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表面被青苔覆盖着石头有啥用，

黄昏永罩亚特兰蒂斯

编者按：本文原题目为《黄昏永罩亚特兰蒂斯——<奥夫特尔丁根>与<王制>》，奥布莱恩（William Arctander O'Brien）撰，李小均译，选自《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 现代编（下）》，刘小枫选编，李小均、赵蓉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页99-125。

这是《王制》（Republic）中的一个傍晚。苏格拉底跟朋友们打完招呼，应他们的催促，同意简要回顾昨夜讨论的话题。在《蒂迈欧》（Timaeus）——这篇对话柏拉图并非一晚写就、而是经过多年才完成——开头，苏格拉底几乎三言两语就勾勒了他心目中理想城邦的轮廓。他心急火燎，是因为他今晚的目的不是讲，而是听。苏格拉底渴盼享受朋友们丰盛的宏论，因此，他对昨晚大加挞伐的诗人，只字不提。不过，他的话语逐渐充满了诗性色彩：他将理想的城邦比成美妙的画作、熟睡的动物，并说希望听到，这幅画作会在一次伟大战争中“完成”，这只动物会苏醒。应邀复述完昨夜的主题后，苏格拉底已经准备好缄口聆听。苏格拉底结束了在《王制》中的正剧表演，突然将舞台拱手让给了朋友们：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想告诉你们，我自己对我们描述过的城邦抱有什么样的感情。我不妨把自己比做这样一个人，看到美丽的动物，无论是画家艺术性的创造，还是活生生的但静如处子的实体，心中都会有种冲动，想看到它们动起来，打起来，并且要切合身份——这就是我对我们一直描述过的城邦所抱的情感。有些冲突所有的城邦都会经历，我想要听听哪位能够谈一下，我们的城邦如何得体地对付邻邦，如何在战时以光明正大的言行与邻邦交锋，而无愧于她所受到的训练和教养……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现在就看你们的了。你们商量好了，同意今晚用话语的盛宴给我答复，就像我昨晚用话语的盛宴款待过你们。我现在就像过节似的，比任何人都急于享受这顿你们答应的大餐。（《蒂迈欧》19b以下）

蒂迈欧（Timaeus）和克里提阿（Critias）急于想给苏格拉底一个惊喜，就齐声说，他们已经商量好了，保证让他十二分地满意：

我要讲一个关于古老世界的故事，是我听来的……雅典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业绩，本该名垂青史，但由于年代久远，当事人遭受浩劫，这个故事没有传承下来。（《蒂迈欧》 21a-d）

克里提阿说，他选择讲这个故事，理由令人吃惊，即《王制》中描述的情景即便称得上忠实，也不过是他下面描述的那些雅典人最近的摹本而已：

昨天你对我们描述的城邦居民是虚幻的，今天我们就要把他们转移到现实世界。你虚构的城邦应当就是雅典古老的城邦。我们还认为，你虚构的那些居民就是我们真正的祖先……他们惊人地一致，因此，你理想国的居民就是古代的雅典人，这种说法不会有何疑问。（《蒂迈欧》26cd）

苏格拉底的朋友将《王制》转移进“现实”，即古代雅典。传说中，亚特兰蒂斯曾经与雅典对峙。苏格拉底最后的两篇对话（《蒂迈欧》和《克里提阿》）是记载亚特兰蒂斯岛最古老、最详细的西方文献。克里提阿告诉苏格拉底，这个故事最先是埃及塞斯地区的一个祭司从别的语言听来的。祭司将这个故事讲给了希腊七贤中最聪明的梭伦（Solon），梭伦把这个故事带回了雅典。经几代人忠实地口口相传，传到了克里提阿的祖父那里；克里提阿在孩提时代就听了祖父讲的故事，就记了下来。从此，亚特兰蒂斯这座沉没的岛屿，在西方文学中都以雅典城邦的宿敌面目出现。这块传说中的神奇大地是雅典人理想城邦的唯一敌手。

与克里提阿一道，我们也可以抱怨，这个故事怎么“没有传承下来”，因为亚特兰蒂斯和雅典的战争，即便柏拉图曾经补足，现在也已湮灭无闻。苏格拉底的《王制》如此心高气傲，必然对此战争三缄其口，经过数度叙述的推延，这场战争最终就像没有发生过。蒂迈欧是第一个推延叙述这场战争之人。《蒂迈欧》以蒂迈欧的名字命名，所以他穿插进来阐释宇宙的起源。接着在《克里提阿》中，克里提阿再次提到因这篇对话而出名的亚特兰蒂斯。他叙述了海神波塞冬（Poseidon）和一个凡人如何发现该岛，描述了该岛的地貌、风俗和礼仪，追溯了其发展壮大、乃至隐然有帝国气象的历程。此后，他的故事骤然加速，叙述众神之神宙斯如何召集奥林匹亚诸神开会，要对即将走火入魔的亚特兰蒂斯岛进行审判。等众神到齐之后，宙斯在位于宇宙的中心开始发言。宙斯究竟说了些什么？在《王制》中，宙斯什么都没有说。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也没有说。因为宙斯正要开口，苏格拉底他们最后一次对话就已经戛然而止。众神对亚特兰蒂斯岛的大审判，连同雅典与亚特兰蒂斯的那场伟大战役，从此沉没于空白页的微光之中。

如果说在《克里提阿》中，《王制》侥幸躲过了雅典跟亚特兰蒂斯这场伟大的战争，那么，此后，它没有躲过其他如潮的批评。批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些批评通常选择似乎可以作为自身依据的哲学话语正面攻击《王制》，反而忽略了亚特兰蒂斯岛的形象，将之贬抑为奇谈怪论。在这场无休止地围攻《王制》（哲学中的《伊利亚特》）的战争史中，迄今为止只有一次小小的行动，避开了正面交锋，不妨将之看成是一次奇袭。这次奇袭秘密地颠覆了柏拉图的政治大厦。其发起者正是十八世纪的弗雷德里希•封•哈登伯格，即诺瓦利斯（1772-1801）。他的特洛伊木马就是看上去非常天真烂漫的小说《奥夫特尔丁根》。这部小说更像个木马玩具，通篇充满了柏拉图的写作意象。尤其最著名的高潮部分（即“克林索尔童话”）改写了洞穴和太阳等意象。这个童话在逻辑上准确生动地答复了苏格拉底在《王制》中的观点。小说中，主人公亨利希等人的对话回应了苏格拉底等人加诸于诗人身上的种种指责；第三章中对亚特兰蒂斯故事的添枝加叶，阐明了城邦的意象和诗人在其中的职责，令人想起诗人在《王制》中遭到的迫害及被驱逐的命运。

诺瓦利斯（1772-1801）

人们通常承认柏拉图对诺瓦利斯的泛泛影响，但《奥夫特尔丁根》与《王制》究竟有何关系，迄今尚未得到检视。《奥夫特尔丁根》第二章叙述了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就篇幅而言仅次于这部诗化小说中的克林索尔童话，不可谓不引人瞩目，但人们对诺瓦利斯的政治学说研究，还是集中于他此前的两部作品《信仰和爱》和《基督教或欧洲》。《信仰和爱》是断章和诗歌的合集，发表于1789年某月刊，题献给新登基的普鲁士国王和皇后。《基督教或欧洲》是一篇未曾面世的对中世纪天主教美德的颂歌。因为诺瓦利斯的朋友弗雷德里希•施勒格尔意识到普鲁士国王对《信仰和爱》颇有微词，就接受了歌德和施莱尔马赫的建议，没有将之付梓。这两部作品虽然不长，但其政治意识和历史关怀相当明晰，有可能转移了人们的批评注意力，以致没有充分考虑《奥夫特尔丁根》作为政治文本的可能性。因此，尽管人们通常视之为诺瓦利斯最成熟、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但即便是考察其政治内涵，也只是将其视为早期政治观的补白而已。然而，《奥夫特尔丁根》中有关亚特兰蒂斯的故事、亨利希的对话录和“克林索尔童话”的“意象面纱”，足以置疑该小说的政治内涵只是诺氏早期作品观点改头换面的说法。

诺瓦利斯直言，他对《奥夫特尔丁根》中的虚构政治抱有兴趣。他甚至贸然宣称，写的就是“政治小说”。他对卡罗琳•施勒格尔（Caroline Schlegel）说，这部小说可能包括“建构城邦的见习”。然而，人们一般认为的柏拉图对诺瓦利斯的影响，却很难找到支撑材料。1795年前诺瓦利斯是否读过哲学著作，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只有弗雷德里希•施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在1792年首次见他后，写信给他的兄长说，年轻的诺瓦利斯最喜欢的作家是柏拉图和亨斯特胡伊斯（Hemsterhuis）。诚然，诺瓦利斯留下了大量研究费希特（Fichte）和亨斯特胡伊斯的读书笔记，却没有留下任何研究柏拉图的文字，即便在其藏书中，也无柏拉图的相关书目。不过，这些佐证材料是否匮乏，并非至关重要。因为诺瓦利斯的兄长卡尔说，他弟弟可能在12岁前就已经熟读了古希腊作品。除了家中藏书外，诺瓦利斯还有机会充分利用自己能接触的公共藏书和私人藏书。他的朋友、专业导师伽斯特（August Just）说，诺瓦利斯读书奇快，拣起一本书后又放下，好像没读过似的，实际上已经过目成诵。柏拉图也并非完全没提到，书名《王制》就至少两次出现在他的文章中，其中一次是在一份书单上，跟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和康德“论政治和平”的书同列。1797年，诺瓦利斯还考虑送一本《王制》给施勒格尔。这一时期，他笔记中的“王制”一词跟“城邦”可以通用。也许最有说服力的是，在《奥夫特尔丁根》之前完成的美文《塞斯的弟子们》中，诺瓦利斯将故事背景放在了塞斯——在柏拉图的记述中，梭伦正是在这座埃及城市听到了亚特兰蒂斯故事。以上证据连同其它反复影射柏拉图的文字都足以表明，要说在《奥夫特尔丁根》中详细叙述了一个关于亚特兰蒂斯政治神话的诺瓦利斯对该故事的源头（即苏格拉底谈话录）会一无所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因为诺瓦利斯英年早逝，诗才遽然终结，人们往往就推测，诺瓦利斯的政治思想在《奥夫特尔丁根》中没有发展；但这种推测值得存疑。即便在早期两部作品（《信仰和爱》与《基督教或欧洲》）写作之间，诺瓦利斯的力量都在爆发性地增加，其兴趣范围从普鲁士到整个欧洲，亦在迅速扩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人们推测《奥夫特尔丁根》没有延续诺瓦利斯对政治普遍性的思考，这种推测毫无道理。相反，小说中对作为政治敌人进入欧洲文学的亚特兰蒂斯这个形象的精彩故事，完全可能表明，诺瓦利斯对其虚构的政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可以说，小说并非用诗意的隐喻简单地包装其早期政治理念。在诺瓦利斯的政治中，隐喻恰恰是问题所在；我们也将看到，诺瓦利斯同样指出了柏拉图政治中的隐喻问题。

一

如果说《奥夫特尔丁根》短暂地介入了同《王制》的哲学对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期待，《奥夫特尔丁根》的声音是为诗人辩护。毕竟，根据诺瓦利斯的说法，这部小说是对注定“成为诗人”的年轻主人公亨利希的审美教育。小说中，亨利希最神秘的经历也强化了我们的期待：亨利希的导师告诉他，关于他的这本书是献给诗的颂歌。

这一幕在第五章结尾，描写洞穴的片段。亨利希等人拜访一个隐士。这个隐士像苏格拉底的哲学王一样，离开洞穴仅仅是为了教化天下，尔后又回到洞穴。同伴们都去看洞穴其它地方了，亨利希单独留下来，翻阅隐士过去的日记和诗篇。突然，他看到某卷残编断简中的奇特插图，立即就惊呆了，因为他认出了插图中的自己和他最爱的那些人。就在此时，他的同伴们回来了，他迅疾合上书。尽管担心自我暴露，但他还是忍不住问起书中的内容。年老的隐士意味深长地回答他说：

很久以前我读过它。我已记不清楚书的内容了。我只记得这是一部小说，涉及一个诗人的传奇命运。书中描述并鉴赏了诗艺及诸多窍门。这部手稿没有结尾。

年轻的主人公看见了自己的未来，或者说，文本暗示自己是另一本书（用“普罗旺斯语”写成），这不应该太奇怪，正如书中后来的人物阿斯特拉利斯（Astralis）歌唱的那样：“我只从远方找回自己，/ 从遥远的未来和古老的记忆。”

当梦想和世界易位，记忆可能先于经验，故事可能先于现实。在《奥夫特尔丁根》这本书中，主人公奥夫特尔丁根偶遇了一册《奥夫特尔丁根》，偶遇了书中的人物奥夫特尔丁根。这孩子在洞穴中突然产生的“奇妙羞涩感”，标志着他和小说的自我意识萌生。这一刻与世俗时间脱节。借助这种神奇的时间中断，作者允许亨利希和读者获得了《奥夫特尔丁根》中关于诗歌的知识。但是，读者不能像亨利希一样，而必须马上离开洞穴和洞穴中的宝藏，才可以继续跟随小说发现更多关于诗歌的东西。

其实，读者不用走太远，就能明白隐士说的某些道理。在《奥夫特尔丁根》，小说的故事还没有鸣锣登场，就有一首题为“献诗”的颂诗。这样的开头，对我们比较诺瓦利斯文本和柏拉图文本很有用；尽管我们不清楚，诺瓦利斯是否一开始就有意要跟柏拉图的文本进行对比。

在《王制》开头，苏格拉底正与同伴格劳孔从比雷埃夫斯港回雅典家中的路上，玻勒马霍斯的家奴从后面赶上来，叫他们稍等一下。不久，玻勒马霍斯就赶到，强使他们到他附近的庄园坐坐。正如苏格拉底是在节日庆典中间离开比雷埃夫斯港，他现在也打断了玻勒马霍斯父亲克法洛斯晚上的祭祀。克法洛斯热情地招呼他们，但苏格拉底很快就赶跑了老人，言语尖刻粗鲁，态度居高临下（“克法洛斯，你偌大的家业，大部分是祖传下来的？还是自己挣来的？”“说真的，克法洛斯，我喜欢跟你们上了年纪的人谈话。”《王制》330a, 328e）。苏格拉底迫使老人退场：他希望将仪式弃置一边（在他的理想城邦中没有祭司），或者说，他至少不希望有其他仪式打断他自己的仪式。《王制》中的对话持续到深夜。苏格拉底和他的同伴放弃了晚餐（献祭的高潮现在成了“话语的盛宴”），放弃了玻勒马霍斯早先允诺要去看的赛马（为纪念新女神到来而举办的新节目，是比雷埃夫斯港庆典节日的压轴戏）。柏拉图将仪式表演和仪式制度从苏格拉底在场的地方清除，正如苏格拉底将要求把诗人从他的理想城邦中驱逐。

苏格拉底（469BC - 399BC）

苏格拉底在《王制》中一出场就践踏仪式，驱逐诗人；与此相反，诺瓦利斯在《奥夫特尔丁根》的开头就要恢复仪式，欢迎诗人，对缪斯致以传统的敬礼。“献诗”开头就让人回想起缪斯，谢谢她唤醒了诗人“崇高的渴望”，祈求她保佑“崇高的艺术”。具有贵族气质的年轻的诺瓦利斯在这首短短的颂歌中重复“崇高”一词，暗示了作品刚开始（如果撇开小说的标题），诗歌就已经成功地进入了社会上层。“献诗”后半部分列举了“诗歌神秘力量”的赐福。高潮则表现在与心爱之人的重逢中升华，即诗歌化身为慈善的力量：“突然我看见她像天使降临，/ 我醒来，在她怀中飞升”。小说似乎一开始就采取了传统的立场，讴歌诗人，赞美诗歌。

小说中有三类人非常坦率地承认崇拜诗歌：护送亨利希及其母亲回奥格斯堡娘家的商人们；叙述旅途见闻的叙述者；亨利希在奥格斯堡结识的亦师亦友的克林索尔。亨利希在跟商人们的对话和跟克林索尔的对话中逐渐走向艺术，他们对诗人技艺的描述点燃了他做诗人的愿望；叙述者则断言亨利希“天生就是一块做诗人的料”，他用丰富的事例展现了亨利希的诗人气质。逐一审视这三类人对诗歌的看法，尤其那些与苏格拉底反诗人的著名论断相关的看法，厘清语境，这都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故事。

在《奥夫特尔丁根》中，诗歌最有力的辩护者是克林索尔。克林索尔是亨利希慈祥富有的姥爷施瓦宁的好友。作为诗人，克林索尔对亨利希的教诲无一例外被当成诺瓦利斯对诗歌的终极证词。克林索尔的教诲占据了两章的大多数篇幅，此后，他还专章讲了一个长长的童话。这些教诲和在俯瞰小城的山上讲的童话，都充满了典故，从《新约》到卢梭，从《斐德若》到《王制》。正如苏格拉底是在雅典城外附近的郊区港口跟朋友们进行政治对话，克林索尔也在城外谋生的山上教诲亨利希。不过，《王制》中的对话在晚上进行，《奥夫特尔丁根》中克林索尔跟亨利希的对话却在上午进行。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对话废寝忘食，置晚间献祭而不顾，但克林索尔师徒二人保证了他们的谈话在饭前结束，并要回城参加晚上的庆典。

诺瓦利斯的《奥夫特尔丁根》

克林索尔一眼就看出亨利希颇具灵根，就立即开始对他进行诗歌教育。克林索尔天纵奇才，冰雪聪明，他旁征博引地教导亨利希，诗人应该融入城邦生活。他没有浪费言辞论证城邦是否应该容纳诗人，而是直截了当地接受这一简单的立场：真正的城邦的确包容了诗人。他指出，诗人需要城邦，建议弟子要多学习生活常识。他尤其告诫年轻诗人应当避免激情冲动，不要忘乎所以，因为这是致命的：

你应该勤奋刻苦地加强你的理解力，培养你天生的欲望，渴望知道一切怎样发生，怎样按照逻辑和先后顺序排列；对此要求，我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没有理解的激情是无益的、危险的……年轻的诗人最需要的莫过于冷静思考了。

克林索尔强调，诗人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确认赋予诗人合法地位的自然法则。诗人的合法性来自诗人的高贵品格。这个观点回击了苏格拉底对诗人的屡次指责，比亚里士多德的回击更直接（亚里士多德像克林索尔一样认为，诗人生活于城邦是不言而喻的，这点是其《政治学》中最具政治色彩的姿态之一）。在《论诗术》中，为了替诗人辩护，亚里士多德将苏格拉底驱逐的诗人转移到危险的情感领域，试图阐明既然宣泄对身体政治而言是有好处的，那么，诗歌非理性的情感力量因为具有净化功能，就可能是城邦善的源泉，所以，诗歌的地位应当得到承认。亚里士多德及其后来者都是从诗歌取得的良好效果上来为诗歌辩护，克林索尔则将辩护的角度转移到诗歌生产的保证上，回到苏格拉底在《王制》第三卷附带攻击荷马的理论依据。在那里，苏格拉底指控诗歌胡说八道，谬种流传，削弱居民美德，危害城邦。对苏格拉底的指控，克林索尔给予了更“有节有礼”的答复：他首要的观点就是，诗人是有理性的，吃诗歌这碗饭也是合法的。

克林索尔对年轻的弟子说，诗人不仅通情达理，而且要知识渊博。他启蒙弟子，勤奋求实的诗人更关心如何实践他出类拔萃的诗艺，研究同胞的职业，远胜于区区想象活动带来的快乐：

对诗人而言，最需要的是洞察每种职业的本质，熟悉达到目标的方法，审时度势，选择最佳手段……诗歌必须首先当成严格的技艺来从事；仅当成纯粹的享受，诗歌便不成其为诗歌。

通过自我显身来说明“诗歌是实用技能”这个观点，巩固了诗歌的地位，因为这完全符合苏格拉底的标准：任何声称建立于知识之上的活动都有能力教导。苏格拉底认为，诗人没有真正的知识，因为他们不能解释他们的技艺，也就谈不上教导别人。克林索尔一箭双雕地驳斥了这一论调：他能写诗，也能对学生谈诗、教诗。

《王制》中苏格拉底最后一个观点，也是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第十卷中的断言：诗人只会虚构，因为他们不能生产任何东西。由于艺术再现是复制的复制，两倍远离了真实，只要知道了更多东西，没有人愿意成为艺术家：

如果一个人既能制作可以模仿的东西，又能制造影像，你以为他会真心献身于制造影像的工作，将它作为自己最高生活的目标？（《王制》599a）

整个《王制》中，苏格拉底认为，诗人的非理性对城邦有害无益。《王制》最后一卷结束对诗人的攻击时，苏格拉底呼吁：诗人百无一用，所以应该将他们驱逐。正如我们所见，克林索尔偷换了苏格拉底最反对的观念，将教诲纳入启蒙的框架，声称诗歌的技艺需要理性和知识。亨利希呼应了恩师的观点，补充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细节来反驳苏格拉底在《王制》中后来的说法——诗人是在无用的驱使下才进行绝望的创作。在他们的对话结束之时，亨利希借助对高超技艺的赞美，告诉读者他自己掌握的技能：

我站在父亲的工场旁边，不知不觉有了兴致。每当我能帮着完成某件精巧的东西，我就很开心。高超的技艺有一种特别让人振奋的魅力，真的，意识到技能可给人持久独特的享受，胜过玄奥恣肆的荣耀带来的那种漫溢的感觉。

正如读者在小说开篇不久就获悉的，我们年轻的主人公早就在他家后院的小工场内帮他父亲干活了。在家就学会了生活的技能，他不是苏格拉底指责的那种无用诗人。

克林索尔是亨利希小说中唯一碰到的诗人，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对诗人技能最扎实的教育。克林索尔坚持，诗人应该知行合一，跟城邦保持生产上的互动。他极力主张诗人是有理性之人，秉持中庸之道，熟悉城邦的事务，具有同样的美德，如他一样可以为获得世俗成功的施瓦宁老人出谋划策。坚持认为启蒙诗人的自我利益促进了城邦整体的利益，克林索尔的观点完全吻合苏格拉底对诗人的要求，从而证明了诗人在城邦社会中存在的合法性。

克林索尔初见弟子，就知道他并非完全蒙昧无知。他夸奖亨利希对旅途见闻的精彩叙述，祝贺他已经获得了一些关于诗歌的体验：

“昨天晚上你所讲述的旅途见闻，”克林索尔说道，“对我来说，真是一次愉快的享受。我深切地感受到，诗魂乃是你友好的伴侣。你的旅伴不知不觉地充当了诗魂的传声筒。”

小说中，亨利希诗歌教育的第一课是跟陪他回奥格斯堡的商人们进行关于诗歌的对话。第二课则是随后年迈隐士的宣称，《奥夫特尔丁根》探讨建构的就是诗歌。

正如克林索尔所言，商人们充当了诗魂的传声筒，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商人们说话的腔调跟诺瓦利斯美丽风趣的诗体小说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他们风格化极强的话语——独白似的对话、复现的主题以及使用诺瓦利斯青睐的技巧——构成了和声，道出了光荣的城邦居民的集体心声。其次，商人们给主人公讲了小说中最早的两个诗化故事，包括了第一首诗歌。最后，这两个故事都是关于传奇时代诗人的故事。

在马车旅途中，亨利希因为初次离家出远门，逐渐有些闷闷不乐，此时商人们率先开口，帮了亨利希的母亲大忙，描绘目的地施瓦本欢快的生活，开导郁郁寡欢的小家伙。他们客套了一番他母亲家乡城市之美，接着就夸奖那里的南方姑娘长得如花似玉。他们赞扬奥格斯堡是理想的栖居之地，是艺术和商业真正合作的典范：

“您做得对，”他们说，“应该把您儿子带回去。您家乡的民风更淳朴，更好客。人们很讲究实际，但并不蔑视享乐。人人尽量满足自己的需要，又能和睦相处。商人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得到人们的尊重。艺术和手工相得益彰；勤劳者觉得工作起来更轻松，因为那里为他提供了许多享受……白天的职业越辛劳，夜晚人们越是尽情地投入高雅的艺术和愉快的社交。”

按照这些当地经商的人的说法，苏格拉底担心诗人将使城邦人心惶惶的说法纯属多余，相反，诗歌却有助于城邦和气生财。像克林索尔童话中恢复了大街交通活力的人物小寓言一样，诗人用他们的劳动让城邦居民焕发新生。诗人的创作和商人的劳动在城邦中都找到了各自的时间和位置，共同分割了白昼和夜晚。商人们感激诗人用故事帮他们打发时间，他们现在就将这些故事转述给亨利希，用以打发前往奥格斯堡商途中的闲暇时光。

商人们赞扬诗歌现在是商业的丫鬟，认为诗歌是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神奇源泉。像克林索尔一样，他们意识到亨利希作为诗人的潜质。他们列举传奇时代的伟大诗人，让他相信，诗人一向受人尊重。他们向亨利希讲述古老的故事，故事中的诗人都法力无边，能够经天纬地，格致万物。根据这些传说，诗人首先汲取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

据说，古时候各地都有这样的诗人，他们以神奇的器具吹奏出神秘的乐音，唤醒森林里隐秘的生命和藏身树林的精灵，激活沙漠荒野中死去的种子，变幻出一座座鲜花盛开的花园。

然后，诗人们将法力施予大地上的生物：

他们还驯服猛兽，教化野人，唤醒他们温良的天性，培养追求和平的技能。

最后，诗人们成功地将自然为人所用，用神奇的魔力征服自然：

诗人化激流为弱水，甚至令最僵死的石头翩翩起舞。

克林索尔将商人们比喻成诗魂的代言人，十分贴切。他们用诗意的声音讲述诗人，从而让诗为自己唱了一曲赞歌。他们强调诗歌对城邦商业生活的作用，身体力行地诠释了诗人与商人之间彼此的尊重。他们的话语是《奥夫特尔丁根》对诗人献礼中最具戏剧性的例子，让年轻主人公听到传奇时代善良诗人的力量。

诗魂在马车旅行途中借他人之口表现自己。商人们代言的声音保留了腹语口技的痕迹：同意诗人在他们中间的这些人，仍然希望从声音代言中获益。商人们将古代诗人描绘成一群专门为社会谋福利的人，这不但提醒我们注意他们的商业利益，同时也向我们昭示了世间各行各业的传奇起源：

据说，诗人集先知、祭司、医师和立法者于一身……只是此后，根据传说，丰富的乐音、奇异的感应、自然的秩序才成其为自然，而此前，一切都是野蛮的、混乱的、邪恶的。

这段文字说明了传奇诗人最初担当了许多不同的角色，而现在，这些角色已经变成特定的职业，从而暗示了诗人的功能自古以来已经发生了改变。古代诗人驯服的混乱如今安全地藏身于奥格斯堡日常生活的背面，商人们坚持诗人现在从事着更谦卑的职业，现代的施瓦本“货币、劳动和商品互相繁衍，快速流通，城邦一片兴旺”。

小说中的隐士说，《奥夫特尔丁根》是一曲献给诗的颂歌；对此观点，我们最后还可在第六章开头叙述者的简短评论中找到证据。这里涉及诗人今日的活动。叙述者将诗人与他所谓的“英雄”相互对比，说明诗人现在的工作不再是强加秩序给已经消失的混乱。比起那些“天生经商做买卖”的人，今日诗人较少涉足世俗事务；比起古代传说中的诗人，他们的法力也小了许多，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把精力转向己身。在一段显露了诺瓦利斯的虔诚信仰背景的文字中，叙述者坚持认为，诗人应该温良谦卑：

这确实不同。那些平静的、默默无闻的人，对他们而言，世界即心灵，行为即沉思，生命即悄悄培植内心的力量。没有任何不安驱使他们转向外部。一种默默的拥有已经使他们满足，身外那一台无穷无尽的大戏并不能诱使他们亲自登台演出……形形色色的重大事件只会扰乱他们这些寻求精神生活的人们。朴素的生活是他们的宿命。

诗人从政治舞台、历史舞台和经济舞台上抽身而退，并不表明他们就该走向极端，堕入孤芳自赏的境地。孤芳自赏是诺瓦利斯尖锐批评的倾向。相反，诗人现在应该继续他们伟大先辈开创的事业，维护既定的秩序。他们提示城邦居民、激活城邦居民、保障城邦居民在更伟大而神圣的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

正是诗人，这些偶尔经过我们住地和别处的稀世漫游者，为人类及其最早诸神可敬的职业——掌管星辰、春天、爱情、财富、丰收、健康和欢乐——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诗人不再是先知，但仍然是祭司；不再是立法者，但仍然是照料城邦健康的医生。比起世俗的成功者，他们是更好精神的导师，能够激发出城邦最大的潜能。正如叙述者提醒我们，“诗人的歌唱常在年轻人的心中激起雄心壮志”。诗人就像亨利希在小说第五章中听说到的那些矿工，他们在地下谦卑地劳动，采掘黄金为国王制作皇冠和权杖；他们满足于自己卑微的工作，也就摈弃了任何企图私藏黄金谋取私利的杂念。今日，诗人重新激发了城邦居民的勇气，坚定了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信念，而他们却抽身远离“事件的灵巧风浪”，尽管他们参与了事件的策划。

游吟诗人

年老隐士的记忆力似乎比他承认的要好——克林索尔称他是亨利希的历史老师。尽管是很久前读过的书，年老隐士仍然告诉亨利希，他清楚地记得《奥夫特尔丁根》“从多角度讴歌赞颂了诗艺”。自开篇“献诗”将颠沛流离的缪斯召回之后，小说借坦率的崇拜者之口，每页都在赞美诗神，欢迎她回到城邦，感谢她的善良。诺瓦利斯通过展示和见证诗人的美德、用途、知识和理智，不断削弱《王制》中苏格拉底放逐诗人的理由。诗人不是城邦的敌人，他们是城邦的恩人和祖先。诗人不是城邦的寄生虫，他们为城邦提供了慰藉和动力。诗人没有胡言乱语，盎惑人心，败坏民风，践踏美德，他们严肃认真，追求诗艺，缔造了英雄、和平和宁静。诗人在乱世帮助改朝换代，他们在盛世则退隐山林。诗人不是一般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如矿工一样沉默地工作，为现行体制和权力续命回春。诗人是艺术家，他们铸就了君王金色的宝座，如宝石一样镶嵌了君王闪亮的皇冠。

二

“否则，诗人还会是什么？”在《奥夫特尔丁根》第五章，当老矿工对客栈中其他客人建议，不如趁月色到附近的洞穴瞧瞧，此时许多人开始犹豫不决。他们这些城里人都听说过这里洞穴的传奇故事，有些人甚至说早就听见洞穴中传来的神秘歌声。老矿工很快打消了他们的恐惧，说：“歌唱的幽灵只做善事。”对此，没有人有异议。显然，他们都没有听说过塞壬的故事。我们也应该小心，不要轻易相信任何歌手或诗人都做善事。诺瓦利斯喜欢柏拉图的作品，直到现在，我们在《奥夫特尔丁根》中找到的全是对诗人的持续辩护，以反驳苏格拉底在《王制》中驱逐诗人的理由。但是，尽管表面跟《王制》针锋相对，《奥夫特尔丁根》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与柏拉图的文本同气相求，和谐共处。

诺瓦利斯写作中撒满了对他那个时代“菲利士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尖锐批评。事实上，如果他会让自由主义倾向的商人们和一个受过启蒙的诗人在小说中以他的名义直接言说，这就很奇怪。商人们和克林索尔话语的纯粹形式使他们的观点与诺瓦利斯的观点之间的认同更加复杂，因为他们都参与了跟亨利希的对话，后者显然才是小说的主角和中心诗学人物。在对话中，他们必须不断回应亨利希的问题和评论。显然，亨利希的问题和评论并非都代表着他天真认同的声音。这些对话，像柏拉图的对话一样，发生在精心设计的场合，他们的观点被他们的语境所修正，包括论点的推进和小说对其他角色的描述。在进入亚特兰蒂斯这个话题之前，我们也许应该再次考察一下亨利希同商人们的对话和跟克林索尔的对话，我们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哪怕克林索尔）的诗歌观点就是诺瓦利斯的最终看法。

《奥夫特尔丁根》中的蓝花，浪漫主义憧憬的象征

商人们以诗人的名义所做的证词尤其值得怀疑。诚然，他们最先告诉亨利希两个关于诗人的故事，看出了他的诗人潜质；但商人们自己也承认，他们对诗歌无知。在开始讲传奇诗人的故事之前，商人们坦承，“我们从不关心诗人的秘密，尽管我们愉快地倾听他们的歌声”。商人们后来的看法证明了他们对诗艺的理解含混而抽象，在诗艺中没有找到实在的东西，“诗艺的踪影在外部通常无迹可寻。诗艺也不是用手和工具去创造，眼睛和耳朵在此也无能为力”。商人们为了讲故事，或许偶尔学到一点诗歌知识，但他们的记忆被诗人铺展的迷醉云彩模糊，那点知识可能多数已经忘记了：“至于当时听到的歌谣，我们已经念不出几句来了，因为那时候陶醉于欢乐之中，我们没记下多少，成天忙生意，记住的那点儿又淡忘了许多。”甚至在商人们认识到亨利希的诗才的时候，也是小说中最让人莞尔的一刻。听到亨利希为赋闲还乡的宫廷老师辩护，说出他对一些关于诗人直觉的新颖思想，商人们就礼貌地回答，“我们愿意向您承认，我们跟不上您的思路”，顿了一会儿，他们才接着说，“看起来，您具有诗人的天赋”。

商人们除了告诉亨利希传奇时代诗人法力无边之外，可能还起了其他作用。他们说的许多东西显然让亨利希不快，尤其当他们不加丝毫掩饰地蔑视亨利希年老的宫廷老师时，亨利希差不多粗鲁地打断商人们的话。亨利希用“但是……”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导师是人中之龙，不追求“私利”，不受“小聪明的误导”。亨利希一反常态。他的话语中夹杂了商业的词汇，实现了小说开头的愿望：“肯定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言语，要是知道得更多，我可以更好地理解万物。”亨利希的语言已经从这一愿望的隐喻转移到理解逐利的商业语言。他一步步接受教育，时而焦虑，时而豁然，时而污染，时而净化。

克林索尔一样也有点粗鲁，这与其表面的高贵形成对照；他给亨利希的第一堂诗歌教育课就是用粗鲁的话表达的——大都市里没有免费的午餐。克林索尔为了生计，不得不插科打诨地变相为亨利希的姥爷出谋划策。除了讲了一个童话故事（亨利希的姥爷认为这是客居他家的诗人的稀世之作）之外，小说中他唯一的诗是近乎淫秽的祝酒歌。假使叙述者告诉我们的话是真的，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自由的客人”，那么，克林索尔的举止值得我们反思，诗人无论住在什么地方是否也会无牵无挂。

在老施瓦宁为刚到的女儿、外甥和商人们接风洗尘的晚宴上，克林索尔向在座的商人露了一手，显示他有易如反掌的生财之道。他答应了把花环刚戴到他尊贵头上的年轻女士，不会背叛商人们的任何“秘密”，然后，他在祝酒歌结尾唱出了诗人神授的“权利，恩准他挨个儿亲吻每瓣红唇”。克林索尔的出口成章不但博得满堂喝彩，而且将一丝猥亵纳入了“诗人的特权”，在他妻子过世之后，轻易就让那些美丽的小姑娘乖乖地献上“香吻”。亨利希再也不可能有比克林索尔诗才更加高明的老师了。依靠成功的吁求，克林索尔获得了特权。他巧妙地征得了在座各位的同意，特别赦免他僭越一般的社会规范。

施瓦宁老人的祝酒歌正好在克林索尔之前，为克林索尔的僭越做好了铺垫。他明确地哀叹社会对性欲的压制：

父母的一切教导劝说，/ 拂逆我们多情的胸怀。/ 我们渴望偷食那禁果，/ 却饱尝尽渴望的悲哀；/ 只想把那俊美的少年，/ 用双手紧紧抱在胸前。

施瓦宁老人在结尾处反问道：

这一页难道就翻不过，/ 老人帝国永远不结束？

老施瓦宁提醒在座诸位，他对文明压制深感不满，对人生苦短满怀哀怨。他只不过出于礼貌才隐忍不发，直到克林索尔最终忍不住站出来僭越底线。

克林索尔僭越了性伦理的底线，似乎是无心之举，实质上却关涉诺瓦利斯政治学中的关节点。小说读者只要翻一下《信仰和爱》就知道，在其文章和笔记中，诺瓦利斯最喜欢拿婚姻来比喻邦国。同样，性也是《王制》中年轻的对话者们最热衷的话题。苏格拉底最初避免谈到这个话题，实在绕不开的时候就设法脱身，难怪玻勒马霍斯和阿得曼托斯要不断抗议和嘲笑，拖延对话时间。小说《奥夫特尔丁根》中，诺瓦利斯插入偷吻一幕，不仅是浪漫的插曲，而且是性、社会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再现。这种关系正是《信仰和爱》中充分探讨的主题。我们不该忘记，跟苏格拉底的大多数对话者一样，亨利希也是个二十来岁的能干少年。商人们刚刚对他描述了奥格斯堡的姑娘如何美丽，给他讲了一对可爱的年轻夫妇和他们私生子的幸福传奇。性能够中断社会，也能够延续社会——我们很快就将讨论小说中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在年轻的主人公跟克林索尔的女儿玛蒂尔德仅仅跳了一夜舞、最终偷吻了这个美丽姑娘的时候，诺瓦利斯立刻结束了宴会。

此前，商人们将诗歌比喻成古代异端的藏身之地，克林索尔和主人的祝酒歌暴露了隐藏在这个比喻中的颠覆性：“异端只出现在古代传奇中，他们是人类远去的敌人。”人们可能认为异端已经“远去”，但诗人通过再现异端却能使之重现。这些商人，这些“英雄”，这些优秀城邦居民中间，就藏着危险的破坏分子。只要利用傀儡，克林格尔对亨利希提到的诗歌腹语就能成为可能。落入诗人甜美声音的陷阱，心甘情愿传播奇谈怪论，蒙在鼓里的商人们成为了异端的同谋。他们既然同意诗人有权“享受每一片红唇”，那么，亨利希就可立即付诸实践，正如他们成为诗歌危险的传递者，将他们听到的两个故事传给了亨利希。

将商人们讲的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来读，就构成了《奥夫特尔丁根》对《王制》戏剧性的答复。这两个故事都充满了希腊神话的隐喻，分别代表了诗人对城邦之影响的想象性测试。这些典故都有针对性，逻辑上直接与《王制》相关，其独具匠心的设计，毋容置疑，诺瓦利斯要挑战柏拉图的文本。第一个故事偷换了苏格拉底驱逐诗人的理论基石；第二个故事则建立起与苏格拉底的王制完全相对的城邦——不过暂时看起来跟苏格拉底的结论一致，诗人对政体构成了威胁。

第一个故事是商人们关于传奇诗人的开场白引出来的，叙述了一个年轻诗人的历险，被人逼得跳船入海，奇迹般地被海豚救起，将他安全送达海岸。这个故事以希罗多德《历史》（I, 23-24）中的某段掌故为蓝本。希罗多德在讲这段掌故之前，已经讲了许多关于勾引公主的逸事（在商人们讲的第二个故事中勾引公主是核心事件），讲完这段掌故后，就记了几则梭伦的人生大事，包括他游历埃及。诺瓦利斯在两方面改变了希罗多德的掌故，这两方面都跟我们讨论有关。一方面，掌故中的这个诗人原本名叫阿里安，据希罗多德说，他发明了颂歌；但在诺瓦利斯笔下，他却成为俄耳甫斯一样的人物，是诗人之父，惊天地动万物，法力无边（商人们认为传奇诗人都有此法力，这种法力也是亨利希在小说开篇几页中一直思考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希罗多德的掌故中，强迫诗人跳海的船员安全返航后，受到了审判；而在诺瓦利斯笔下商人们的故事中，这些船员遇海难身亡。

希罗多德和诺瓦利斯两个版本中的故事，中心都是围绕诗人神奇地在海豚背上获救。苏格拉底在《王制》第五卷中对此细节有所影射。这一卷开始就提到苏格拉底假装被格劳孔、阿得曼托斯和玻勒马霍斯“抓住”。他们强迫他要说清楚妇女在城邦中的地位，苏格拉底回答说，“既然这样，我们也只好游下去，希望安然渡过这场辩论，但愿有海豚把我们驮在背上，或者有其它不寻常的方式得救”（《王制》453d）。苏格拉底只是在巨大压力下才提到这次神奇的脱险。在第六卷中，阿得曼托斯再次强迫他，指控哲人既危险又无用（这正是苏格拉底常用来对诗人的指控）；这一次，苏格拉底采用了最不寻常的方式——诗意的方式——突围。在为哲人辩护中，苏格拉底讲了船和领航员的故事。这个故事，尽管不如诺瓦利斯笔下那么清楚，但还是直接源于希罗多德。

在苏格拉底的故事中，领航员就相当于城邦中哲人的角色。尽管他是掌舵的不二人选，但他不能说服其他船员他有此本事，他们将他当成是“看星迷、唠叨鬼和大废物”。他们在船上互相争夺掌舵的权力，有些船员可能为此被抛入海中。他们对权力的欲望和他们不能辨别谁才是真正的舵手，造成了船上的混乱、不义和暴力。

在诺瓦利斯改编自希罗多德的故事中，见钱眼开的船员觊觎船上诗人的财富，密谋将他抛入大海，瓜分了他的钱财。他们威胁诗人时，诗人提了个请求，允许他高歌一曲。由于对诗人的法力心怀戒备，船员于是用蜡堵住耳朵，才让他放声高歌。诗人的歌声引起万物的同情。一曲歌毕，诗人趁船员还没动手，就跳入了海中，正好被善良的海豚救起，安全抵达目的地。在船员为他的财富大打出手之际，船只搁浅沉没，诗人的财富被海中的动物带回来，奇迹般地物归原主。

将希罗多德和柏拉图两个故事版本的特征混在一起，诺瓦利斯开始颠覆柏拉图的理论基石。诺瓦利斯更忠实于希罗多德，保留了船上的诗人意象，而不是以苏格拉底的领航员-哲人取而代之。据苏格拉底的说法，哲人才是最适合的王者。在此，诺瓦利斯并没有声称，诗人是最适合的王者：诗人只是乘客，船行中的过客。在苏格拉底的故事里，领航员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低估，更有可能被扔进大海。同样，诺瓦利斯的诗人也没有听者，但不是因为船员认为他是傻瓜，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他歌声的力量。

眼见大祸临头，诺瓦利斯笔下的诗人采取拖延战术，脱离虎口，跳入安全地带——不是跳入大海，而是跳入神奇的“深渊”。最重要的是，据苏格拉底的说法，因为忽视和羞辱了哲人，城邦才陷入不义的怪圈。在这点上，苏格拉底更忠实于希罗多德的蓝本，让船只在大海上继续前行，船员在抵岸后受到正义的审判，他们将为自己的不义而受苦。诺瓦利斯则直接让船沉没，对苏格拉底驱逐诗人的法令给予了最激进的报复。他不再只是重复传统的做法，婉拒苏格拉底的驱逐令，如亚里士多德（和克林索尔）那样，假设没有诗人的城邦就不成其为城邦，现在，他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反过来威胁苏格拉底：如果你驱逐诗人，船只将沉没，国家将覆亡。

商人们讲的第二个故事似乎为该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最佳的城邦该由诗人主宰；最佳的城邦就是诗意的城邦。这当然是批评家对这个故事的传统解读。人们以为，这就是诺瓦利斯理想城邦的神话，是诗人统治的黄金时代、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然而，考虑到我们已经在诗人克林索尔身上看到的那些阴影，将难以简单接受这种解读。这个故事表面上完美无缺，事实上可能十分阴险。因为，这个故事的题材涉及最大的政治灾难，直言之，最严重的叛国行为造成诗人僭夺王冠。

第二个故事情节梗概如下：具有传奇血统的年迈国王，在诗人的出谋划策之下，治理亚特兰蒂斯岛。这个人间天堂惟一的问题是，找不到人匹配国王惟一的掌上明珠。某日，美丽的公主外出散步，走进了都城附近一个老人和儿子居住的木屋。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翌日，公主返回找寻头天在路上丢失的宝石，正好路遇前来送还宝石的心上人。此时，突然暴雨如注，雷电交加，两个年轻人就到路边洞穴过了浪漫一夜，激情之下，他们就在长满苔藓的石床上成全了好事。公主担心事情败露，不敢回宫；于是，年轻人的父亲同意将他们藏起来。次年春天，在普天同庆的节日上，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老者和一个小孩来到年迈悲伤的国王面前。年轻男子当着国王唱了三首歌：听完第一首关于起源的歌曲后，国王赐予了他一份礼物；当唱完第二首感叹诗人命运多舛的歌曲之时，国王那只心爱的山鹰将国王的金额环衔到年轻男子头上，年轻男子立刻又将这额环递给旁边的孩子；年轻人的第三首歌曲歌颂了他与公主的爱情故事，了解真相的国王喜极而泣，他将亲人拉在身边，将小孩无比虔诚地举向空中，接受载歌载舞的臣民的欢呼祝贺。

即便只知道故事梗概，我们也能看出诗人这里的许多特征，跟我们已在诺瓦利斯文本中找到的那些特征看上去自相矛盾。尽管帮助城邦生产继承人至关重要，但诗人自己不是统治者，正如当王冠的符号落到他头上，他要迅速将他转移给另一只已经伸出的手中。远离政治舞台才对他最为有利，换言之，他展现在公众面前的角色只是谦卑的仆人或谋士。这些角色最值得他青睐。最后，尽管他不合法的性行为得到了大众的谅解，但它仍然对财富和血统构成了威胁和颠覆。

“消失之城”亚特兰蒂斯

在柏拉图看来，诺瓦利斯笔下的亚特兰蒂斯可能是最糟糕的政体，甚至干脆就是最糟糕的政体：它融合了《王制》政体等级中最坏的两种政体（民主制和僭主制）的特征：诗人享有无限特权是民主制的标志；对城邦弃之不顾是僭主制的标志。诺瓦利斯笔下的亚特兰蒂斯也就有了因果报应：

从少年时代起，国王就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诗人的作品，千方百计地搜集各种语言的诗歌，花了许多资金，一直把结交歌手看得高于一切。他吸引他们从每个角落来到他的宫廷，给予他们许多荣誉，他永远听不厌他们的歌吟，常常由于一首诱人的新歌，忘记十分紧要的朝政，甚至废寝忘食。

疏于朝政，朝廷纯属摆设，宫廷生活就只是浅饮低酌“可口的佳酿”，亚特兰蒂斯老国王是宫廷政变的最佳目标。他十足的老迈昏聩，居然相信那些诗人的阿谀奉承，也就难怪他难以找到具有足够纯正血统的乘龙快婿入赘皇室，为王位制造继承人：

国王固然非常仁慈，但也几乎不知不觉地产生了高人一等的感觉，因此在他看来，让他的女儿跟一个门第和地位较低的男人结婚，任何类似的想法皆是荒唐的，或是无法忍受的。她独一无二的高贵价值益发证实了他心中那种感觉。他出自一个古老的东方王族。他妻子则属于著名英雄鲁斯坦的后裔中最后一支旁系。身边的诗人总是为他歌颂他与古代世界的统治者、与那些超人的血缘关系，而在诗艺的魔镜之中，他与别人在身世上的距离显得更大，他的家族愈加荣耀，于是他觉得，只能通过比较高贵的诗人阶层跟其余的民众建立关系。他徒劳地环顾四周，希望能发现第二个鲁斯坦。

国王执迷于空想，一再标榜自己血统的纯洁性，最终有了绝嗣之虞，威胁着王室命脉。整个王国跟国王都已老朽，古老的源泉已经渐渐枯竭。

亚特兰蒂斯传奇性的血统源泉阻碍了其发展，同样，公主的期许也束缚了她开花结果。她的贞洁蜚声远扬，没有人把她看成仅仅是个公主。人人都为她附加了想象：她父亲爱她“因为她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总让他想起早已去世的妻子”；她的臣仆敬畏她是“天上的仙女”；她的追求者膜拜她是“艺术看得见的灵魂”。亚特兰蒂斯纯洁的起源威胁着王族血统的断裂，这断裂刻写在公主身上的标志就是，她是公主又不只是公主。她仅仅是作为他者而存在，从来就不只是自身。

从那对热爱自然的父子的农庄回到宫中的那个晚上，公主感受到了她身上的那个他者，像“一道神奇的面纱，上面有宽宽的褶子，渐渐蒙住了她清晰的意识”。在自我和他者之间摇摆不定，她方寸大乱，也就避免不了犯下出格之事。毫不奇怪，她失落的宝石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母亲送给她的纪念品，可以确保她的自由护身符，只要戴着宝石，她绝不会违心地接受别人的控制”。宝石落入了他人之手，她也将很快“堕落”。正如我们看到，在国都之外远离大道的洞穴中，在一个远离中心的“浪漫之地”，她将委身于自然之子，暗结珠胎。

像公主一样，回到宫廷的国王也像“掉了魂似的”。他想“像个国王一样”默默地忍受痛苦，但面对女儿的空房，他最终还是忍不住嚎啕大哭。他的王国已经崩塌，他承认自己已经被推翻，不再是一个君王：

一切的荣耀、高贵的血统现在对我又有何益？……。我倒宁愿自己是一个最卑贱的奴仆。这样我至少还拥有我的女儿，也许还有个女婿和几个绕膝承欢的孙子，这样我会是与现在不同的另一类国王。做一个国王不是凭王冠和王国。

绝望之中的国王希望他是“另一类国王”。他希望超乎自己想像地快速实现这种愿望。对他来说，王冠和王国已经失去了象征王权的意义，很快就将易手他人。

放弃了君王的标符，希望成为普通平民，国王梦想着下野，宣布了逊位。他金口一开，即为圣旨，离开了王位。他遭受着女儿同样“堕落”的命运，只不过以相反的方式，因为当他宣布退位、放弃权力标符之时，公主“随手”就将它们传给她的儿子、新的国王。这些权力的标符将在宫殿前面公主情郎的歌声中获得新生。年轻人用歌声编织了王国焕发青春的梦想，宣告了王国青春的重临，正如包括年迈国王在内的每个人都臣服于他歌声的魔力。国王宠爱的山鹰奇迹般地将王冠丢在他的头上，年轻的歌手迅速将它递给伸手来要的儿子。

诗人用歌声完成了一桩最大的政治灾难：颠覆政权。诗人破坏了合法继承的传统，将象征政权的标符从国王那里转移给他的私生子。他用音乐的魔力迷住了公主、平民和国王，这些人不但对诗人的仪式顶礼膜拜，而且积极主动参与。年迈的国王在臣民面前虔诚地将孩子高高举起，在那一刻，他正式废除了他本应该维系的合法统治。他和整个王国都拜倒在诗人的魔法下。诗人编织出一个虚幻的王国，这个王国是一场梦，在那里，不真实看上去成了真实，不合法看上去成了合法。

这种虚构的力量解释了《王制》中苏格拉底为什么要猛烈攻击诗人的巫术。苏格拉底还指责诗人歪曲事实（第二卷），指控诗人的一切文字本质上是虚妄（第十卷），他呼吁驱逐诗人。这些惊人之语都有事实为据。他猛烈地谴责“这些可怕的魔术师和僭主拥立者”（《王制》572e），不过，这样的谴责在对话中从来没有推理说明。在《法义》中，柏拉图也判了巫师死刑（933a以下）。《法义》中的暴力倾向跟《王制》中对诗人的放逐如出一辙，同等重要。流放和处决是处理政治异端最值得肯定的方式。苏格拉底经常明确地将艺术和巫术相提并论。

“影子戏、木偶戏和其他同样骗人的玩意无不具有巫术功能”，苏格拉底用此话告诫格劳孔（《王制》602d），阴险地影射了第六卷中洞穴意象及其欺骗性的影子。跟哲人一样，巫师和诗人都有力量左右公共舆论（412e-13e）。但跟哲人不同的是，巫师和诗人不是借助哲学引导舆论走向真理，而是通过制造“幻象”，“在每个人心灵里建立起一个邪恶政权”（605c）。他们将人变成梦游者，“把相似的事物当成事物本身”（476c）。他们有能力将世界变成一场梦；这种能力是诗人对政权的稳定最大的威胁。在《王制》最后几页，苏格拉底对他的朋友承认，“我们也入了迷”，“你们知道，我们也喜欢，心甘情愿地听他们的模仿”。但是，苏格拉底坚持认为，诗人的这种魔力本身就构成了“对模仿的最严厉指控”（605c-07e）。所有诗人，尤其最杰出的诗人，必须无情地从城邦中驱逐，以免他们的巫术祸及城邦。

诺瓦利斯的亚特兰蒂斯似乎确证了苏格拉底对诗人最大的恐惧。亚特兰蒂斯故事戏剧化地表现了诗人的魔力，他们将虚构当成现实，将幻象作为实物，将不合法的君王变成合法的君王。诗人的魔力产生了坏政权，或者不妨说，使坏政权变本加厉。诺瓦利斯在其笔记和作品中不断地将诗歌和魔术相提并论，所以会同意柏拉图的看法：诗人对城邦构成了危害。诺瓦利斯在他的亚特兰蒂斯故事中似乎没有涉笔任何威胁《王制》的东西。亚特兰蒂斯仅仅是《王制》的对立面而已，不是一个驱逐了诗人的城邦，而是一个被诗人颠覆了的城邦。亚特兰蒂斯并没有跟《王制》正面冲突，但诗人却从内部将其颠覆。生长于城邦内部、皇家封地边缘森林中的诗人，最终将亚特兰蒂斯推向了覆灭。随着亚特兰蒂斯这块岛屿的沉没，《王制》也就一再逃避提到它们之间的那场伟大的战斗。

三

我们已经详尽地描述了对小说《奥夫特尔丁根》截然相反的两种解读。第一种解读推进了对小说的传统阐释，认为诺瓦利斯在毫无保留地为诗唱赞歌，积极站在诗人一边辩护，抗议苏格拉底在《王制》中对诗人的排斥。第二种解读暴露了小说中诗歌最坦率的崇拜者的立场问题，追寻了亚特兰蒂斯故事中颠覆政治的潜流。小说的佯谬令我们左右为难：它既高声赞扬诗歌，又在暗中耳语警告。两种解读都设法将《奥夫特尔丁根》定位为不是赞同就是反对《王制》。小说身不由己的自相矛盾，暗示了诺瓦利斯对柏拉图极度矛盾的心态。第一种解读中的诺瓦利斯表现出他对柏拉图的景仰，他借用诗化小说系统地驳斥了（或者按照更传统的说法，是完全不顾）苏格拉底对诗人的攻击；第二种解读中的诺瓦利斯本人就是一个诗人，他同意苏格拉底的观点，用诗意的语言说明了诗歌的颠覆性。

要找到一条走出迷津的道路，我们就必须暂时悬搁这两种解读，然后考虑下述可能性：小说看上去的模棱两可可能恰恰是诺瓦利斯针对《王制》精心设计的立场，与其说是我们的阅读障碍，不如说是通向亚特兰蒂斯的必要弯路。《奥夫特尔丁根》的含混双声（我们早先称其是《王制》的“对位”）或许是某种关于亚特兰蒂斯的含混态度的必然结果。在亚特兰蒂斯的影子中，诺瓦利斯用魔法建构他自己的亚特兰蒂斯。魔法已经将我们引入阐释的困境，也只有魔法才能帮助我们摆脱困局。让我们回到诺瓦利斯的亚特兰蒂斯，更细致地看看究竟是什么魔法将我们带到那里。

如果我们再次回忆一下年老隐士的说法，即《奥夫特尔丁根》是关于诗歌的讨论和教化，那么，我们对亚特兰蒂斯故事的解读显然只注意到诗歌“讨论”这半部分。同样显然的是，以此方式解读的时候，我们一直忽略我们不妨称之为的故事教化之“声”。在亚特兰蒂斯政权更替的过程中没有流血事件，王国似乎以温柔自然的方式经历了新生，就如春天来临，万物竞发。但在公主和诗人浪漫性爱中无疑存在某种亵渎，新国王肯定应当被视为非婚产物。那么，究竟是什么魔法将这小孩送上王位？又用什么魔法使他的统治不比老迈的国王缺乏合法性？

亚特兰蒂斯的中心问题是传承君王血统的问题。公主像她故去的妈妈一样，是古代传奇英雄鲁斯坦惟一残留的骨血。鲁斯坦传承下来的是母系血统，亚特兰蒂斯年迈国王的血统大致跟诗人父子的血统相同。我们只是从宫廷诗人那里知道老国王的血统。他们“总是为他歌颂他与古代世界的统治者、与那些超人的血缘关系”，“他出自一个古老的东方王族”。来自“东方王族”的说法跟《王制》中讲述传说中亚特兰蒂斯统治者的起源相符。我们可以相信，《奥夫特尔丁根》中的宫廷诗人会将此血统赋予新王——可能不需任何理由。因为诺瓦利斯隐去了亚特兰蒂斯老国王的真正血统，也没有透露热爱自然的诗人父子的血统。他只说，这老人身体健康，睿智大度，“多年以前，……来自很远的地方”，其子生着一副“高贵的脸”。小说中严格遵循着老国王的血统与新国王的血统之间的对比。血缘倍受宫廷诗人赞颂的亚特兰蒂斯老国王育有一女，而女儿的母系血统更具传奇色彩；亚特兰蒂斯新国王的父亲高歌了世界的起源和诗人获得“最高奖赏”的特权，他继承了祖母传奇的血统。亚特兰蒂斯新国王跟老国王一样是合法的——也是不合法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此建构出来的亚特兰蒂斯故事，在文本中已经不可能确定新老国王的合法性问题。

沉没的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蒂斯的合法性危机找到了诗歌为支点，借助魔法——诗人歌声的魔力和皇家山鹰的王冠礼物——得到解决。这一神奇的政变早就做好了铺垫，象征性地表现于年轻男子先前的行为：当国王痛哭流涕放弃君权之时，是他获得了公主的护身符。护身符虽然不是这个善良的自然之子偷来的，但他也没有简单地物归原主。他拾到公主的护身宝石之后，就在纸上写了一首诗——这是小说中第一首诗——然后用纸将护身符包好送回公主。他甚至不清楚他究竟写了些什么，但那张写了诗的纸片就如产生了魔力，公主很快就委身于他。最重要的是，他的诗不是写在护身符宝石上面：宝石上面已经刻着字，其中一面刻着“玄奥的铭文”。在国王否定了王权符号意义之时，在诗人为儿子重新赋予王权符号意义之前，公主失去了她美德的护身符，那一枚玄奥难解的宝石，不久也就失去了处子之身。在两种情形下，合法的统治者跟王权符号的分离都以“亵渎”的方式完成。这种“亵渎”尽量将亵渎对象——王室血统的纯洁性、公主的美德、护身宝石上的铭文——保持完整。

在亚特兰蒂斯故事中，诺瓦利斯邀请我们考虑，任何政权的起源都不纯洁，新政权的加冕、新政体的草创，总要涉及对失去意义的传统秩序符号赋予新意甚至重写。亚特兰蒂斯故事就叙述了权力移交或权力新生的仪式，通过拉长交接仪式“悬而未决”这一刻，来区分合法与不合法。其仪式性或神话性的叙事暂时将合法政权与不合法政权之间的区别抛掷一边，将这两种政权视为相辅相成而非截然对立。作为《王制》敌人的亚特兰蒂斯，不是不合法主宰着合法，而是合法和不合法彼此成为可能的地方（或深渊）。这种加冕的场景或仪式，正是借助抹杀国王跟王位的非本质关系，才得以自我完成。每个国王都是新王，其加冕依赖于权力符号，这些权力符号有能力象征诺瓦利斯所说的“虚构性的魔力”。国王和王位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国王是在众人公认的虚构性仪式中接手权力符号；这种仪式像魔法一样起作用，既不是仪式本身有什么力量，也不是仪式被赋予了什么力量，因为这两者密不可分。

诺瓦利斯的亚特兰蒂斯故事描写了新政权的诞生或旧政权的新生，完成了《王制》中克里提阿惟一的心愿：让《王制》直面其原初的敌人。因为在《克里提阿》中，这两个“敌人”并没有拉开战线，列阵对垒，而是点到即止，遮蔽战事。在诺瓦利斯的亚特兰蒂斯中，“不合法”与“合法”互相协助、对抗、建构、抹杀。诺瓦利斯的亚特兰蒂斯故事丰富了克里提阿对亚特兰蒂斯的介绍，解释了这座曾经跟《王制》长期军事对垒的沉没岛屿为什么从柏拉图文本中消失。

本文前两节中构成的阐释矛盾来自它们对《奥夫特尔丁根》的定位，要么认为它赞成《王制》，要么认为它反对《王制》。对克林索尔和商人们代表诗人所作证词的解读，或者对亚特兰蒂斯故事中诗人颠覆力量的戏剧化解读，最终都自相矛盾，因为这些解读都只认识到诗人极端矛盾心态的一个方面。在亚特兰蒂斯故事中，符号的功能背后暗示着诗人对城邦既有利益又有危害。诗人有操纵符号并赋予符号新意的能力——对诺瓦利斯而言，即便国王也是符号；这种能力对政权的建立而言，既必要又有害。

我们不妨称这种纠缠着我们难以定位小说与《王制》关系的问题为一个“地理”问题。这个问题来自亚特兰蒂斯的特殊位置或特殊地貌，从而成为《王制》的敌人。亚特兰蒂斯（我们应该记住关于它的故事总是用形形色色的专有名词加以叙述的）在《克里提阿》结尾就消失，这个敌人还没来得及公开反对《王制》，我们都还没有弄清这个敌人内外的底细。就像诺瓦利斯的亚特兰蒂斯故事中，来自“国都之外”、在“一个浪漫的地方”勾引走了公主的小伙，或者像商人们讲的故事中，从船上跳入了“深渊”的诗人，正如我们先前提到过那样，亚特兰蒂斯沉入了《克里提阿》最后一页的空白之中。柏拉图用空白来结尾——用空白来缠绕他写下的每个文字。沉没的岛屿在没有标志的无声战场上跟《王制》宣战。

古希腊城邦

在《王制》谈话的整个进程中，有个明显的空白：没有人问过苏格拉底，他的理想城邦将如何立法。苏格拉底最接近于处理该问题的是在这一段落，他插入说明了他理想城邦的可能性，拒绝人们“因为他像祷告者一样说了无用的东西就应该嘲笑他”（《王制》499c-d）。苏格拉底强调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为这种观点而战斗，只要哲学女神主宰城邦，我们所构想的政权就是已经实现的，或正在实现的，或将要实现的。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根本不提不可能性”。这段话特别值得注意，有两个原因。首先，尽管苏格拉底在此提到“像祷告者一样说了无用的东西”，但在《王制》中他第一句话就是他“下到比雷埃夫斯港，参加向女神的祷告”。其次，他奇怪地提到了“哲学女神”，他将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态并置的强烈语气（“已经实现的，或正在实现的，或将会要实现的”）都在提醒我们，在《王制》的文本中，苏格拉底已经参与到对正在 “实现”的理想城邦的建构。事实上，苏格拉底及同伴通宵达旦在做的就是为他理想的城邦立法。

在《王制》中，每当苏格拉底和同伴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他们就重复说：我们愿意将它当成法律……在他们的对话中如此频繁地模拟雅典公民大会立法程序，这些话（我们愿意将它当成法律）成为《王制》整个法律大厦的柱石。它们是法令，同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是祷告和符咒（“祷告”和“符咒”都是希腊语中代表“法律”的nomos一词的本来含义，这个希腊词也意味着“宗教性的歌曲”）。苏格拉底的哲学女神掌管立法和音乐。亚特兰蒂斯的诗人也一样，他使大众相信他的子孙具有合法性。诺瓦利斯的亚特兰蒂斯阐明了立法的问题（这是苏格拉底没有被问到，也就没有回答的问题），但它并没有简单地把获得主宰权的不合法强加于合法之上，而是将两者推向共同的平台（或者抽离他们的平台）。无论在柏拉图的文本中,还是在诺瓦利斯的文本中，亚特兰蒂斯都击中了王制的“起源”这个要害。亚特兰蒂斯神话之所以对《王制》构成了最大威胁，是因为它有力量暴露合法性的仪式化起源问题。

四

“克林索尔童话”是诺瓦利斯最著名的故事，也是《奥夫特尔丁根》中最长一章和最后一章。尽管人们经常将其正确地解读为诺瓦利斯关于新生的最完整神话，但这种新生具有的明显政治特征几乎还无人考察。详细讨论诺瓦利斯笔下的神话远非本文篇幅能及（人们或许会说，诺瓦利斯的全部作品就是旨在书写现代神话的前提条件和萌芽状态），即使在此单独详解“克林索尔的童话”也会越走越远。依照惯例，我们仍将回到错综复杂的童话文本，去了断我们的研究论题——《奥夫特尔丁根》跟《王制》的关系，因为柏拉图对诺瓦利斯的影响最明显地反映在这个童话中。童话的转折点跟《王制》中苏格拉底使用的两个最著名意象相关，小说中再没有地方更准确地象征着诺瓦利斯跟柏拉图文本争执的方式和赌注。

在1800年2月写给蒂克（Tieck）的信中，诺瓦利斯说，“要是我马上见到你，我会给你看我小说中的一个故事和一则童话”。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诺瓦利斯提到的故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亚特兰蒂斯故事，所指的童话就是克林索尔童话。此时，蒂克已经成为他最好的朋友，诺瓦利斯想把这两部分文字一起拿给他看，表明亚特兰蒂斯故事和“克林索尔童话”有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是他在小说写作之初始料未及的。在整个新生的神话中，“克林索尔童话”跟亚特兰蒂斯故事一样，明显展示了一幅政治新生神话的画卷。这则童话始于流星的出现（《信仰和爱》中将流星确切当作革命的征兆），终于新人厄洛斯和弗蕾亚的结合。跟亚特兰蒂斯故事中的情人一样，这对新人也只有一半王室血统。弗蕾亚是大角星国王的女儿，故事中这个北方的冰雪王国正经历新生；厄洛斯则来自一个平凡人家，平凡得连家族姓氏都没有，他的父母只是简单称为“父亲”和“母亲”。但是，国王和皇后在故事结尾却得到民众热烈的欢呼，“祝老君王夫妇幸福！他俩一直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竟没有认出来！祝我们幸福！他俩将永远统治我们！” 像亚特兰蒂斯故事中的小孩，厄洛斯和弗蕾亚这对新人也得到民众的高声祝福。臣民们赋予他们统治绝对的合法性和永久性，迅速忘却了或否定了他们登上王座存在任何问题。

诺瓦利斯挑选大角星作为国王的名字，建立了另一层跟亚特兰蒂斯平行的关系。许多人已经注意到，诺瓦利斯在写给施勒格尔的信中似乎已经把大角星定位为象征幸运的人物，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大角星在诺瓦利斯可以接触到的文学文本中的功能（在关于诺瓦利斯的批评中，只有一篇例外，精心考证了诺瓦利斯常常不为人知的写作素材）。在前面，我们已经表明，克林索尔童话跟亚特兰蒂斯故事有相似性。在希腊文学中，出现过三次跟这种相似性有关的大角星。首先，柏拉图在《法义》（844e）中提到大角星，说他“带来了葡萄节”，显然暗示着大角星是季节性繁殖的星象标志，这种繁殖功能在诺瓦利斯的故事中得到保存。其次，希腊神话将大角星等同于宙斯跟女神卡里斯托（Callisto）生的私生子阿尔卡斯（Arcas），传说中嫉妒的天后赫拉将卡里斯托变为熊，某日，阿尔卡斯出去打猎，看见了已经变成了熊的母亲，准备把她杀死，宙斯阻止他，用一阵风把他们母子俩卷到天国，从此，卡里斯托成为大熊星座的“大熊”星，阿尔卡斯就成为保护“大熊”星的大角星。最后，还有其他一些神话将大角星放在“牧夫”座，这层关系肯定让诺瓦利斯怦然心动，在他文学道路之初，就决定使用家族古老的名字（诺瓦利斯是个德语化的姓氏，意思是“来自可耕的土地”），还将自己最早的两部作品分别题名为《授粉》和《开花》。大角星有了这三层联想，我们发现“克林索尔童话”发生的“星座”跟我们早先看见在亚特兰蒂斯故事中的星座相同。小说中此前的诗人既是播种者又是收割者，既是颠覆秩序者又是保持现状者，既是危险分子又是看门人。在童话故事一开始，诗人这些功能就暗含在了诺瓦利斯为冰雪王国国王选择的名字之中。

阿尔卡斯和变成熊的卡里斯托

为大角星国王的王国带来新生的最活跃的人物是小寓言。小寓言的奇遇开始于因《王制》而著名的两个意象：洞穴和太阳。克林索尔寓言进展到三分处，厄洛斯已经离家上路前往大角星国王宫，就在此时，家中的录事把他父母囚禁起来，逼使他的妹妹小寓言出逃。小寓言从屋子后面一道暗门跑出来后，进了一个神秘的洞穴。跟苏格拉底笔下的意象一样，洞穴之“光”得到最生动地描写。诺瓦利斯在一个段落中描写了这洞穴之“光”，其神秘和优美堪称浪漫想象之表率：

小寓言朝下走了很久，最后终于走出通道，来到一个露天广场，周围有一排华丽的柱廊，一道大门将广场封闭起来。这里的一切东西都是昏暗的。空气像是一片巨大的阴影，天空中悬着一个发出黑色光线的物体。人们可以清晰地分辨一切，因为每件东西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黑色，并在身后投下一道亮光；光与影仿佛在此交换了角色。

小寓言七弯八拐地穿过洞穴，来到了苍老的命运三女神的作坊。借着油灯发出的类似“黑光”，命运三女神正忙着纺纱、量尺、剪断命运之线。小寓言刚加入纺纱织线不久，录事就追了上来，跟命运三女神一道密谋置她母亲于死地。

命运三女神

在小寓言第一场历险中，诺瓦利斯重写了苏格拉底的洞穴意象，将阴森的洞穴书写得更加险恶丛生。在《王制》第七卷，苏格拉底将洞穴当成是观念的虚幻王国，每个人都命中注定要落入洞穴，哲人也不例外，他从刺目的阳光中回头后被迫要回到的洞穴中。苏格拉底的洞穴中有一堆大火照亮；这堆模仿太阳的大火将木偶人和泥塑的影子投射到墙上，所有困在洞穴的人都能看见墙上的影子。诺瓦利斯的洞穴之“光”不再模仿太阳，而是反向作用，发出黑光。在这里，真实没有被模仿，真实也没有投下影子。在这里，小寓言为命运三女神织布，录事密谋害死她的母亲，虚构不是为了尽力模仿现实，而是为了吞噬现实。

录事和命运三女神密谋烧死小寓言的母亲，跟母体一刀两断，为此他们已经备好了柴火，似乎就要得逞，此时，童话出现了转折点。原本答应要救母亲的小寓言无计可施，被迫逃走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葬身火海：

她随即远远望见火刑堆上的熊熊烈火，一直升到绿色森林的上空。……太阳高挂在天空，愤怒使得它像火一样红，烈火掠夺并吞噬着阳光，虽然太阳似乎拼命想留住光，它却渐渐变得苍白，黑斑越来越多。太阳愈显得苍白，烈火便愈加炽烈，愈加强劲。烈火越来越贪婪地把光吞入自身之中，环绕白昼之星的荣耀很快耗尽了，伴随着嫉妒和愤怒的每一阵新的冲动，逃逸的光波加剧爆发，此时星辰只剩下一个黯淡的光盘悬在空中。最后，太阳一无所余，一团燃尽的黑渣坠入大海。烈火闪耀，其光芒非言辞所能形容。

诺瓦利斯似乎再次沿袭了苏格拉底的意象，不过是反其道而用之。虚构的力量最终胜过了真实。颠覆性的暴力意象蒙着神话和修辞的面纱，夹杂着新生的欢呼声，似乎再次圆满完成（诺瓦利斯的故事可能理想化了，但它们并不都是美丽的）。然而，在亚特兰蒂斯故事中，我们看到，只要仔细考察一下这种欢呼的“语调”或“声音”，就不难发现，简单地将合法与不合法对立起来的态度本质上存在问题。在“克林格尔童话”中，我们也看到，诺瓦利斯精心书写的洞穴意象和太阳意象，目的也在拷问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录事和命运三女神表面上战胜了母体，吞噬了太阳，但虚构的“胜利”最终证明了虚构本身是把双刃剑：

录事及其同伙刚刚幸灾乐祸地观赏了母亲被烈火烧死，却大吃一惊，他们望见太阳从天上坠落。

他们想扑灭烈火，但只是徒劳，在这种场合中，自然难免有人受伤。疼痛和恐惧使他们发出可怕的诅咒和哀怨。

正如在亚特兰蒂斯故事中，合法与不合法、真实与虚构、真理与谬误，在新生的过程中神秘地交织在一起。录事和命运三女神烧死了母亲，造就出另一个太阳来取代太阳，但最终却殃及了自己。他们的阴谋不但没有成功铲除太阳，也没有真正杀死母亲。小寓言信守了誓言，用家中装圣水的水坛收集母亲的骨灰，将骨灰倒入装有圣水的碗中，众人饮过之后，母亲就再次“回到了每个人的身边”。

正如亚特兰蒂斯国王“成功”地为王位找到了合法的子嗣，录事和命运三女神用同样的方式“成功”地篡夺了合法性。“克林索尔童话”的运行逻辑虽然跟亚特兰蒂斯故事如出一辙，但花了更多的时间停留在新生过程中的负面效应或反面效应。在亚特兰蒂斯故事中，“纯洁”的王室血统通过变得“不纯洁”来产生子嗣；在“克林索尔童话”中，录事和命运三女神毁灭性的阴谋只有借助创造新太阳促使万物新生才能自我实现。诺瓦利斯在两种情况下都将新生比喻成对保证新生连续存在的母性血统的亵渎。但是，亚特兰蒂斯故事用浪漫的洞穴来掩盖了这种亵渎（我们或许将记得，根据《克里提阿》的叙述，波塞冬建造的亚特兰蒂斯本是他金屋藏娇之地），而“克林索尔童话”几乎是残忍地暴露了新生过程中的亵渎及其功用。

诺瓦利斯在“克林索尔童话”中利用意象说明了亚特兰蒂斯为什么是《王制》的首敌，推进了与柏拉图的斗争。在克林索尔童话中，诺瓦利斯用神话的形式重写了《王制》中两个最著名的意象，将太阳描写成洞穴中生成的幻象，最终颠覆了苏格拉底关于真实与再现的等级关系。正如亚特兰蒂斯的新王在洞穴中就已经孕育，正如亨利希在隐士的洞穴中就已经发现他未来的历史，“克林索尔童话”中的太阳也早在录事和命运三女神的洞穴密谋中就已经创造出来。在《王制》中，洞穴及洞穴中的影子像艺术模仿真实一样模仿了太阳。然而，诺瓦利斯笔下快速成为太阳对立面的洞穴，却是创造太阳本身的必需品。苏格拉底声称，太阳本身不能被看见而只能被再现，诺瓦利斯（他的本体论不是来自康德，而是来自费希特）则坚持认为，太阳“本身”已经是虚构或再现。借用苏格拉底的意象，“克林索尔童话”否定了任何“真实”先于“再现”。

如果说诺瓦利斯只不过颠倒了苏格拉底的意象，这种说法也就过于简单。“克林索尔童话”洞穴中现实之物的颜色重现于虚构的影像：亮着黑光的油灯不由自主地产生光，正如录事和命运三女神创造的太阳挣脱了他们的密谋。尽管苏格拉底的太阳从视野中消失，但“克林索尔童话”创造出的却是双重的日食，一个太阳被另一个太阳吞噬，这另一个太阳暂时将“真实”太阳或“虚构”太阳孰先孰后的问题搁置，而是假设它们彼此需要（正是在这点上，诺瓦利斯同费希特分道扬镳）。“虚构的魔力”不在于简单地创造虚构——创造虚构有什么魔力可言？而在于创造出限制自身和否定自身的真实。总而言之，“克林索尔童话”提供了诺瓦利斯经常为人所讨论的“魔幻现实主义”。

诺瓦利斯在“克林索尔童话”中对太阳和洞穴的书写延长了苏格拉底的太阳自我吞噬的时间，用神话的形式将这种自我吞噬描写为一个虚构篡夺真实或补充真实的过程。诺瓦利斯生动的戏剧表现了母亲葬身火海和录事与命运女神的覆灭中的暴力，揭示了苏格拉底在《王制》中利用修辞不断掩饰的某种观点。为了否定诗人拥有真理的权利（用诺瓦利斯的意象来说，诗人是录事和命运三女神的结合），苏格拉底自己也使用他经常尖锐抨击的手段——意象。为了确保成功地攻击从事再现职业的诗人，苏格拉底想方设法要抹杀他论说中意象这个源头（他“烧死了母亲”）。

诺瓦利斯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苏格拉底对克里提阿的挑战：他让苏格拉底那幅美丽的“画作”活动起来；他操纵意象，显现意象本来的位置，置疑意象为何处于次要地位。如果说后来几代人对诗-哲诺瓦利斯有兴趣，那是因为诺瓦利斯洞察了柏拉图高明的艺术才能，也正因为此，诺瓦利斯才迷恋上了柏拉图。在“克林索尔童话”中，诺瓦利斯将太阳书写为洞穴的产物，揭露了苏格拉底攻击诗人的玄机。《奥夫特尔丁根》以苏格拉底意象之道还施其身，延续了诗与哲学之间的永恒“战争”。这场战争不需要两个“死对头”严阵以待，阵线分明（苏格拉底用最聪明的策略使这场战争似乎本来就没有必要如此对垒）。相反，这场“战争”的逻辑强迫双方纠缠在一起，拿起对方的武器，如克林索尔给亨利希描述的那样进行战斗：

诗的对手觉得，最不舒服的事情就是，在与诗的对峙中，身不由己地变成了诗意的角色，经常在激烈的战斗中跟诗交换武器。然后，诗的对手被自己阴险的箭矢重创，而诗伤于她自己的武器的创伤很快就能痊愈，这些创伤反而使她变得更加强大，更有魅力。

亨利希心目中的启蒙理性主义者、诗歌代言人克林索尔在说“诗的对手被自己阴险的箭矢重创”之时，毫无疑问是在夸大其辞，因为即便按他自己的说法，也不可能决定什么是哲学的“武器”，什么是诗的“武器”。在他年轻时候就写下的童话中，克林索尔先是详细阐明了哲学使用了“诗”的武器，接着他又坚持认为，诗人需要理性和知识，表明诗也要借用“哲学”的武器。《奥夫特尔丁根》与《王制》就交换了武器，完全可以说，经过一场战斗，这两个文本都变得“更加强大，更有魅力”。诺瓦利斯用小说捍卫了诗人，认为诗人具有苏格拉底所说的“可怕的力量”（毁灭和新生）；诗人这种“可怕的力量”无论如何不可逃避。通过对柏拉图洞穴、太阳和亚特兰蒂斯等隐喻的重写，《奥夫特尔丁根》承认了《王制》具有巨大魔力；通过揭露《王制》中意象和立法所起的虚构功能和仪式作用，《奥夫特尔丁根》为苏格拉底进行了辩护，置疑雅典议会以妖言惑众和亵渎天神为据处决这个著名的牛虻。诺瓦利斯对柏拉图的迷恋近似于对话录中那个名叫西米亚斯（Simmias）的小人物对苏格拉底的迷恋，在《斐多》（78a）中，西米亚斯问：“但是，苏格拉底，我们现在到哪里去找一个懂得这些魔咒的魔术师，因为你……就要离开我们了？”

诺瓦利斯不是第一个站出来为诗人进行辩护，反击苏格拉底在《王制》中对诗人的攻击。借用虚构的形式进行反击，至少有一个著名的前辈，那就是柏拉图：柏拉图最先将亚特兰蒂斯虚构为《王制》的首敌。在《蒂迈欧》中，苏格拉底将他理想的城邦比成一幅画，克里提阿描绘出“最初”的王制，在那里，诺瓦利斯后来追求的战斗策略就已经发挥作用了。甚至在《王制》中，苏格拉底也称他自己的思想是“一首歌”（531d），自诩是“政权的画师”（501c）。柏拉图提醒我们注意对话的场景，小心谈话者的随口之言，尤其留意苏格拉底的话，就能发现，驱逐诗人之人原来也是艺术家、巫师（《美诺》80a-b）、术士（《卡尔米德》157a）。

苏格拉底攻击诗人，不是因为诗人是哲学的敌人，而是因为诗人也是善施魔力、精于修辞和虚构的强力对手。柏拉图的文本不断暗示，苏格拉底的身份与他的对手一致，但他仅仅在暗示。这些暗示被对话的洪流卷走，沉没在页边的空白地带。它们是亚特兰蒂斯岛的影子，一个看不见永恒阳光也无法消失在黑夜中的敌人：黄昏永罩亚特兰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