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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治理手段，是文化载体，也是身份证明：为什么人人都需要地址？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要用到地址：在填写各类表格的时候，在定位自己和想见之人的时候，在流行病肆虐需要病毒溯源的时候……虽然如今我们对地址这一事物视为和空气与水一般自然的存在，但它其实是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了不起的发明。

与姓名、照片、身份证号码、指纹或DNA特征一样，地址帮助提高国家识别个人的能力，并因此加强了社会控制的能力，而它反过来也成为了构成一个现代人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国家的扩张与地址的发明

为何清晰识别人群中的每个人如此重要？在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看来，这种能力其实是国家机器的核心问题。从历史后来者的眼光看前现代国家，我们会觉得它们的行政能力和人群动员的能力低下，这其实是因为它们对自己的统治对象缺乏清晰的认识，包括“他们的财富、他们所有的土地及产出，他们的居住地以及他们的身份”。

了解社会的起点，是了解人民方方面面的情况。为此，几乎从国家这一统治形态诞生伊始，将一个国家内部的人群理性化、标准化、简单化，使千头万绪、不断变化的社会成为更清晰、更便于管理的形式，就是国家机器发展的重要目标。这也使得国家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动员人民（比如税收、劳役和兵役），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满足人民需求，维持社会稳定（比如制定公共卫生标准、维持治安和救济贫困人口）。

永久的、继承父姓的取名方式是社会简单化的一个重要例子。“如果没有办法固定个人身份，并将之与其亲属集团联系在一起，那么税收和什一税的名单、财产清单、征兵名单、人口统计、法律上认可的财产契约就都不可想象了，”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写道，“建立固定的、继承父姓的取名方式运动是在国家努力为其财政制度建立更强大和有利基础的背景下发生的。”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姓氏会在诸如中国这样早熟国家的社会中率先出现。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的秦国，就已开始为了税收、劳役和征兵目的，而给多数人口冠以姓氏并统计人口数量。斯科特指出，父系姓氏的目的是提高（男性）家长在家族内部的统治地位，而与之相应的是强制他们担负起全家的赋税义务。

在晚熟国家的社会中，姓氏则出现得较晚。例如在14世纪之前，大多数欧洲人都没有永久姓氏，要称呼一个人，往往需要在名字中加上职业、住址、父亲的名字或家族名称。在18世纪的英国，90%的男性只有八个名字：约翰、 爱德华、威廉、亨利、查尔斯、詹姆斯、理查德、罗伯特。我们不难想象，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固定姓氏的普及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地址——特别是给房屋编号——也是这个现代项目的一部分。在斯科特看来，将身份与住址联系在一起是现代性的一个条件，让流动人口定居下来往往是长期的国家项目，而那些脱离当地社会的人 ——比如游牧民和放牧人、狩猎和采集者、吉普赛人、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巡游工匠、逃跑的奴隶或农奴——往往被国家视为眼中钉。

在欧洲，这个国家项目的重要转折点发生在18世纪。美国作家戴尔德丽·马斯克（Deirdre Mask）在《地址的故事》一书中援引维也纳大学历史学家安东·坦特纳的观点认为，在沉迷秩序和分类的18世纪，门牌号码堪称启蒙时代最重要的创新之一，但在当时，门牌号码不是为了帮助你在城市中导航或收到信件，“而是为了帮助政府找到你。”门牌号码亦是启蒙时代核心价值观“理性与平等”的体现——城市导航、人民动员和犯罪侦查都因此变得更容易；无论是农民的家还是贵族的家编号方式都是一样的，在国家的视角下众生平等。

1770年3月，奥地利女大公玛利亚·特蕾莎把170多名军官和官员派往神圣罗马帝国各地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通过对每个户门进行编号并列出其居住者名单。此举是为了“灵魂征兵”——自1763年输掉七年战争以来，哈布斯堡王朝就频频面临征兵困难。玛利亚·特蕾莎意识到，如果每一户人家都有一个号码，军方就能据此清点所有具备参军资格的男性。当时，专业油漆匠在进入某个村庄时会在每面墙上用黑漆涂抹上一个数字。最终，房屋编号员获得了1100399个编号，统计的“灵魂”数量超过700万。

哈布斯堡王朝不是唯一一个，甚至也不是第一个对房屋进行编号的政府。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巴黎、柏林、伦敦以及刚建国的美国都开始采用门牌号码。1790年，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顾问克莱门特·比德尔在费城进行人口普查时设计了一个我们如今非常熟悉的街道编号系统：街道的一边以奇数编号，另一边以偶数编号，以此解决推测某个号码在一条街上还有多远的问题。但直到19世纪末，一些欧美城市的街道系统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都是混乱难解的。马克·吐温曾如此吐槽19世纪末柏林的房屋编号：

“起初，人们以为这是一个白痴干的，但它的种类太多了，一个白痴不可能想出这么多不同的方式来制造混乱和展示对于上帝的不敬……他们通常用一个数字来表示三四所房子——有时他们只在其中一所房子上标上数字，然后让你猜测其他房子的号码。”

在有些情况下，街道系统的“状似混乱”也有文化差异的因素。马斯克注意到，在东京，街道只是街区之间的空间，除了少数主要街道之外街道缺乏命名，人们依靠给街区进行编号来定位；与此同时，东京的建筑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按地理顺序编号，而是按建造时间编号的。这给不熟悉东京的外地人造成了很多导航困难，为了帮助人们找路，东京遍布“警察岗亭”，每一个岗亭都配备熟悉这一地区的警察、详细的地图和目录。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真机这一古早事物在日本能经久不衰也是这个原因——在智能手机普及的年代之前，人们需要靠传真机来发送地图。

马斯克指出，日本自古以来就没有给街道命名的传统。17世纪的城市被分割成矩形街区，街区成为城市管理和地理的关键单元，一组街区常常共用同一个名字。对街区不熟悉的人可以在街区商店里问路。马斯克写道，日本人将街区作为组织空间的有效方式，这种与西方人迥异的看待城市的方式可能与书写系统的差异有关。日语由一个个独立的文字（包括许多从汉语中借来的汉字）组成，在纸上可以朝任何方向书写；但英语字母只能排成一行线条，从左到右书写拼成单词，才能为人所理解。因此，英语使用者都受过线条的训练，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西方人在观看城市时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街道上。但对日本人来说，重点是那些建筑，建筑与它们所在的街道没有必然联系。

地址的局限与偏见

但人们并非从一开始就顺从地接受地址。在18世纪，整个欧洲都有人与官方斗智斗勇，试图毁掉门牌号码。南北战争爆发前的美国人也对街道编号心存疑虑，南方人担心城市地址名录是“北方计划”的一部分，北方人则怀疑任何携带城市地址名录的人都是征兵军官，将他们拒之门外。在房屋编号的早期，还有人认为此举剥夺了他们的基本尊严。一位在日内瓦因毁坏自己的房屋号码而被起诉的61岁妇女辩称，这个号码“看起来像一个宗教裁判所”。一位访问奥地利的瑞士回忆录作家则说：“看到房子上的数字让人感到非常惊恐，觉得这是统治者执意掠夺个人财产的象征。”

马斯克指出，对于无权无势的人来说，毁去门牌号码的实质是反抗国家权力的征召，“如果国家不能给你编号，如果国家不能征召你，如果国家不能看到你，国家就不能拥有你——你真的是一个自由人。”

斯科特则在《六论自发性》中提醒我们注意包括地址在内的现代主义规划的局限。他认为，社会简单化——比如建设高透明度的网格化城市、提高信息标准化——的尝试容易给治理者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错觉，“这类规程在遭遇无法简化的自然时就会陷入麻烦，有时是灾难性的麻烦，自然的复杂性令他们束手无策；或者当遭遇桀骜不驯的人性时，它们也会觉得它过于复杂，难以捉摸。”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官方秩序与民间秩序、正式实践与非正式实践，就像光与影一般难以分离，无法用前者完全消灭后者。

无论如何，如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地址，它已成为个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斯克援引世界银行专家的观点指出，街道地址给人带来被社会接纳的感觉，“一个公民不是迷失在城市丛林中的无名个体，只有他的亲戚和同事知道他；他有一个固定的身份。”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固定地址将个人镶嵌进社会治理网络中，没有固定地址的人则很容易因难以被监测和管控而被抛掷出社会支持体系之外。在紧急状况时期，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城市封控期间睡在大街上的快递员或游离于社区管理系统之外的人。

这种疏忽在多大程度上与整个社会对“无家可归者”从未明言但根深蒂固的歧视与轻慢有关？从字面意义上来讲，无家可归的人是指没有房屋的人，虽然地址不是房屋，但两者的区别在当今越来越模糊，地址于是也在个人身份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没有地址，你就没法进入由房子、账单和银行账户构筑的现代生活——你没法注册学校、开银行账户、获得公共服务，特别是获得工作机会。马斯克发现，美国雇主往往会要求求职者在申请表中提供一个地址，对无家可归者滥用毒品和违反法律的偏见导致他们难以被雇佣，这使得他们更难摆脱贫困。

看不起流落街头的人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有研究表明，当给普通人展示无家可归者的图像时，他们的大脑活动表明他们认为无家可归者“不如人，或者没有人性”。但我们不应忘记，在经济下行、社会流动性下降的时代，“无家可归”的悲惨命运越来越有可能降临在哪怕是努力工作的人身上。马斯克在书中援引了英美的数据：如今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州的人能以最低工资水平买得起一套两居室的公寓；在英国，福利政策的削减导致英国无家可归的“露营者”在2010年至2018年期间增长了165%。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者来说，没有地址是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马斯克在印度加尔各答调研时发现，贫民窟居民对地址的需求，比对卫生设施、清洁水源、医疗保健甚至是能正经遮风避雨的房屋更迫切。这是因为没有地址就不可能拥有银行账户，而没有银行账户就不能存钱、借钱或领取国家养老金。更重要的是，印度居民的数字身份证“阿达哈尔卡”必须与一个地址绑定，如果无法申请这张数字身份证，你就无法享受怀孕福利、养老金、儿童教育、食品补贴等福利政策。

然而马斯克发现，加尔各答贫民窟居民的这一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当地政府刻意为之。有加尔各答都市发展局的官员承认，在一项针对贫困群体免费食物发放的研究中刻意排除了所有棚户区，“我们担心，研究非法居住者会给他们一种虚假的合法感，我们不能承认他们的存在。”如果说我们认同万国邮政联盟的结论，即“地址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最廉价方式之一”，那么我们也要意识到，没有地址反过来也给予了一些政府躲避帮助某些社会弱势群体的借口。

因此在呼吁社会公平的时候，我们或许也需要呼吁“地址公平”。根据马斯克的观察，已经有一些有益的尝试和设想出现。无政府组织“为无地址的地方提供地址”从加尔各答开始，向印度的每个贫民窟提供街道地址，该组织向贫民窟家庭提供一个“Go Code”编码，这个由数字和字母组成的9位数串与网站的GPS定位系统相对应，这些代码被印在一块蓝白相间的标语牌上，钉在每户人家的门口。

英国建筑师克里斯·希尔德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创想，鉴于英国有超过20万套房屋空置超过6个月，至少1.1万套房屋空置超过10年，为何不把这些空置房屋的房子和地址分割开，允许无家可归者使用这些空房子的地址？无家可归者可以在一个在线数据库输入自己希望邮件转发的真实地址（比如收容所或朋友的家），然后邮局将邮件重新定向到那个空房子的地址上，这样雇主就不会发现无家可归者实际上并不住在他指定的地址。这个设想乍看之下有些违反直觉，但正如马斯克所说，“房子可能是空的，但地址永远不需要是空的。”

参考资料：

【美】戴尔德丽·马斯克.《地址的故事：地址簿里隐藏的身份、种族、财富与权力密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

【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美】詹姆斯·C.斯科特.《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