手焚香，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读《皇隋感瑞经》。我过去看到这些人为制造祥瑞之兆，觉得可笑之极。身为国君应当治理好天下，以此来赢得百姓的拥戴。尧、舜在位时，百姓像对待天地那样敬重他们，像对待父母那样爱戴他们。不管什么事情，百姓都乐意去做，他们发号施令，百姓都乐意接受，这才是真正的祥瑞之兆啊。从今以后，各州府如果发现有祥瑞之兆，就不要再上报朝廷了。”

贞观八年，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问侍臣，秘书监虞世南对曰：“春秋时，梁山崩，晋侯召伯宗而问焉，对曰：‘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乐，降服乘缦，祝币以礼焉。’粱山，晋所主也。晋侯从之，故得无害。汉文帝元年，齐、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国无来献，施惠于天下，远近欢洽，亦不为灾。后汉灵帝时，青蛇见御座；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见齐地，经市入朝。按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为怪耳。今蛇见山泽，盖深山大泽必有龙蛇，亦不足怪。又山东之雨，虽则其常，然阴潜过久，恐有冤狱，宜断省系囚，庶或当天意。且妖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太宗以为然，因遣使者赈恤饥馁，申理冤讼，多所原宥。贞观八年，有彗星见于南方，长六丈，经百余日乃灭。太宗谓侍臣曰：“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对曰：“昔齐景公时彗星见，公问晏子。晏子对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行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星，为公戒耳！’景公惧而修德，后十六日而星没。陛下若德政不修，虽麟凤数见，终是无益。但使朝无阙政，百姓安乐，虽有灾变，何损于德？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逸，若能终始如一，彗见未足为忧。”太宗曰：“吾之理国，良无景公之过。但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魏征进曰：“臣闻自古帝王未有无灾变者，但能修德，灾变自销。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也。”

【译】贞观八年，陇右一带发生山崩，大蛇时常出没。另外，崤山以东及江淮地区也常常发生洪灾。唐太宗向大臣们询问此事，秘书监虞世南说：“春秋的时候，梁山崩塌，晋国国君召集大臣伯宗查问原因，大臣伯宗说：“山川是国家的主脉，如今山崩溃，河断流，大王现在应该不再奏乐、不穿华丽的衣服，乘坐没有文饰的马车，用钱币拜祭梁山。”梁山，是晋国属地，晋国国君采纳了这个意见，果然事后再无灾害。汉文帝元年，齐、楚之地有二十九座山在同一天崩溃，洪水泛滥。汉文帝下令周围的郡国不再向朝廷进献供奉，又向老百姓施加恩惠，远近之地的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不久，灾害自然消失。后来汉灵帝时，有人在皇帝的御座旁发现了一条青蛇；晋惠帝时，在齐地发现了一条长三百步的大蛇，这条蛇经过集市进入朝堂。一般来说，蛇应当生活在杂草丛生的荒野，而这条蛇却进入了集市、朝堂，所以大家都非常奇怪。现在有人在大山、大河边发现了蛇，深山大河必潜藏着龙蛇，这是自然现象，实不足为怪。另外，山东普降大雨，虽是寻常之事，但时间持续过长，恐怕民间有冤情，应当重新审理官司，或许可以顺从天意。而且邪不压正，只要修炼道德就可以使灾害自然消失。”唐太宗觉得此话有理，于是就派使者到灾区赈济灾民，采用宽大为怀的政策重新审理官司，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贞观八年，有彗星出现在南方，此彗星长六丈，足足过了一百多天才消失。对此，唐太宗对侍臣说：“天上出现了彗星，是提醒我的德行有亏缺，这是什么凶兆呢？”虞世南说：“过去齐景公看见彗星，就问晏子是何原因。晏子说：‘主公挖掘池塘唯恐不深，修筑台榭唯恐不高，实施刑罚唯恐不严，所以上天就呈现彗星，这是对主公的警戒呀！’齐景公非常畏惧，于是就修养道德，十六天之后，彗星就陨落了。陛下如果不加强仁政，虽然境内屡次出现凤凰之类的祥瑞之兆，终究对国家是没有益处的。只要朝廷政治清明，百姓安乐，即使有灾害变故，也不会损害陛下的圣德。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自己功高盖世就骄傲自大，也不要因为天下太平已久就放纵逸乐。如果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德治，即使天上出现了彗星也不足为惧。”唐太宗说：“我治理国家，自诩没有犯过齐景公那样的过失。但是我十八岁就开始创业，北面灭掉了武周，西面铲平了薛举的势力，东面擒获了窦建德、王世充这些乱世枭雄。二十四岁时就平定了天下，二十九岁登上帝位，四方少数民族臣服归顺，海内升平，百姓安乐。自认为力挽乱世之狂澜，古来英雄无人可比，所以志得意满，傲视古今，这是我的过失。如今上天显示了征兆，这是在警告我啊！昔日，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但他们骄奢淫逸，所以功亏一篑，在历史上如过眼云烟般迅速消失了。我又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的呢？每每想到这些，不觉胆战心惊，我是怕重蹈前人的覆辙。”魏徵说：“我听说历代的帝王没有谁没见过灾变，但只要能加强仁政和修养，灾变自然会烟消云散。陛下因为上天有变故，便能有所警觉，反复思考反省，境内即使有灾害，其实也算不上是灾害了。”

贞观十一年，大雨，谷水溢，冲洛城门，入洛阳宫，平地五尺，毁宫寺十九，所漂七百余家。太宗谓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灾。将由视听弗明，刑罚失度，遂使阴阳舛谬，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载怀忧惕。朕又何情独甘滋味？可令尚食断肉料，进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臣闻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虽亿兆乂安，方隅宁谧，既承丧乱之后，又接凋弊之余，户口减损尚多，田畴垦辟犹少。覆焘之恩著矣，而疮痍未复；德教之风被矣，而资产屡空。是以古人譬之种树，年祀绵远，则枝叶扶疏；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颇类于此。常加含养，则日就滋息；暂有征役，则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则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国曰：“人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为此也。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在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游畋之娱；云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载弓矢，而不忘武备。凡此数者，虽为国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愿陛下思而不怠，则至道之美与三、五比隆，亿载之祚与天地长久。虽使桑穀为妖，龙蛇作孽，雉雊于鼎耳，石言于晋地，犹当转祸为福，变灾为祥，况雨水之患，阴阳恒理，岂可谓天谴而系圣心哉？臣闻古人有言：“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辄陈狂妄，伏待斧钺。太宗深纳其言。

【译】贞观十一年，天降大雨。谷水河泛滥成灾，冲毁了洛阳城门，淹进洛阳宫，平地水深五尺，毁坏宫寺十九处，淹没民房七百多家。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是我没有德行，所以皇天才会降灾。大概是因为我视听不明、刑罚失当，才使阴阳错乱，雨水反常吧。现在是应该抚恤百姓，反省我自己的过失的时候了，我还有什么心情独自安享这些珍馐美味呢？传我令，停止供应肉类食品，只进蔬菜素食。另外，让文武百官都上书奏事，畅言政事得失。”不久，中书侍郎岑文本呈上了一篇奏疏：我听说创业于乱世，是非常困难的；要守住已有的基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君王只有居安思危，才能巩固基业：要有始有终，才能将基业发扬光大。如今虽然已经天下太平，但大唐是在战乱中创业的，长期的战争使民生凋敝，百姓死伤无数，田地得到开垦的也很少。虽然贞观以来朝廷实施了很多仁政，但战争的创伤非一时半刻可以平复；如今朝廷的道德教化已遍及天下，但老百姓依然很贫困。古人把治国比喻为种树，培育的时间越长，树木越枝繁叶茂；如果培植的时间不够，根基不稳固，虽然为树添上肥沃的黑土，让春天和煦的阳光照耀它，但只要有人摇动树木，树木必然会折断并枯萎。现在的老百姓，就像培植不久的树木。如果常常对百姓进行涵养体恤，那么他们就会恢复元气；只要有劳役，他们就会气息奄奄；过多消耗民力，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就会怨声载道；怨声载道恐怕就会产生背离叛乱之心。所以舜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国说：“百姓把命运寄托在君王身上，所以君王可爱。君王治国无道，百姓就会反对他，所以百姓可畏。”孔子说：“君王像船，百姓像水。水可以使船浮起来，也可以使船沉没。”所以自古以来，君王在天下太平之后内心的忧患并没有消除，反而一日比一日更谨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希望陛下能通晓古今之事，体察政治的得失，上以国家为重，下以苍生为念，公正地选举官员，慎重地实施赏罚，提拔贤才，斥退庸人。清楚自己的过失并加以改正，从谏如流。用人不疑，言必有信。修养上，能无为无欲，修持心性，免去游宴畋猎的欢娱；去掉奢侈，一切从俭，节省大兴土木的费用。政治上，应崇尚清静，不要无休止地开疆拓土，应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但也不可忘了军备的必要。以上几点，是治国应当坚持的原则，陛下自己也在身体力行。我不才，只希望陛下能持之以恒，使国家像三皇五帝时一样兴盛安定，万世流芳。即使出现桑穀那样的妖孽，有龙蛇兴妖作怪，鸡飞到鼎上鸣叫，晋地的石头会说话这样的怪事，也会转祸为福，化凶为吉，何况雨水这样的自然灾害，是阴阳变化的常事，怎么可以说是上天在谴责陛下，而让您如此不安呢？古人说：“农民劳动而君子抚养他们，愚昧的人发表议论，聪明的人择善而从。”臣妄自陈述肤浅之见，冒死进言。看了这篇奏疏，唐太宗认为非常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