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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名人不打嘴炮！恩格斯也曾为了驳斥谢林的学说怒而出书

一、引言

在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视角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恩格斯的著作谱系中居有“锚点”（Anchor Point）的意义，从其以批判性观察的“英国状况”系列书写，到对谢林及其宗教哲学的驳斥所发端的文本群簇，所关切的核心都在于“变革中的生命”这一主题。这其中既有因社会结构的变动，新的差等阶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奠立，新的奴役形式在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佑护下取得了合法性与正当性，从而使得生命的全面发展受到窒碍，无以成就整全；又呈现出“革命之为责任”的勇敢担当，工人阶级在急剧发生的变局中崛起，并从此成为“一个以后再也消灭不了的阶级”，这样的“生命之变”也成为“革命之识”的重点。这一点，就体现在恩格斯后期著述《论住宅问题》中对于“因变而在”的整全性思考：

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想解决住宅问题又想把现代大城市保留下来，那是荒谬的。但是，现代大城市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件事一开始，那就不是给每个工人一所归他所有的小屋子的问题，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1

即使仅仅是民生基础层面的变革，也仍旧系于人类生命共同体的整体伦理架构，关系着生命伦理的结构性建制。

而在《论住宅问题》发表之后又二十年，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英国版作序之时，恩格斯进一步清晰地刻画了生命的颠转秩序下，生命价值被倾轧、被挫败、被伤害的实情：

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雇佣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实际内容，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某些小的欺压现象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已经从英国资本主义1847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2

以重建生命价值的整全为旨归，越出“小的欺压现象”而直击“制度本身”，恩格斯的生命哲学批判性地审视人类生产活动中的错谬与强制，与其两年后才终告编辑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将“阶级”范畴放置在最后部分的思路相呼应，“阶级差异”化的生命图景绝对性地突破了“契约论”的假然设定，将资产阶级主导的“平等协议”的伪善假面彻底撕碎。

“剩余价值”（Surplus-Value）视角的提出，正体现了生命的“第一人称”性，在整全的“属我性”（Mineness）的观照之下，才可以超越资产者的生产视角而回归“本己性”的生命创造。从无产者的本己的观察角度出发，恩格斯认为，

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把它们的轮子压轧着工人。3

巨轮碾压的形象恰如在“愚见者”爱比米修斯的贪求与莽撞之下，而必须出手拯救世人的“预见者”普罗米修斯在盗火后所遭遇的天界责罚，以生命献祭的方式表呈“革命立场”。而能将革命行动的意义透彻地讲授清楚，一生持续不断地追求，也使得恩格斯可以在晚年对于自身生命价值的趋向完美，而感到欣荣。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错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有过同样的情形，瞧不起他们的那些空论社会主义者现在也还有同样的情形。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区的觉醒仍然是这个世纪末的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4

本章从“生命直观”经验的鲜活体验之维理论，申论“可能世界”政治学视域下，因“权力规训”而造成的生命伦理错位，将建立于“平等契约”与“同意理论”的资产社会的“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激进化为主体性变革的突破方向，也由此而将知识论意义下的“真理”建基为革命哲学意义下的“真相”，进而以“真相”鉴证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构架出恩格斯所谏言的“批判的生命哲学”的宏阔论域。而且，也正是在革命立场下对于生命存在进行深入的哲学反思，才进一步申明，“哲学已经被推进为生命的问题了，没有人可以——也根本不可能——对哲学无动于衷。”5

二、坏世界

规训权力榨取了工人阶级的全部内在可能性，钳制他们的未来，将他们限制在黑暗世界的底层，在“自我保存”的最低限度之下与无休止遭际的厄运搏斗，最终使他们丧失了直观其自身劳动所构化的“创造性境遇”（the Human Creative Condition）的能力，无法以“内省”（Introspection）6发现并成就其作为理性存在者最为可贵、最为真切的生命价值7。

颠转莱布尼茨（Leibniz）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语法，恩格斯所批判的社会就是“在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坏的世界”，因为它是一个没有了“另择路径”（Alternative Choices）的、不可能不如此又“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世界图景；而恩格斯作为一名意气风发的“青年变革者”，他所要做，并特别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要突破的，就是所有的道德学作者或改良派所困守的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彷徨的“愚昧”困境，是那些视历史只是现存因素的畸形组合，命运重复无可改变，而绝无真正的“重整秩序”以“重建价值”之可能的短视与呆滞。在这个“坏世界”的系谱之中，无产者的“本真之我”（Authentic Self）同样荡然无存。

如果“我”的意义是本己的自己，那么“我”并不首先存在，首先存在的是以常人方式出现的他人。我首先是从常人方面而且是作为这个常人而“被给予”我“自己”的。此在首先是常人而且通常一直是常人。如果说此在本己地揭示世界并使世界靠近自身，如果说此在对其自身开展出它的本真的存在来，那么这种揭示“世界”与开展此在的活动总也就是去除种种掩盖与蒙蔽，总也就是拆穿此在用以把自身对自己本身阻塞起来的那些伪装。8

资本权力造成的敉平化，将每一个理性行动者的“意向立场”规约和简化为对于资本意志的绝对服从，而又因其至高超绝（Transcendent）的存在位格，使得底层存在者对于阶序差等的服膺，只是使其失去自身的意义视域，混同于每一个被敉平的“他者”。“坏世界”所具身化的存在论意涵，因此同样意味着“无时间”性（Timelessness）。

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是从本真的将来到时的，其情况是：源始的时间性曾在将来而最先唤醒当前。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首要现象是将来。非本真时间性本身有其不同的到时样式；将来所拥有的优先地位将与此相应而有所改观，但这种优先地位还会在衍生的“时间”中浮现出来。9

在非本真的意义上，在行为者“此在”的绝对“浸没”之中，未来并不存在，恩格斯所呼喊的“革命时代”（Time forRevolution）的“到时”也无法“展开”。在生存革命的视野下，资产阶级所固守的权力关系意味着“未来”维度的缺失，也由此是本质之“我”的阙如。

工人阶级被限制于“伪装”与“遮蔽”状态下的阶级意识，无法看到自身解放的变革途径，正在于对“具身化”的“在世之畏”的生生感通，进而奋起响应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呼召，成为推动变革者，反抗斗争中“大写的人”。

只有代替个人有限生命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生命，才有望成为这个积累过程的巨型主体，这个过程才能以充分的自由全速前进，不受个体寿命的限制和个人所持财产有限性的阻碍。只有当人们不再作为只关心自身生存的个体，而是作为“类存在”（马克思的Gattungswesen概念）来行动；只有当个体生命的再生产融入整个人类的生命过程当中，一种“社会化的人类”的集体生命过程才能沿着它自身的“必然性”前进，即在生命繁殖和生命所需物品的极大丰富这双重意义上，沿着自动化的过程前进。10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要达成的，就是通过对现代世界作为“最坏的可能世界”的充分描画，以充分证明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而成为“整体的社会生命”，才有可能脱离其艰困的生命此在，在“超越”的维度上，同时将人类社会整体带向新的社会阶段。

而作为恩格斯所批判的社会状态，也正是与整体的社会生存背道而驰的人人分立、互相攻歼的社会场域，在其中不仅有盲目的生产与消费博弈，更存在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宰制性迫害：这就是19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实情，在其中

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多有自己的特殊的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布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凡是可以用来形容伦敦的，也可以用来形容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形容所有的大城市。在任何地方，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第304—305页）

“每一个人仅仅将他人当做手段”来作为可利用的“要素”与“资源”，这正是斯密—萨伊的自由主义所构想的基于“假言命令”（Hypothetical Imperatives）的人类图景，而无论其所构境的“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s）有着怎样的高瞻远瞩，其理论在现实之中的“适用性”（Fitness）本身都是大可质疑的。在利己主义的自我中心论不断高扬，而贫困也在不断地“积累”的状况下，

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每一个家庭处在被围攻的状态中；在任何地方，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样坦然，使人不能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在这里表现得多么明显呵！）感到不寒而栗，而且只能对这个如疯似狂的循环中的一切到今天还没有烟消云散表示惊奇。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人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么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到不工作，那么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第305页）

恩格斯的社会批判，因此也成为霍布斯式“战争—人性论”的批判：一切皆以“效用”之取用为核心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构造，无论存在怎样的协调机制与管辖手段，本身也不可能型构一个趋向完善的理想社会；并且，恰恰是用来压覆“众人之恶”的“共同权力”，才是最需要从根本上消灭的。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当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11

从“革命”的整体性（Totality）视角出发，将“战争”状态定义为人的必然性使然，恰恰是“保守”的核心意涵，不能将“战争”视为是使得无产者脱离被奴役境遇而达致新的“人类的创造性境遇”的“过渡”时期，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如何被进步阶级所推翻，并从而建立新的生命系统。在这个意义下，

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而且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很明显，剥削者少数要能有系统的镇压被剥削者多数，就必须实行极凶狠极残酷的镇压，就必须造成大量的流血，而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12

以（极端情况下的）镇压和（日常此在的）剥削为基本特征的“坏世界”图示（Schema），颠覆了人类“美好生活”（Good Life）的初始愿景，从人类共同此在（Mit-Dasein）的繁盛发展，规约于少数上位者的暴力施政。于是，在旧有的资产阶级国家理念下，无产阶级虽然摆脱了封建性的束缚，但仍旧只能作为“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而存在，这一预示着“启蒙的中断”（the Interruption of Enlightenment）的社会建构，因在社会基本结构上的不平等而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作为“政治社会”的阶段性产物，

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代之以武装的工人群众（然后是人民普遍参加民兵）这样一种更民主的机器，但这仍然是国家机器。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制度，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13

恩格斯所展开的批判性观察，将工人阶级的“改变”（Change）设定为其论述的真正标的，作为一种实践导向强烈的“以言行事”（Do Things with Words），恩格斯期待着“量转化为质”的实现，并用其一生的奋斗来践行、捍卫他思想历程最初的生命直觉。

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第500页）

区别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标榜科学而将工人阶级的生命境遇作“第三人称视角”（Third Person Perspective）的考察，恩格斯真正以切近的体察、理性的反思、实践的鼓舞，与现实中的被剥削者做“第二人称视角”（Second Person Perspective）的“我—你”关系的交流，切实面对无产者的生命疾苦，真实发出对“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坏的世界”的生命批判，并最终指向共同归属的生命整体，因为“基本词‘我—你’只能用整个的生命言说。召集，向着整个的生命融化。”14

以自由而繁盛的人类世界作为生命之基础判准，恩格斯向工人阶级（“你们”）发问：“他们庄严地宣布过对你们的好意，但是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来从实际上加以证明呢？对你们的诉苦他们曾认真地注意过吗？出来负担派来调查你们的状况的五六个委员会的经费，他们还为你们做了些什么呢？”（第274页）这些明示以“生命态度”的切近问题，真实地关切到现实的社会处境中实现平等的可能，以及与“傲慢者”根深蒂固的“偏见”的斗争。

三、不平等

与恩格斯的理性愿景不同，资产者意识所决定和约束的世界，不仅是资产阶级利益集中实现的价值世界，更是要将“不平等”（Inequality）的多重实现（Multiple Realization）作为基本价值的道德世界。资产阶级的道德哲学已经铭刻了对于无产者的压迫和禁制，而只是通过虚伪的“慈善”来偶然地展现其“仁厚”（Benevolence）的德性与胸怀，在以“剥削工人”为利益源泉的意义上，展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但事实上，无非是某种“特殊性”）。

资本系统的道德诫谕悬设了“虚假的希望”（False Hope），让无产者在规训中被说服，以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监禁”，事实上不过意味着“工资差异”与“福利差等”，是从18世纪到21世纪乃至更为久远的未来，都可以稳定相信的“控制体系”，从而有充分的理由使自己越来越顺从，越来越肯定（应对于谢林的“肯定哲学”），也越来越无差异化的“透明”（Transparency）。

当事物退去了所有的否定性，当它们被压扁、抹平，当它们毫不抵抗地融入资本、交际与信息的顺流之中，事物就成了透明的。当行为变得可操作，当它们屈身于可计算、可调节、可控制的过程，行为就成了透明的。当时间被抹平为一个个按次序排列的、可供人使用的现在，时间就成了透明的。如此一来，未来也就被肯定化了，成为被优化的现在。……当事物放弃其独特性，用价格来表达自己，那么事物也就成了透明的。金钱让一切都可以相互比较，它消除了事物所有的不可通约性和所有独特性。透明社会是一座同质化的地狱。15

生命本质上的不平等，在于社会化之后“操控者”与“被操控物”的区分，失去了“政治行动”能力的劳动者，只能陷溺于资产阶级道德谱系学的规范性空间，被摆布，被重新定义，甚至被重新赋予生命的意义——“工作”。失去了可能的闲暇，也完全与“沉思生活”隔绝，“不值得过的生活”每一天不断上演，而且是“日常／平均”地展示在“操控者”资本家的“注视”（Gaze）之下，“不仅重建了‘经济人’特有的利益情结，而且也整顿了道德主体的责任。”16

恩格斯将这种“不平等”置于其批判性审视的中心，这也是他所秉持的“激进启蒙”计划的根本特征：所谓的“坏世界”，“不平等”正是其一致的败朽属性。在这种对于权力之滥用的义愤下，他检视资本社会的“不平等”，以及“不平等的积累”：

在工业中，人——工人，仅仅被看做一种资本，他把自己交给厂主去使用，厂主以工资的名义付给他利息。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这种村镇里的居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工作，逐渐熟悉这种工作；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来。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因为这些大城市中的工商业最发达，所以这种发达对资产阶级的后果也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在这里，财产的集中达到极点；在这里，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已被消灭干净；在这里，时代已经走得这样远，连“美好的老英国”这句话也没有人懂得它的意思了，因为关于“老英国”，甚至在老头子们的回忆和故事中也听不到了。在这里，只有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第300—302页）

以类似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二卷中构建、推演“发烧的城邦”的方式，恩格斯模拟建构起工业资本的集聚图示，而在这个意义上，哪怕仅在进行“原初状态”思辨的角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大城市”（Metropolis）中以财富与地位呈现的“区隔”从19世纪一直延伸至21世纪，在“疫情危机”背景下更不断以爆发的“聚集性感染”为引信点燃人们注视的目光，城市被分裂了，国家被隔绝了，而资本建制还是一个整体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存在，造成一切混乱的根源恰恰无法被根除。在具体而细致的研究中，恩格斯建立起“不平等”的差异序列，并考究其中不断“复现”的苦难线索：

第一批无产者是出现在工业里面而且是工业的直接产物，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的是产业工人，即从事于原料加工的那些人。工业材料即原料和燃料的生产，只是由于产业革命才重要起来，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新型的无产阶级，即煤矿和金属矿的工人，才能够产生。第三是工业的发展影响了农业，第四是工业的发展影响了爱尔兰，这就决定了我们研究相应的各类无产阶级是所遵循的顺序。我们也会看到各种工人（也许爱尔兰人是例外）的发展水平是直接取决于他们和工业的联系的，所以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的是产业工人，矿工们已经差一些，而农业工人几乎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工业无产阶级本身的队伍中也会发现这样的顺序：我们会看到，工厂工人，产业革命的这些初生子，始终是工人运动的核心。（第299页）

而就以排列在被压制等级的最低层级的爱尔兰人的状况为例，恩格斯强烈而清晰地刻画了资产者体系下绝对意义上的“不平等”意涵，也呈现出在那个社会系统下（Social System），绝不是出现了“平等”状况的缺失，而是对于“上位”的资产阶级而言，只有保持“不平等”的状况，才能达到他们卑劣的“自我认肯”（Self-Recognition）的最优规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会在他于1870年完成的《爱尔兰史》手稿中，对于资产阶级的爱尔兰叙述做出如下评价：

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这种行为现在还在继续，而且将来也会继续下去。正如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它在数量上时有起伏，而在一定的情况下它甚至会具有传染病的性质，那时它甚至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也会发生。传染病还可以防止，但是这种疾病本身却无法防止。17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设置专章来讨论英国社会的“爱尔兰问题”，就是要充分正视资产阶级所期望地对于“不平等”境遇的合理化，甚至可能的取消化的处理方式（在这个层面上，从萨伊到麦克库洛赫再到巴斯夏以至米塞斯、哈耶克，都在乐此不疲地进行着辩护律师的功课），同时从中发见革命的普遍性诱因。

一切大城市中最坏的地区住的都是爱尔兰人。无论什么地方，只要那里的某个地区特别显得肮脏和破烂，就可以预先猜到，在那里遇到的大部分将是一眼看去就和本地人的盎格鲁－撒克逊面貌不同的凯尔特面孔，听到的将是音调和谐的带气音的爱尔兰口音，这是道地的爱尔兰人永远不会失去的口音。有时候我甚至在曼彻斯特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听到爱尔兰人的话。几乎在任何地方，住地下室的那些家庭大部分都是来自爱尔兰的。（第376页）

这些无产阶级中的无产阶级，最为清楚分明地体现了社会不平等的极致程度，他们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异常混乱，甚至连“一地鸡毛”这样的词语都无法适当地描述当时的境况。为了生活所需，

在大城市中饲养牲畜的这种不像话的新方法，完全是爱尔兰人传来的。爱尔兰人爱自己的猪，就像阿拉伯人爱自己的马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在猪长得够肥的时候他就把它卖掉；而在这以前他和猪一起吃，一起睡，孩子们和猪一起玩，骑在猪背上，和猪一起在泥里打滚。这种情形在英国的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看到千百次。这些小破屋子里面如何肮脏，如何不舒适，是很难想象的。爱尔兰人不习惯使用家具。一捆麦秸、几件完全没法子穿的破烂衣服，这就是他的床铺。一个木墩子、一把破椅子、一只当桌子用的旧木箱，再多就不需要了。一把茶壶、几个瓦罐和破土罐，就足够把他那也当卧室和起居室的厨房陈设起来。如果他没有生炉子的东西，他就把手边可以烧的一切——椅子、门框、飞檐、地板都送到火炉里面去，只要真有这些东西的话。（第376—377页）

低于英格兰无产阶级的平均生活水平，作为“不平等”序列中最极端的一群，在恩格斯看来，由于社会排斥系统的谱系持续运作，他们完全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社会”最不可正视的恶疾。“爱尔兰人问题”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无法处理并规避的课题。

英格兰工人不得不和这样的竞争者斗争，这个竞争者是处于一个文明国家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阶段上的，因而他需要的工资比其他任何人都低。因此，如卡莱尔所说的，在英格兰工人不得不和爱尔兰工人竞争的一切劳动部门里，工资完全不可避免地会一天一天降低。而这样的劳动部门是很多的。所有那些不大需要或者完全不需要技能的部门都向爱尔兰人开着大门。……手工织工、泥瓦匠、搬运工人、小工等等中都有许多爱尔兰人，爱尔兰人的侵入在这里大大促进了工资的降低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即使那些侵入其他部门的爱尔兰人已经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他们仍然保存了一些旧习惯，这些旧习惯足以使那些在他们影响之下的英国同伴趋于堕落。实际上，如果注意到，几乎每一个大城市中都有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工人是爱尔兰人或在爱尔兰式的肮脏环境中长大的爱尔兰人的孩子，那就会了解，为什么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才智和道德的发展、他们的整个性格，都染上了爱尔兰人的许多特征，也就会了解，为什么现代工业及其最直接的后果给英国工人造成的那种令人愤慨的状况还会更加恶化。（第377—378页）

恩格斯所深刻揭示的生命此在之“不平等”的不可忽视，恰好成为对所谓“曼德维尔悖论”（Mandeville Paradox）的“私人之恶德乃公共之利益”命题所隐含的“市民生活的幸福必须容留必要之恶”论调的尖锐批评，而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恩格斯也是用革命的态度来审视这一悖谬论证所带来的理论与现实的恶劣后果。在曼德维尔的论证中，“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不仅是社会发展所必然带来的，甚至是资产阶级获得人生幸福、实现多种多样的生活理想，并且以此来作为动力推动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所必需的。工人阶级甚至连旧式奴隶的地位都无法保有，但同时，曼德维尔以“蜜蜂的寓言”劝谕大众，

各种卑劣的成分聚合起来，便会构成一个健康的混合体，即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因此，政治智慧的惊人力量殊堪嘉许，这种力量是得益于一种帮助，它来自于一部美妙无比的机器，而这机器却是由最微不足道的部件构成的。这是因为，这个寓言的主要意图（像这个寓言的“寓意”部分简要解释的那样）乃是要表明：既享受一个勤勉、富裕和强大的民族所拥有的一切最优雅舒适的生活，同时又具备一个黄金时代所能希望的一切美感与无辜，此二者不可兼得。由此，我将揭露一行人的荒谬和愚蠢，他们渴望成为富裕发达者，并且出奇地贪婪，追求一切能够获得的收益，却总是或低声抱怨，或高声反对那些恶德及不便。自世界肇始直至今日，那些恶德及不便始终与一些王国及国家不可分离，而那些王国及国家则无一不同时以强大、富裕和文雅而闻名。18

事实上，恩格斯揭露那些“强大、富裕和文雅”国度的剥削实景的“工人阶级境遇”书写，也正是一种“现代性”的寓言，只是他的用力方向与曼德维尔截然相反，不是对“黄金年华”的乡愁感伤，也不是试图为现有的恶德秩序寻求“脱罪”的辩诘，而是要将“寓意”清楚地书写为“改变”，并且改变的主体再不是王公望族或者高官显贵，而是被排斥于“恶德及不便”中的劳动阶级，最具批判性的主体。在批判的彻底性意义下，恩格斯将资产阶级的政府及其所颁定的律法系统，定义为完全与时代发展脱轨，从而是根本上错误的“遵守规则”（Rule-Following）建制，因为其内在精神完全是站在资产者的角度而制作、推行、设限的，也由此而是对于真正的生命共同体的价值颠覆，是以资产阶级道德为根本信念基础的强制扭结。而相应的，对于曼德维尔来说，以拒绝“荒谬和愚蠢”的现实主义态度来看，

一些人对安逸和舒适极感兴趣，他们收获着一切利益，而这些利益皆为一个伟大、繁荣民族的成果。这些人将学会更有耐心地顺从那些不便之处，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医治它们，而这些人应当看到：不可能既享受安逸舒适，同时又不面对那些不便之处。……那些使它们恼火的东西来自这个大城市熙熙攘攘的交通和它的富裕，一旦开始关心这个大城市的福利，人们便几乎不会希望看到这个大城市的街道变得一干二净了。这是因为，我们若是想到：我们必须按照惯例，将一切材料用于数不胜数的商业和手工业，我们若想到这个城市每天消费的大量食物、饮料和燃料，想到必定由它们产生的垃圾和废物，想到无数马匹及其他牲畜总是在街道上来来往往，想到运货马车、四轮马车以及更为沉重的客运马车在无休止地磨损着这些街道的各个部分；倘若考虑到这一切，我们便会发现：每个瞬间都在产生着污物。想想那些大街与河边距离何其遥远，那些污物刚一产生便即刻将它们清除，这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需要何等的殚精竭虑，因此，伦敦若要变得更清洁，其繁荣必定会有所减少。19

作为“伟大繁荣”的资本——“荣耀”政治的牺牲品，以爱尔兰移民为代表的19世纪“肮脏”且“低下”的生命境遇，只会被从18世纪荷兰兴起的“曼德维尔叙事学”抹消为必不可少的“不便”之处，是轻易可以接受甚至欣然享用的“必要的悲惨”，并成为否定性的“恶德”（Vice）向肯定性的“功利／效用”（Utility）转化的内在根据。

被隐含在隐晦方式下论述的大城市的脏污境遇，其实是将“对鞋子的清洁”和“对街道的清扫”处理为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制内部得到治理的方法论问题，而不是关涉政治制度更替与人类社会发展大业的本体论疑难。曼德维尔是雄辩的，他用“寓言”的方式，接受“赤贫者”为“平等的贪婪”的享用者，并且认为这些社会不平等的受害者，会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与资源禀赋，而收获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快乐”。而且对于曼德维尔来说，城市“污染”的必然发生，与社会“不平等”的必然深化，都是一个“大共同体”（比如英国）的“健康”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构成元素。

贪婪，这个衍生出邪恶的根基，这该诅咒的劣根的天生恶德，乃是那些挥霍者的仆从奴隶，挥霍是一种高贵罪孽；而奢侈亦在支配着上百万穷苦之士，可恶的骄傲则主宰着更多人：皆因为嫉妒心与虚荣心本身均为激励勤勉奋斗的传道人；他们那种可爱的愚蠢与无常见诸其饮食、家具以及服装，那恶德虽说是格外荒唐万分，却在推动着贸易的车轮前进。他们的法律以及他们的服装，亦统统都是同样地变幻无常；因为此时被看作正当的行为仅半年之后就会被视为犯罪；而当他们照此修改其法律之时，却仍希图寻找并匡正微小过失，他们被屡错屡犯的失误所改善，任何精明都无法预见那些错讹。——恶德就这样养育了机智精明，它随着时代及勤勉一同前行，并且给生活带来了种种方便，它是真正的快乐、舒适与安然，其威力无比，竟使那些赤贫者生活得比往日阔人还要快乐，因此他们的所求也没有再多。20

类似于《道德情操论》中“看不见的手”论证，曼德维尔对于达致资本主义繁荣“必要”而且“必不可少”的“恶德”的歌颂，不仅根本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缓解处于“最不利状况者”的悲惨处境，甚至连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他所依据的合法性论述，都只在于将“历史的车轮”等同于“贸易的车轮”，只要能激发消费，那么无论何种痛苦，都可堪隐忍，并且几乎意味着“至高无上”：只有消费带来的快乐，才是真正重要的，甚至是“真正”关涉社会总体的。“最懒惰、最懈怠之辈，最能挥霍、最胡作非为之辈，全都必定要为公众做些事情；只要他们的嘴尚未填满，他们就会不断地消耗乃至毁坏一些物品，而它们却是受雇用的勤勉者日日都要生产、制造和做成的东西。此辈的胃口必会使穷人的生计得以维持，必会使公众的消费得以维持。”21

恩格斯与马克思显然无法接受曼德维尔所谓的“恶德促发勤勉与创造”的“脱罪”辩解，也更无法同意这一思路再经过巴斯夏而延传至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恶德的演化之“善”）神话。“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22资产者出于社会建制的“不平等”的优势，事实上“恩赐”了无产者生活的基本保障的观念，正构成了恩格斯式“生命体验批判社会不公正”的理路的反面，却也正是由此“反对者”而完整标定、规范了资产阶级宰制下的“革命立场”的“题中应有之义”：

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脱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23

四、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在其早期对话录《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中，柏拉图借助高傲者普罗泰戈拉（他被西方经济学追念为“效用”理论的始作俑者）宣讲出“分配”问题的原初叙事，并给“普罗米修斯的解放”行动做出了铺垫：

到了神们想到该把会死的族类引向光亮的时候，神们便吩咐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替每个有死的族类配备和分配相适的能力。爱比米修斯恳求普罗米修斯让他来分配：“我来分配，”他说，“你只管监督吧。”这样说服普罗米修斯后，他就分配。分配时，爱比米修斯给有些族类配上强健但没敏捷，给柔弱的则配上敏捷；他武装一些族类，却赋予另一些没有武装的天性，不过也替它们设计出一些别的能力来保存自己。……可是，由于爱比米修斯不是那么有智慧，他没留意到，自己已经把各种能力全用在了这些没理性的族类身上。人类这个族群还留在那里等爱比米修斯来安排，而他却对需要做的事情束手无策。正当爱比米修斯束手无策时，普罗米修斯朝他走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看到，其他生命已全都和谐地具备了这些能力，世人却赤条条没鞋、没被褥，连武器也没有。轮到人类这个族类必须从地下出来进入光亮的命定时刻已经迫在眉睫。由于爱比米修斯对替世人找到补助办法束手无策，普罗米修斯就从赫斐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偷来带火的含技术的智慧送给人类做礼物。毕竟，没有火的话，即便拥有“智慧”，世人也没办法让这到手的东西成为可用的。24

柏拉图的诸生命“溯源”陈述推演出作为解放者形象的“普罗米修斯”的“反应性态度”（Reactive Attitude）：作为未能有效“监督”以避免“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的责任伦理的承担者，普罗米修斯必须兴起革命性、颠覆性、重构性的行动以完成“补偿的正义”；而且在原初状态的意义上（与罗尔斯或“动物权利”理论家如彼得·辛格所认定的刚好相反），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处在“分配正义”与“一般均衡”的缺失之中，由此而在原初资源禀赋意义上引入的“技术”因素，也随时有可能将人类带入新的困境，并且，这种危险必然与普罗米修斯因寻求对正义状态的矫正而遭遇的惩罚（Punishment）形成类比（Analogy）。

普罗米修斯没法进到卫城——宙斯的居所，何况，那些宙斯的守卫可畏着呢。不过，他偷偷进到雅典娜和赫斐斯托斯的共同居所——在他们热衷于技艺时，偷走赫斐斯托斯的有火技艺和雅典娜的另一种技艺，然后送给人类。由此，世人才有了维持生命的好法子。可是后来，普罗米修斯却因为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而被控偷窃受到惩罚。25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造成了天上“技艺”的人间化、世俗化与具身化，原本只与神祇的力量相关联的技术理性，却在“平等”与“公正”的呼召下成为人类的福祉之源；以此作为代价的，则是普罗米修斯作为“革命”发起者的“永恒之痛”。

与饥饿一样，寒冷、劳作等基本的烦恼也会日复一日地去而复来，它们不可能消失，只不过是被不断地在时间中推移，如此，未来既不可避免，也不可确定。普罗米修斯的肝白天被鹰食，夜间又重新长出，它既象征着时钟，—普罗米修斯已成为牺牲品——同时也象征着苦难。死亡就是这种相关差异的连续，在这个连续的系列中，时间因技术而构成。26

不断滋长、复现、永恒轮回的“普罗米修斯内脏”，如同欲望争逐索求的永远不可遏止。而标准神话中寓意解放的“普罗米修斯的救助”，实际上预设了双重意义上的“过失”，即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分配的失当，普罗米修斯的过失——神性的盗窃。进一步地，普罗米修斯将“技艺／技术”传递给人间的“事件”，构成了存在论意义上“决定性的时刻”（Decisive Moment）。

承受爱比米修斯对普罗米修斯之过失的重复的过失，实际上也就是沉入动物界所没有的对死亡的根本性认知。诚然，普罗泰戈拉在讲述神话的开端，曾以“会死的种类”泛指会死的人类和会消亡的、非理性的动物。但是，非动物的人类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产生之后，不仅成为和动物一样的繁殖之类，而且也构成非永生之类。人类在神和兽之间，既非神也非兽，既不属于不死类，也不属于消亡类。人类祭神、出生、指意、“作为”。期待也就是指向死亡存在。自从生命和善被隐藏、一切恶都被伪装之后，唯有在期待中——而且必须在期待中——才能涌现技术行为，它确定了整个人性。27

由原初的“不平等”，推展出“技术”的特殊意义，使人的生命在神圣理智与彻底的非理智生物之外，展现新的境遇力量，在初人的观念中，“人类的早产使他需要政治，政治来自技术”28，也由此，所谓属人的“技术政治论”，其实也就是一种政治性的“技术命运论”：“一方面，分别以普罗米修斯原则和爱比米修斯原则为代表的两种形象的结合，恰当准确地提供了时间性结构的基本要素，这个时间性被描述成一种走向终结的存在；另一方面，二者的交合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关系必不可免地扎根在技术性之中。”29

智慧和技艺当然离不开火，普罗米修斯盗出的火包含了智慧和技艺的双重性。人类手中的火来自神，它是一种力量，在祭祀中，人通过火的中介找到自身的位置。但火并不是人类的力量，它不是人类的财产，而毋宁说是一种驯服的力量，一旦它挣脱技术的控制，就会显露出它的暴力。在这种暴力面前，人则显得无能为力。30

突出于对“技术命运论”的革命性见解，《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文本展示了延异于“柏拉图模式”（Platonic Model）的“普罗米修斯原则”与“爱比米修斯原则”的新的结合方式。对应于“技术的暴力”操控本身的不稳定性，

工人处处发觉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件、当做自己的财产来看待，只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已经列举了上百的例子，而且还能举出同样多的例子来说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它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第500页）

资本的宰制技术将工人阶级视作“物”，做最为忽视其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判决，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于“人的尊严”的漠视，实际上恰恰成了“普罗米修斯的过失”。

作为对人类发展历程的“反讽”，资本主义构造了自身的藩篱，让物质财富的增长与技术的无度进步，反而成为自身伦理秩序的桎梏：“仅仅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竟有这么多的勤劳的工人在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因资产阶级的过失而遭遇不幸，从而陷入穷困和饥饿的厄运。”（第452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的进展，新型设备的推陈出新，机器大工业趾高气扬、飞扬跋扈的变迁，正是与对“人性尊严”（Human Dignity）大规模的无视与践踏同时进行的。

在一个组织的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这些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但是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地方，个别的人把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从而剥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夺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第421页）

也正是在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中相应论述的揭示之下，我们看到阶级社会中（“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地方”），与技术所构造的不平等（技艺给出者爱比米修斯以及作为惩罚者的“上位者”宙斯）相因应的，是整个世界“非如此不可”的命运，仿佛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混淆游戏，只有在既定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之下，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才是人们最终不得不面对的生命本相。而这也就导向了海德格尔在其后期思想中所阐述的存在境遇，“即：存在者被每一种存有之真理、最后甚至被存有本身所离弃的状态。”在其中，存在的孤绝被极致化为对生命整全性与责任性的任意褫夺。

恩格斯的批判理论所要指出的，就是采取“政治行动”来祛除这一技术世界的“谜魅”：将普罗米修斯的勇毅进行到底。从“激进启蒙”的初心立场而来的，是恩格斯对于生命存在的本质向度的寻求。以本真性为认知的方向，“寻求乃是挺进到真理自行开启或者自行拒绝的那个领域之中。寻求于自身就是将来的，是一种向存在的接近。这种寻求首先把寻求者带向他自身，也就是把寻求者带入存在者之澄明与遮蔽得以在其中发生的此－在的自身性之中。”31在恩格斯的哲学反思所开辟的道路上，只有真切地揭穿“资产阶级性”对于人的本质的遮蔽，才能够有效地带来人类社会整体的进步，而不是一旦“接触到资产阶级的利益”，便像那些古典自由主义者一般“说几句谎，装一装好人”（第427页），就带来一片“均衡”景象，这样就认为资本这一当时的“最伟大者”足以保证万事亨通，并且历史已经终结。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批判，正是落实在关于人类本质的这一“遮蔽”状况的否定上，而同时，恩格斯也认为这种洞见的获得，正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核心内容所在：

工业资产阶级说什么工人阶级的状况随着机器的使用而改善了，工人自己却认为这是一个弥天大谎，而要证实这一点只要在工厂区里的每一个工人大会上听听就可以了。但即使真的只是相对工资即计件工资降低，而绝对工资即工人一星期挣的总数并没有变动，那又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这只是说，工人必须心平气和地看着厂主老爷们装满自己的腰包，看着他们从每一种改进中得到好处，却连极小的一份也不分给他们工人。资产阶级在和工人斗争时连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都忘记了。这个在其他场合下把马尔萨斯当做神的资产阶级惶恐地向工人叫道：假使没有机器，英国人口中增加的那几百万人到哪里去找工作呢？多么地荒谬！似乎资产阶级自己知道得不够清楚，假使没有机器和机器所促成的工业繁荣，这“几百万人”根本就不会出世，也不会长大！如果说机器也给工人带来了某种好处，那就只是它向工人证明了社会必须改造，使机器不再为害于工人，而是造福于工人。（第424—425页）

在恩格斯的视野中，原初创造中的“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绝非仅仅是柏拉图的神话书写里或后世的技术哲学家所阐释的那种对应于“解放”行为的“因果机制”，而是从最根源处对于“认知意义上的不义”（Epistemic Injustice）的反省与批驳，更加是对于由此而产生的工人阶级“第一人称视角”下苦难生活的现象学式探究（Phenomenological Inquiry）。在“人与机器”的类属竞争中，人类本体从根本上失去了独有的存在位格，而仅仅由于一个公然设置的“弥天大谎”，而不得不屈从于社会基本结构的野蛮压制，“不用说，技术不断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所产生的这种生活无保障的现象，对于一个生活本来就已经十分动摇不定的工人，起着怎样使人泄气，使人沮丧的作用。”（第425页）由此所引发的反思，也必然会将“理论”的建构引向“实践”的质询：“成百次的破坏机器和反抗资产阶级的骚动”，这意味着，继之而起的工人阶级主体性的确立与对“压迫／遮蔽”之真相的认肯。

五、主体性与真相

在恩格斯批判性的“生命”视野下，工人作为革命主体所面对的社会与政治真相被揭示出来：在机器大工业决定性的统治力面前，“如果说机器也给工人带来了某种好处，那就只是它向工人证明了社会必须改造，使机器不再为害于工人，而是造福于工人”。相对于“缺乏远见者”爱比米修斯（Epimetheus）毫无历史眼光的对人类内在属性的忽视（在超脱于神话语境的意义下），拥有社会发展史的本质洞见的恩格斯就如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般开启“前瞻性”视域，从工人阶级之作为“具身主体”（Embodied Subject）的意义上，将现时代的生命哲学反省奠基于革命意识现象学的“描述”（Description）。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颠覆了将“机器、设备、厂房”作为注意力中心的服从主义、失败主义的“资本”论，而是将工人阶级的生命实体作为关切的核心，从而论证“社会必须改造”的历史意蕴。

工厂里的空气通常都是又潮又暖，而且多半是过分地暖；只要通风的情形不很好，空气就很恶劣，令人窒息，没有足够的氧气，充满尘埃和机器油蒸发的臭气；而且机器油几乎总是弄得满地都是，而且还渗到地里。工人们由于热，都穿得很少，因此，室内温度一不平均，就势必要感冒；在这种热地方呆久了，他们就害怕新鲜空气；而随着身体各种机能的逐渐衰退，体内发出的热量也减少了，这就要靠外面的热来维持，所以工人在窗子关得紧紧的闷热的工厂空气里反而感到最舒服。此外，从工厂的热空气里走到街上那种刺骨的或潮湿的寒风里的时候，温度总是急剧地改变，工人没有足够的防雨器具，淋湿了又不能换上干衣服，这一切加起来就经常引起感冒。如果我们记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恐怕除了腿上的肌肉，全身就没有一块肌肉真正紧张起来，真正活动起来，如果我们记住，工人们丝毫不能抵抗上述各种原因所起的使身体衰弱和钝化的作用：他们没有机会锻炼身体，发展肌肉的力量，增进肌肉纤维的弹性和强度，而且从小就被剥夺了在新鲜空气里活动的机会，那么，当医生们在工厂报告中几乎一致肯定，他们发现工厂工人对一切疾病的抵抗力都特别弱，生活力普遍减低，整个智力和体力都不断在衰退，我们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了。（第442页）

与日常居住的空间相比，工作空间的脏污、恶劣对工人们的损害更为持久，而这种“前摄”（Protention）性的思考，足以在“自我与世界”结构性互动而构造的“生命辩证法”（Dialectics of Life）中，预见一个变革性的未来图景。恩格斯细致反思的“工作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Work）将“革命的人类学”视角注入了对技术论域的现实批判和对资产者宰制下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否定论证。

在现代资本制度下日益被规训并进而不断衰退化的生命本体，成为失去了“主体性”之“属我性”（Mineness）的空乏个体，简单的技术对应物：发育受阻碍、肌肉松软和体格孱弱（第443页）。资本逻辑的跨越空间限隔、进行无穷剥削的绝对命令体系之下，“规划性的计算使存在者变得越来越可表－象，在每一个可能的说明角度越来越可通达，而且这样一来，这些可控制性本身相互间达成统一，变得更加通行，而且因而把存在者扩展到表面上无界限的东西中；但只不过表面上。”32工人阶级被放置在普遍规制的、单纯经济维度的、被技术所宰制的状况下，如同后世左翼学者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批判的“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悖谬境遇：

人类的理念虽然在资产阶级时代发展成了进步的引擎，但现在却已经被技术社会的成果所取代。人类自由已经不再根植于必要劳动，生活已经不再从偿还所提供的服务的角度来设想，而压抑也不再被认为是物质匮乏的后果。然而，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却发展成了支配模式，再生产并强化了人类对无处不在的生产与消费机构的依赖性：人类的需求正是以这种方式受到了操纵，获得了满足，从而将不自由与攻击性转化成了进步的引擎。33

在对应于奈格里所谓的“斯宾诺莎在1968”的斗争语境下，马尔库塞写于1966年的短文章《技术时代的人类学透视》34（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a Technological Epoch）以极其清晰的思路转化了恩格斯一百年前的批判语义，在新的技术境遇下，“宰制”的不再仅仅是“危机中的身体”（恩格斯所书写的1844年的英国正在经历一次经济危机的侵袭）、单纯物质意义上的“匮乏”心理学和由此相因应构造的反抗模式，更必然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技术化、模型化、意识形态化，这样的无形之网彻底控制了“供给—需求”模型的方方面面，将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与“去政治化”设定成为新的奴役主题。“对需求的系统管控使人类深层次心理结构转而与人性的解放形成了对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将新的自由人的出现看作是制度转变的结果：确切地说，它的转变更可能带来你死我活的斗争。”35

马尔库塞从对于“经济中心”与“技术中心”的唯“需求系统”导向的末世论（“历史终结”于消费社会）的分析与评判，事实上与1840年代的恩格斯分享了共同的理论直觉：当社会的基本结构只是在不断地陷溺、钳制人性“此在”的本真之维，那么，该基本结构也就必将遭到挞伐，在必要的境遇下，理应将其推翻：因为，这种社会结构“预设了人类的一个不同的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它的转变攸关生死，在生物意义上也是必然的。这种有着本质差异的‘需求体系’似乎只有以技术为基础才有可能，并作为对生产与消费机构进行完全不同的管控的目标才可能出现——它不可能自发形成。因此，个人可以在一个明确的意义上谈论解放（人性化！）的技艺和技术”。36马尔库塞将“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的历史性“在场”呈示出来，也就同时开启了恩格斯的生命哲学（“人性化！”）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理据，并将其“工人阶级分析”实现为新的广义“日常生活批判”的重要理论资源。

在揭示社会历史“真相”，亦即对工人阶级的宰制方式与新的无产阶级化，从而重新证成工人阶级的革命的“主体性”的意义上，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物体系》（System of Object）中对媒介社会的深入剖析，推进并细化了对于“技术之维”的奴役逻辑的批判性研究。深化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中认定“单面人”只有“在商品中认出他们自己，他们在汽车、高保真音响、复式住宅、厨房设备中，找到他们的灵魂”37的“对象化”“客体化”境遇，鲍德里亚以对“广告”技术的批判性分析，将二战后社会对于“无产阶级”的思想遮蔽，进一步地去魅。在“恩宠与压制”这一标题下，鲍德里亚提出，

我们要从物系统所轻唱的经文中，去听出广告中真正的命令式：“您看，整个社会只是忙着去适应您和您的欲望。那么，您接受被整合于这个社会也是合理的。”如同帕卡德所说，说服正以一种匿名方式进行，但它的目标，倒不是购物的“强迫性实施”，或是物品带来的行为制约，而是去说服人跟从它所暗示的社会共识：物品是一种服务，它是一种介于社会和个人之见的人际关系。不论广告是在母性形象或游戏功能上组织起来，它的目标也是要退化到比社会真相更低的层次。38

最新技术形态（在当前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就是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全面控制）引导下的广告渗透方案，不仅如马尔库塞所说的将“不自由”内化为“快感的享用”的必然机制，更将一种极度诱惑性的“商品幻觉”注入每个人的生活角落。这意味着一种居于“世界中心”的幻境的构造，也即在宏观“产业链”的去主体性模式下，任何事实上的“被支配”都会被置换为空洞的“属我性”还原，那一切其实正是通过广告的技术手段，日复一日、花样翻新，逐步而残忍地实现的理性“催眠”。

实际上，如果广告这么小心翼翼地省略了物品的客观程序、社会历史，其目的则正是要通过形象投射的社会机制，来建立真实的生产和剥削的体制。我们在此要了解，在广告的心理引导术背后，是一套群众煽动术和一套政治论述，而这个论述的策略仍建立于一种分裂之上：那便是把社会现实分裂为真实和形象两种作用元——前者消隐于后者身后，成为不可见之物，而它留下的空位，则由一个母性氛围的吸收图式所占领。当广告的要旨在说：“社会完全配合您，将您完全地融于其中吧。”很清楚，这个相互性中有个骗局：前来配合您的是一个与形象有关的作用，而您却是要以配合一个真实的作用体制来做交换。通过“结合您身形的扶手椅”，您所结合的则是社会的一整套技术和政治体制，而且个体必须为它服务。社会以母性的姿态出现，其目的是为了更佳地保留一个强制性的体制。39

在技术导向的“心理诱导”与“群众煽动”的背景下，“单向化”的政治操作正是在对于恩格斯原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状况”的控诉的基础上，试图使用的柔和话术，将被奴役、被剥夺者重新置于迷惑性的“非主体”状态，即“真实”/“真相”的相对于“形象”物的“消隐”，也由此而实现作为终极目标的资本统治的长效化。隐藏于“说服者”模式下的“一整套技术和政治体制”，代表了压制的最新取径，

产品销售和广告技术所扮演的巨大政治角色：它们正是在接替在之前的政治的和道德的意识形态。甚至这样说还会更好：道德性和政治性的整合总会伴随着痛苦（总是要诉诸公开的镇压），新的技术则不必使用镇压的手段：消费者在消费过程本身里，就内花了社会作用和它的规范。40

鲍德里亚所论述的最终体现为“消费社会”的“相互性的骗局”，在斯蒂格勒所论述的新世纪“赛博无产阶级状况”的极端情境下，以论述本真的革命者群体“智力与体力的双重衰退”的深入刻画，而有了进一步的延伸。在命题为“自动化社会中的心灵的功能”的理论建构谱系中，斯蒂格勒正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找到发展思路的方向，他尖锐地指出：“从工业民主的崩溃中产生的超级工业社会构成了彻底无产阶级化的第三个阶段：我们看到了19世纪的技能知识的丧失，20世纪的生活知识的丧失。在21世纪，我们见证了这个理论知识丧失的时代的诞生——似乎令我们震惊的原因是处在一种绝对难以想象的发展中的。随着数字化技术使总体自动化得以可能，那些作为最卓越的观念化和认同的成果的理论都过时了——同时，科学的方法本身也过时了。”41真正进入了“理论之后”时代的人类思维，也彻底被理论的客体所征服、统整。

斯蒂格勒对于当代技术发展的极端敏锐观察，使得他可以洞悉当代的数字资本主义的虚拟繁荣（对应于恩格斯的放任自由主义时代的虚假热度）背后的真正问题：

建立在数字踪迹的自主—自动生产之上的、由使用这些踪迹的自动化主义所主导的超级工业社会正在经历理论知识的无产阶级化，就像电视的广播模拟踪迹导致生活知识的无产阶级化，就像工人身体向机械踪迹的屈服导致技能知识的无产阶级化。42

从“身体屈服”的19世纪状况逆向推演，斯蒂格勒强调，在广义的“人工智能时代”（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所进行的“算法”（Algorithm）统治中，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被以最为险恶的方式贯彻，人类的行为选择在不断集聚与收敛的大数据平台的操作下，越来越失去“想象另一种可能”的基本动力，从而更为根本地将压制“内在化”“合理化”，造成不可逆的“体力与智力的衰退”，也因此是在统治的“真相”被揭穿之时，必将承受“革命”压力的“飓风眼”。在与中国学者的对谈录《如何在失却未来的技术时代开创未来？》一文中，斯蒂格勒更为清晰地表明了他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宰制意图与毁灭的必然性的思想，而这同样是在对“恩格斯论题”的回应之下得以推进的：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彻底、普遍的贫困化和自动化问题。在技术的宰制下，我们已经远离了凯恩斯的资本效益模式，进入了以知识的无知和欲望心理学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模式中。今天的社会关系、阶级斗争都不是外在于技术器官学之外的，而正是它的一部分。所谓的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不只局限在工人身上，而是成为每个人的内在矛盾。现在我们依赖的这种生活方式将不只是一场经济的灾难，而是一场符号的灾难；欲望成为资本主义新型扩展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动力，不可控的欲望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自我毁灭。43

也正是在斯蒂格勒的尖锐分析的提醒下，一项项重新从本质上回看数字自动化时代（或者直陈为“Automatic Intelligence”的“AI”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状况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也渐次展开为促发变革的思想力量。在进一步的批判视角下，

计算机不仅被用于仅仅创造人造老板，甚至更强烈地用于成本削减的自动化操作工作。从西弗吉尼亚到南非的采矿业，正处在一波新的能够消灭整个工人阶级劳动的机器人化的浪潮中的最前沿。重体力的和危险的地下作业，通过无人机、无人驾驶卡车、机器人技术而实现自动化，这也许看起来有极大的好处，然而，对于别无其他付酬工作可选的大众，自动化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它把这些大众置于加入正在日益冒险的失业人口之池中，不再被数字资本所需要。然而，这是一个议题，不仅是为了诸如矿工一样的体力工作者，也是为了诸如戴上坚固帽子支持索马里大众的学生此类的脑力工作者。这些学生也许，假想而言，有的自己会制造人工智能或设计新的药剂学，然而，他们也会面对一种可能性，即他们训练的专业和技术的职业也许突然会被自动抛出存在。44

由马尔库塞延伸至鲍德里亚在发展、扩张与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政治”“媒介与真相”的辩证论述，都必然导源于恩格斯基于生命本质价值的反思论述，也都在恩格斯的根源文本与革命立场中取得基本的资源和架构，并最终指向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信念的树立。对此，列宁的论断有根本的定调性质：

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它所处的那种可耻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他们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的主要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体有思想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了。45

列宁将恩格斯定义为促成工人阶级“主体性”确立的“第一位”思想家，无疑是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降的一系列著作的深度重视而得来的正确认识，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的“自我关切”（Self-Assertion）的论点，也同时是我们基于“初心”（Primitive Idea）的信念，纪念与学习恩格斯思想的重要指针。我们更应该看到，对于恩格斯的“主体性”理论而言，还存在一个“排他主义”（Exclusivist）的“强条款”，即从恩格斯的意义上说，只有革命的工人阶级，才是真正有资格被称为“人”的，也才是作为始源性的“真相”的揭示者，他们必然成为本真“人性”发展方向的真正代表。

我看到你们同情每一个为人类的进步而真诚地献出自己力量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英国人；我看到你们仰慕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事物，不论它是不是在你们祖国的土地上产生的。我确信，你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英国人，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的成员；你们是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员。正是由于我把你们当做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当做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所以我和大陆上其他许多人一样，祝贺你们在各方面的进步，希望你们很快地获得成功。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要坚定，要大胆，你们的成功是肯定的，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第277页）

恩格斯锚定生命主体意识而展开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述，不仅在地域上超脱“英国状况”一时一地的局部境况，达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批判的全局意义，更超克阶级视野的狭仄与局促，将视野推广至“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也从而使变革中“将—来者”（the Future Ones）46的勇力实践，真正为理想社会的现实性开辟出“希望的空间”。

小结

透彻理解上位者的宰制、奴役、压抑与剥削的历史性“真相”，是工人阶级（作为目的性的“人”而不是作为工具性的“劳动”）证成自身主体性意涵的关键步骤，在开拓全人类“共同事业”的征途中，恩格斯在他的“谢林批判”中鼓舞而出的斗争场景，再次清晰显现。作为向全世界无产者的号召，恩格斯提出：

在我们成为自由人以前，把我们所珍爱的一切、我们所喜爱的一切、我们视为神圣而崇高的一切都奉献给这凤凰自焚的柴堆吧！让我们不要过分看重爱情、利益、财富，高高兴兴地把它们奉献给信念吧，——它会给我们以百倍的报答！我们将血战一场，我们将无所畏惧地直视敌人冷酷的眼睛并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47

超越私己之爱、私欲之利，人类的解放事业期许“启蒙”后轰轰烈烈开展的“革命”，这种天翻地覆的震荡，如同凤凰涅槃的伟大过程，将进一步革除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将平等的理想不断推向前进，而且，这必将是在曲折中通向成功的历史征程。

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旗帜在群山之巅飘扬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同志的刀剑在闪闪发光，没有看见他们战盔的翎毛在悠悠颤动！他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而来，在号角声中，他们唱着战歌从谷地，从群山向我们涌来。伟大的决胜的日子，各族人民战斗的日子来临了，胜利必将属于我们！48

在战鼓中激荡着革命的热情，而当资本主义的主流价值与意识形态变得比基督宗教更具有蒙蔽性和奴役性，甚至直接变成了新的“公民宗教”的时候，对于“批判”的强调也就使得康德在“启蒙论文”中的论说变得格外有力：

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49

面对资产阶级自造的“旧制度”的压迫与残忍，“最有害”而又“最可耻”的思想钳制，恩格斯坚定地展开立论，充分澄清他的“革命立场”，并且最大程度地将未来的革命者，那些“真正称得上是人”的群体，带向由“解放观念”指引的美好社会，从而将单一制度体系下的“绝望”或“希望”完全超越，如同“一种不可觉察的冲击把真理从一切被计算的正确性之混乱状态倒转入它的本质之中：使最隐蔽者保持隐蔽，诸神之决断的掠过的战栗，存有之本现。”50

恩格斯以“启蒙的激进化”的姿态，“打破传统在指导道德方面的优先性，批判现存实在的基础，无畏地挑战各种权威在各个领域的古老的支配地位，从而维护人类追求幸福的权利。”51从“生命至上”的观点出发，

观念的力量就是这样：凡是认识这种力量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谈到它的庄严并且宣布观念的万能；如果观念需要，他就会心甘情愿地抛弃其他所有的一切；他准备把生死置之度外，准备献出自己的财富和生命，只要观念而且仅仅只要观念得以实现。谁只要瞧上它一眼，谁只要看见它光彩夺目地显现在万籁俱寂的黑夜里，他就再也不能同它分离，他必定追随它，无论它把他带到何方，——哪怕是带向死亡。52

以坚韧的立场，从“初心之地”出发，从阶级差异、阶级宰驭的基本事实出发，超越禁制与框限，观念的力量指出使命的向度，因最终的胜利而闪耀出辉煌，无畏的生命至上，理性之光。

1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50页。

2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313—314页。

3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321页。

4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325页。

5 谢林：《柏林首讲》，载《启示哲学导论》，王丁译，第35页。

6 阿伦特在《人的状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也讨论了“劳动”与“直观”的关联：“既然自然科学对过程的发现与哲学对内省的发现同时，那么我们自身之内的生物过程最终变成过程这一新概念的模型，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在内省被给予的经验框架内，我们除了知道自己身体内的生命过程外，不知道任何其他的过程，而唯一能转化为生命过程并与之相应的活动就是劳动。”见汉娜·阿伦特：《人的状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页。

7 对于这一价值层级的体认，恩格斯会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这一“自我知识”话语，并排列出有产业工人直至农业工人的“阶级意识”序列。

8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84页。

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451页。

10 汉娜·阿伦特：《人的状况》，王寅丽译，第83页。

11 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页。

12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92页。

13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102页。

14 马丁·布伯：《我和你》，杨俊杰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15 韩炳哲：《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2页。

16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第138页。

17 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573页。

18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第一卷，肖聿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3页。

19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第一卷，肖聿译，第3—5页。

20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第一卷，肖聿译，第16—17页。

21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第一卷，肖聿译，第68页。

22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23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25页。

24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刘小枫译，华夏出版社2019年版，第49—53页。

25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刘小枫译，第53—54页。

26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220页。

27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214—215页。

28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203页。

29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201页。

30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209页。

31 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25页。

32 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第523页。

33 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文集第五卷 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黄晓伟、高海青译，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3页。

34 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文集第五卷 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黄晓伟、高海青译，第203页。

35 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文集第五卷 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黄晓伟、高海青译，第203页。

36 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文集第五卷 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黄晓伟、高海青译，第203—204页。

37 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3页。

38 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第189—190页。

39 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第190—191页。

40 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第191页。

41 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6—47页。

42 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第47页。

43 斯蒂格勒、张一兵、周宪：《如何在失却未来的技术时代开创未来——张一兵与斯蒂格勒对话》，见张一兵等著：《照亮世界的马克思》，刘冰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页。

44 尼克·迪尔－维斯福特：《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燕连福、赵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45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全集》第二卷，第6—7页。

46 作为变革者，必须有超越于时代阈限的觉知能力：“他们处身于作为真实知识的支配性知识中。谁要获得这样一种知识，就不能让自己被计算和强制。”见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第423页。

47 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第269页。

48 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第269页。

49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0页。

50 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第421页。

51 费罗内：《启蒙观念史》，马涛、曾允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7页。

52 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