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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潜流：安史之乱与唐代军政制度的演进

唐王朝的国势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后，在玄宗李隆基的统治下达到了兴盛的顶点。史称：“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内归心，蛮夷宾服。”然而由于错误的军政措置，其政况日趋衰落，引爆了久聚的社会危机。与历史上的诸多王朝由社会矛盾引发的统治危机不同的是，唐中后期没有显著的官逼民反，也少有流民引起的民变，诸多变乱纯粹是统治集团中的异己力量运势的结果。

事实上，帝国边疆形势的不稳与防戍体制的变化造成缘边节度使的坐大，东北局势成为了唯一的意外。玄宗晚年消极理政，不专政事，将相不和，安禄山乘外重之资，窃倒持之柄，安禄山的乱阶实乃唐廷军政措置上的失策使然。“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倘使当时的统治者能够意识到用人得失，所系非轻，调整一下用人格局，这场叛乱未必不可避免。

安禄山像

帝国军事用兵制度的变革

府兵制创制于西魏北周，一直延制于隋至唐代中期。在南北东西争霸的战争时代，何以与怀朔东魏财富兵强的高氏和江左南梁标榜神州正朔的萧氏相争衡，内安反侧，外御强邻，惟有进行制度挖潜。所以，府兵制兴盛的背后是魏周时代宇文泰的武川集团与地方乡曲势力鸠合，进而演变为关陇集团夺取天下的政治逻辑。在置府收兵下地方势力依靠功绩取得的官品位阶与上层军事官僚勋贵形成了共生的关系，捏合为一个巩固的利益共同体，并且踪行统一的政治原则——关中乡土本位政策，即以关陇贵族集团为政治主导，以均田制和府兵制为整合动员社会之基础，军事上内重外轻，外交上西重东轻，力求关中地域之安全。

这套体制在其初期有极大的优点。府兵制下实行强干弱支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府兵军府高度集中在关陇集团的政治大本营关中地区，藉以收居重驭轻之效。而且“籍藏将府,伍散田亩，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避免了将领专兵的危险。府兵制下的兵士就是均田制下的农民，府兵制的前提是均田，均田的前提是国家政府掌握大量公田，然后在土地上实行计口授田,把居处无定、家无完堵的流民安置起来，户口登记入簿，实行租庸调赋税制。农民受田为国当兵成为府兵，平时归州县管辖，在军役期归军府管辖，府兵自备兵甲衣粮，减轻了国家沉重的军费负担。

然而均田制本身就包含促使自身走向破坏的内在因素。一是在开始分田的时候就体现着不平等的原则，把伊川膏胶、水陆上田授予官宦之家，且贵族免赋役；二是到了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经济繁荣户口增加的背后，是土地兼并的扩大，国家几无可耕荒地用于均田给授；三是勋赏执行不力，府兵投军从征本希望依靠军功蒙授勋级，实现进身之阶，然而到后期有功难赏、虚有赏格，而无事实；四是频年征役，赋役过重，最后府兵家道悉破,或至逃亡番休者亡命略尽，时有“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记载，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流散非一，邦赋不入，偷避徭役，中土不安”的社会后果。

最重要的是这套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军事制度只适用于中等强度以下的地区冲突，“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倾巢穴”，长于内线守而拙于外线攻，至唐初时已经不能适应在作战区域不固定的大范围内大规模野战的需要，在太宗征高丽时弊端已尽显，因而“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兵募成了军队的主力。面对少数民族政权频繁的骚扰，临时征召兵士就显得不足以应付，因此一种新的军事用兵制度——职业募兵制度就应运而生，即根据军事战略的需要而制定定额，招募兵士（兵募定期差替转变为长行健儿）。这些长行健儿长驻边地军州，在固定的卫戍区方镇执行镇防任务。之后更与节度使制相配伍，随着内地府兵之制渐毁，内地与边地渐成失重之势。

帝国边疆形势的由攻转守

征戍阔远不仅仅是帝王将相彰显武功的需要，就中原农耕民族的生存来讲也有基本的战略考量。在超出自己生存范围外的地方建立绝对防御圈，一则可以延长战略纵深，遏制游牧民族超强的机动能力，延缓战争爆发后对于内地的冲击渗透；二则可以维护对外贸易的交通，虽然贸易产生的利润可能不足以维持这套防戍体制的费用。

所以，经过唐初武德年间的休养生息，至贞观年间唐太宗一改过去面对突厥咄咄逼人的侵扰时委曲求全、力避战事的战略方针，秣兵厉马、主动求战，先后破东西突厥、平高昌、降吐谷浑，声威大震。高宗前期，奋贞观之余烈，继续向四周迫近，伐百济、平高丽，设立安北（外蒙古）、单于（内蒙古）、安西（天山南路）、安东（朝鲜）、北庭（天山北路）、安南（越南）六大都护府和若干边州羁縻府州，“抚慰诸藩，辑宁外寇”，至此唐朝的疆域达到了极盛。然而，从高宗后期仪凤年间(676—678)开始，迄玄宗开元初年(710—713)，边疆形势逐渐发生变化。调露以后,内附的突厥、契丹等先后叛乱，兵戈迭起，中亚（吐蕃的强盛和阿拉伯帝国的东进）和东北亚（契丹和奚）新的强国崛起，令唐王朝东西两线承受了战略压力。唐王朝为守住开拓的土地与周边各族几乎都在激烈的进行着战争，在西域地区唐蕃进行战略拉锯，东北去中枢较远，唐王朝采取维持现状的绥靖政策，并且之后找到了自己的代理人安禄山。

尽管开元、天宝是唐朝的黄金时期，但此时帝国疆域极盛时代已经过去，唐王朝丧失了拥府兵居关中以制天下的军事强势，日益增加的防务开支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加之唐内部武则天专权,中央政局动荡，最终迫使唐廷收缩边境。自太宗、高宗时期设置的六大都护府，有的已经形同虚设、名存实亡，羁縻行政府州纷纷内迁、重置，驻城镇戍军事机构先后设立。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无暇羁縻，守边将士多被内调，贞观、永徽之功尽弃。

为了维持一个庞大帝国边疆的政治结构和日益增长的外来军事压力，唐廷将绝大部分军事力量都部署在弧形边境线上的五个藩镇上，他们分别是范阳、陇右、河西、朔方和河东，兵力在八世纪四十年代将近40万，如此大规模的部署，府兵制即使没有瓦解，其提供的兵员也有限。玄宗后期边军的两大支柱一是安禄山的东北野战军团，二是哥舒翰的西北野战军团，前者有18万兵力，后者有15万兵力。其中，哥舒翰的西北野战军团历来是军事布防的重心，兵力主要分布于河西、陇右两地唐蕃激烈争夺地区，而在次要的战略方向上安禄山已经征服契丹等部落，且身兼三个方镇的节度使，一旦集中兵力造反，就会对内地空虚的唐朝造成致命威胁。

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帝国军政管理体制的变化

唐朝初年的军事建制，因利形便，分天下为十道，分道巡查，其监察分区是按照交通路线来划分，所以称为“道”。同时在道以下置六百三十四府，唐代诸府可分三类，一是缘边都护府（军事监护少数民族），二是在国内要区襟代之地设的都督府，三是在京都所在地置府尹。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改十道为十五道，并于每道设置采访使“检查非法”，为了防止重复汉朝刺史故事，此时的采访使对于干及州郡的民政事务被严令限制。

唐代十道图

戎事斯大，为了便于在边境的征伐和戍守，统筹边疆的具体军务，唐廷徇魏晋南北朝持节都督诸州军事之例，从开元元年到天宝初年，在东北、西北、西南、南面四个战略方向上，共增设十大节度使（高宗永徽年间置），式遏四夷，其中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最为重要（三镇都属于西北战区，承担保卫边疆和守卫京师的职责）。

中唐十节度设置如下：东北战区涵括范阳（管辖幽州，控制奚、契丹）、河东（管辖太原，与朔方互为掎角，防御突厥及回纥）、平卢（管辖营州，下辖安东都护府，镇抚室韦诸部）三个节度使；西北战区涵括朔方（管辖灵州，下辖安北、单于二都护府，防御突厥）、河西（管辖凉州，隔断吐蕃、突厥往来通道）、陇右（管辖鄯州，控制吐蕃）、安西（管辖安西都护府，统辖西域诸国）、北庭（管辖北庭都护府，防突厥余部）五个节度使；南部战区设置一个岭南节度使（管辖交州，下辖安南都护府，绥服南海诸国）；西南战区设置一个剑南节度使（管辖益州，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由上可以看出，此时的缘边节度使所辖的方镇，其作用即在于防制异族的反侧。原本方镇只设在边地，地位在道以下，在地方行政组织层级中形成的是道—方镇—州三级体制，由此形成的职官制度对应的也是采访使—节度使—刺史。安禄山反叛后，采访使的权力已经虚化，肃宗乾元元年遂废置，代之以观察使并兼任节度使，至此监察区域道与军管区域方镇也就合二为一，成为一级行政区划了。

太宗和高宗前期对外征讨的主要做法是临时任命将领来作为大总管、大都督统率兵募、府兵、蕃兵出征，“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戎平师还，事解辄罢，将不统兵，兵不属将。但是随着职业募兵制的出现，士兵对于将领人身依附逐渐加强了。节度使设置之初，只管军事，无涉其他。管军粮的支度使与管军屯的屯田使与节度使并设而立，而民政仍归刺史，此时节度使还不能专擅一方。但是到了开元年间，节度使既可以兼统以上使职，也可以久任方镇之位（常任长官固定化），还可以节总数个方镇，如安禄山自己兼任卢龙（朝阳）、范阳（北京）、河东（太原）三节度使，这时的节度使俨然已经是唐代的地方一级的军政长官了，军事上的外重内轻格局由此遂成。

此时的藩镇制度还属于初步成立期，藩镇地盘划得都比较大，又手握重兵，朝廷自然不能忽视，藩帅（因节度使、观察使权力很大，时人称之为“藩帅”）也因为中央权威还很强，通过正常渠道往中央谋求发展的意愿也很高，所以当时藩帅与中央之间的联系往来频繁。开元时期的藩帅还经常和宰相相互迁转，宰相罢相后出为藩镇，或者藩帅有功入朝为相，使得一些藩帅本身就是曾经的宰相或者未来的宰相。到天宝时期，这种相互迁转似乎很少了，但在中央号召力和统治力还很强的情况下，藩帅还是积极谋求与朝廷加强联系，结交宰相以参与中央政局。不过这样也带来一个恶果，就是藩镇对中央的政治参与度过高，一些中央的权力斗争容易波及到藩镇，导致地方不稳。

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形势

帝国宰臣的党派分化

大约从公元720年开始，玄宗的执政迎来了转折。这一年正月，玄宗前期的著名宰相宋璟的失势和不久之后的姚崇之死，开启了玄宗朝中期时代。继之而任宰相的先后是源乾曜、张嘉贞、张说、李元纮等，源乾曜为人谨慎，持禄保身；张嘉贞落魄有大志，不失纪律；张说明于政体，文武兼资；李元纮政绩突出，颇有声誉；虽然他们中间也有龃龉、论争与排斥，但国家大体继续保持了开元初年的发展势头。

接下来帝国官场上一位重要人物就要登场了，他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掌典枢衡十九年的权相李林甫。李林甫文化水平不高，出身于关陇贵族的一支，靠荫庇升官，因为官僚中儒家学者的代表张九龄在与其的斗争中失败被贬，常常也因此被后世的儒家官僚士大夫看作是文士名流的敌人，妒贤嫉能、玩弄权术、口蜜腹剑。实际上，相比于私德，李林甫更是一位极其能干的文法吏，帝国官僚在他的领导下行政效率极高，史书称“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李林甫秉政时，国家登记户口增加，财政收入增长较快，通往长安的物资运输体系也得到改善，其召集法学家主持修订的《新开元格》《格式律令式类》《唐六典》等行政法令深深影响后世。李林甫掌权初期，在对外关系上也取得辉煌胜利，吐蕃和契丹被打败，突厥汗国覆灭，有其在，安禄山不敢起兵范阳。

天宝三载（744），这时帝国的掌舵人玄宗已经六十岁了，盛年不再，在承平日久之下，玄宗早期那种开拓进取的精神开始动摇，日益怠于问政。史书记载玄宗曾经对宦官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对接道：“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玄宗一时愣住默然，稍响才说了一句：“卿勿言，朕徐思之。”一丝丝隐忧划过玄宗的脑思，不知玄宗此时是否预感到了危机的到来。

这一年杨贵妃二十六岁，他来到玄宗的身边得益于李林甫的帮助。之后，“从此君王不早朝”，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李林甫。在李林甫执政晚期，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后，对政敌的打击就愈发沉重了。李林甫得到玄宗信任的契机源于玄宗的爱妃武惠妃，为了拥立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当皇太子，唐玄宗听信李林甫谗言，在一场宫廷政治斗争中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同时废为庶人，不久又将三庶人赐死。

为了维持到手的权力，李林甫对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政治对手的打击毫不手软，特别是政权中枢里科举出身的官员，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此时的党争变成了血腥的清洗，李适之、韦坚、裴宽、裴敦复、黄甫惟明、杨慎矜等在政争中或者被贬或者被杀。自此聚集在李林甫周围的大都是趋炎附势，唯唯诺诺之辈，宰相陈希烈台司机务，不敢参议，惟在决定文件上署名而已，李林甫领导下的财政专家王鉷善于搜刮民脂民膏供玄宗享乐，玄宗之前徇行私欲时还忌惮三分，自得李林甫，现在一以委之成。

帝国政局的激变

武德、贞观以来，边镇的藩将以武人镇之，但同时也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文官担任守备边境的节度使，然后再抽调其进中央担任宰相。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乃至之后的李林甫、杨国忠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为了杜绝文儒之臣出将入相之源，专宠固位，不至于跟李林甫争夺相位，此时这项正常的官员交流渠道也被废除。就唐廷而言，在激烈的帝国官场倾轧下，一旦这些控弦数万的缘边将领武力干政，并且与朝中图谋不轨的弄臣互相交通结援，便会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所以玄宗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于是一项精心制定的政策被抛出，即把边疆的节度使置于胡人掌度之下。

由此出发，在身兼河西、陇右、河东、朔方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在党争中失败后，西北方镇集团就陷于分裂。突厥将领哥舒翰兼统河西、陇右二镇，安思顺从750年起又指挥朔方，而在极西部，高丽血统的将领高仙芝掌管了安西。最后在东北，自744年起，具有粟特和突厥混合血统的安禄山相继兼任卢龙、范阳、河东三节度使，东北方镇集团的力量自此成为方镇中实力最大的一支力量。

令李林甫始料未及的是，杨国忠登朝后，其拨弄宫廷政治的艺术于己有过之而无不及。安史之乱的当事人安禄山在之前李林甫与杨国忠围绕宰相权力的斗争中，他比较倾向于李林甫一派，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的总体声望和功勋远不如安禄山自己，因此安禄山对杨国忠“视之蔑如”，杨国忠深知禄山“终不出其下”，安禄山又积极谋求在中央的地位，结果二者便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前者牢牢支配帝国中枢，后者控制北方边镇，对帝国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因此，除了杨国忠巩固他的西南剑南节度使地位外，还积极拉拢西北陇右和河西两地的节度使哥舒翰，欲引以为奥援。天宝十二载，哥舒翰被封为西平郡王，在爵位上与安禄山等次。

杨国忠巩固权位的努力不限于此，先是借故打击安禄山的朝中支持者吉温，后者曾担任河东节度副使，然后和辅相韦见素一起建议玄宗，召安禄山进京任宰相，更换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为汉族将领，以架空其军权；接着继续清除安禄山在长安的多个代理人，数以事激之。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安禄山的叛乱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了。

藩镇割据形势图

结论

唐王朝初期大体维持了上下相维、轻重相制的政况，然而天宝末叶，安禄山反于范阳，一举滔天,两京不守，中原乱离，民不堪命，几至不可收拾。既无颠沛流离的灾民，也少有必须即刻解决的社会矛盾，帝国官僚集团的统治也算有条理，加之还有一个个人素质还算很不错的皇帝，为何终酿此祸，以至于数十年之后帝国的臣民还在讨论“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其中原委值得深思。从垂戒政治的角度讲，唐王朝未能利用当时周边民族政权的压力，汲取帝国的能量，再开功业，反而用人失当，使藩将安禄山盗窃兵权，以致万全之地，一朝而失，藩镇纵横，纪纲亦不复振。

总之，安史之乱不仅是整个唐王朝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就唐王朝来说，一体同构的盛世不再，此后唐室李家与藩镇共天下；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经济重心逐渐彻底南移；进一步放在整个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大历史中，亦可以看到此后中原王朝面临的主要威胁逐渐从西北向北方、东北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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