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的一笔“败家投资”，让大宋赚足全世界的钱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杨基宁

宋朝尤其是北宋，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是出了名的有钱。

但凡说起宋朝，大家都爱叫它“富宋”。但事实上啊，最起码在宋太宗年间时，大宋还真没什么钱。

当时的大宋，外面跟辽国年年交战，内部还闹着王小波李顺的起义，整个一个内忧外患。特别是对辽的战争，对大宋经济影响非常大，一方面导致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彻底断绝，另一方面，当时两国主要为了幽云十六州开战，直接导致大宋的主要产粮区河北变成了战场。

照大宋宰相吕蒙正的话说：“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汴京周边都是这个惨状，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

就连号称最为优渥的宋朝文官俸禄，其实在宋初也不算高，起码和盛唐时候相比要低得多。

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宋真宗初年，就有大臣上奏拿本朝的俸禄和唐朝比：“糊口之不及”……希望皇帝给涨工资！

好在此时，宋真宗接到这样的奏折，底气很足：俸禄不高，福利不好，朕给你们涨就是了。

宋真宗为什么如此豪气，最重要的是他有个能力强的爹，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挣了不少钱，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

国内经济困难，宋太宗却派人去海外扫货？

宋太宗，怎么就让大宋朝从一穷二白穷的叮当响，突然间成为暴发户呢？

原来他想了一个法子，去海外花钱。

雍熙四年，宋太宗干了个事，“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用大白话来解释就是他派人去海外各国，对当时的奢侈品疯狂扫货。

这个事情，说起来和常理不符啊，国家如今这么困难，你不顾民间疾苦，派人高价去采买一些供你个人高消费的东西。

宋太宗这么做，当真是只顾个人享受？当然不是。

他这么做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把“市场信息”放出去，吸引海外诸国的商贾们来大宋摆摊。

自从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海上丝绸之路，却得到蓬勃发展。经历“玄、肃、代、德、顺、宪”的6朝元老，唐朝地理学家贾耽在其著作《广州通海夷道》中就已经记录了一条从广州通往东非的航线。可以说，从唐朝中期开始，以“通海夷道”为代表的中国海上贸易航线，已经十分繁荣。

就连五代时期，割据岭南的“太监王朝”南汉王朝，海外贸易也做的有声有色，宋朝灭南汉时，南汉的军官士兵们，就从皇宫里“拐”了十几船财宝逃往国外。即使这样，宋军依然在南汉缴获了大笔财富，哪怕南汉王宫被毁，宋军都从废墟里清理出46瓮名贵珍珠。这巨额财富，把赵匡胤都吓了一跳，连称南汉以“奢靡亡国”。

所以，北宋刚灭南汉后，就在广州着手建立市舶司，力图发展海外贸易。但问题是，多年战乱让海上贸易也十分萧条。

为了恢复昔日盛况，宋太宗只好自己砸钱，去海外大卖特卖，为得就是传达一个信息：大宋现在稳定了，欢迎来大宋摆摊啊！

“海上丝绸之路”，宋代应改称为“瓷器之路”

那么，“摆摊”对大宋有什么好处呢？直接好处，自然是增加国库收入。

别看是喊人家来卖货，但宋代的市舶司管理制度，已经是空前成熟，各项外贸、税收和专营制度高度完备严格，可以说，只要来摆摊的人多，光靠“禁榷”和“博买”制度 ，大宋朝就能躺着收钱。

当然，赵光义也知道，再好的政策也需要靠谱的人执行才有效。所以他市舶司官员的选拔异常重视。但凡要派任广州市舶司使，首先必须先推荐三个预选人来，每个预选人要有三个官员联名推举，然后报请枢密院择选，等到正式上任后，“如在任终满三年，委实廉慎，别无公私过犯，仍令本路转运使、副保奏，当与酬奖”，你瞧瞧，选一个市舶司使，比挑一个宰相还费事。

广州市舶司建立后，北宋又陆陆续续，在杭州泉州镇江等地，陆续设置了七个市舶司，把“广州模式”推广东南沿海，敞开国门赚钱。

而另一点则更加说明重视程度，起初市舶司使是由广州地方官兼任，后来则变成专职，市舶司也脱离地方机构而独立设制。可以说，只要有利于市舶司管理建设的，绝对不遗余力。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营造一个让海外商贾放心的“摆摊”环境，大宋王朝也是够拼的！

当然，有努力自然有效果，而且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首先贸易范围远远超过唐代，当时有记录和大宋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超过了六十个，简直就是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生意不断做大，单就赵光义心心念念的摆摊事业来说，一个数字足以说明问题。在北宋，进出口总额和财政总收入之比竟然可以达到一比五。而这个数字对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古代中国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了。

可以说，单是这些进出口贸易的关税，就已经给大宋王朝带来巨额收入。

更重要的是，那些纷至沓来的海外商人们，还会把中国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贩运出去。

最典型的，就是瓷器贸易，其实人们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宋代应该改称为“瓷器之路”。因为宋朝海船的所到之处，以及与宋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大量瓷器出口，远销日本、东南亚、印度一直到波斯湾西亚诸国以及非洲的埃及等地，而当时的阿拉伯帝国的王公贵族们，都以收藏中国瓷器为荣。

单以今天的考古发现看，从日本的福冈到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乃至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等国，都出土过大量的宋瓷残片。甚至今天还有外国学者认为“中世纪的东非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而以当代许多学者的估算，仅是宋代的广州路一地，每年的瓷器总产量就高达一亿件以上，其中绝大多数都用于出口。

可以想象，单瓷器出口这一样，不知道能给大宋带来了多少财富？

苏东坡竟也成了“出海摆摊”的一员

和此前历代区别极大的是，大宋不光吸引外国人来国内摆摊。更重要的是，同样也鼓励宋人出国摆摊去。

对于出国摆摊这事儿，宋朝不但允许，而且也有完备的管理制度。首先出海贸易的主力军是沿海船户，为了便于控制和征税，大宋便将这些船户另编户籍。其次，出海贸易的海上必须在政府登记，禁止走私。第三，海商贸易归来，必须到市舶司接受抽买，否则将处以重罚。

虽然条令是严格了点，但毕竟给了沿海商民出海赚钱的权力。

于是，自从宋太宗年间起，大宋的沿海商民，各行各业，都掀起了出国摆摊的热潮。

当时，由于造船业的进步，宋朝人“出国摆摊”，比之前的任何朝代都更容易。当时的中国海船造的非常巨大，结构坚固，重量可以达到几百吨。这样一艘海船可载几百人，船里能储存一年的粮食，甚至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

既然有了这么牛的船，出海不再困难，而海外贸易丰厚的利润撩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纷纷远赴海外聚财殖货。

当时改行当海商的，各行各业都有，甚至就连和尚道士，有的也动了凡心，好好的经不念，撒腿往海外跑。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夷坚志》等史料记载，宋代杭州僧人净源，后来就成了知名海商。温州道士王居常和处州“张道人”，也都曾是宋代“国际贸易”圈子里的知名人物。

而大名鼎鼎的大才子苏东坡，竟然也是“出国摆摊”的一员。谁说苏轼到了海南，只能过“日啖荔枝三百颗”的苦日子，大才子的脑筋其实也挺活，他就曾把东南亚的苏木从海外倒腾到了四川。

当然，东坡先生到底赚了多少钱在其次，关键是，连他都要去下海经商了，可见宋代的下海潮有多热。

现在终于知道为啥把经商叫下海了吧，因为真的只有下了海，才能赚到大钱。

当然抛开赚钱不谈，这些出国摆摊的中国海商，或穷或富，但都成了中世纪海洋上，无比重要的力量。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海商就是大宋的“标牌”，不但为大宋实实在在赚取了巨额财富，更撑起了大宋的脸面，代表着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输出。因此，宋朝海商所到之处，常常受到各国的热烈欢迎。

在当时，每当宋朝的海商船队来到国外，都常常引来轰动效应。不但当地的国王高官专门以隆重仪式迎接，甚至是“倾国耸观”。有时“其王与眷属率大人到船问劳”。这些在大宋国内看上去“普通”的中国海商们，来到国外却往往是受人尊敬的“上宾”。甚至当地的富商大贾们也赶快带足财货，搭乘中国船舶来大宋“摆摊”。“给力”场面背后，就是大宋强大产业与航海能力，撑起的“国际贸易话语权”。

如此强大的话语权，也给宋朝带来了滚滚财富。单是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这一年，宋朝的岁入就达到了“一亿两千六百二十五万贯”，其中作为“硬通货”的白银，收入就达八十万两以上。而且这其中七成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商业税。海外贸易更是贡献极多。正是这火热的贸易，让国土狭小且积贫积弱的两宋，经济上依然能保持兴旺和繁华。

而这，也再次证明了“唯有开放才可以富国”的真谛。

参考资料：高莹《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初探》、曹中原《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丁怡《论宋代海外交通的三个问题》、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高绵《略论宋代海外贸易政策》，桑希臣《蓝色诱惑：中国海洋开拓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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