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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鲍曼说，垃圾是现代社会最羞于被提及、最黑暗的秘密。人类制造它、使用它、丢弃它，同时无视它。但这个夏天的上海变得有些不同。垃圾强制分类的新政正式推行，人们开始谈论垃圾，像谈论天气一样平常。从藏身的幽深处，垃圾浮出了日常生活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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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老年人联盟

阳台上，何钦放了一个自制的堆肥箱，瓜皮、土豆皮、菜叶都往里丢。泥土和落叶一层层堆上去，她埋下南瓜的种子，就会有一根毛茸茸的绿藤爬出来。夏天到了，金龟子会飞过来产卵。

母亲韩秀珍来到她家，常常会念叨：你就是太懒了，垃圾埋在阳台上，不会招虫吗？堆肥箱可以除味，但韩秀珍说，她能看到小飞虫，嗅出阳台上异样的味道。

今年6月，出差许久的何钦回到上海。没想到在饭桌上，聊到7月要强制垃圾分类，韩秀珍主动提及了堆肥箱：有了这个，就可以不扔厨余了吗？倒是个好方法，哪儿能买到呀？

以前，何钦和母亲讲垃圾要分类，她就摆摆手：有什么好分的？今年夏天的韩秀珍像换了个人，在家背诵一张叫《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的传单。吃着饭，她会冷不丁地来一句：骨头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何钦问，你现在会分类吗？韩秀珍说，那当然要学会了，这是必须要遵守的。一向淡然的何父也变得积极起来：“我是党员，我应该起带头作用。”

2019年7月1日，上海正式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倏忽之间，垃圾从藏身的幽深处，浮出了日常生活的表面。走在上海街头，四处都能听到有人在谈论垃圾——尤其是在老年人中间。5天前，在静安公园，17名精神矍铄的阿婆和老伯手持着“垃圾分类示范户”的牌子合影。静安寺街道老年协会会长柏万青拿着话筒说，他们发起了垃圾分类“一带三”的创新做法，简而言之，就是一位协会理事带动三位邻居。

柏万青曾经是本土民生节目《新老娘舅》的金牌调解员，“一带三”也利用了她最擅长的邻里关系：居委干部上门推广垃圾分类，“嘴上好好好，你心里是不舒服的”，但如果隔壁大妈过来敲门：“楼主叫我负责垃圾分类，我看看你这个垃圾分得怎么样。”那肯定就得听了——邻居嘛，总得讲个情面吧？

柏万青说，老年人是垃圾分类最热情的响应者。“现在的老年人绝大部分是老三届的知青，都受过原来毛泽东时代的正统教育，他们这一伙人有激情，很负责，肯担当。”从老年人入手，她计划在8月实现静安寺街道的全覆盖。

韩秀珍以前就爱看《新老娘舅》，无非是家长里短，那是她熟悉的世界。她住的是个老小区，周围公园、超市、医院一应俱全，住户大多是老年人。大家彼此也都认识，韩秀珍出门买个菜，走5分钟，能和一圈人打招呼。她不一定叫得全名字，就喊“25号的阿姨”。

包里，韩秀珍老会揣着几张周围各大卖场免费班车的时刻表，哪家最近东西便宜她都清楚。她在家也没什么要忙的，就一周坐一两次去采购。15分钟的车程里，她热络地和同龄人攀谈起来：我家住在哪里，你儿子做什么工作？最近，垃圾分类也成为了他们之间的一个社交话题：75号那家四川人老是偷偷扔垃圾，真不像话；你知道把报纸塑料瓶送去回收，可以换积分吗？

为了干好垃圾分类，原本抗拒新技术的老年人都用上了智能手机。浦东银桥花苑小区的535户居民，每晚8点都会同时收到短信，短信有两种款式：你于今日几点几分投放的湿垃圾分类正确，加10分；或者是：你于今日几点几分投放的湿垃圾混装，不加分。有个叫作“垃圾分类”的App，可以在上面查分数，积分扫一扫，就能在小区门口的超市购物。

这个建于20世纪末的小区是智能垃圾分类的试点。今年3月，楼组长上门发放给每户定制的500个二维码，扔垃圾前，要把二维码贴在湿垃圾的垃圾袋上。每个月的分类情况会及时张贴在小区门口和楼道里，比如42楼的这户人家，投递33次只合格15次，也许就会遭受一些来自邻里的压力。

推行4个月，正确率从27%升至86%，其中自然不乏老年志愿者的功劳：小区里一个老光棍儿日日酗酒，“喝了他三七二十一全部在一起”。年过60的小区志愿队陈队长就带着志愿者天天上门去，为他分好类，他只要做出一个扔垃圾的动作就行了。

退休干部李国富居住于此，试行的头几天，他把装有湿垃圾的垃圾袋投进湿垃圾桶，浮出过一个疑问：“外面那个塑料袋，本身就不是湿垃圾的呀？”官方回应说，收运垃圾后，清运公司会破袋再做二次的分拣。这个疑问没在李国富的脑袋中停留太久，“反正分类嘛，大家都要分的。”最近，他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湿垃圾袋贴上二维码。

❷所有的垃圾尽可能远离我

自制堆肥箱的何钦是一名环境教育工作者，另一重身份是“自然导赏员”。她随身挎一个印有节能减排标志的浅灰色帆布包，头发扎在脑后。一直以来，何钦都自认践行了一种环保的生活方式，直到去年的一次记录。环保组织“根与芽”发动志愿者记录下自己一周的餐食生活垃圾，结果是每人平均一周产出55件垃圾，纸巾和塑料袋尤多。

何钦参与了这次调查，这才对自己每天能生产多少垃圾有个大体的认识：去便利店买一小盒寿司，相伴而来的就有底托、塑料膜、塑料盖和粘纸价签，还有一小片装饰用的绿色塑料草。多数人用纸巾擦完鼻涕，用塑料瓶喝完水，就想立刻找到垃圾桶丢掉，“所有的垃圾尽可能远离我，保持一个很干净的、很规整的状态”。

新政刚立，人们就想出不少让垃圾远离自己的点子。7月1日当天，家居杂志编辑Cassie点了一份海南鸡饭的外卖，吃完后，她才看到办公室里的垃圾桶不知什么时候贴上了分类的标签。七八个调料盒都还有残渣，她一一倒入水池沥干，把剩饭剩菜倒入湿垃圾桶，再把外卖盒扔进干垃圾桶。“这辈子都不会再点海南鸡饭了。”她暗自赌咒。第二天，她改点了一碗馄饨。而她的同事为了逃避分类的工序，磨蹭到下午2点、饿到体力不支时才冲进了楼下的餐厅。

上海的繁荣，与其以每日的消费来衡量，不如观察它丢弃的物资数量。这座城市每天生产生活垃圾2.4万吨（每位上海市民平均贡献了1公斤），只需要10天就可以堆满一座东方明珠。如果把一年的垃圾都攒在一块，可以形成一座占地810亩、高100米的堆体，这和上海最高山——西佘山的体量相近。

很少有人能看到这座城市遮蔽了多少垃圾。倘若想知道数量最多的那一种，匈牙利女孩Kate会告诉你，是烟头。她在上海创建了国内首个捡跑团，顾名思义，一边跑步一边捡垃圾。从2017年开始，上海严禁在室内公共场所抽烟，烟民们不得不来到户外，也把烟头们带给了外界。短短一百米，就可以藏匿着数百个烟头，来自公园长椅、网红餐厅的等位人流和外卖骑手的电动车聚集处。它们身形灵巧，卡在环卫工都无法顾及的地砖缝隙。

捡跑团新人常犯一种错误：蹲下来，看到一个烟头，用竹夹子夹起来，然后是下一个、再下一个。但Kate会告诉他们：“每个烟头你都要捡的话，其实可以不用回家。” 捡跑让Kate看城市的视角都不一样了。有时她在街边走路，也习惯性地低下头，看到“这边有一点儿，那边有一点儿”，就想：下次是不是也来这边组织活动？但一个悲伤的事实是，成立一年半来，捡跑周周开展，垃圾却并没有减少的迹象。7月以来，他们甚至会在路上捡到一袋完整的、还未分好类的生活垃圾。

厨余垃圾粉碎机成为了烹饪爱好者的救世主。这种机器发端于美国大萧条年代，它可以将厨余垃圾粉碎，并冲入下水道——这意味着以最便捷的方式将垃圾逐出他们的视线。进入中国逾20年，它直到今年的6·18才一夕爆红。在今年的前5个月，一个叫作贝克巴斯的国产厨房垃圾处理器平均每月卖出3000件，6月，仅仅是线上店的销量就达到了1.2万件。

为了应对汹涌的咨询热潮，他们不得不临时抽调8位售后客服去做售前。最忙的一位客服的聊天工具同时开着380个窗口，“一直在响，就是要炸了那种”，从6·18的早上8点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点。也许大家真的被小龙虾的头和壳是否需要分类搞糊涂了，来访者的普遍困扰是：小龙虾可以处理吗？

尽管上海政府呼吁市民勿用厨余垃圾粉碎机，因为“上海目前的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能力还不完善”，但贝克巴斯三分之一的咨询还是来自上海。一位上海的顾客一口气买了30多件，问了才知道，是“组织了一些邻居一起来团购”，最后给他便宜了3000块。上海的安装师傅原本一天跑不到10家，现在早中晚20多家排满，还有长队在后面等着——7月初下单，安装就要排到一周之后了。感叹“春天来了”的同时，这家公司打出了“高薪招人”的启事。

但被冲进下水道的垃圾，并不是真的就“被冲走了”。下水道和海洋相连，被丢进抽水马桶的湿巾和隐形眼镜，会在一场暴雨过后，重新出现在海滩上。还有一些城市垃圾经由江河的漂流（长江就曾漂浮绵延数千里的垃圾带），抵达海洋，它们被统称为“失控垃圾”。

上海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沿海城市，最近的海岸线距离市区也超过25公里。但2018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家庭会在周末驱车一个半小时，到上海罕见的一片天然沙滩观海。私家车从海堤一路蜿蜒到大道，烧烤摊也架起来了。夜色渐重，游人们吃饱喝足后回家，一次性餐盒、饮料瓶和不知流浪了多久的泡沫塑料，则一同被遗弃在海滩上。净滩志愿者们甚至在海边捡到过冰箱和棉被。

根据公益组织“仁渡海洋”的介绍，海洋垃圾中超过7成都来自陆地。北太平洋环流昼夜不息，把中国沿海的垃圾裹挟至太平洋的中心，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垃圾一起，开辟出一片由1.8万亿件碎片积聚而成的“第八大陆”，面积是上海的260倍。

塑料是其中的主力。它们进入了信天翁幼雏的肚子——信天翁父母误把海洋塑料当作食物投喂给孩子，没有反流能力的幼雏因胃部破裂而亡。在距离上海5800公里的中途岛，三分之一的信天翁幼雏活不到成年。一张解剖后的信天翁的照片里，瓶盖、钥匙扣和小熊挂饰在胃里缠绕，还横卧着一个印有“锦绣时代娱乐城”字样的红色打火机。

英国科学家发现，贝壳类水生物会摄食塑料，平均每个贻贝体内有90个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我们不会把海鲜的肠子清理干净，而大多数塑料都在这些器官里，”论文作者之一、海洋学家亚当·波特说，“所以当我们吃下一整只海鲜时，它吃下去的东西，我们都在吃。”如果一个海鲜爱好者每周吃两个贻贝，一年就会吞下去11000块塑料微粒。

终生不碰海鲜也并不能让你幸免于难：在至少470年的寿命中，塑料不断分解、老化、龟裂，变成越来越小的颗粒，通过海盐、瓶装水、食物链和空气，最终重新回到人体内。

❸环保的界限

前些年，何钦试着和韩秀珍讲垃圾分类的好处，讲中国面临的污染问题。何钦说，北京又雾霾了。韩秀珍说，太好了，幸亏我们在上海。后来上海也雾霾了，韩秀珍就在那儿嘟囔，肯定是从北京吹过来的。

年轻时，韩秀珍上山下乡到内蒙古，在纺织厂工作。她45岁回到上海，办了退休，领了20年的退休工资。她的一生都是国家管着的，也为此感到满足。“很明显的一条界限，我小老百姓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政府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学着美食节目炸个鱼丸并得到家人赞赏是她在意的，而环保并不在以韩秀珍为代表的小老百姓关注的界限之内。

2000年，上海就曾被定为全国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之后几年，陆续有小区成为垃圾分类的试点，其中也包括韩秀珍的小区。10年前，居委挨家挨户发过两个分类垃圾桶，还有不同颜色的垃圾袋。韩秀珍膝盖不好，她试过几次，把垃圾分成两类，再慢吞吞地拎到一楼。她看到邻居们还是混着直接丢进去，垃圾清运车也是一视同仁地倒在同一车。韩秀珍想，总有人不守规矩，别人不分，我还分什么？她也懈怠了下来。

起初，小区门口4种颜色的垃圾桶，整整齐齐地贴着宣传标语；过了一年，其中一个垃圾桶坏了，就换成了另一种颜色的；再过几个月，标语剥落了、褪色了，再没人想得起来换个新的。

在垃圾强制分类之前，老年人并非是一贯热情。那时候，为了鼓励老年人参加社区垃圾分类的讲座，何钦要先和居委打好招呼：本次讲座的活跃分子，每人都会送一个堆肥箱。这来自她观察韩秀珍多年得到的经验：只要活动能送一桶油或者一斤鸡蛋，她就会兴致勃勃地过去。

从去年6月开始，“圾不可失”创始人周春在88个小区推广了垃圾分类，遭遇了各不相同的问题。有居民要求免费发放家用垃圾桶，有律师鼓足了专业的气势，“哪条规定要撤桶？”也有面临拆迁的小区居民给她打电话：“装了垃圾桶，小区变好看了，到时候不拆迁了你负责啊？”

2018年9月，上海市政府部门在制定2019年度财政预算的时候，实施垃圾分类的经费还不在其列。今年年初，《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人大会议上通过，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

在元宵节后一天，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带头召开了一场“垃圾分类万人动员大会”，恰逢中小学开学，垃圾分类被选入“开学第一课”。接下来，垃圾分类知识也被纳入了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条例出台后，周春遭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过去要做半年的项目，半个月就能做出来，“我们难度降低了5倍”。由于人手不够或相距较远，周春不得不拒绝了很多蜂拥而至的居委和街道。

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在定居上海的第十五年，日本收纳师池田惠美见证了自己的童年大事件再度发生。上海和日本多有相似之处——“人多地少”和“厨余垃圾较多”就是其中两项，日本因此成为了上海垃圾分类的首选借鉴对象。

20世纪80年代，日本推行垃圾分类，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一到两周才会分别上门回收一次。就像上海现在所面临的，总有上班族会错过垃圾桶的开放时间。但池田惠美说，“普通”对日本人来说是最高美德，如果乱扔垃圾，“能感觉到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所以不愿意或没时间垃圾分类的，会把垃圾堆在家中的院子和阳台，直到哪天由于臭气熏天而登上电视台新闻。

这一点上，中国人显然拥有更强悍的神经——撤桶设点（撤掉楼道和小区地面的垃圾桶，设置统一的投放点）当天，池田所住的高档小区居然狗屎和塑料袋遍地，第二天，物业不得不又把垃圾桶悄悄搬了回来。在另一处以高管和干部为主的高档小区，宣传垃圾分类时人人都拍手叫好，要撤桶了，居民们把大字报贴到了楼道里。

上海这次新政，推进速度极快，与其他各地实行过的垃圾分类政策都不同。对于家住嘉定外冈的樱桃小丸子先生来说，接受新政的过程听起来像个段子。他扔垃圾接连遭遇三次挫折：第一次去，垃圾桶下班了；第二次，装垃圾的箱子太大，卡在了垃圾桶的落物口；第三次，被志愿者大妈拦住拆袋检查，露出了一个用过的安全套。结局是，他每隔几天就把垃圾扛上车，驾驶10分钟去相邻的江苏昆山扔垃圾。

这种“祸害”邻近省份的主意并不值得鼓励，但值得被写入2019年的年鉴，因为它大概不会在未来发生了——上海打响了第一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很快宣布，到2020年底，包括苏州在内的46个试点城市，都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再过5年，范围将扩大到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

❹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

小时候，韩秀珍会在饭桌上教育何钦：成绩不好，长大以后就去捡垃圾。上海人看不起谁，会骂他是“垃圾瘪三”，是脏兮兮的市井混混的意思。韩秀珍为何钦规划的职业是公务员。“你知道公务员是怎么工作的吗？”她告诉女儿，“每天早上10点钟去打个卡，然后到11点去吃个饭，吃完之后就回家睡觉，下午3点钟再去打个卡，5点钟就可以下班了。”何钦高中念理科，父母觉得理科好找工作。高考填志愿，参考父母的意见，何钦填了机电工程。

毕业后，何钦辗转多个行业，逐步偏离韩秀珍理想的轨道。当何钦还和韩秀珍同住的时候，矛盾在真刀实枪的日子里显露开来。她在家里放了树叶和种子的标本，盒口敞开着，韩秀珍每次经过，总会皱皱眉头。韩秀珍命令，你那些破烂儿全部都扔掉。何钦说，这些东西我要给小朋友上自然课用的。

有一天，何钦不在家，韩秀珍错把标本全都扔掉了。“我就疯了。”何钦无法接受，过后不久，她搬出了父母家，一个人住进了隔壁小区。 何钦说，“垃圾”在很多家庭都是一个禁忌：“垃圾是一个很low的事情，大家怎么能在饭桌上面聊垃圾呢，你们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吗？”

唐正兴就很少会在家人面前聊自己的工作。7月伊始，在上海最东南角的临港新城，只要有天光，2辆湿垃圾清运车和2辆干垃圾清运车会同时在辖区内的45个收运点穿梭。在临港土生土长的唐正兴是11位“垃圾专车司机”的其中一位。

这天要是轮到他收湿垃圾，那意味着将是心情阴沉的一天。跟车工把湿垃圾倒进车里，他则得趴在车顶上，用铁钩把鱼目混珠的塑料袋一一拣出来——二次分拣原本并不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混装现象在商铺最为严重，说了商铺老板几句，人家也不愿意，还得搬出物业来裁决。

和过去不同，现在湿垃圾要运去黎明产业园区用于沼气发电，比起干垃圾运去的老港固废处理基地，要多开上40公里，还得和来自上海各处的清运车一同排队——上海绿化市容局的数据显示，7月上海湿垃圾日均清运量比去年年底增加了82%。不巧再赶上个晚高峰，高速下来的1000米在地图上堵成猪肝红，比收干垃圾的同事晚下班4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

夏天最难熬，湿垃圾蒸腾出恶臭，戴上口罩，又觉得呼吸困难。回到家，老婆还要说：这么臭，味道都带到家里去了。淋浴间里，他用沐浴乳涂满全身，拼命擦拭，像洗去耻辱一样洗去身上的气味。“干这行就是很辛苦的。”唐正兴说，这就是他对这份工作的最大感受。

在上海市区，垃圾的漂流之旅还要多走上一段水路。即便本地人也不一定知晓，上海拥有全国首个内河垃圾转运系统。仰仗密布的水网，上海市区的生活垃圾会首先运至徐浦和虎林路两大中转基地，载满垃圾的集装箱被吊装上船，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经由黄浦江向南入大治河，再一路船行至老港基地——这块由长江泥沙冲积成的滩涂地是亚洲最大的垃圾处置场，比澳门行政区还大0.3平方公里，如今消化着上海70%以上的生活垃圾。

当韩秀珍热火朝天地学习垃圾如何分类的时候，何钦和她聊到为什么要这么分：因为干垃圾要去焚烧，湿垃圾做资源化处理，分类后处理效率会提高。韩秀珍只是淡淡地回，是吗？何钦觉得她并不真的关心垃圾的去向，后端的处理“都是政府该操心的事”。

在社区做垃圾分类讲座，何钦也会问听众一个问题：你知道垃圾最后去向哪里吗？大部分人回答：应该是变成废渣，被填埋了吧？大家把这作为常识，同时不会认为和自己有关，“我就使用这个商品，用完了之后，这东西一扔，就跟我没关系”。

过去，填埋的确是上海最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但在沙土层层覆盖下，垃圾并不会真的从这颗星球上消失。随着土地开采趋于饱和，垃圾焚烧技术被应用得愈加广泛，垃圾以二氧化碳和水的形式重新回到大气中，但也可能产生二噁英等微量剧毒物。特别是夏季多雨的上海，湿漉漉的垃圾达不到焚烧的热值条件，会造成更大污染。

容易想见，并非所有人都情愿做垃圾的邻居。仅仅是2018年第一季度，上海市绿化市容热线就接到了114件居民对老港基地散发恶臭的投诉。

居住在老港镇的陆小莲已经摸清了这个“摄魂怪”的踪迹：傍晚时分会来，低气压的天气会来，还得预判风向，“直吹过来就臭得厉害”。居民成立了微信群，在群里辩论着臭味的来源：有人认为只是垃圾的味道，其他人则反驳，这是化学气味，也许是夜晚违规焚烧化工垃圾的缘故。

诚如我们所见，垃圾的历史是一部转移的历史——从城转移到乡，从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为保证监管，上海政府要求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到最终收纳地，都由政府指定的企业或单位运营。

❺走俏的垃圾桶，狂热的蚂蚁森林爱好者

在何钦做了环境教育之后，每回有人问韩秀珍，你女儿现在在干吗？她总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她在干吗。何钦的工作范围也确实广泛：有时是去社区里做公众宣传，有时是给企业设计绿色办公室，有时是带小朋友去做生态调查。韩秀珍看她东奔西走，忍不住问：你怎么今天在搞这个，明天在搞那个，能赚多少钱呢？

现在，韩秀珍对何钦的工作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和环境有关，可以让别人受益。她不再问何钦“环境教育”到底是什么了，转而会问，你这几天在做什么？何钦说，我要去山里，带小朋友做活动，人家会给报酬。韩秀珍想，一边玩儿一边还有钱赚，这工作也还行，她就不再多说了。

7月1日逐渐临近，越来越多的小区和学校叫何钦去做讲座，各种垃圾处理厂也在紧锣密鼓地谋划上线。6月28日，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正式启用，一天可以焚烧6000吨垃圾。连同老港一期一天3000吨的焚烧量，老港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厂。

根据东方证券的预测，上海垃圾分类共将耗费75.56亿元。仅仅是聘请垃圾分类的督导员，以一年平摊到每户家庭的费用为200元来算，上海有550万户家庭，也就要花去11亿。普及全国，市场规模将接近2000亿元。

垃圾就此被吹上风口，受到资本前所未有的热烈追逐。在距离上海300公里的“塑料之都”台州，鑫鼎塑业销售总监姜艾佳一天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八批人。没做过垃圾桶的，都想过来向这个亚洲最大的塑料垃圾桶制造商取经：哪种垃圾桶最走俏？答案是240升的分类垃圾桶，也就是我们路边最常见的四色的那种。

在鑫鼎6月生产的超过150万个垃圾桶中，有60%的采购方是政府。6月末，他们接到了一笔来自某地方政府的12万个垃圾桶的订单。除了垃圾桶外，这家工厂还生产狗窝和猫笼，但这段时间，一些主人或许得推迟为他们的宠物乔迁新家的计划：厂里八九十台机器24小时四班倒地生产垃圾桶，其他产品全都已经零库存了。

在一片昂扬的氛围中，姜艾佳的忧虑像个噪声：“新政当然是针强心剂，但是它总有一个阶段吧，这个阶段过了呢？”

6月底，“上海代收垃圾月入上万”的tag登上了微博热搜。但这十个字出了两个偏差：“代收垃圾”并非是代扔，而是支付宝推出的垃圾上门回收服务，范畴局限在家电、报刊、衣服等可回收物；“月入上万”也是夸大之词，不过回收小哥的月收入的确能比原来多上个3000块。

这是回收小哥王志才说的。安徽人和江苏兴化人曾割据上海的拾荒江湖，王志才是兴化帮的一员，在职业生涯的前20年，他每天骑三轮车，摇响铃铛，在街巷间“漫无目的地游走”。总结自己的前半截人生时，他在斟酌后采用了一个书面词汇：“盲流。”

受到政策和科技的双重辐射，王志才的工作形式在今年4月发生了一些变化。晚饭时分，当手机响起“叮咚”声，一笔新订单进入，他拨通对方电话：“您好，请问我什么时候来上门回收？”第二天早上7点，他开面包车出门，穿工服、戴鞋套，在杨浦区一个半径2公里的圆圈内，他每天至少敲响20户家门。

回收重量可以兑换蚂蚁森林的能量，不少用户是冲着能量去的。有一回，他在一对热衷消费的小夫妻家收了300公斤的家电和衣服。衣服一看就只穿过一两次，大多是快消品牌和淘宝爆款。王志才问，那么新的衣服你干吗扔掉？人家回，过时了，不要了。因为家电能量大，夫妻俩还怂恿父母把家电也回收了。“因为他们是蚂蚁森林的狂热爱好者，他就要种树”——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需要回收至少11.3公斤旧衣才能种植一棵梭梭树，一年能吸收18公斤二氧化碳；而生产相同重量的牛仔布，会产生260公斤温室气体，过程中还会消耗8000种化学品和20多万升水。 王志才有时会为这些“新的旧衣”感到可惜，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小夫妻种树的热情感染到了他，“现在有环保的感觉”。他相信，自己是在执行一个重大任务。

❻就像在一片浮沙上面

大学毕业后，何钦度过了短暂的工程师生涯，随后跳槽到了一本时尚杂志。那是北京奥运会前夕，哪里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氛围。整本杂志五分之一都是奢侈品广告，一页能卖一两万。何钦每天朝九晚五，下班了和朋友吃个饭、唱个歌，回家用碟片放电影看，周末就去购物一下，想的都是“我挣的钱怎么样让我自己过得开心”。只有在月末，彩色打印机印出来厚厚一沓杂志清样，她会有一瞬的犹疑：“杂志它只是一个假的东西，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印那些广告。”

无忧无虑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金融危机来了，杂志社大裁员，何钦又跳到广告公司，发现广告公司也在不断失去原本财大气粗的客户。“表面光彩，但就像在一片浮沙上面，是一种很不稳定的感觉。”何钦想，每个人都需要一些坚实的东西，好让日子过下去，妈妈需要的是一斤鸡蛋，她需要的是“让未来更好”的意义感。

年过30，何钦在环境教育行业扎下了根，这是她心目中面向未来的职业。工作中，她常会遇到一些自称“零废弃”的90后，他们大多还没有家庭，过着“非常理想主义的生活”。“零废弃”的第一要义是refuse，拒绝所有不必要之物，和庞大的消费主义作对抗。

在上海，一个叫作“零活实验室”的零废弃社群达到了700多人。社群的群主李汧曾经是那种“有烦恼就买买买”的姑娘，巅峰期有40多支口红，一次能买100张面膜和全套16色的眼影。但现在，李汧一身棉麻，不施粉黛。她自制肥皂、唇膏、保鲜膜和洗衣液，一周只产出6件干垃圾。去菜场，她用篮子装菜；去餐厅，用橡胶折叠碗打包剩菜，用产自荷兰的液体打包袋装汤羹；包里还时刻备着纸巾收纳袋、竹吸管、保温杯和两块手帕：黑色手帕擦脏物，白色手帕擦汗。“不要赠品”和“少用包装”，是她每次网购会不厌其烦对客服说的话。

一次小小的危机发生在去年，她被舍友拉去喝了一杯1点点。“哇，好好喝呀！”她频繁去买，不要吸管，带去办公室拿勺子舀着喝，但还是对着喝完的奶茶杯一筹莫展。她强迫自己联想一下杯子的去处：它会杀死哪些动物？会对环境带来什么污染？一想到这儿，她就不愿意再碰奶茶了。李汧相信，物欲是可以被战胜的，“我也是从消费主义过来的呀，我怎么不说，我是一种进化呢？”

何钦对“零废弃”有一个小小的保留意见，她觉得平常人的欲望始终是需要一个渠道发泄的。比如哪天被老板骂了一顿，很不开心，楼下就是商场，看到一件漂亮衣服就买下来，再把隔壁蛋糕店的甜品买回家，“总有一些坏情绪需要来扑灭的嘛”。

对于大部分居民来说，上海依旧是一座消费之城。2018年11月11日零点刚过，上海就蹿升至天猫双十一成交额的城市榜首，并将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最后。在10年的双十一历史中，上海仅仅在2010年被北京短暂超车。这里也是全中国最爱喝咖啡的城市，6340平方公里内坐落着7856家咖啡馆，人均每周消费1杯咖啡。上海人对奶茶的痴迷同样位居中国首位，2017年，上海平均每人的年度奶茶花费达到134元。每天，有842万件快递正从上海发出，或寄达上海；还有至少213万个外卖盒穿梭在街头巷尾，从骑手取到货到送达顾客手中，外卖盒的平均寿命是28分钟。

“我们的这个体量太大了，产生的废弃物总量太大了。”环境史博士毛达对外卖泛滥忧心忡忡。外卖既便宜又方便，是因为我们有廉价劳动力，也很少去想外卖盒流落去了何处，“社会代价都被隐性化了，没有纳入到真实的价格当中。”外卖盒重量轻、质量差，很少会回收利用，即便回收也容易造成二次污染，最终还是去往填埋场或被焚烧。毛达提议，可以向企业征收一笔使用塑料的环境保护税。

或许会有人归罪于垃圾的源头——包装生产商，但他们其实也满腹委屈：都说要找别的材质替代难降解的塑料，但谁能保证替代品同样拥有防渗漏、无毒害、耐高温……的完美特性？一家纸质包装生产商就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面临了如上难题。这家生产商总部位于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的8个行政区里，7个都实行了全面禁塑令。而对于我们熟知的那些连锁西式快餐店和咖啡厅，使用纸袋、纸盒甚至纸吸管，都成为了一展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最佳公关手段。但中式餐饮可不一样，想想烤串、砂锅粥和麻辣香锅，哪一个不是汤汁和油水满溢？唯有塑料能完美解决。

但在重重挑战面前，中国政府再次袒露了它拆除“塑料王国”的决心：一家知名奶茶店已经收到了政府的通知，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外带的塑料袋全部替换成纸袋。

看上去，国家力量为环境问题提供了强力的解决方案。这个夏天，Kate的捡跑团迎来了人数的暴增，她惊异于垃圾分类的“中国速度”：“这个是在欧洲很少见的现象，这么短的时间内，大家对于垃圾，还有垃圾分类有了基本的知识。”

何钦说，她有时候会想10年后，人们会怎么讨论这个夏天。也许垃圾分类成了一种常识，那么这就是一切的起点；也许商业法接管环保，垃圾回收成为新的蓝海；也许以后人们在某一个扔垃圾的瞬间，才忽然想起：还记得2019年的那件事吗？

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些东西的的确确改变了——比如她和她妈妈的关系。在屡次失败的交流后，何钦和韩秀珍“约法三章”，尽量不干涉对方的生活。但垃圾分类是这座城市2424万人民都要共同面对的事实，“在这个点上，大家重新又碰在一起了。”

以前，韩秀珍买来鱼，会把鱼鳞和鱼肚肠装进一个小塑料袋，扎紧再倒进垃圾桶。何钦和她说，塑料袋是要另外扔到干垃圾桶的。韩秀珍嫌脏，也嫌麻烦，很少会听。现在，她会让丈夫做破袋的活，再另外摆个容器装瓜皮菜叶。她偶尔一块收拾掉了，何钦就会把混杂的大棒骨和塑料袋一点点儿挑出来。韩秀珍在一旁看着，哦哦哦地点头。她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份默契。█

（图注：上海青年艺术家袁隆策划了《塑料纪》展览，聚焦海洋塑料污染。展厅深处，一个长达17米的巨环坐落其间，它由近两万件塑料串联而成，收集自上海四所学校的5000多位学生）

* 感谢袁隆、陈婷、杨眉、朱天翼、陈少远、张学、魏政军、朱林芳、张钰、杨永洁、俞明雅、严悦、花姐、蒋昕延、林北、张辉、邓安文、Cassie、Daniel Prunty、Sasha Gransjean 对本文的帮助。

* 应采访对象要求，何钦、韩秀珍、李国富、

王志才、唐正兴、陆小莲为化名。

* 部分资料参考自《邻避冲突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上海：亚洲最大生活垃圾内河转运系统告别“跑、冒、滴、漏”》

《绿化市容热线积极应对老港异味诉求量激增情况》

《2018年中国城市外卖大数据报告》

《“上海垃圾偷倒太湖”背后的垃圾围城》

《十年惊变：垃圾处理的广州模式和上海模式》

《上海垃圾分类的督导阿姨，价值11个亿》等。

本文刊载于《智族GQ》2019年九月刊

看完垃圾围猎上海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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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吴呈杰、罗方丹

撰文：吴呈杰

编辑：靳锦

摄影：苏里

运营编辑：肖呱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