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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委员会与《嫌疑分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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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法国大革命的情势，救国委员会是一个无法绕过的机构，其成长于1793年春季法国危急的军事与内政情势下，在雅各宾派登台之后成为了恐怖统治的中心。

正因为此，救国委员会对革命法庭的影响几乎是无处不在的，甚至在一定程度而言，救国委员会也是法国革命政府体制下具有司法机构性质的一个机构。

1793年3月22日，国民公会召开会议，针对法国在比利时的军事形势进行讨论。有代表提出建议，要求国民公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考核将领们的品行。

吉伦特派的伊斯纳尔（Isnard）支持该建议，并认为可将该委员会定名为“救国委员会”。1793年4月6日，国民公会通过了伊斯纳尔提出的关于成立救国委员会法令的建议稿。

该法令规定，救国委员会由9名国民公会议员组成；救国委员会内部的讨论与商议是秘密的；其职能是监督与促进委托给临时行政会议、由临时行政会议做出的行政行为；

当救国委员会相信某行政行为可能会与国家利益相抵触时，可以停止该行为并毫不迟延地向国民公会报告。此外，法令还授权救国委员会在对外或对内的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该规定为救国委员会支配革命法庭的审判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在《嫌疑分子法》和1793年10月10日法令成立革命政府之后，救国委员会和革命法庭的关系更加密切，二者共享司法权，革命法庭甚至成为了贯彻救国委员会意志的工具。

救国委员会成立后，并没有为稳定吉伦特派的政权起到些许积极作用，相反，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的斗争愈加激烈，特别是在如何处理“申诉派”的问题上，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的矛盾更加无法调和。

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起义的爆发，雅各宾派鼓动巴黎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政权。

吉伦特派分子分散至法国各地掀起叛乱，导致巴黎的形势岌岌可危。是时，雅各宾派主导下的国民公会与救国委员会在民众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实行恐怖统治。其中与革命法庭关系较为紧密的措施有1793年9月17日颁布的《嫌疑分子法》以及1793年10月10日关于成立革命政府的法令。

在《嫌疑分子法》颁布之前的1793年9月6日，公会通过了重组革命法庭的法令。该法令共有15条，对法庭的性质、任务、权限以及组织人员配备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该法令与1793年3月10日组建特别刑事法庭的法令相比，只有在人员配备方面发生变化。

具体而言，第一，该法令把革命法庭分成了四个分庭，该四个分庭职权相同并同时开展工作；第二，法官的人数由原来的5人增加至16人；第三，具体规定了革命法庭的陪审团的数量为60人；第四，公诉人1人，并设置代理检察官5人和书记官、执行吏若干人。

随后，国民公会选任埃尔芒（Herman,M.J.A.）、迪马（Dumas）为法官，并分别兼任革命法庭的庭长与副庭长；科芬纳尔（Coffinhal）、富科尔（Foucault）、多布桑（Dobsent）等人为法官；富基埃-坦维尔为公诉人，莱斯科·弗勒里奥（Lescot-Fleuriot）等为代理检察官；陪审团中则有作家维拉特（Vilate）、追随马拉的布罗歇（Brochet）、饮料店主克雷斯蒂安（Chrestien）和细木工迪普莱（Duplay）等人。

很明显，国民公会重组革命法庭的目的就是要扩大革命法庭的职能，加快革命法庭的工作效率，使之成为恐怖统治下的重要机构。在贯彻《全面限价令》和《嫌疑分子法》等法令上，革命法庭成为了其中的重要部分。

1793年9月13日，国民公会要求人民社团向救国委员会检举一切不忠诚于共和国及其职位的公务人员，尤其是负责军需、粮食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的公务人员。为了给此种检举行为赋予“合法性”，1793年9月17日，国民公会颁布了《嫌疑分子法》。

《嫌疑分子法》共有10条。第一条以“震慑性”的语言宣告：“现行法令颁布之后，在共和国领土内仍保有自由的嫌疑分子应立即被拘捕”。

紧接着，该法令第二条又规定了嫌疑分子的外延。即那些从其行为、交往、言论或书面材料中反映出其为专制政权、联邦主义和自由的敌人的支持者；那些根据3月21日法令，无法证明其生存方式和履行公民义务的人；那些拒绝接受公民证的人；那些被国民公会或国民公会特派员暂停行使公共职责且尚未复职，尤其是那些自8月14日法令颁布以来因道德原因被撤职的人；

前贵族，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以及流亡者的代理人，没有经常明确表明对革命的支持；但是，该法令却没有明确规定“对革命的支持”的方式，严重缺乏形式理性法所具有的严谨性，这自然也给了监视委员会凭借其印象或主观臆断便随意定性嫌疑分子大开方便之门的机会。

此外，该法令还规定了那些自1789年7月1日至1792年4月8日之间曾移居国外的人，尽管其在本法令规定的期限范围之内或在此前返回法国，这些人也能被定性为嫌疑分子。

应该说，《嫌疑分子法》第二条以举例的方式基本上定义了何为“嫌疑分子”。从该条规定的嫌疑分子的类型来看，依然存在着定义模糊与界定过广的问题。

最典型体现在对待前贵族的问题上，前贵族无需实行反对革命的行为，只要其仅没有明确表示支持革命，即成为了嫌疑分子。此外，自1789年7月1日至1792年4月8日之间曾移居国外的人，不管其移居的原因，也不论其回国的原因，都成为了该法令言称的“嫌疑分子”。笔者认为，对所谓“嫌疑分子”做出如此定义，带有过大的绝对性。

那么，那些行为会导致其被拘押？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仅仅是在该法令的最后一条即第十条规定了，民事与刑事法庭在必要的时候，得以将犯轻罪的甚至是被宣告无罪或撤销指控的嫌疑分子押送至指定地点予以拘押看管。

意即律法已经超越了一般法，得以重新限制被一般法及普通法庭宣告无罪的嫌疑分子的自由，也表明了“嫌疑分子”只要犯“轻罪”即可被拘押。此种权限结合该法令广泛界定“嫌疑分子”外延的前提，势必会造成监视委员会“捕风捉影”式地拘押所谓的“嫌疑分子”，致使本已在革命风潮冲击下的不稳定的社会更加动荡。

上述“监视委员会”是执行《嫌疑分子法》的主体，其职责是在各自管理的区域内，开列嫌疑分子的名单，并把该名单交付军队，由共和国的军队根据该名单拘押嫌疑分子。

嫌疑分子先拘押在各区的拘留处或者嫌疑分子自己的家中，在8日内转移至指定的国家建筑物内，嫌疑分子将会在此被拘押至和平时期。看管产生的费用将由被拘押的嫌疑分子负担，看管工作由前往前线参军的公民的家长或亲属负责，其工资水平确定为半个劳动日的价格。

“牧月22日法令”颁布于1794年6月10日，即法国共和历共和二年牧月22日，该法令旨在重组革命法庭。彼时，以埃贝尔为首的忿激派和以丹东为首的宽容派已经覆灭，救国委员会中形成了以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库通为核心的绝对权力群体。

在对外战争方面，法国的军事形势也逐渐取得了优势，特别是取得了于1794年4月至6月之间爆发的“弗勒吕斯之战”的胜利，使法国的对外形势开始趋于稳定。

而在法国国内，圣茹斯特指责治安和司法缺乏效率，建议国民公会自1794年4月15日至18日，即共和二年芽月26日至29日之间，通过了一系列法令，把法国各地在押的政治犯都移送至巴黎的革命法庭；

1794年5月8日，国民公会根据库通的建议，取消了外省和军队中设置的革命法庭，将权力集中至救国委员会控制下的巴黎革命法庭。罗伯斯庇尔希望继续加强恐怖统治的力度，以巩固法国革命的成果和维护雅各宾派的专政地位，“恐怖统治的目的转而变成维护盘踞在救国委员会中的作为革命转正化身的少数人的政权”

1794年6月10日，在圣茹斯特和库通的鼓动之下，国民公会通过了“牧月22日法令”。该法令共有21条，首先规定了革命法庭的构成，革命法庭由1名庭长、4名副庭长、1名公诉人、4名候补公诉人以及12名法官组成；

并明确规定了陪审团的数量为50名，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1793年3月10日成立特别刑事法庭的法令没有规定的陪审员数量。

该法令规定了革命法庭的职能范围，即“革命法庭成立的目的是惩罚人民公敌”。“人民公敌”是指“那些妄图以暴力或欺骗的方式破坏公共自由的人”。

具体而言，与《嫌疑分子法》相同，“牧月22日法令”也是以举例的方式列举“人民公敌”的具体表现，包括了“致力于复辟王室或者寻求颠覆国民公会和革命的共和政府的人”、“在共和国控制的地域、军队以及具有军队功能的地域进行叛乱行动以及参加劳动以断绝共和国军队的供应和服务的人”、“企图阻止供应物资进入巴黎或者在共和国内制造恐慌的人”、“运用错误的、背信弃义的方式支持法国的敌人，或者对逃兵和免受刑罚的叛乱者和贵族提供援助的，迫害和诽谤爱国主义者，腐蚀人民公仆，诋毁革命、法律和政府实行的措施的人”、“为了使人民反对自由而欺骗人民和人民代表的人”、“为了支持专制君主联盟对抗共和国而传播消极情绪的人”、“为了分化和干扰人民而传播错误信息的人”、“寻求误导公众意见，阻止教化人民，败坏道德，腐蚀公众的意识。

通过阻止其进步或者通过反革命的和暗中为害的资料或其他阴谋的方式来破坏革命和共和国原则的能量和纯洁性的人”、“危害共和国的安全的订约者，挥霍公共财产的人”、“履行公共职能，为了服务于革命的敌人，而压迫爱国者和人民的人”以及“在之前的法律中被认定为与惩罚叛乱者和反革命者有关的人员，以及那些无论如何掩饰自己，都可能与攻击法国自由、统一与安全，或者阻止法国的自由、统一与安全的壮大有关的人”。

与《嫌疑分子法》中的“嫌疑分子”相比，“牧月22日法令”中的“人民公敌”的外延甚至更广，打击面更大，任何危害或者尚未危害仅有破坏革命的可能性的人，都被列入了“人民公敌”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