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野生犀牛消亡史：唐宋以后的人们为何见不到犀牛了？

目前全世界仅存5种犀牛：黑犀牛、白犀牛（分为南方亚种和北方亚种）、印度犀牛、苏门答腊犀牛、爪哇犀牛，除南方白犀牛亚种外，其他犀牛种类都处在濒临灭绝的边缘，尤以爪哇犀牛数量最少（50多头）。这些漫游在非洲（黑、白犀牛）和亚洲的犀牛不仅面临原生栖息地的破坏，还得时刻提防偷猎者们的行动——这一切都是源于人们，尤其是亚洲买家（越南、中国）对犀牛角的巨大需求。

在中国，人们对犀角神奇药效和灵犀（一种称为“通天犀”的犀角，据说能出气通天）的文化演绎，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国大地上也曾出现过犀牛的身影，只是随着环境变迁，在人们无节制捕杀下，中国犀牛数量越来越少，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20世纪中期在云南地区灭绝。到最后，中国犀牛只能以文物、成语、诗词、地名等方式存在于历史记忆中，留下一声叹息。

犀牛皮：厄运之端

现存的印度犀牛（大独角犀）、爪哇犀牛（小独角犀）、苏门答腊犀牛（双角犀，体型比独角犀小）都曾在中国留下足迹，中国犀牛，即是对历史上生存于此的三种野生犀牛种群的统称。犀牛和大象一样，喜好温暖湿润的气候，三千多年前的安阳一带，气候宜人，“草木畅茂”，有沼泽、湖泊，大片的原始深林，茂盛的植被，简直是大型食草动物的天堂。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青藏高原东缘、贵州高原北缘、鄂西南山地、湘西山地以及湘中、湘南等地均有野犀活动。

当时在安阳一带及以南的太行山东南麓，遇见一只野犀的概率比野象还要大。这导致猎犀活动的频繁，甲骨文中屡有记载，数量几只到十几只不等。在一次破坏性的捕猎活动（“焚林而猎”）中，殷王意外捕获犀牛71头，被记录在卜辞中。殷墟曾出土一个大兽头骨，上刻辞：“于倞田口口获白兕。”经著名文字学家唐兰考证，甲骨文中的兕就是犀牛，此头骨即为犀牛遗骨。

殷周时代，捕获一头巨犀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其食用价值，这是君王炫耀武力和权力的最佳时刻。国家博物馆藏商代“宰丰骨匕”刻辞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五月壬午日，王在狩猎活动中捕获一只犀牛，因宰丰有功便赏赐给他，并将此记录在由犀牛骨做成的“匕”上。对受赏者而言，这自然是不小的荣誉。

类似的赏赐也发生在小臣艅身上，商末帝辛(即纣王)十五年，商王伐夷方而归，在夔京巡视期间，将夔贝赏赐给艅，艅将其记录在犀牛状的青铜器“小臣艅犀尊”（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腹内，以示纪念。从功能上看，这是一件盛酒器，只是在以各种动物为造型的尊中，为何艅偏偏选择犀牛，且是一头体态较小的苏门答腊双角犀牛？这可能与苏门答腊双角犀牛频繁出现，但不易得有关。而用珍贵的犀角做成饮酒杯（兕觥，容五升），既是身份的象征，又寄予人们对万寿无疆的期望（“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犀牛皮坚甲厚，铁甲兴盛之前，由厚实犀牛皮打造的犀甲一度是春秋战国武士艳羡的装备，成书于战国晚期的《考工记》详细记载了犀甲缝制及品质检验方法。据《考工记》介绍，这一时期出现了专事制作犀甲的工匠——“函人”，由他们制成的犀甲寿命至少在百年以上，虽然不免夸张，也是基于经久耐用的事实。

不过当战争越来越频繁，各国犀甲产量越来越多，庞大的需求致使犀牛数量（本来生育率就低）在我国特别是北方大幅度减少，有些地区甚至出现犯人犯死罪，可以犀甲赎回的现象。犀牛皮实在缺乏，“亦杂用牛皮”，美其名为犀甲。在“犀兕麋鹿满之”的楚国云梦泽猎区，“操吴戈兮被犀甲”被视为理想的战斗装备，《越语》称：“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足见南方各国犀甲产量之大，人们对犀牛长期的滥捕滥杀，给犀牛带来了生存史上的第一次厄运。

犀角：解药还是毒药？

即便犀甲被铁甲所取代，其悲惨境遇并没有得到多大转机。自然环境的变迁及人为（不计后果）对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野生动物们不得不进行大迁徙。有学者统计，犀牛在中国分布北界，大约每400年左右向南消退200千米，春秋时期还广泛分布于大半个中国，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关中和中原一带已经没有犀牛了。王莽辅政期间，为了炫耀“威德”，不得不以重金动员南海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腊姆）万里将活犀牛运到长安来。其时，印度、爪哇、越南一带的犀牛、犀角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被视作中外友好往来的象征。

在古人看来，犀牛能食百草、众木而不会中毒而死，在于它们自身能解毒，而犀角作为犀牛精华之所在，正是解毒的关键。“故犀角能解一切诸毒。”现在看来，这种推论相当不靠谱，但在当时，犀角效用不断被神化。至迟在公元4世纪，犀角解毒功效广为人知，并进一步传播到西亚和罗马帝国。据《抱朴子》记载，如果把犀角切片放进含有有毒物质的汤水中，加以搅拌，不久，汤水中便会出现大量白色泡沫，毒性完全失效。

除解毒这项基本技能外，犀角还可“辟水”“辟暑”“夜明”“骇鸡”等，传说将3寸（约7.3厘米）以上的通天犀角刻成鱼的样子，含着它进入水中的话，人的身体周围会出现一个相当大的无水区，下潜者可在其中自由呼吸；而将“骇鸡犀”（“骇鸡”一词实为梵文或孟语“犀”的对音）置于米中，则鸡不敢啄，犀角被吹得神乎其神，无所不能。

上述说法对唐人造成了巨大影响，他们以犀角入药，将犀角制成各式各样的东西，如杯子、盒子、手镯、坠饰、带钩、腰带、如意等，让犀牛的纹样出现在金银器、陶瓷各种器物中。在达官显宦间，一种较为时尚奢侈的做法是佩带以犀角饰板装饰的腰带。一般而言，制作带銙（腰带装饰品）的材料有金、玉、银、铜、铁等，而在唐代尤贵犀銙。且依据官位的高低，所佩戴的犀角品种也有差别。其中通天犀价值最高，因其犀角中心有赤或白色的贯通条纹，可“出气通天”。李商隐“心有灵犀一点通”即由此典故发展而来。

驯犀：皇家宠物

事实上，中国犀牛的处境在唐代颇为难堪，一方面，只有南方一些地区的人知道它的存在，并绞尽脑汁想要置它于死地。另一方面，从国外源源不断进贡到北方的它的同伴们（经过驯化的犀牛），又被当作珍贵的外来物种，成为皇室的宠物。

贞观初年，一只独角爪哇犀由林邑国（今越南）进贡给大唐，被豢养在皇家动物园中，深得太上皇李渊喜爱。李渊去世后，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工匠按照林邑国进贡犀牛的形象，雕刻一对石犀牛，立于献陵之前，犀牛底座上，刻有“（高）祖怀（远）之德”之字，即为纪念外国献犀而作，也代表了唐代四夷臣服、万邦来朝的盛况。贞观十四年(640)，林邑国又向朝廷献“通天犀”(可能是大型独角印度犀牛)11头，贞元九年(793)进献的那头犀牛直接被陈列在太庙中，供死去的祖先和在世的活人欣赏。

这些由东南亚各国进献的驯犀大都经过专业的训练，驯养五年才可作为贡品上贡，驯养员如“越人”“蛮童”等在进献驯兽时一并随行，负责平日的驯养及宫廷表演。犀牛、大象本来身体庞大，动作缓慢，让它们在音乐中“翩翩起舞”，总能带来别样的舞台效果。这一点，宴会总筹唐玄宗比谁都心里清楚。“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成为盛唐宫廷盛会的必上节目。

“安史之乱”后，安禄山将宫廷里的犀象掠至洛阳，一次，他在幽燕部落首领面前大言不惭地说道，“自从我得到天下后，自南海来的巨兽犀牛大象见到我就要朝拜起舞，连禽兽都知道谁是天命所归，何况人呢？”一边说着一边吩咐手下牵来犀象，让它们来一场即兴表演。或许是路途颠簸长途奔袭，又或许是驯养人逃亡无人指引，犀象被牵引至大殿上后，傻傻站在那，气得安禄山狠下毒手。可怜了无辜的舞兽。

对犀牛来说，北方的冬天是最难挨的时候，一只于贞元十二年(796)送到京城的驯犀，没能熬过第二年冬天就冻死在兽苑中，贞元末，又出现了驯犀冻死事件，长安的气候和条件越来越不适合外来犀牛生活，送回原产地放生成为皇帝们最好的选择。

最后的栖息地

如果以公元1050年为界，在此前的2500年间，气温变化总的趋势有所降低，但还比较温暖，故野犀能在长江流域繁衍。唐江南道、岭南道、山南道等区域都能确保犀角的上贡。1050年往后，气温有所降低，野犀活动范围仅限岭南两广、云南地区，南宋以后，岭南野犀不常见，《宋史·地理志》所载各地土贡方物的名单中已无犀角（进口犀角成为主流），云南成了中国犀牛最后的栖息地，从这里，中国犀牛逐渐从稀有走向濒危，直至灭绝。

云南犀牛大规模捕杀运动始于元世祖征讨八百媳妇国（今泰国清迈）以后，时为1291年。自那以后，云南各部落频繁上贡，有的“三年一贡”，有的“五年一小贡，九年一大贡”。犀、象作为贡品中的重要一项，多有记载。据学者许再富的不完全统计，元朝以后，云南各土司向“天朝”上贡的犀角共有34次（处），所上贡犀角为79-123 支，“这对于繁殖率低，在唐宋以前就是稀有的犀类来说，在元明以后由于对野生种群的捕杀和上贡而逐渐使其成为濒危的物种。”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清朝，犀牛已成濒于灭绝的物种，1957年最后一头犀牛在云南被捕杀，给中国犀牛的历史画上了句点。

无疑，气候、生态环境的变化导致中国犀牛分布北界不断南移，人类无节制的捕杀，极低的繁殖能力（每产仅1仔）和长怀孕期（约400-550天）又把中国野犀逼向了绝境，以致唐宋以后大部分人已不认识动物界的犀牛，只关心医药界中被神化的犀角。而犀牛则被神化为可用于辟邪、防洪、拥有神奇技能的异兽。利用铁犀镇水，成为重要的民间信仰。至今立于开封市东北郊外，铁牛村北的铁犀为1446年由于谦主持铸造而成，它高约2米，面北朝黄河方向，名为铁犀，其实造型似犀非犀、似牛非牛，其独角朝天，立于脑顶，而非鼻尖（犀牛角长在鼻子上），犀蹄只有两瓣，而非三瓣，混同牛蹄（牛蹄两瓣，属偶蹄目牛科），与其说是犀牛，倒不如说是独角水牛。

以牛代犀的例子还有很多，在真实素材和图像缺乏的过去，没有人关心真正的犀牛是什么样子的，无论是1523年刊的《证类本草》还是权威性的百科全书《三才图会》（1607年刊）上，犀牛的形象都是以头生独角的黄牛所替代，这也难怪为什么唐以前的犀牛形象工艺品十分逼真，越往后越像想象的动物，那是因为当时铸工们何其幸运，能亲眼见到中国野犀的身影。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中国野犀用它数千年的悲惨命运证实了这句话，而“苏丹”的死再次敲响了全世界犀牛命运的警钟。正如世界野生动物救援协会CEO奈彼德（Peter Knights）所说，“我们只希望，世界能从失去‘苏丹’的不幸中得到教训，采取一切措施停止犀牛角的所有贸易。尽管犀牛角的价格在下降，但针对犀牛角的偷猎行为仍然威胁着所有犀牛物种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