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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 | 奥斯卡颁奖：为无声者发声，还是复古式的自我满足？

记者 | 实习生 陈静仪

编辑 | 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奥斯卡颁奖与“停课不停学”引发的争议。

《寄生虫》横扫奥斯卡：资本与技术将让电影走向何方？

当地时间2月9日晚，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在美国洛杉矶揭晓。韩国电影《寄生虫》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国际电影（以前叫最佳外语片）四项大奖，是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电影。值得注意的是，奥斯卡又名美国电影学院奖（Academy Award），主要代表美国电影业的看法。非英语电影入围最佳影片提名、原创剧本提名，已经足够引人注目，此次《寄生虫》四连冠更是获得了极大的关注。

《寄生虫》获奖背后，是奉俊昊的多年努力和韩国电影行业的整体发展。作为《杀人回忆》《母亲》《雪国列车》等片的导演，奉俊昊常将类型片、强情节和社会话题结合在一起，关注底层的无助与反抗，悬置价值判断。公众号“虹膜”指出，奖项不仅属于奉俊昊一个人，它也属于所有勇于变革的韩国电影人，更属于自由表达，属于完整的艺术。奥斯卡颁奖典礼结束之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SNS和官方Twitter发文：“《寄生虫》的奥斯卡四冠是过去一百年里所有韩国电影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今后政府将进一步为电影人提供能够发挥想象力，大胆创作电影的环境。”

相比之下，以11项提名领跑的《小丑》，获得10项提名的《1917》《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都与本届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无缘。《好莱坞往事》只获得最佳男配。而奉俊昊在获奖时致敬的“我们伟大的马丁导演”和他长达三个多钟头的《爱尔兰人》更是全程陪跑，颗粒无收。如何看待传统好莱坞制作的失利呢？戴锦华指出，《爱尔兰人》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好莱坞往事》的导演昆汀都在向自我致敬，试图再现昔日辉煌。她认为，本届奥斯卡做出这样的选择，“正是在申明奥斯卡要结束好莱坞电影的近乎无休止的自我指涉、自我致敬与自奠，重申自身的国际性，表明它将一如既往继续吸纳全世界仍有活力的区域电影的人才与创造。”

那么，《寄生虫》获奖是奥斯卡突破“美国中心”传统，追求国际化的标志吗？它的获奖究竟是韩国电影进入好莱坞视野，还是好莱坞逻辑在韩国的开花结果呢？余雅琴在“新京报书评周刊”撰文指出，与其说奉俊昊为奥斯卡带来了新鲜视角，不如说他继承了马丁·斯科塞斯等好莱坞前辈的衣钵。她认为，《寄生虫》在奥斯卡的胜利不过是“美国中心主义”的变体，是“从全世界攫取好的故事和人物，将其用美国人理解并习惯的方式讲述出来”。评论人孔德罡也认为，《寄生虫》本身就是奥斯卡最爱的那种伪文艺商业主流类型片。《寄生虫》获奖，不但不能说明奥斯卡变得先锋了，反而是“学院长久期待的一次复古式自我满足”。在亚洲故事、国际面孔的虚伪外壳下，《寄生虫》满足了学院渴望的美式价值甚至东方猎奇主义的重归。

和《寄生虫》一样，本届奥斯卡的热门影片《小丑》也以阶层差异为重要背景，关注小人物的欲望与悲欢。从近年来奥斯卡的提名和获奖名单可以看出，与性别、阶级、种族有关的电影频频获得关注。一方面，这是奥斯卡对“政治正确”的追求。另一方面，作为面向世界的文化产品，为“无法发声的人发声”也是电影的重要使命。凭借《小丑》获得最佳男主角之后，杰昆·菲尼克斯在获奖感言中提到：“我不知道如果没有电影，我该怎么办。我觉得电影给我最大的礼物，同样也给了在座所有人的，就是为无法发声的人发声”。

说起时代巨轮下的小人物，获得最佳纪录长片的《美国工厂》聚焦制造业工人权益，直面全球化背景下的劳资问题。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中国企业“福耀”在美国俄亥俄州建厂，把中国的管理经验移植到美国，最终通过反对工会、增加工时等方式实现盈利的过程。公众号深焦Deep Focus指出，纪录片展现的绝不仅仅是中国“资方”和美国“劳方”的矛盾，不是勤劳、高效、以集体为重的中国人和希望通过工会保护个人权益的美国人之间的差别——在追逐效率和利益的资本面前，中国和美国的工人是一体的，他们的处境都让人悲哀。

界面文化《是“美国梦”的破碎还是全球中产的挽歌？》一文则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讨论了新自由主义时代中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在资本顺着“节省劳动力”方向全球流动的时代，美国失去了大量制造业岗位，因此出现了《美国工厂》片头所描述的失业工人的窘境。大量制造业转移到低薪国家的工厂，而中国依靠人口红利获得经济崛起，并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管理模式。在福耀的管理中，工人们的“美国梦”破灭了。“美国梦”所包含的“财物安全、拥有住房、美满家庭、向上流动的机会、下一代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幸福感、成功的职业、稳定安逸的退休生活”对于被雇佣者而言显得如此遥远。面对资本的力量，中国人、美国人、工人亦或是普通白领都一样无助。因为“在劳资关系日以倾斜的天平下，不掌握资本的人终将沦为‘进步’的代价”。

这届奥斯卡有女性的声音吗？在红毯上，娜塔莉·波特曼把很多没有被提名的女导演名字，绣在了自己的衣服上。包括王子逸（Lulu Wang）、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劳伦·斯卡法莉娅（Lorene Scafaria）、阿尔玛·哈勒（Alma Her'el）、瑟琳·席安玛（Celine Sciamma）等等，试图通过这种微秒的方式来称赞那些无人认可的工作。诺亚·鲍姆巴赫和他的女友格蕾塔·葛韦格分别执导的《婚姻故事》和《小妇人》都收到6次提名，前者只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后者获得了最佳服装设计奖。戴锦华指出，在入围“最佳影片”的作品中，《婚姻故事》是唯一一部讨论美国现实的、体现美国社会传统核心价值，也就是家庭价值的影片，它没获奖并不让人意外，但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中产阶级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已经碎裂，家庭故事已不再是好莱坞最具大众性和症候性的议题了？

《寄生虫》不仅是史上第一次拿下最佳影片的外语作品，也是第二个同时斩获戛纳金棕榈和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电影。一般而言，欧洲三大电影节和奥斯卡有着不同的评选标准。以威尼斯、戛纳、柏林为代表的欧洲国际电影节更强调艺术性、社会性，鼓励创新，不要求高票房；而奥斯卡最佳影片往往青睐符合美国主体政治意识的商业片。欧洲三大是国际电影节，基于全球选择入围作品；而奥斯卡传统上是一个针对美国电影界奖项，与针对电视的艾美奖相当。

那么，《寄生虫》获奖，是否意味着欧洲艺术电影和好莱坞商业电影之间不再有明显界限呢？二者同流的表象之下，究竟是奥斯卡向戛纳靠拢，还是以戛纳金棕榈为代表的电影力量对美式话语的屈服呢？戴锦华指出，随着数码转型的完成，摄影器材更小、更廉价了，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之间的产业区隔也逐渐消失了。以“三大”为代表的欧洲国际电影节确实改变了。它们不再以“激进美学、社会批判、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引荐”为主要定位。戛纳电影节更是直接“明确地将对影片内容、社会主题的重视置于影片形式、美学的新锐之上，这便是《流浪的迪潘》、《我是布莱克》、《小偷家族》、《寄生虫》的金棕榈序列的出现，每部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议和愤怒的抨击。”

今天，电影究竟应该是什么？技术与市场将让电影走向何方？新锐的语言实验与激进美学已经过时了吗？创作者个人对生活的感知与理解呢？这些是否注定会淹没在社会主题下，淹没在全球人沉浸在异世界的娱乐与狂欢中？

停课不停学：在线教育的春天，还是形式主义的表演？

2月10日，原本是不少大中小学校开学的日子。然而，受疫情影响，正式开学的日期被无限制延后。1月底，教育部发布《关于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之后又提出通过网络，建立“云课堂”，实现“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目标。学生被迫在线上课，为线上教育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爆发式增长，也让不少老师、家长、学生叫苦连连，甚至让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教育的逻辑究竟是什么。

疫情确实可以刺激教育方式的革新。回顾2003年“非典”，同样是因为疫情延期开学。北京大学研一学生张邦鑫“鼓捣”了一个奥数网，为学生提供在线学习和答疑服务，获得了不少学生和家长的认可。2005年，他正式将机构命名为学而思，由网站开始做线下教学服务，到了2010年，学而思已经成为国内第二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

那么，2020年，线上教育的春天又到了吗？“蓝鲸教育”指出，“从长远看，在线教育对整个教育体制的渗透，已经由不可逆转的阶段向加速爆发的阶段迈进。”在疫情之下，教育系统对在线教育的接受程度大幅提高。近年来，虽然教育监管部门一直致力于推进教育信息化，但始终无法落实到学校。其中的阻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学校和教师对革新的抵触情绪。然而，面对疫情和迫在眉睫的日常教学，学校和教师不得不接纳新的教学方式。与之类似，家长也不得不放下成见，辅助孩子使用教育云空中课堂。从好的角度看，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学生、家长、老师都能了解线上教育的发展，甚至可能形成新的消费习惯。对于整个教育行业而言，疫情结束之后，也可以期待一种更为稳健的线上、线下相互配合的教育方式。文章认为，即使在线课堂暴露了网络不稳定、交互障碍等诸多问题，但也是一个宝贵的试金石，可以帮助企业进一步打磨产品，最终促进整个教育行业的健康发展。

除了好未来、新东方、网易有道、猿辅导、51Talk等教育机构之外，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等互联网公司，Classin、希沃等平台也为老师们提供了在线授课、群直播、录播、互动的平台，给大中小学校的老师提供了在线直播授课的工具。然而，2月10日上午，武汉、襄阳、南昌、深圳、佛山、昆明等地中小学生同时上线，导致多个平台产生了卡顿、崩溃等状况。为此，老师、家长和学生都叫苦连连，纷纷吐槽网络卡、伤眼睛、上课效率低等。而直播中出现的不少“事故”，也为网络贡献了不少笑料。阿里巴巴旗下的“钉钉”更是无故遭罪，被大量小学生给出一分的评价。Vista看天下的一篇文章指出，“只有网课，能一夜之间把学生老师家长都折腾哭。”

为了应付网络授课，不少老师都被逼成为网络主播，不仅需要在手头没有课本的情况下完成备课工作，还要花大量时间学习直播软件的应用，并面临网络平台的诸多风险。尴尬的是，直播上课期间，自己的家人在旁边做饭，学生的家长在旁边一起听课，校长和领导还可能随时进入直播间。公众号“星教师”指出，“直播课堂是对教师综合素质的大考验”，需要老师通过幽默风趣、逻辑清晰的讲课吸引屏幕另一端的学生注意。另外，与日常授课不同，网络视频可以无限制传播，所以老师在直播授课时，需要额外注意表情、语气、语言的管理。不然，课程内容的截图可能会成为孩子手中的花式表情包，甚至可能因上下文语境丢失而被扭曲原意。

“停课不停学”期间，家长也需要在工作之余，扮演助教、保姆等多重角色。网课需要的不仅仅是教材、打印机、投影仪、ipad，如果学校要求孩子给战斗在一线的医生叔叔阿姨写信、做手工报，家长就得负责出门采购手工材料和彩色画笔。当然，他们还需要监督孩子学习，协助孩子完成作业并打卡。如果各科老师使用的平台和打卡系统不一样，则需要同时探索多种APP的使用方法。

那么，网上教学究竟有没有效果呢？对于1000万即将面对高考的学生而言，疫情无情，升学压力更无情，网络教学也许可以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作息和学习状态。但是，主播式教学真正有几分用处呢？游戏研究社指出，不少学校和老师采用的是主要用于娱乐的直播软件，教学和娱乐的功能混杂在一起，常常是老师在镜头前正经讲课，同学在底下分屏打游戏，或者刷起了鼓励的小礼物。更有年轻教师直接使用了主播式教学方式，在教学中说，“宝宝们，礼物刷起来。”

教育当然不仅仅是直播知识点、APP打卡、做题拍照上传。面对在线教学的种种乱象，教育部在2月11日回应指出，“停课不停学”不应该成为老师和学生的负担。这里的“学习”不是指单纯意义上的网上上课，而是一种广义的学习。同时，教育部提出，严禁幼儿园开展网上教学，针对其他学段，也不得强行要求学生每天上网“打卡”、上传学习视频等，防止增加学生不必要的负担。对于教师，也没有必要普遍要求教师去录播课程。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停课不停学”本来不是一件复杂的事。只需要整合基础教育领域已有的精品课程，辅之以适量的在线互动辅导，完全可以实现个性化自主学习。他认为，绝对不能要求每个老师自己做主播。一方面，教师没有上网课的经验，不能吸引学生，另一方面，也是对已有精品课程资源的浪费。在他看来，各地教育部门、学校之所以搞出种种直播授课的笑话，一是试图做“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同时也是过于崇尚知识教育，“没有想到学习还包括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学会相处”，误解了学习的本质。

2月17日，第二批大中小学校的预订开学日期又到了，又有一批老师即将成为新晋主播。然而，在线教育终究不是万能的。疫情结束之后，线上教育可能会有更多用户，与线下教育的联系更加紧密，但目前来看，它还很难替代传统教育中，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往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