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生》农作物怎么玩_农作物玩法攻略，

微景观｜论采摘：自然精粹脱离母体的微妙时分

对当代都市人来说，采摘离我们有多远？这个连接人类生命与自然精粹的古老手势，如今可能在城郊的采摘园里被实践，在自家窗台的一盆青蒜间被实践，也可能在引申和比喻的意义上生动地活跃于日常语用之中。但总体而言，我们太习以为常地享用采摘的成果，却几乎不曾好好关注这个古老的手势本身，以及那些或柔弱或粗蛮，或生死疲劳或丰裕闲暇，或炉火纯青或人工智能的面貌各异的采摘者。

搜寻、挑选、累积

采摘是人类的行为，采摘的对象则大都是自然界的精粹。它们或是嫩芽嫩叶，代表着新生，孕育着最蓬勃的生命能量；或是果实，代表着成熟，凝结了最醇美的岁月芳华。人类择取精华，目的是“为我所用”，无论是基于口腹之欲还是情感意图，采摘行为大多是目的性、功用性的。采摘果蔬是为了食用，进而摄取能量；采摘鲜花是出于审美化的意图；“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相思》）道出了采摘的情感目的；“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诗经·采蘩》）则是古老的宗庙祭祀传统。

在丰裕社会的我们看来，采摘似乎就是收获——从人工种植的作物之上撷取具有价值的成果。然而采摘悠远的历史却揭示着它更为复杂的行为链条：收获只是采摘过程一个理想化的结果，采摘事实上是人类主体在接触自然、改造自然时一个包含搜寻、挑选、累积等诸阶段的行为过程。

远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采摘意味着在山林旷野间长时间的艰辛搜集，这是采摘实践“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般的原初叙事。然而搜寻之于采摘的重要性，事实上一直延续，只是存在难度、危险度、时间长度等的差异。

在兵荒马乱或是灾害频仍的匮乏年代，富有成效的采摘离不开大量人力投入的大面积搜寻：“爵相创军府于严州，严当兵燹之后，田畴荒芜，草木畅茂，遗民无所得食。爵帅于赈济之外，发银万两购买茶笋，俾百姓得采撷于深山穷谷以为资”（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深山穷谷”是广泛搜集采摘对象的艰苦的实践场。人类为了获取最稀有、最珍贵的自然精粹，还往往不惜冒险，挑战高难度的搜寻。比如石耳生长于悬崖峭壁的阴湿石缝中，却独具营养价值，采摘石耳者“以长绳一头束腰，一头绾铁钉，陷石罅中渐移，遇上下亦如之”，“间或偶遇飞虎剪绳，则立成齑粉”。（《永定县志》）

如果说晚近基于人工培植的采摘是一种主流、有效、产量可观的“作物中心主义”，那么采摘野果、野菜等野生生物就像是细分种类高度丰富的“野味的长尾”。在匮乏年代，它们是“雪中送炭”式的生命补济；在丰裕年代，采摘“野味的长尾”则是一种“锦上添花”般的别有滋味。

但不论在什么时期，可采摘物无比丰富的“长尾”都要求一定的识别能力——在相关或近似的自然物中挑选出真正能“为我所用”的采摘对象。汪曾祺在《故乡的野菜》提到他的同乡、散曲作家王西楼的《野菜谱》，其中收录白鼓钉、蒲儿根、马栏头、青蒿儿、枸杞头、野菉豆、蒌蒿、荠菜、马齿苋、灰条等野菜五十二种。可食用的野菜恐怕还远不止这么多，不可食用的野菜有些却能致命。可见，采摘远不仅仅是一个摘取的手势这么简单，还对调动各种感官的识别和挑选能力有要求。

即使对于“作物中心主义”而言，挑选同样重要。在丰裕的田园里，如何采摘到更鲜嫩、更成熟、更可口的对象，这些都考验着采摘者的经验智慧。而一旦对采摘物的品质有更高的要求，挑选便要升格为严格的甄选，比如采茶时对“一芽一叶”的严苛摘选。搜寻初步框定了采摘“量”的基础，挑选则能决定采摘成果“质”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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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搜寻与挑选，当采摘的手势一次次重复，被采摘物逐渐堆积起来，这才有了物理层面“收获”的意味。累积是采摘的最后步骤与理想结果，它从面积与体积上刺激着采摘主体的感官，激荡起“丰收”的情感波澜。《诗经》中的这首《芣苢》就以重复的句式与差异化的动词精妙地传递了采摘实践的重复性过程与累积性成果：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最终衣襟满满兜起的，既是劳作的成果，又是劳作主体的满足感与成就感。从“采撷于深山穷谷”到满载而归，只有完整认知了采摘的行为链条，才能深切感受到采摘的意义。

采摘的二元关系结构

一旦被采摘，芽叶、果实、花朵就被切断了与原生植株的关联，这不是瓜熟蒂落，而是其自然的能量吸收与生命进程被人为地阻断了。不得不说，采摘是人类主体对自然生命体的某种“侵入”。

这种“侵犯”的目的与结果，是“为我所用”。被采摘物脱离了其原先的生命进程，却大都进入了人类消化吸收、食品加工或生活日用的全新进程，为人类功用性的目的而献身。采摘实践触发了某种主体—客体关系的生成：主体“侵入”并“阻断”客体，客体为主体所用，成为某种归属物、所有品，被烙上人类主体的深深印记，最终被主体所包纳、所占有、所利用，被主体“噬取”能量。在这一意义上，采摘是一个阶段、一种手段，被采摘物则是一种合目的性的工具，它们最终为主体在采摘以外的目的服务，为主体奉献价值。

这种主体—客体的二元关系结构，在采摘的引申意义层面更加显豁。当人们说“采摘文化果实”“采撷文明精粹”“撷取思想成果”的时候，不正是以农艺修辞强调客体的精粹性、主体的能动性以及客体对主体基于目的性、功用性的价值贡献吗？细味其意，我们甚至能感受到“采撷于深山穷谷”以及一次次重复动作的不易与艰辛，感受到搜寻—挑选—累积的行为链条最终创生的收获意味。然而主体越艰辛，过程越不易，不就越能彰显客体对主体的价值贡献吗？不正进一步体现和巩固了采摘中所蕴含的这种主体—客体的二元关系结构吗？

采摘的这种主体—客体二元关系，甚至能与其他结构进行叠加，最显著的便是性别。周作人在《故乡的野菜》中提到，日本《俳句大辞典》有云：紫云英“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吧”。在文明历史悠久的东方，男耕女织、男猎女采的劳动分工最终固化成了性别差异的文化意义，采摘也成为与女性密切关联的行为意象。

《诗经·桑中》以采摘起兴，直言男女相悦之情：“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诗经·采葛》中，作为采摘主体的女性及其采摘行为，则显得更加“对象化”，成为男性主体日夜思念、想象的对象：“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而性别二元结构与采摘的主客体二元结构更具代表性的叠加，当属作为隐喻的“采花”了。采摘主体对被采摘客体的“侵入”与“占有”，也就成了特定语境下男性对女性关系的形象刻画。在歌词也是俗谚——“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中，“野花”及其联想对象——“家花”共同强调、巩固了主体对客体的所有权关系：不论是野花还是家花，不论该不该采的道德规范如何被规定或违背，花都是能够被采摘、被占有、被主客体二元结构之下的所有、权属关系所界定的对象。

对采摘二元关系结构的分析无意于道德判断，却有意于提示日常行为实践中蕴含的权力意味。在高度文明化的当代社会，采摘的主客体结构中所蕴含的性别关系也许并不那么显著了，但其他一些二元关系又逐渐浮现出来，比如城市与乡村，文明与自然。

现代休闲农业中的采摘

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这样评说前引的这首《芣苢》：“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这样动人的描述使得朴素诗句勾勒出的采摘场景进一步具象化、生动化了，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田园牧歌图景怎不令人心驰神往？

“平原绣野、风和日丽”，滤除劳作艰辛与田间地头脏乱的如画田园，代表了城乡分化后许多都市人对乡土风光的理想主义想象。人类怀着对城市文明的美好憧憬离开乡土，却逐渐感受到都市的种种不惬意，于是又念起乡村的好，这是一种基于对当下不满意、不满足的选择性怀旧。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休闲农业诞生了，“农业”不再有劳作的艰辛，而是充满“休闲”，令都市人采撷田园牧歌的鲜果，抚慰疲惫的身心。

采摘，是现代休闲农业中常见的体验方式。作为现实劳作的采摘固然辛苦，但确实是人与自然最亲密的接触，这是与自然之精粹零距离的身体、感官交互，对远离自然又向往自然的都市人来说，新鲜而刺激。轻轻旋下成熟的无花果，原本连接果蒂的伤口竟立刻渗出乳白色的汁液，令人新奇万分；嗅着柑橘类的芬芳，将手指伸向果实累累的枝头，不料却被尖刺划伤，于是又“痛”又“快”，嗔怪而惊奇：“金桔树怎么还有刺？！”

桂林阳朔的金桔采摘

现代休闲农业中的采摘隐去了种植、劳作的过程，甚至隐去了搜寻、挑选的不易，直接向都市人展示累累的硕果，静候采撷。遥远或匮乏年代采摘的艰辛，不仅仅在于劳力的投入，更在于寻而不得、无处挑选、劳而无获的可能：“辛苦的劳力未必能带给你所要的食物，在采猎生活中没有所谓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劳力与成果不一定有关联”。（波伦《杂食者的两难：食物的自然史》）现代休闲农业以规划的大棚、悉心的指引、高密度的硕果最大程度地降低搜寻与挑选的难度，让主体尽情享受采摘、收获的满足感与成就感。现代休闲农业中的采摘同样证明了“劳力与成果不一定有关联”——甚至不需要耕耘，就能有收获。

采摘的过程不乏一次次重复动作的单调，却也富有寻觅与发现的趣味，正如周作人笔下浙东人对采摘荠菜的乐此不疲：“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周作人《故乡的野菜》）彼时，荠菜在浙东春季的乡间甚至城里都可“随时采食”，它们更像是饮食的补充而非果腹之必需。当采摘不具有必需、迫切的功用性目的时，就多少产生了游戏般的趣味，也就是“休闲”的意味。对现代休闲农业体验中的都市人而言，采摘当然不再为了果腹等迫切的功用性目的，休闲才是目的；于是，采摘行为原初指向采摘以外目的的阶段性、手段性以及被采摘物的合目的性都有所削弱了，采摘作为一种新鲜的体验，本身就成为了目的。

然而，现代休闲农业中采摘的主体—客体二元关系结构却并没有被消减，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来自城市的采摘者与静候采摘、投采摘者之所好的休闲化了的乡村场景构成一组新的二元结构，并与采摘固有的主客体关系相叠合。于是，采摘与被采摘的似乎就不仅仅是人与物，而更是城市与乡村，工业化的文明与理想化的自然。

美国景观设计师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在其名著《发现乡土景观》中敏锐地指出：“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少而简单，并且日程固定。这种关系仅仅发生在假期和周末，受城市工作的约束而非季节的影响。因此，与自然的这些联系被渴望，被规划，并将被长久记住。自然环境成为一种体验的场所，而非体验本身。”现代休闲农业中的采摘不就是这样一种“被渴望”“被规划”却又“仅仅发生在假期和周末”的人与自然的联系吗？被隐去了劳作艰辛的采摘园，不就是一种提供新鲜、有趣、满足感与成就感体验的场所吗？现代休闲农业中的采摘既为都市人带来身心的慰藉，又令人泛起乡愁与怀旧意绪地揭示了当代田园图景本质上的“人造性”，以及城市—乡村、文明—自然二元关系结构的坚不可摧。

采摘的手势：从劳力到操控

一手拈住果枝，一手握住果实，轻轻一旋，既不伤及果蒂，又不伤及植株：这是经验丰富的果农传授给都市人的采摘手势。这个古老的手势最初连接着饥渴的身体与诱人的果实，宛如自然与智人间一个能量传递的神圣仪式。面对难以徒手摘断的藤蔓，剪刀等工具的使用在身体与采摘对象间增加了一个中介，采摘的手势有所改变，却仍是身体能量的投入，目的是对自然精粹所蕴含能量的摄取。

采摘对象的累积必然要求采摘手势的一次又一次重复，这既是收获的累积，也是身体能量的持续消耗。因而种植业发达后的采摘，是一件辛苦的事：虽然不再有采猎时期劳而无获的风险，却需要劳动身体的高强度投入。

为此，科技时代的农业生产需要破解大规模采摘的难题。大型联合收割机很早便能气势恢宏、整齐划一地“吞噬”麦浪，相较之下，采摘的机械化有赖于更加精细的研发：在相对复杂的枝叶结构中有效搜寻、精准定位采摘对象，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准确识别、挑选符合目的性、功用性的鲜嫩或成熟客体，然后以既不伤及采摘对象又不伤及植株的方式迅速摘取，最后稳妥、有序地累积、运输。不论这个精致的机械化过程如何实现，采摘主体一端的操作都变得更加简单、轻松了：只需要点击鼠标、按动按钮或操作操纵杆，便能启动一个持续性的自然能量采集过程，而无需身体能量的过多投入。

采摘机械手或采摘机器人的研发与运用方兴未艾，采摘的古老手势在不远的将来也许就将被大规模替代，这事实上正是鲍德里亚指出的某种变迁趋势：以工作为核心的普遍手势，过渡到以操控为核心的普遍手势。在鲍德里亚看来，传统的手势是劳力，主体投注在物品上的能量是肌肉式的，即使是镰刀、篮子、壶罐、耕犁这些工具，也都“完美地配合了人的身体、劳力”：“在人与物之间，这一个深沉的、通过手势连接的关系中，总结了人如何融入世界和社会结构中的方式”。（鲍德里亚《物体系》）

晚近所诞生的却是所谓“功能化的手势”——操控，原先投入劳力的身体而今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参与和能量投注：“按钮、杠杆、手柄、踏板……它们的操作取代了压力、敲打、撞击、身体的平衡、力气的量或分配、手巧……简言之，现在只有人的‘外端’积极地参与功能化的环境。”（鲍德里亚《物体系》）采摘的古老手势将演变为操控，人类与自然精粹间深沉的连接关系以及能量交换的神圣仪式将被机器所介入，这既是劳动生产力飞跃的高昂凯歌，又是蕴藏于采摘实践中的农耕文化记忆的怀旧挽歌。

自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发明以来，人类便有能力规模化地种植单一作物，进而“把工厂经济的规模与机械化生产的效率引入大自然”，在农业生产中实现精细的“工业化体制”。除了种植与生产，在运输与销售一端，哪怕是一棵所谓的有机生菜，它“从田地前往货架的这段旅程，自采收的那一刻起，便以精巧的工业化流程飞快进行”。（波伦《杂食者的两难：食物的自然史》）在农业种植与运输、农业生产与销售之间，采摘——这个作物提早离开自然的母体，进入人类文明体系的顷刻，也将被高效、精准、标准化地对待。

对习惯于直接享用采摘成果的都市人而言，这个连接自然能量系统与人类社会能量体系的交换环节，这个自然精华在人工介入下提前告别大地母亲的顷刻，却几乎不可闻亦不可见。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怀念的顷刻，值得感恩的顷刻，意味深长的顷刻：深山穷谷中的搜寻，物我感应般的挑选，满载而归时的累积，仿佛皆凝聚于此。如此看来，现代休闲农业让都市人重习采摘的古老手势，用身体的投入去感受自然精粹脱离母体的微妙时分，这种体验，或许也有某种启迪人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