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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家的文学缘

－李逸江、李逸津兄弟文集《逸兴集》代序

我在大学里教了30多年的《中国古代文论》，陆机《文赋》中那句“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自然是年年要讲到的。但以往都是讲：这是陆机在自诩其出身名门，是魏晋世族门阀观念的体现。与自己无干系，也就不会撩起什么情感的波澜。近年来由于父母骨殖归葬故里，退休还乡的老哥逸江卧病在床，需要我年年回去祭扫探望，对故乡的了解也就渐渐多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家也是“出身名门”咧！族谱上记载的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自不必说，现在老家东莞东坑塔岗村李氏宗祠中供奉的忠简公李昴英（号文溪），确实是《宋史》有传的一代名流。他老人家早年受业于南宋名臣崔与之（号菊坡），崔曾于宋嘉熙元年（1237）官拜右丞相，虽未到任，但后人仍称其为“崔丞”，这也就是塔岗李氏宗祠门联“礼传柱史，学绍崔丞”的由来。“柱史”无疑是指曾任柱下吏的李姓祖先老子，相传连孔子都曾“问礼于老聃”，可见李氏所奉礼法的源远流长；我们老祖宗的学问又是承崔与之而来，故云“学绍崔丞”。想到这些，作为后人的我自然有那么一点点骄傲。但此话也不宜多说，说多了，就有点“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的阿Q精神之嫌了。还是让老祖宗们继续安息，讲讲我们后辈这个平头草民的老李家的文学缘吧。

我老爸自幼家境贫寒，才两岁的时候我的祖父就漂洋过海到澳洲去打工。他自己十几岁时也离乡外出谋生，长期做公司、企业里的文员。至于他的文学修养如何，我现在无从知道，但从父亲留下来的自传、文稿、书信看，不仅格式工整、字迹清秀，而且语言简洁流畅，就是拿给今天专爱咬文嚼字的语文教师看，恐怕也挑不出什么语法、修辞直至标点上的毛病，可见他文字功力之高。父亲在自传里说他“在学校时长于国文，自己也爱好国文”，又“读过两年多的英文夜校”，因此“在语言文字这方面兴趣较为浓厚”，这话绝非虚谈。他解放前在香港参加过英国皇家世界语协会，解放后是中华全国世界语学会的资深会员。在我的印象里，他业余时间主要做的事就是把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世界语。我在《我小时候家里的藏书》一文中说：“记得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把在天津《新港》文学月刊上发表的老作家方纪的《来访者》译成世界语。我在上小学后开始接触到的文学作品，像什么《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革命小说，也都是在父亲从图书馆借来后，趁他上班，蹭读下来的。”这就是印在我童年记忆中的父亲与文学的渊缘了。

我文学路上的第一位引路人，其实就是我的哥哥李逸江。

哥哥1954年春从老家来到天津，那年我6岁，还没上学，整天像跟屁虫一样地围着他转。其实哥哥当时也才15岁，应该说也是孩子，但他却显得那么成熟，那么有见识，那么多才多艺，远远超出了当时天津的同龄人。记得那年正搞普选，哥哥被借调到街办事处帮忙选民登记，填选民证。他那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让全胡同的人惊叹不已。由于当时广东和天津教学上有差异，哥哥当年没能考上高中，便参加了在我家附近天津十中的一间教室里开办的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函授补习班。那年冬天，课余时间常有他的一帮男女同学来我家聚会、办墙报。我看着他们抄稿件、画漫画、排版面，感觉新鲜不已。以后待我上学了，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当宣传委员，出黑板报、画墙报，很多东西还就是从哥哥那里学来的。

哥哥在1955年自愿报名参加地质部铀矿普查勘探队，离开天津去了大西北。记得57年春节他第一次回天津探亲，给我买了一双时髦的小皮暖靴，还有十多本好看的彩色小人书。其中有几本是当时苏联电影改编的连环画，什么《阿廖沙锻炼性格》、《两个顽皮的小朋友》、《鲁勉柴夫案件》等等。待到十几年后，我当了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师，讲到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无冲突”电影时，所举的例子还就是来自哥哥当年给我买的苏联电影连环画呢。1959年国庆节的时候，那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收入微薄，很难给我什么节日礼物。这时突然收到哥哥从遥远的兰州给我寄来的一本印刷精美的唐弢著《鲁迅的故事》，扉页上还有他用圆角美术字题写的“给津弟。逸江”，令我欣喜若狂。这本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舍不得丢弃，它是我童年时代的一段美好记忆，也是我最终与文学结缘的一个契机。

从哥哥自己回忆他的文学生涯看，他早在读初中时就已经在搞文学创作了，并有自己的笔名“楚岩”。记得他在天津的时候，还用从文具摊上买来的2分钱一块的滑石，刻过一方“楚岩”二字的印章，盖在他主编的墙报文章上。1964年，我上初二，哥哥给我寄来一页印有他的小小说《蔗场上》的剪报。看到自己哥哥的名字白纸黑字赫然印在正式报纸上，着实让我激动了好几天，还拿给同学面前炫耀了一番。后来，我“文革”中下乡去了黑龙江国营农场，哥哥在公社文化站当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的“站长”。我在农场搞宣传、出板报；他在农村辛苦劳作之余，继续笔耕不辍。那些年，我们互寄自己的“作品”，切磋文艺。我写的东西当然比哥哥逊色许多，只配在农场知青自编的油印小报上撑世面。而哥哥的作品，如他的短篇小说《谁演林书记》，当时已经被中山大学中文系收录到供工农兵学员学习的写作教材里了。

哥哥后来的文学道路和创作成绩，在他自己的回忆中都有介绍，关注他创作的人也有目共睹，这里毋须多说。但我还想说一点的是，像我们哥儿俩这样少年失怙，没有家学渊源、没有父辈指点、更没有名人提携的文学青年，要想在文学道路上做出一点成绩，其实是很辛苦，很艰难的。我的一个侄儿在哥哥病倒后对我说，在他的记忆中，父亲书房的灯光在半夜两点之前从没有闭过。面对他那一大摞发表的作品，获得的文学奖励，套用曹雪芹的话来说，那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数十年辛苦不寻常”啊！哥哥聪明，但更重要的是勤奋，是他真正把文学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他长期扎根基层，有丰厚的生活底蕴；他广泛学习，刻苦读书，不断增添自己的学识和艺术积累；他又始终保持一颗年青的心，紧紧追踪时代的脚步，勇于在艺术上打破窠臼、自出机杼。这三点，就是他在创作上取得成绩的秘诀。要说他创作的特色，我认为除了一个乡土作家通常具有的朴实、亲切，富于人情味和乡土气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敢出新招、敢下险棋。比如他写于1992年的中篇小说《哑女姻缘》，用本属于语言艺术的文学去描写一个不能说话的哑女，这等于自己先砍掉了“人物语言”这一塑造人物手段的一条“腿”，给自己设置了不小的障碍。但小说用大段的无标点长句，以叙述人妙语连珠、滔滔不绝的语感，来反衬哑女的无言，使哑女之“哑”、哑女饱受欺辱又无由表达的无言之痛，得到了令人刻骨铭心的展现。再比如他那篇荣获1995年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二等奖的《尘封的老屋》，用对旧事物的怀念和感伤，来反衬和侧面讴歌新生活的美好，我在当年为其写的评论中就指出：“这是一招险棋”。但就是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思，哥哥写出了当“历史以一时难测的高速冲向前方”的时候，许多人心中都有的迷茫和怅惘。个中滋味，远比直白的赞歌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附带说一句，他的这篇散文曾在2009年被天津市高考自主命题语文试卷采用为现代文阅读题材料，现在仍被各地许多中学用作考生备考练习的素材。许多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说，初读时不觉得什么，越细读越觉得它的厚重和余味绵长。其实，由于试卷篇幅的限制，被选用的部分还只是节选，删掉了其中基婆听唱东莞木鱼书的一条线索，如果读到完整的原文，读者对其意蕴丰厚的感觉，恐怕还会更强烈一些吧。

最后该说说我自己了。我虽然在父兄的影响下自幼培养起对文学的爱好，但始终不过是“爱好”而已，并没有想过真的去做什么文学家。我儿时的志向，是当海员，或是当一个科学家或工程师。尽管从小学到中学，直至“文革”期间下乡，我总是充当“笔杆子”的角色，什么墙报稿啦、自编文艺节目啦、工作总结报告啦、那个时代特有的大批判文章啦，甚至我们农场因滥伐山林给林业局写的检查等等，都大多出自我的手笔，但我一直没把写作当作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说起我进天津师院中文系学习，这里边也有某种鬼使神差的机缘。1972年，天津市为解决中学师资缺乏问题，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招原天津籍高中生回津，进师范学院进修学习。我当时被推荐上学，到场部填表的时候，晚上陪来我们农场招生的天津师范学院老师散步。我那时明明知道这次天津师院来人的目的主要是为外语系招生，同时我并不知道这位老师是中文系的，绝无讨好他的意思，但不知怎的却脱口说了一句“我喜欢中文系”。而这却正中了那位老师的下怀，指名道姓向我们场部领导要我到了中文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由于爱好和喜欢，由于多少有一些积淀，我在天津师院中文系进修班一年的学习可谓轻松愉快，各门课程都成绩优秀，毕业时毫无争议地被留校做起了大学教师，而且一干就是38年，直到2011年退休。

做了大学中文系教师以后，我才知道文学教学与文学创作其实并不搭界，世界上似乎没有哪几个作家是文学系教出来的。为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为晋升职称，我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备课和写论文上去了。当然，毕竟是有过爱好，文学创作的尝试也并非一点没有。但我承认自己没有哥哥为理想奋力拼搏的韧劲，并且说实在话，当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没有借文学创作另攀高枝、改变生活境遇的动力和压力，自然还是玩票式的随便写写而已。在《天津文艺》1977年第一期上，刊登过我写的歌颂粉碎“四人帮”之后教育战线新气象的小诗《资料员》；在《天津日报》、《今晚报》，以及后来由我哥哥掌门的《东莞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文艺随笔和短评。都是豆腐块式的小文章，七零八碎，既不成体系，也不成气候。我这个人又有点自命清高，不愿意为在报刊上发文章去求人说项，因此经常是一时兴起写出文稿，但稿子投寄出去之后便石沉大海，自己也懒得再问。一来二去，我虽然教了几十年的文学理论，但自己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

还是到了正式退休以后的近几年，有了网上博客这一新鲜的传播媒介，我可以不求人、不考虑投稿录用与否，自由自在地随时把自己想好写好的东西，用美观的格式、工整的印刷体字，像模像样地“发表”在自己的博客里。此外，这两年又有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聘我做他们承办的《孔子学院》院刊中俄文对照版“中国风尚”栏目的主持人，我的文章能漂洋过海，拿到俄罗斯被译成俄文去发表，还配上精美有趣的插图，这大大激发了我的文学写作兴趣。几年来，仅在《孔子学院》院刊上，我就发表了《买车记》、《过年的回忆》、《怀念司格林先生》、《亲历广东民间婚礼》等好几篇散文。就凭这些成果，再加上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出版的学术论文集上发表的几篇文学论文，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圣彼得堡市分会居然在2013年7月吸纳我为他们的海外会员。这样，我虽然在中国只是在童年时代被亲友戏称为“小作家”，从未享受过真正作家的殊荣，但在俄罗斯我却是有合法证件的“正式作家”了。没想到我的文学缘，竟跑到外国来实现。莫非真应了孔老夫子那句“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预言？莫非我名字中的“逸”字就应验在这个地方？（“逸”在字典的解释中有“离散”、“脱群”之意）我不得其解，但只能淡淡地一笑说：“咱好歹也是作家了。”

李逸津

作于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