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阁立志传5 DX》无背离下野方法，

杀死那个日本人：“大忽悠”沈惟敬是怎么毒死丰臣秀吉的？

大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也就是日本后阳成帝庆长三年八月十八日(1598 AD 9.18)，太阁丰臣秀吉洪，一代枭雄归于尘土。虽然是善终，但是这个曾经“从奴隶到将军”的农家子弟并在人生暮年又在整个远东掀起滔天战祸、被西洋人称之为“撒旦那话儿”风云人物究竟是患了什么不治之症？至今仍没有定论。其中有一个边缘性的说法是，他是被一个中国人毒死的。

这个中国人就是在当时被视为“冒险家”，被现代人又扣上“大忽悠”，甚至是“汉奸”帽子的沈惟敬。

因为人微言轻，所以沈惟敬身世成谜。据其家乡嘉兴平湖的县志记载，沈惟敬早年的经历也是可歌可泣。乃翁沈坤，是当地的包税人，因为在饥荒之年仗义疏财，自己做主散了官府的钱粮去赈济灾民，所以丢掉了差使并且还被关进监狱呆了一阵子。后来胡宗宪统兵凭倭，沈坤携子沈惟敬从军，做了胡帅的幕僚。期间沈家父子屡立战功，被授以千总之职。尤其是嘉靖三十四年的王江泾之战，不到二十岁的沈惟敬单骑突围就出了胡帅。而在日后沈家父子还以毒酒成功设局，毒死了一寨子的倭寇。

但是，以后的日子就不是这么精彩了大概是经历了一些最普通的”山高水低”之后，中年的沈惟敬不仅穷了下来，而且还成了一个“北漂”。作为一个血性男儿，沈惟敬此时的处境定然十分压抑——他有军功，但是身后靠山胡宗宪已经下野；他有学识，却又无法走通科举······于是沈惟敬就像大多数“学成文武艺”的底层游士一样，过着“佯狂为巫”的日子，按照沈德符的话就是：

“好烧炼，与方士及无赖辈游”。

“烧炼”就是丹术、炼金术。和占星术一样，是当时从南京到北京，从伊斯法罕到君士坦丁堡、从罗马到伦敦，为大多数上层社会所深信不疑的玄学。甚至有一些大人物，比如早些时候的明世宗或凯撒波吉亚，自己本身就是丹术大师。而“民间高手”往往也以丹术为发财致富甚至是达到政治理想的终南捷径。

到了万历二十年，日本霸主丰臣秀吉进犯朝鲜，李氏韩王上表求援，于是天朝发兵相救······而年近七旬，在京城中混日子等死的沈惟敬意外的因此得到了发挥余热的机会。

始终信任并提拔沈惟敬的贵人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至于一介草民沈惟敬如何能够与堂堂的大司马石星相识相知，到目前为止有两个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沈惟敬在京时结交痴迷于丹术的袁方,此人有一女，嫁与石星为妾。沈惟敬能得到石星的赏识,便是靠袁方居中牵线搭桥。第二种说法是，沈惟敬以布衣之身主动上书建言，讨论对日战争问题，从而得到了石星的赏识；

第二种说法流传不广，但可能性却最大。因为从性格上看，沈惟敬一生负气，目中无人；而石星天性豪放单纯，是个仗义肝胆的书生——这几种性格如果放任下去，迟早会把自己毁了并且要牵连亲友。

言归正传，沈惟敬被石兵部派去军前效力并授以“游击”职衔，但是前线的主帅李如松却极为鄙视这个“老匹夫”，甚至还曾经将他关禁闭。等放出来之后，沈游击就不断的在大明、朝鲜、丰臣政权三方之间斡旋，期间主要的成果是争取到了一些停战。后来因为朝廷有意以“准日本封贡”的代价休战，于是沈惟敬又成了赴日钦差的属下。但由于无论是大明朝还是丰臣家，其实都是战和不定。所以导致了钦差正使临淮侯李宗城知难而退，在釜山就挂冠跑路，不辞而别了——注意，有的记载，比如日本幕末时的弹词《征韩伟略》认为李宗城可能是被沈惟敬挤怼走的——于是沈惟敬就荣升副使，并先行赴日。但沈惟敬在日本一共住了四个月，却什么任务都没有完成，而且战争还得继续打下去·····于是回国后的沈惟敬便连同石星一起被下狱，并在战争结束后处斩。

但是，就在沈惟敬被盖棺定论为“无赖”、“刁民”之后，世间却逐渐的流传开这么一个传闻——大明朝的钦差副使沈公下毒鸩杀了不可一世的太阁丰臣秀吉。

沈惟敬毒杀丰臣秀吉之说，最早见于崇祯十三年，也就是朝鲜仁祖十八年（1640AD）三月，韩相洪瑞凤曾向仁祖大王提到是沈惟敬下慢毒除掉了丰臣秀吉，并且指出：

“沈游击毒平秀吉而杀之，其时有此言。”

注意“其时有此言”就是说这个传言在丰臣秀吉薨逝之后不久便流传开了。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各种关于沈惟敬究竟如何下毒的“操作”，也出现于朝鲜、日本两国的稗官野史之中。记载最详尽者当属朝鲜任相元在《恬轩集·东莱梁敷河传》中的记载以及日本江户时代初期香川正矩于《阴德太平记》中“太阁公薨去事”的内容。

这两则记录都是来自当时目击者的回忆。比如梁敷河曾为丰臣秀吉的侍从；《阴德太平记》据说也是来自于当时大阪城中宫人的见闻。所述内容都是：在招待大明天使的酒宴上，丰臣秀吉发现沈惟敬随身带着“返老延龄”的丹药，于是就为自己要了点。虽然服用之后曾一度感觉良好，但是不久药性发作，秀吉因此丧命。尤其是《阴德太平记》中还记载，秀吉把讨来的丹药同时给前田利家、毛利辉元、俊乘坊重源三人各分了一点，利家、辉元没有吃，因此无恙。但是俊乘坊重源却也在服药之后不久便死去······在另一部类似题材的日本稗官《武家盛衰记》中，所说的则更离谱——丰臣秀吉、前田利家、小早川隆景都吃药了，因此被沈惟敬一人“团灭”。

通过现代医学我们可以得知，在中世纪，毒药的种类很少，除了砒霜、乌头碱、番木鳖、雷公藤这些天然的矿物、植物外，很少有效果显著的毒药。而且这些只经过粗提炼的毒药也不可能像病毒一样有着漫长的潜伏期。所谓“慢药”也需要长期连续服用才能起到作用。那种吃上一丸之后于一年半载内药效爆发的“三尸脑神丹”是根本不存在的。

但是，毒药不存在，并不能说明丰太阁没有吃过沈游击的药。种种史料表明，丰臣秀吉跟沈惟敬讨药吃的可能性极大。

近世以来，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回顾中世纪的外交时难免会带上一些情绪。比如，日本的一些史学家、文学家就对丰臣秀吉以旭东霸主之尊去接受大明朝的册封而感到十分的别扭。于是就虚构出了在册封仪式上本以为大明朝是来求和乞降的丰臣秀吉发觉自己竟然被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给欺骗了，于是就“民族自尊心”爆发，和李铁牛一样“扯诏骂钦差”，并也扬言要杀进北京“夺了鸟位”·····

但是，要记住，已经发生过的历史绝不会因为后人的意识形态而改变。

真实发生过的一切，皆由当事者的理想以及功利等原因而产生，绝不会为后人“解气”而存在。丰臣秀吉的出身和经历确实与黑旋风李逵、打虎武松有点像——比如，他们早年的生存都不是作为士农工商这些典型的社会分工来糊口，而是依靠着“混社会”，说白了，就是出身于游民、流氓无产者。这种人最明显的优势就是眼界开阔、道德观念有着极大的弹性。在游民的进击过程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会把握时机，会表现自己，也更会伪装自己。这些人从骨子里将现实权威和既得利益者视为粪土，但真到了节骨眼上，却能屈能伸的比谁都快。让人家去讲什么“主义”、“情怀”，那就不仅仅是强人所难了，简直就是与虎谋皮。

历史事实是——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大明册封副使沈惟敬先行抵达日本，并很快就与丰臣秀吉见面。二人都是“涩会银儿”出身，所以一拍即合，相处的十分愉快。据当时在丰臣政权一方负责翻译工作的景辙玄苏回忆，沈、丰二人的私交发展的太快了······以至于一个月后在伏见城天守阁第二次正式会面时，沈惟敬和丰臣秀吉已经开始相互拿对方取笑：丰臣秀吉给了沈惟敬一件锦袍，沈惟敬不要，因为“太短”——言外之意就是笑话丰臣秀吉个子太挫。沈惟敬肯定对自己外表很有信心，因为人们都承认他身材欣修，仙风道骨；而丰臣秀吉也挺机敏，就说让沈惟敬留着给儿子穿——这是在嘲笑沈惟敬是个老瘟生，奔七十的人了，生理需求还十分的亢奋（沈惟敬确实到了日本后不久便找了一个日本武家之女为情妇）。

丰臣秀吉还令其子丰臣秀赖出来拜见沈惟敬，对方给了秀赖赠一轴古画和川扇做见面礼，并称赞丰臣秀赖：

“这样小儿，能晓礼貌。”

随后大摆筵宴，据说杯盘碗盏皆以黄金为之。

八月四日，正使杨方亨一行抵达堺，一切看来顺风顺水。谁料到八日之后的八月十二日，日本京畿之地突发地震，伏见城被夷平。一个月后朝鲜通信使黄慎等人也抵达日本，在见到了灾后的惨状，大家都不可避免的暗自将这次地震视为不祥之兆。

由于伏见城已经片瓦不存，沦为废墟，故而丰臣秀吉便决定在大阪城受封。但鉴于朝鲜一方未曾送如其所愿——送王子为质，故而丰臣秀吉借口拒绝与黄慎一行会面，所以朝鲜使臣也就未能入大阪城观礼。

九月初二，日本太阁丰臣秀吉穿戴衮衣、九旒冕（也有的说是皮弁冠服），于大明天使之前跪拜接旨，受封为日本国顺化王。以前田利家、德川家康为首的数十位日本诸侯也都是纱帽圆领，黄金横腰齐聚一堂，大阪城中一片喜气洋洋，浅薄短见之辈无不以为“这盛世，如你所愿”。

当晚，丰臣秀吉以私人身份亲自送沈惟敬回下榻之处，并向沈惟敬抱怨朝鲜君臣的反复无常。次日，丰臣秀吉方以日本国王的身份拜访天朝正使杨方亨、副使沈惟敬并以厚礼相馈。沈惟敬借机替朝鲜君臣说情劝解，但丰臣秀吉却对此这不置可否，只是反复强调朝鲜君臣如何“不厚道”。不久之后，杨、沈两人回到堺，至九月初五日，丰臣秀吉便遣重臣前田玄以等人商量如何写谢恩表。

就在这一次，形势急转直下：先是沈惟敬要求丰臣秀吉立刻从朝撤鲜军，从此两家和好。而丰臣秀吉闻听之后便觉得这大明朝，尤其这个沈惟敬实在是太不讲交情，于是下令逐客。而三韩之地从此也狼烟再起，直到两年后丰臣秀吉薨去。

因为丰臣秀吉在临终前从没有公布过健康状况，之后又曾经有过秘不发丧的处理。所以在当时很多人眼中这位总是神采奕奕的太阁殿下简直是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于是乎遇刺、被鸩杀的传言也就不胫而走。又因为沈惟敬本是炼丹术士出身，定然会随身携带丹药。在居留日本的四个月内，又曾多次与丰臣秀吉会面，彼此人私交甚笃，所以理所当然的也会赠送些丹药以示心意。

加之那位太阁殿下一生痴迷于舶来品、乐于尝试新鲜的性格也是人所共知。故朝鲜、日本稗官之中那些丰臣秀吉向沈惟敬寻医问药的内容定然不会是杜撰。而有些史料记载，沈惟敬的丹药在服下之后令人“气力爽然”。可知这些传闻中的“慢药”，其实就是大明朝中期以后，流行于富贵之家的秋丹石、红铅丸，这类主治虚劳羸瘦、骨蒸劳热的“春方”。因为日本孤悬海外，没有受到炼金术的影响，自然就会觉得这种丹药十分神秘。再加之沈惟敬少年时就曾经有过以毒酒灭掉一寨倭寇的“人生经验”，所以就有了将赠药之事附会为毒杀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