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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4 08:52:06 来源: 浏览:

严格垃圾分类的上海依旧乱七八糟?海滩捡被子、小区运动、垃圾转移到外地......你无法想象的“对策”

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GQ报道(GQREPORT)。在GQ报道后台回复「彩蛋」,送你一个彩蛋。

社会学家鲍曼说,垃圾是现代社会最羞于被提及、最黑暗的秘密。人类制造它、使用它、丢弃它,同时无视它。但这个夏天的上海变得有些不同。垃圾强制分类的新政正式推行,人们开始谈论垃圾,像谈论天气一样平常。从藏身的幽深处,垃圾浮出了日常生活的表面。

···············

❶老年人联盟

阳台上,何钦放了一个自制的堆肥箱,瓜皮、土豆皮、菜叶都往里丢。泥土和落叶一层层堆上去,她埋下南瓜的种子,就会有一根毛茸茸的绿藤爬出来。夏天到了,金龟子会飞过来产卵。

母亲韩秀珍来到她家,常常会念叨:你就是太懒了,垃圾埋在阳台上,不会招虫吗?堆肥箱可以除味,但韩秀珍说,她能看到小飞虫,嗅出阳台上异样的味道。

今年6月,出差许久的何钦回到上海。没想到在饭桌上,聊到7月要强制垃圾分类,韩秀珍主动提及了堆肥箱:有了这个,就可以不扔厨余了吗?倒是个好方法,哪儿能买到呀?

以前,何钦和母亲讲垃圾要分类,她就摆摆手:有什么好分的?今年夏天的韩秀珍像换了个人,在家背诵一张叫《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的传单。吃着饭,她会冷不丁地来一句:骨头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何钦问,你现在会分类吗?韩秀珍说,那当然要学会了,这是必须要遵守的。一向淡然的何父也变得积极起来:“我是党员,我应该起带头作用。”

环境教育工作者何钦

2019年7月1日,上海正式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倏忽之间,垃圾从藏身的幽深处,浮出了日常生活的表面。走在上海街头,四处都能听到有人在谈论垃圾——尤其是在老年人中间。5天前,在静安公园,17名精神矍铄的阿婆和老伯手持着“垃圾分类示范户”的牌子合影。静安寺街道老年协会会长柏万青拿着话筒说,他们发起了垃圾分类“一带三”的创新做法,简而言之,就是一位协会理事带动三位邻居。

柏万青曾经是本土民生节目《新老娘舅》的金牌调解员,“一带三”也利用了她最擅长的邻里关系:居委干部上门推广垃圾分类,“嘴上好好好,你心里是不舒服的”,但如果隔壁大妈过来敲门:“楼主叫我负责垃圾分类,我看看你这个垃圾分得怎么样。”那肯定就得听了——邻居嘛,总得讲个情面吧?

柏万青说,老年人是垃圾分类最热情的响应者。“现在的老年人绝大部分是老三届的知青,都受过原来毛泽东时代的正统教育,他们这一伙人有激情,很负责,肯担当。”从老年人入手,她计划在8月实现静安寺街道的全覆盖。

韩秀珍以前就爱看《新老娘舅》,无非是家长里短,那是她熟悉的世界。她住的是个老小区,周围公园、超市、医院一应俱全,住户大多是老年人。大家彼此也都认识,韩秀珍出门买个菜,走5分钟,能和一圈人打招呼。她不一定叫得全名字,就喊“25号的阿姨”。

包里,韩秀珍老会揣着几张周围各大卖场免费班车的时刻表,哪家最近东西便宜她都清楚。她在家也没什么要忙的,就一周坐一两次去采购。15分钟的车程里,她热络地和同龄人攀谈起来:我家住在哪里,你儿子做什么工作?最近,垃圾分类也成为了他们之间的一个社交话题:75号那家四川人老是偷偷扔垃圾,真不像话;你知道把报纸塑料瓶送去回收,可以换积分吗?

为了干好垃圾分类,原本抗拒新技术的老年人都用上了智能手机。浦东银桥花苑小区的535户居民,每晚8点都会同时收到短信,短信有两种款式:你于今日几点几分投放的湿垃圾分类正确,加10分;或者是:你于今日几点几分投放的湿垃圾混装,不加分。有个叫作“垃圾分类”的App,可以在上面查分数,积分扫一扫,就能在小区门口的超市购物。

这个建于20世纪末的小区是智能垃圾分类的试点。今年3月,楼组长上门发放给每户定制的500个二维码,扔垃圾前,要把二维码贴在湿垃圾的垃圾袋上。每个月的分类情况会及时张贴在小区门口和楼道里,比如42楼的这户人家,投递33次只合格15次,也许就会遭受一些来自邻里的压力。

推行4个月,正确率从27%升至86%,其中自然不乏老年志愿者的功劳:小区里一个老光棍儿日日酗酒,“喝了他三七二十一全部在一起”。年过60的小区志愿队陈队长就带着志愿者天天上门去,为他分好类,他只要做出一个扔垃圾的动作就行了。

退休干部李国富居住于此,试行的头几天,他把装有湿垃圾的垃圾袋投进湿垃圾桶,浮出过一个疑问:“外面那个塑料袋,本身就不是湿垃圾的呀?”官方回应说,收运垃圾后,清运公司会破袋再做二次的分拣。这个疑问没在李国富的脑袋中停留太久,“反正分类嘛,大家都要分的。”最近,他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湿垃圾袋贴上二维码。

❷所有的垃圾尽可能远离我

自制堆肥箱的何钦是一名环境教育工作者,另一重身份是“自然导赏员”。她随身挎一个印有节能减排标志的浅灰色帆布包,头发扎在脑后。一直以来,何钦都自认践行了一种环保的生活方式,直到去年的一次记录。环保组织“根与芽”发动志愿者记录下自己一周的餐食生活垃圾,结果是每人平均一周产出55件垃圾,纸巾和塑料袋尤多。

何钦参与了这次调查,这才对自己每天能生产多少垃圾有个大体的认识:去便利店买一小盒寿司,相伴而来的就有底托、塑料膜、塑料盖和粘纸价签,还有一小片装饰用的绿色塑料草。多数人用纸巾擦完鼻涕,用塑料瓶喝完水,就想立刻找到垃圾桶丢掉,“所有的垃圾尽可能远离我,保持一个很干净的、很规整的状态”。

新政刚立,人们就想出不少让垃圾远离自己的点子。7月1日当天,家居杂志编辑Cassie点了一份海南鸡饭的外卖,吃完后,她才看到办公室里的垃圾桶不知什么时候贴上了分类的标签。七八个调料盒都还有残渣,她一一倒入水池沥干,把剩饭剩菜倒入湿垃圾桶,再把外卖盒扔进干垃圾桶。“这辈子都不会再点海南鸡饭了。”她暗自赌咒。第二天,她改点了一碗馄饨。而她的同事为了逃避分类的工序,磨蹭到下午2点、饿到体力不支时才冲进了楼下的餐厅。

上海的繁荣,与其以每日的消费来衡量,不如观察它丢弃的物资数量。这座城市每天生产生活垃圾2.4万吨(每位上海市民平均贡献了1公斤),只需要10天就可以堆满一座东方明珠。如果把一年的垃圾都攒在一块,可以形成一座占地810亩、高100米的堆体,这和上海最高山——西佘山的体量相近。

很少有人能看到这座城市遮蔽了多少垃圾。倘若想知道数量最多的那一种,匈牙利女孩Kate会告诉你,是烟头。她在上海创建了国内首个捡跑团,顾名思义,一边跑步一边捡垃圾。从2017年开始,上海严禁在室内公共场所抽烟,烟民们不得不来到户外,也把烟头们带给了外界。短短一百米,就可以藏匿着数百个烟头,来自公园长椅、网红餐厅的等位人流和外卖骑手的电动车聚集处。它们身形灵巧,卡在环卫工都无法顾及的地砖缝隙。

捡跑团新人常犯一种错误:蹲下来,看到一个烟头,用竹夹子夹起来,然后是下一个、再下一个。但Kate会告诉他们:“每个烟头你都要捡的话,其实可以不用回家。” 捡跑让Kate看城市的视角都不一样了。有时她在街边走路,也习惯性地低下头,看到“这边有一点儿,那边有一点儿”,就想:下次是不是也来这边组织活动?但一个悲伤的事实是,成立一年半来,捡跑周周开展,垃圾却并没有减少的迹象。7月以来,他们甚至会在路上捡到一袋完整的、还未分好类的生活垃圾。

厨余垃圾粉碎机成为了烹饪爱好者的救世主。这种机器发端于美国大萧条年代,它可以将厨余垃圾粉碎,并冲入下水道——这意味着以最便捷的方式将垃圾逐出他们的视线。进入中国逾20年,它直到今年的6·18才一夕爆红。在今年的前5个月,一个叫作贝克巴斯的国产厨房垃圾处理器平均每月卖出3000件,6月,仅仅是线上店的销量就达到了1.2万件。

为了应对汹涌的咨询热潮,他们不得不临时抽调8位售后客服去做售前。最忙的一位客服的聊天工具同时开着380个窗口,“一直在响,就是要炸了那种”,从6·18的早上8点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点。也许大家真的被小龙虾的头和壳是否需要分类搞糊涂了,来访者的普遍困扰是:小龙虾可以处理吗?

尽管上海政府呼吁市民勿用厨余垃圾粉碎机,因为“上海目前的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能力还不完善”,但贝克巴斯三分之一的咨询还是来自上海。一位上海的顾客一口气买了30多件,问了才知道,是“组织了一些邻居一起来团购”,最后给他便宜了3000块。上海的安装师傅原本一天跑不到10家,现在早中晚20多家排满,还有长队在后面等着——7月初下单,安装就要排到一周之后了。感叹“春天来了”的同时,这家公司打出了“高薪招人”的启事。

但被冲进下水道的垃圾,并不是真的就“被冲走了”。下水道和海洋相连,被丢进抽水马桶的湿巾和隐形眼镜,会在一场暴雨过后,重新出现在海滩上。还有一些城市垃圾经由江河的漂流(长江就曾漂浮绵延数千里的垃圾带),抵达海洋,它们被统称为“失控垃圾”。

上海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沿海城市,最近的海岸线距离市区也超过25公里。但2018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家庭会在周末驱车一个半小时,到上海罕见的一片天然沙滩观海。私家车从海堤一路蜿蜒到大道,烧烤摊也架起来了。夜色渐重,游人们吃饱喝足后回家,一次性餐盒、饮料瓶和不知流浪了多久的泡沫塑料,则一同被遗弃在海滩上。净滩志愿者们甚至在海边捡到过冰箱和棉被。

公益组织“仁渡海洋”会定期到海边举行净滩和科研监测活动

根据公益组织“仁渡海洋”的介绍,海洋垃圾中超过7成都来自陆地。北太平洋环流昼夜不息,把中国沿海的垃圾裹挟至太平洋的中心,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垃圾一起,开辟出一片由1.8万亿件碎片积聚而成的“第八大陆”,面积是上海的260倍。

塑料是其中的主力。它们进入了信天翁幼雏的肚子——信天翁父母误把海洋塑料当作食物投喂给孩子,没有反流能力的幼雏因胃部破裂而亡。在距离上海5800公里的中途岛,三分之一的信天翁幼雏活不到成年。一张解剖后的信天翁的照片里,瓶盖、钥匙扣和小熊挂饰在胃里缠绕,还横卧着一个印有“锦绣时代娱乐城”字样的红色打火机。

英国科学家发现,贝壳类水生物会摄食塑料,平均每个贻贝体内有90个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我们不会把海鲜的肠子清理干净,而大多数塑料都在这些器官里,”论文作者之一、海洋学家亚当·波特说,“所以当我们吃下一整只海鲜时,它吃下去的东西,我们都在吃。”如果一个海鲜爱好者每周吃两个贻贝,一年就会吞下去11000块塑料微粒。

终生不碰海鲜也并不能让你幸免于难:在至少470年的寿命中,塑料不断分解、老化、龟裂,变成越来越小的颗粒,通过海盐、瓶装水、食物链和空气,最终重新回到人体内。

❸环保的界限

前些年,何钦试着和韩秀珍讲垃圾分类的好处,讲中国面临的污染问题。何钦说,北京又雾霾了。韩秀珍说,太好了,幸亏我们在上海。后来上海也雾霾了,韩秀珍就在那儿嘟囔,肯定是从北京吹过来的。

年轻时,韩秀珍上山下乡到内蒙古,在纺织厂工作。她45岁回到上海,办了退休,领了20年的退休工资。她的一生都是国家管着的,也为此感到满足。“很明显的一条界限,我小老百姓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政府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学着美食节目炸个鱼丸并得到家人赞赏是她在意的,而环保并不在以韩秀珍为代表的小老百姓关注的界限之内。

2000年,上海就曾被定为全国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之后几年,陆续有小区成为垃圾分类的试点,其中也包括韩秀珍的小区。10年前,居委挨家挨户发过两个分类垃圾桶,还有不同颜色的垃圾袋。韩秀珍膝盖不好,她试过几次,把垃圾分成两类,再慢吞吞地拎到一楼。她看到邻居们还是混着直接丢进去,垃圾清运车也是一视同仁地倒在同一车。韩秀珍想,总有人不守规矩,别人不分,我还分什么?她也懈怠了下来。

起初,小区门口4种颜色的垃圾桶,整整齐齐地贴着宣传标语;过了一年,其中一个垃圾桶坏了,就换成了另一种颜色的;再过几个月,标语剥落了、褪色了,再没人想得起来换个新的。

在垃圾强制分类之前,老年人并非是一贯热情。那时候,为了鼓励老年人参加社区垃圾分类的讲座,何钦要先和居委打好招呼:本次讲座的活跃分子,每人都会送一个堆肥箱。这来自她观察韩秀珍多年得到的经验:只要活动能送一桶油或者一斤鸡蛋,她就会兴致勃勃地过去。

从去年6月开始,“圾不可失”创始人周春在88个小区推广了垃圾分类,遭遇了各不相同的问题。有居民要求免费发放家用垃圾桶,有律师鼓足了专业的气势,“哪条规定要撤桶?”也有面临拆迁的小区居民给她打电话:“装了垃圾桶,小区变好看了,到时候不拆迁了你负责啊?”

2018年9月,上海市政府部门在制定2019年度财政预算的时候,实施垃圾分类的经费还不在其列。今年年初,《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人大会议上通过,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

在元宵节后一天,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带头召开了一场“垃圾分类万人动员大会”,恰逢中小学开学,垃圾分类被选入“开学第一课”。接下来,垃圾分类知识也被纳入了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条例出台后,周春遭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过去要做半年的项目,半个月就能做出来,“我们难度降低了5倍”。由于人手不够或相距较远,周春不得不拒绝了很多蜂拥而至的居委和街道。

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在定居上海的第十五年,日本收纳师池田惠美见证了自己的童年大事件再度发生。上海和日本多有相似之处——“人多地少”和“厨余垃圾较多”就是其中两项,日本因此成为了上海垃圾分类的首选借鉴对象。

20世纪80年代,日本推行垃圾分类,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一到两周才会分别上门回收一次。就像上海现在所面临的,总有上班族会错过垃圾桶的开放时间。但池田惠美说,“普通”对日本人来说是最高美德,如果乱扔垃圾,“能感觉到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所以不愿意或没时间垃圾分类的,会把垃圾堆在家中的院子和阳台,直到哪天由于臭气熏天而登上电视台新闻。

这一点上,中国人显然拥有更强悍的神经——撤桶设点(撤掉楼道和小区地面的垃圾桶,设置统一的投放点)当天,池田所住的高档小区居然狗屎和塑料袋遍地,第二天,物业不得不又把垃圾桶悄悄搬了回来。在另一处以高管和干部为主的高档小区,宣传垃圾分类时人人都拍手叫好,要撤桶了,居民们把大字报贴到了楼道里。


上海这次新政,推进速度极快,与其他各地实行过的垃圾分类政策都不同。对于家住嘉定外冈的樱桃小丸子先生来说,接受新政的过程听起来像个段子。他扔垃圾接连遭遇三次挫折:第一次去,垃圾桶下班了;第二次,装垃圾的箱子太大,卡在了垃圾桶的落物口;第三次,被志愿者大妈拦住拆袋检查,露出了一个用过的安全套。结局是,他每隔几天就把垃圾扛上车,驾驶10分钟去相邻的江苏昆山扔垃圾。

这种“祸害”邻近省份的主意并不值得鼓励,但值得被写入2019年的年鉴,因为它大概不会在未来发生了——上海打响了第一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很快宣布,到2020年底,包括苏州在内的46个试点城市,都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再过5年,范围将扩大到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

❹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

小时候,韩秀珍会在饭桌上教育何钦:成绩不好,长大以后就去捡垃圾。上海人看不起谁,会骂他是“垃圾瘪三”,是脏兮兮的市井混混的意思。韩秀珍为何钦规划的职业是公务员。“你知道公务员是怎么工作的吗?”她告诉女儿,“每天早上10点钟去打个卡,然后到11点去吃个饭,吃完之后就回家睡觉,下午3点钟再去打个卡,5点钟就可以下班了。”何钦高中念理科,父母觉得理科好找工作。高考填志愿,参考父母的意见,何钦填了机电工程。

毕业后,何钦辗转多个行业,逐步偏离韩秀珍理想的轨道。当何钦还和韩秀珍同住的时候,矛盾在真刀实枪的日子里显露开来。她在家里放了树叶和种子的标本,盒口敞开着,韩秀珍每次经过,总会皱皱眉头。韩秀珍命令,你那些破烂儿全部都扔掉。何钦说,这些东西我要给小朋友上自然课用的。

有一天,何钦不在家,韩秀珍错把标本全都扔掉了。“我就疯了。”何钦无法接受,过后不久,她搬出了父母家,一个人住进了隔壁小区。 何钦说,“垃圾”在很多家庭都是一个禁忌:“垃圾是一个很low的事情,大家怎么能在饭桌上面聊垃圾呢,你们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吗?”

唐正兴就很少会在家人面前聊自己的工作。7月伊始,在上海最东南角的临港新城,只要有天光,2辆湿垃圾清运车和2辆干垃圾清运车会同时在辖区内的45个收运点穿梭。在临港土生土长的唐正兴是11位“垃圾专车司机”的其中一位。

这天要是轮到他收湿垃圾,那意味着将是心情阴沉的一天。跟车工把湿垃圾倒进车里,他则得趴在车顶上,用铁钩把鱼目混珠的塑料袋一一拣出来——二次分拣原本并不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混装现象在商铺最为严重,说了商铺老板几句,人家也不愿意,还得搬出物业来裁决。

和过去不同,现在湿垃圾要运去黎明产业园区用于沼气发电,比起干垃圾运去的老港固废处理基地,要多开上40公里,还得和来自上海各处的清运车一同排队——上海绿化市容局的数据显示,7月上海湿垃圾日均清运量比去年年底增加了82%。不巧再赶上个晚高峰,高速下来的1000米在地图上堵成猪肝红,比收干垃圾的同事晚下班4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

夏天最难熬,湿垃圾蒸腾出恶臭,戴上口罩,又觉得呼吸困难。回到家,老婆还要说:这么臭,味道都带到家里去了。淋浴间里,他用沐浴乳涂满全身,拼命擦拭,像洗去耻辱一样洗去身上的气味。“干这行就是很辛苦的。”唐正兴说,这就是他对这份工作的最大感受。

在上海市区,垃圾的漂流之旅还要多走上一段水路。即便本地人也不一定知晓,上海拥有全国首个内河垃圾转运系统。仰仗密布的水网,上海市区的生活垃圾会首先运至徐浦和虎林路两大中转基地,载满垃圾的集装箱被吊装上船,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经由黄浦江向南入大治河,再一路船行至老港基地——这块由长江泥沙冲积成的滩涂地是亚洲最大的垃圾处置场,比澳门行政区还大0.3平方公里,如今消化着上海70%以上的生活垃圾。

当韩秀珍热火朝天地学习垃圾如何分类的时候,何钦和她聊到为什么要这么分:因为干垃圾要去焚烧,湿垃圾做资源化处理,分类后处理效率会提高。韩秀珍只是淡淡地回,是吗?何钦觉得她并不真的关心垃圾的去向,后端的处理“都是政府该操心的事”。

在社区做垃圾分类讲座,何钦也会问听众一个问题:你知道垃圾最后去向哪里吗?大部分人回答:应该是变成废渣,被填埋了吧?大家把这作为常识,同时不会认为和自己有关,“我就使用这个商品,用完了之后,这东西一扔,就跟我没关系”。

过去,填埋的确是上海最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但在沙土层层覆盖下,垃圾并不会真的从这颗星球上消失。随着土地开采趋于饱和,垃圾焚烧技术被应用得愈加广泛,垃圾以二氧化碳和水的形式重新回到大气中,但也可能产生二噁英等微量剧毒物。特别是夏季多雨的上海,湿漉漉的垃圾达不到焚烧的热值条件,会造成更大污染。

容易想见,并非所有人都情愿做垃圾的邻居。仅仅是2018年第一季度,上海市绿化市容热线就接到了114件居民对老港基地散发恶臭的投诉。

居住在老港镇的陆小莲已经摸清了这个“摄魂怪”的踪迹:傍晚时分会来,低气压的天气会来,还得预判风向,“直吹过来就臭得厉害”。居民成立了微信群,在群里辩论着臭味的来源:有人认为只是垃圾的味道,其他人则反驳,这是化学气味,也许是夜晚违规焚烧化工垃圾的缘故。

诚如我们所见,垃圾的历史是一部转移的历史——从城转移到乡,从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为保证监管,上海政府要求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到最终收纳地,都由政府指定的企业或单位运营。

❺走俏的垃圾桶,狂热的蚂蚁森林爱好者

在何钦做了环境教育之后,每回有人问韩秀珍,你女儿现在在干吗?她总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她在干吗。何钦的工作范围也确实广泛:有时是去社区里做公众宣传,有时是给企业设计绿色办公室,有时是带小朋友去做生态调查。韩秀珍看她东奔西走,忍不住问:你怎么今天在搞这个,明天在搞那个,能赚多少钱呢?

现在,韩秀珍对何钦的工作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和环境有关,可以让别人受益。她不再问何钦“环境教育”到底是什么了,转而会问,你这几天在做什么?何钦说,我要去山里,带小朋友做活动,人家会给报酬。韩秀珍想,一边玩儿一边还有钱赚,这工作也还行,她就不再多说了。

7月1日逐渐临近,越来越多的小区和学校叫何钦去做讲座,各种垃圾处理厂也在紧锣密鼓地谋划上线。6月28日,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正式启用,一天可以焚烧6000吨垃圾。连同老港一期一天3000吨的焚烧量,老港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厂。

根据东方证券的预测,上海垃圾分类共将耗费75.56亿元。仅仅是聘请垃圾分类的督导员,以一年平摊到每户家庭的费用为200元来算,上海有550万户家庭,也就要花去11亿。普及全国,市场规模将接近2000亿元。

垃圾就此被吹上风口,受到资本前所未有的热烈追逐。在距离上海300公里的“塑料之都”台州,鑫鼎塑业销售总监姜艾佳一天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八批人。没做过垃圾桶的,都想过来向这个亚洲最大的塑料垃圾桶制造商取经:哪种垃圾桶最走俏?答案是240升的分类垃圾桶,也就是我们路边最常见的四色的那种。

在鑫鼎6月生产的超过150万个垃圾桶中,有60%的采购方是政府。6月末,他们接到了一笔来自某地方政府的12万个垃圾桶的订单。除了垃圾桶外,这家工厂还生产狗窝和猫笼,但这段时间,一些主人或许得推迟为他们的宠物乔迁新家的计划:厂里八九十台机器24小时四班倒地生产垃圾桶,其他产品全都已经零库存了。

在一片昂扬的氛围中,姜艾佳的忧虑像个噪声:“新政当然是针强心剂,但是它总有一个阶段吧,这个阶段过了呢?”

6月底,“上海代收垃圾月入上万”的tag登上了微博热搜。但这十个字出了两个偏差:“代收垃圾”并非是代扔,而是支付宝推出的垃圾上门回收服务,范畴局限在家电、报刊、衣服等可回收物;“月入上万”也是夸大之词,不过回收小哥的月收入的确能比原来多上个3000块。

这是回收小哥王志才说的。安徽人和江苏兴化人曾割据上海的拾荒江湖,王志才是兴化帮的一员,在职业生涯的前20年,他每天骑三轮车,摇响铃铛,在街巷间“漫无目的地游走”。总结自己的前半截人生时,他在斟酌后采用了一个书面词汇:“盲流。”

受到政策和科技的双重辐射,王志才的工作形式在今年4月发生了一些变化。晚饭时分,当手机响起“叮咚”声,一笔新订单进入,他拨通对方电话:“您好,请问我什么时候来上门回收?”第二天早上7点,他开面包车出门,穿工服、戴鞋套,在杨浦区一个半径2公里的圆圈内,他每天至少敲响20户家门。

回收重量可以兑换蚂蚁森林的能量,不少用户是冲着能量去的。有一回,他在一对热衷消费的小夫妻家收了300公斤的家电和衣服。衣服一看就只穿过一两次,大多是快消品牌和淘宝爆款。王志才问,那么新的衣服你干吗扔掉?人家回,过时了,不要了。因为家电能量大,夫妻俩还怂恿父母把家电也回收了。“因为他们是蚂蚁森林的狂热爱好者,他就要种树”——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需要回收至少11.3公斤旧衣才能种植一棵梭梭树,一年能吸收18公斤二氧化碳;而生产相同重量的牛仔布,会产生260公斤温室气体,过程中还会消耗8000种化学品和20多万升水。 王志才有时会为这些“新的旧衣”感到可惜,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小夫妻种树的热情感染到了他,“现在有环保的感觉”。他相信,自己是在执行一个重大任务。

回收小哥王志才

❻就像在一片浮沙上面

大学毕业后,何钦度过了短暂的工程师生涯,随后跳槽到了一本时尚杂志。那是北京奥运会前夕,哪里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氛围。整本杂志五分之一都是奢侈品广告,一页能卖一两万。何钦每天朝九晚五,下班了和朋友吃个饭、唱个歌,回家用碟片放电影看,周末就去购物一下,想的都是“我挣的钱怎么样让我自己过得开心”。只有在月末,彩色打印机印出来厚厚一沓杂志清样,她会有一瞬的犹疑:“杂志它只是一个假的东西,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印那些广告。”

无忧无虑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金融危机来了,杂志社大裁员,何钦又跳到广告公司,发现广告公司也在不断失去原本财大气粗的客户。“表面光彩,但就像在一片浮沙上面,是一种很不稳定的感觉。”何钦想,每个人都需要一些坚实的东西,好让日子过下去,妈妈需要的是一斤鸡蛋,她需要的是“让未来更好”的意义感。

年过30,何钦在环境教育行业扎下了根,这是她心目中面向未来的职业。工作中,她常会遇到一些自称“零废弃”的90后,他们大多还没有家庭,过着“非常理想主义的生活”。“零废弃”的第一要义是refuse,拒绝所有不必要之物,和庞大的消费主义作对抗。

在上海,一个叫作“零活实验室”的零废弃社群达到了700多人。社群的群主李汧曾经是那种“有烦恼就买买买”的姑娘,巅峰期有40多支口红,一次能买100张面膜和全套16色的眼影。但现在,李汧一身棉麻,不施粉黛。她自制肥皂、唇膏、保鲜膜和洗衣液,一周只产出6件干垃圾。去菜场,她用篮子装菜;去餐厅,用橡胶折叠碗打包剩菜,用产自荷兰的液体打包袋装汤羹;包里还时刻备着纸巾收纳袋、竹吸管、保温杯和两块手帕:黑色手帕擦脏物,白色手帕擦汗。“不要赠品”和“少用包装”,是她每次网购会不厌其烦对客服说的话。

一次小小的危机发生在去年,她被舍友拉去喝了一杯1点点。“哇,好好喝呀!”她频繁去买,不要吸管,带去办公室拿勺子舀着喝,但还是对着喝完的奶茶杯一筹莫展。她强迫自己联想一下杯子的去处:它会杀死哪些动物?会对环境带来什么污染?一想到这儿,她就不愿意再碰奶茶了。李汧相信,物欲是可以被战胜的,“我也是从消费主义过来的呀,我怎么不说,我是一种进化呢?”

零废弃生活践行者李汧

何钦对“零废弃”有一个小小的保留意见,她觉得平常人的欲望始终是需要一个渠道发泄的。比如哪天被老板骂了一顿,很不开心,楼下就是商场,看到一件漂亮衣服就买下来,再把隔壁蛋糕店的甜品买回家,“总有一些坏情绪需要来扑灭的嘛”。

对于大部分居民来说,上海依旧是一座消费之城。2018年11月11日零点刚过,上海就蹿升至天猫双十一成交额的城市榜首,并将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最后。在10年的双十一历史中,上海仅仅在2010年被北京短暂超车。这里也是全中国最爱喝咖啡的城市,6340平方公里内坐落着7856家咖啡馆,人均每周消费1杯咖啡。上海人对奶茶的痴迷同样位居中国首位,2017年,上海平均每人的年度奶茶花费达到134元。每天,有842万件快递正从上海发出,或寄达上海;还有至少213万个外卖盒穿梭在街头巷尾,从骑手取到货到送达顾客手中,外卖盒的平均寿命是28分钟。

“我们的这个体量太大了,产生的废弃物总量太大了。”环境史博士毛达对外卖泛滥忧心忡忡。外卖既便宜又方便,是因为我们有廉价劳动力,也很少去想外卖盒流落去了何处,“社会代价都被隐性化了,没有纳入到真实的价格当中。”外卖盒重量轻、质量差,很少会回收利用,即便回收也容易造成二次污染,最终还是去往填埋场或被焚烧。毛达提议,可以向企业征收一笔使用塑料的环境保护税。

或许会有人归罪于垃圾的源头——包装生产商,但他们其实也满腹委屈:都说要找别的材质替代难降解的塑料,但谁能保证替代品同样拥有防渗漏、无毒害、耐高温……的完美特性?一家纸质包装生产商就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面临了如上难题。这家生产商总部位于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的8个行政区里,7个都实行了全面禁塑令。而对于我们熟知的那些连锁西式快餐店和咖啡厅,使用纸袋、纸盒甚至纸吸管,都成为了一展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最佳公关手段。但中式餐饮可不一样,想想烤串、砂锅粥和麻辣香锅,哪一个不是汤汁和油水满溢?唯有塑料能完美解决。

但在重重挑战面前,中国政府再次袒露了它拆除“塑料王国”的决心:一家知名奶茶店已经收到了政府的通知,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外带的塑料袋全部替换成纸袋。

看上去,国家力量为环境问题提供了强力的解决方案。这个夏天,Kate的捡跑团迎来了人数的暴增,她惊异于垃圾分类的“中国速度”:“这个是在欧洲很少见的现象,这么短的时间内,大家对于垃圾,还有垃圾分类有了基本的知识。”

何钦说,她有时候会想10年后,人们会怎么讨论这个夏天。也许垃圾分类成了一种常识,那么这就是一切的起点;也许商业法接管环保,垃圾回收成为新的蓝海;也许以后人们在某一个扔垃圾的瞬间,才忽然想起:还记得2019年的那件事吗?

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些东西的的确确改变了——比如她和她妈妈的关系。在屡次失败的交流后,何钦和韩秀珍“约法三章”,尽量不干涉对方的生活。但垃圾分类是这座城市2424万人民都要共同面对的事实,“在这个点上,大家重新又碰在一起了。”

以前,韩秀珍买来鱼,会把鱼鳞和鱼肚肠装进一个小塑料袋,扎紧再倒进垃圾桶。何钦和她说,塑料袋是要另外扔到干垃圾桶的。韩秀珍嫌脏,也嫌麻烦,很少会听。现在,她会让丈夫做破袋的活,再另外摆个容器装瓜皮菜叶。她偶尔一块收拾掉了,何钦就会把混杂的大棒骨和塑料袋一点点儿挑出来。韩秀珍在一旁看着,哦哦哦地点头。她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份默契。█

(图注:上海青年艺术家袁隆策划了《塑料纪》展览,聚焦海洋塑料污染。展厅深处,一个长达17米的巨环坐落其间,它由近两万件塑料串联而成,收集自上海四所学校的5000多位学生)

* 感谢袁隆、陈婷、杨眉、朱天翼、陈少远、张学、魏政军、朱林芳、张钰、杨永洁、俞明雅、严悦、花姐、蒋昕延、林北、张辉、邓安文、Cassie、Daniel Prunty、Sasha Gransjean 对本文的帮助。

* 应采访对象要求,何钦、韩秀珍、李国富、

王志才、唐正兴、陆小莲为化名。

* 部分资料参考自《邻避冲突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上海:亚洲最大生活垃圾内河转运系统告别“跑、冒、滴、漏”》

《绿化市容热线积极应对老港异味诉求量激增情况》

《2018年中国城市外卖大数据报告》

《“上海垃圾偷倒太湖”背后的垃圾围城》

《十年惊变:垃圾处理的广州模式和上海模式》

《上海垃圾分类的督导阿姨,价值11个亿》等。

本文刊载于《智族GQ》2019年九月刊

看完垃圾围猎上海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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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吴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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