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境之塔》大鸢种鸢尾蒙冤奇缘，

诗人昌耀：怀着对美与善的盟誓 | 封面人物

昌耀，1995年7月 图/蔡征，《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

“酒杯已朽。我不再擦拭铜壶或礼器。/烛光在窗纸晾干。屋脊不再呜咽如狼。/书稿摊开撒满废字。是鱼目刺痛眼珠。……/一切平静。一切还会照样平静。/一弹指顷六十五刹那无一失真。”（《极地民居》，1990年）

2000年3月23日清晨，时年65岁的昌耀，在肺癌病痛磨折中艰难地移步医院阳台，朝着窗外满目曙光纵身一跃……10年前写下的诗句，竟一语成谶。

1996年3月23日这天，昌耀曾对着窗外新鲜纯洁的春雪，写了些欣亮的句子：“从启开的窗口呼吸，骋目雪原的体香，相对于枯干涩燥的昨日，以及昨日之前更加久远的隐含了期待的日子，滋润的蠕动感已深入到每一关节的软骨和隆起的滑膜层，既是人体的，也是万象万物被滋润、被膨起的感受。复活的意识如此常思常新。”（《从启开的窗口骋目雪原》）

许多年过去了，昌耀在他那些常读常新的诗句中一次又一次“复活”。人们扪摸辨识他慧思独运的诗章，字符与字符、血珠与泪滴，交相辉映、排比嚎呼，其吟咏、倾诉、喧哗的情态，已成为诗人生命样式的独有见证。

近三年，关于昌耀生平及其诗作的研究资料又相继浮出水面。2020年，纪念昌耀逝世20周年的《高车——昌耀诗歌图典》，除了收录昌耀书写西部风情的近70首诗歌，影印公布了两百余幅鲜见的昌耀手迹、书信、照片等珍贵资料；2022年初《昌耀年谱》面世，作者张颖对诗人苦寒的一生及生命中的波澜、种种境遇下的创作，作了系统、客观的梳理，极具史料价值；2022年3月，《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出版，作者马钧以独到笔法精析昌耀诗文，并在书中收录了《昌耀诗文总集》中未收入的十多篇重要资料，公布了昌耀部分不为人知的摄影创作。

昌耀摄影作品 图/《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

“昌耀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地位，说极端些，就是一流，没有之一。现在诗坛很多流派，但无论哪一派，都对昌耀百分百五体投地。”说这些时，诗人肖黛的语气是坚定的，她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回忆：“当年我在青海，内地诗人去见昌耀就是朝圣，这些人现在都是诗坛中坚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们坐着硬座跑到青海，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怀着膜拜的心情去见昌耀。直到今天，即便已经过去很长时间，昌耀的作品仍是独一无二的，等级上位列一流，没人对他的作品有异议，只有研究他的份，昌耀现在还像座山一样，就是当年韩作荣讲的‘巨灵’。”

尽管生于南方，某种程度上讲，昌耀却是个真正的“西部诗人”。

《高车》《荒甸》《莽原》《戈壁纪事》《旷原之野》《达坂雪霁远眺》《腾格里沙漠的树》《青藏高原的形体》《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他的诗作中，许多篇名已有明显的西域特色；由他本人生前编定的《昌耀诗文总集》，所收作品上自1955年，下至他离世前的2000年3月，所有诗文都是他在青海的创作，是他以45年青春韶华和生命苦难与西部高原相互砥砺的见证。

早在1957年，年仅21岁的昌耀就以短短8行的《高车》显示了他的天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车。//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是青海的高车。//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的轶诗。”

西部是昌耀心中的圣域。艺术家在自己所神往的空间中描绘圣境，铸就自己的艺术语言，昌耀就在高山、激流、荒甸、大漠中塑造和完成了他的“西部放歌”，在他的诗笔之下，冷峻、犷悍、棱角锋锐粗粝的西部莽原凸显崛起在我们面前，他所形绘的西部令人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之惊诧。

燎原在昌耀临终时受托，为其《总集》作序。他在《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代序）中评议，“昌耀的确太庞杂，太丰富，也太深奥，在他以青藏高原的方式堆垒的诗歌大块中，含纳着地质史般博杂的造化与生命的信息，以及灵魂震颤中从大地上弓起的眩目的极光。这种精神与艺术的方式，在20世纪的中国新诗史上是罕见的。”

燎原之后又撰写了《昌耀评传》，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他对故去老友保有深深敬意。“昌耀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如果没有密切交往，大家都觉得他不太好接触，他也不随便跟人闲扯。”

“谁与我同享暮色的金黄然后一起退入月亮宝石？/一个蓬头的旅行者背负行囊穿行在高迥内陆。……/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内陆高迥》）

“昌耀不是侃侃而谈的人，他拘谨小心，对人充满戒备，这是他性格的底色。但你看他的诗，又发现他内心对这个世界、对周围的人充满了矛盾的情愫。”马钧精研昌耀文字，完成《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忆及昔日交往，他也愈发理解了昌耀，“他一方面渴望结识知己，敞开心扉，一方面，他又远远地躲开人群，与人保持疏离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昌耀曾颇具匠心地给自己设计了一张名片，姓名下方的职务职称栏，他打了一长串：“男子·百姓·行脚僧·诗人”。

有趣的是，这位“诗人中的诗人”将自己的雄性性属放在首位，而把诗人放到末位。马钧指出，这与昌耀的大诗歌主张有关，“他提倡的诗学之美是雄健之美，正如他崇拜惠特曼，惠特曼在诗中几近完美地体现了一个男子的雄健之美。诗人首先是带有肉身性质的，有了雄健的身体，其他才能往上附着、提升。昌耀强化他男人的属性，实则是对萎靡、柔弱的世相的不满与批评。”

1960年代在祁连山下被放逐时，昌耀写下名作《良宵》，短小的情诗中，依然体现出他对雄性气质的推崇：“放逐的诗人啊/这良宵是属于你的吗？……/是的，全部属于我。/但不要以为我的爱情已生满菌斑，/我从空气摄取养料，经由阳光提取钙质，/我的须髭如同箭毛，/而我的爱情却如夜色一样羞涩。”

“‘放逐’从古至今极易成为诗人命运的魔咒，在其催逼下，诞生了昌耀这位伟力诗人，正如同时期《凶年逸稿——在饥馑的年代》中所写：我在沉默中感受了生存的全部壮烈/如果我不是这土地的儿子，将不能/在冥想中同样勾勒出这土地的锋刃。”这是张颖的看法，90后的她读研时就以昌耀诗歌为题，历经数年，整理出版了《昌耀年谱》。“钙质、须髭、箭毛，野蛮生长把人还原到从自然中摄取能量的原始经验。但爱情如夜色羞涩，这个朴素比喻或许代表了昌耀对爱情的质朴期待，甚至是对人与人之间温情的渴望。”

1997年，昌耀写下《人生四境》：拓荒、生命之水、繁育和司春女神，这与他的“命运之书”确有映照，他是在高原和诗田拓荒耕种的男子，“劳动是生命的冲动，成为匠心独运的艺术”，他一生崇拜司春女神，“爱既是权利，也是美德。”

生命的霜秋之季，经历病痛磨折，不再有健美肉身，爱情亦枯萎时，“投身到土地的怀抱，/它也就安宁了。”（《春雪》），诗人在《踏春去来》中写道：“已经饱受生命之苦乐的芦梗将无惧霜风／而视死如归。只有春天的不幸最可哀矜。”

高原夏天的对比色

大暑下的高原山岳。／逆光。大方折线轮廓勾勒的高原山岳。／一层层逆光。一层层推向深远背景的高原山岳。／愈往西北角山色愈堆愈深愈重，愈堆愈冷愈浓。

——《高原夏天的对比色》

昌耀曾自言，是一张宣传画《将青春献给祖国》把他引向西部，画上的女勘探队员在他心中是“女神”。西部“辉煌的地貌”，自然也成了他要朝觐的圣地。上世纪50年代有一支激情澎湃的《勘探队之歌》，歌中“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那一定也曾令昌耀年轻的心为之激荡。

是的，激情、激荡，也许因他生在热烈的夏天、生在“怕不辣”的湖南，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

“昌耀是湖南人，性格耿直，说话有时直来直去，直到不给人台阶下。他生性内向，但是一旦他性子起来，湖南人骨子里的倔劲就会表现出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时任《江河源》（《青海日报》文艺副刊）编辑的马钧，因约稿与昌耀渐渐相熟，诗人“字斟句酌”的“严苛”令他印象深刻。

“昌耀对字词的要求特别高。当年约稿有篇《春天漫笔》，写他参加了一次由某位省长招待的宴会。行文中，昌耀很有意思地用了个词，‘省长大人’，古今杂糅的词语，带有某些戏谑、复杂情绪的表述。我们老总一看，这个不行，要作处理。我向昌耀反馈意见时，他‘暴烈’的脾气就上来了——你要删掉‘大人’二字，那就不要发表了。”

“还有一篇《诗人写诗》，他先在文中说了诗人类似夜莺之类的各种美称，第二段有这么一串表述：‘自然，也不免于恶谥，如称‘凤歌笑孔丘’的楚国诗人接舆为楚狂。如是，即便是‘狂人’也无损于诗人的令名。’坦白讲，那时我还没接触过“令名”这个词语，抄写手稿时，错误地抄成了‘命名’。两个词义似乎都能讲通，但有微妙区别。稿子一见报，第二天昌耀就打来电话，直直说了句：‘你们也不能免俗！’这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原来诗人对一个字的要求这么严苛，怪不得他是从事语言文字的艺术家。昌耀的字斟句酌，精雕细刻，简直和唐代推敲派诗人如出一辙。”

昌耀手稿 图/《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 ，马钧提供

1936年6月27日，昌耀诞生在湖南桃源一个王姓大家族，是王家第三代长子。他曾在代表作《哈拉库图》开篇写下这样的诗句——“城堡，宿命永恒不变的感伤主题”，如许感喟或与他幼年禁闭于女眷留守的“空城堡”有关。

当时，昌耀家的宅院约占去全村建筑面积一半，但这个“豪门城堡”的男主人们，为实现理想，相继离家出走。那个动荡年代，昌耀的父亲王其桂在北平念完中学便去山西参加抗日决死队，后进入延安军政大学；他的大伯王其梅，上世纪30年代在北平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曾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平解放西藏时曾是军方最高首长之一；他的五叔王其榘，曾是历史学家翦伯赞的秘书，后在北京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

昌耀的这些父辈，是身怀抱负的男子、有所作为的百姓、闯荡世界的行者、诗书濡染的学人，但都没摆脱雷电交加的飘摇宿命：他的父亲与伯父，曾经的革命兄弟，“文革”中以不同身份罹难。王其桂回到桃源后，1950年在“土改”中遭批斗，此后十多年在北方多个农场劳改，1967年坠湖而亡；王其梅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重大错案蒙冤，在京忧愤离世，弥留之际曾表示：“请求党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

少年时期的昌耀与父亲王其桂 图/王俏也提供

昌耀的行旅，冥冥中追随着父辈们的踪迹。年仅14岁的他决意投笔从戎，从湖南故乡随部队奔赴东北，继而走出国门开赴朝鲜战场。“1950年夏天，我随部队北上驻防辽东，从桃源乘船在武昌登岸，街头一城关门洞触动了我，感觉似曾相识。我确信这一感觉不无根据：1938年我祖父病危去世前曾派人去武汉并在当地报纸刊登启事寻找‘大革命时期’闯荡在外的父亲及伯父的下落，我也几次听到母亲向人谈及‘武汉跑马厅’如何如何之类。……”（《我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未完成稿）——昌耀自叙》）

昌耀最初的创作，是从朝鲜战场上的文艺兵生涯开始。起先是小说、战斗故事，“动辄洋洋洒洒数千言而仍舍不得煞尾”（《艰难之思》）。沸腾的战地生活和身边文学小环境，强烈地刺激着他的写作欲望。有趣的是，写作时，他总喜欢向同宿舍比自己年长6岁的作家未央借用那支使其写出文学大名的咖啡色“关勒铭金笔”，而这位老乡长兄“总是为我百拿不厌”。

昌耀第一篇发表的作品是散文《人桥》，“时在1952年冬或1953年春，载于上海的《文化学习》”。他的诗歌创作始于1953年，诸如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生活的《歌声》、《祖国，我不回来了》、《你为什么这般倔强》等。这是在他17岁时的人生少年时光。

1953年夏，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结束时，这名激情的小战士遭到炮火袭击，负伤致残。关于昌耀的这次伤情，原始诊断记录显示：“脑颅颞骨凹陷骨折”；在他此后所持的《革命残废人员证》中，残废等级被核定为“三等乙级”。

回国后，昌耀进入河北省荣军学校，期间阅读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莱蒙托夫、希克梅特、勃洛克、聂鲁达等大批中外诗人的诗作。1955年，响应“开发大西北”的号召，王家这名男子选择远赴青海——从此离家越来越远，跋涉山旅，攀登诗峰。

“我父亲喜欢读文史、政论、时评。我还见他整理过一本他自己的手抄本旧体诗词集。”童年时期寂寞的昌耀，已开始翻阅父亲留在书架上的大量书籍和来自香港的进步文化刊物。这个“空城堡里的幼主”爱哭、怕鬼，他的母亲、姑母，还有一位长他数岁的佃农之女曹娥儿，教给他大量古曲儿歌和乡谚俚谣。几十年后，当我们读到“锅里煮了个羊肋巴，房上站着个尕没牙”（《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这样的青海风味谣曲时，便能意会民间艺术对昌耀诗歌创作的影响，同时也形塑着他根植大地的高贵的百姓视角。

“虽然昌耀出身也算富家子弟，但他更愿把自己看成底层人，加上他有过流放、劳改经历，尽管后来有了名气，但更多时候属于不受社会待见的边缘人物。你看他写那些乞讨者，许多都属底层行列，但在诗人眼里，他像巴赫金一样都给他们加冕，让他们成为精神上的王，赋予崇高象征意义。这是昌耀的平民立场。”马钧强调，“昌耀在名片上突出‘百姓’身份不是矫情，有人把它当成修辞和反讽，但昌耀是严肃的。这涉及他的政治立场，和他那一代人的政治情结。我觉得他的‘百姓’情怀是真诚的。”

1995年，肖黛邀请昌耀去她就职的大学分享诗歌创作，昌耀一开腔就说自己参加过抗美援朝、为国负伤、保卫家园、想当英雄、非常光荣。“这个话题，他磕磕巴巴讲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又用半小时磕磕巴巴地说，我是自愿来青海的，一心要投入支援大西北建设中……这是时代对每个有志青年的要求……他讲得很慢，但极动情，用当下的话说，满满的主旋律和正能量。”

“老友”肖黛眼中，昌耀本质上是个积极、主动、自觉自愿的理想主义者，但也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诗歌创作中的自传性意味，与他的现实生命形态互为照应，连同他诗句的所谓孤绝、冷峻、奇倔，因为生命中的苦难巨大，也都变得极为合情合理，而不是世俗的阴阳怪气或者浅薄的艾怨晦涩。”

“远处，蜃气飘摇的地表，/崛起了渴望啸吟的笋尖，/——是羚羊沉默的弯角。//……正是为了大自然的回归，/我才要多情地眷顾/这块被偏见冷落了的荒土？”(《莽原》)

唐代边塞诗人岑参以他的《白雪歌》《轮台歌》《走马川行》等名篇呈现西域令人惊异的地貌风情，时人殷璠称之“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20世纪的“西部诗人”昌耀笔下的西域，堪与岑参相辉映。

“大自然最原始的那种生命的动力，西部恢宏博大的文化精神早已渗透到他的血液、灵魂，成为一种与其个性气质、艺术信仰同构的关系，成为审美认同的基石。”昌耀曾在《宿命授予诗人荆冠》（问答）中如此评述画家、好友朱乃正，仔细想来，这又何尝不是在说他自己？

对于一切侵凌秋是解毒剂

九月风如焚，/不愁莽苍不红。/天幕以西，/声色未露，/牧人甩鞭，/原上草/一时嗖嗖驰去/许多响马，/许多响箭。

——《秋辞》

1955年6月，年仅19 岁的昌耀响应“开发大西北”号召去了青海。据他事隔近40年后提供的《一份“业务自传”》，“1957 年对于我以及我这样一批人都是流年不利的一年。那年秋，正当我的第一本诗集《最初的歌》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发排出版，我以两首原由《青海湖》诗歌专号刊发的16行小诗《林中试笛》而罹罪……故定为右派分子。这是一个对我的生活观念、文学观念发生重大影响的时期。”

昌耀自己写的小传 图/《高车：昌耀诗歌图典》，王俏也提供

1957年7月初，昌耀自贵德县河西乡回到青海省文联，领导嘱他发表新作。昌耀随即抽出下乡时所写短诗《车轮》《野羊》两首作品，冠以“林中试笛”总题上交，领导定于《青海湖》第10期庆祝国庆八周年特刊诗歌版头题发表。

时值“反右”斗争如火如荼，昌耀的作品完全游离其外。两天后《林中试笛》被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文联会议室墙上，批判者认为“一只残缺的车轮”等意象反映出昌耀的“恶毒性阴暗情绪”，领导将当时已开印的第8期《青海湖》紧急调整，换上昌耀的《林中试笛》并加上“编者按”：“鉴于在反右斗争中，毒草亦可起肥田作用，因而把它发表出来，以便展开争鸣。”

孤傲内向的昌耀，向来不参与社会活动，也不愿过问旁人的事。他后来在1962年写的《甄别材料》中表示，自己只是将生活简单划分为对创作有利或无益两种情况。“比如，逛庙会，去草原能启发我写作的灵感，而开会，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生活琐事似乎只对创作小说积累素材有好处……”诗人在材料中坦言，“我对政治与艺术的理解是幼稚的，这也表现了我的不成熟。”

1957年7月27日，昌耀模仿《诗经》四言句型，写下颇具古风韵致的《月亮与少女》：“月亮月亮/幽幽空谷//少女少女/挽马徐行//长路长路/丹枫白露//路长路长/阴山之阳//亮月亮月/野火摇曳”。创作中，昌耀纯任自然地引入歌谣里环佩叮当的音律与回环复沓的节奏，早期这首优美的代表作，也体现了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源头的自觉回溯。

马是昌耀钟爱的动物，也是他心理投射的象征。他为自己设计的名片左上角：日、月、山下一匹沉思的骏马，周身泛漾着神秘幽静的蓝色。“忧戚的眼神掉在忧戚的河道，天边长出／蜷曲的鬣毛”。（《远离都市》）

《风景》中的“龙驹”、《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跛行的瘦马”、《黑河》边“望空傲啸的马驹”、《哈拉库图》里“向空鸣嘶的老马”……昌耀在诗中发问：“有比马的沉默更使人感动的吗？”（《山旅》）

自1957年下半年起，遥想月夜“挽马徐行”的年轻诗人，头戴“囚徒”荆冠，踏上“路长路长”的流放生涯，在“激流”与“群山”中，“随我对我们红色的生活／作一次惊愕地眺视”（《群山》）。

昌耀先是在省城近郊的监狱工厂冶炼钢铁，接着被转移至浅山地区每天抬着上百斤重的条石修筑盘山水渠，在长达500行的诗作《大山的囚徒》中，他曾写道：“我倒下了／石棱穿破了眉骨／血浆从眼眶里进出……”。那一天，他因体力不支、更因心绪恶劣，致使失衡的石料砸向踝骨，当场昏死过去。醒来见管教人员正吆喝着抬他去急救，他却嗷嗷吼叫，宁死不从……抗争之剧烈，诚如他笔下“拒食的战马”。

“秣马的兵夫一顺儿不懈地操演着同一劝食之舞蹈。……此一加餐是如何险绝而痛苦。／拒食的战马默听远方足音复沓而不为所动。／这又是何等悲凉的场景。”（《怵惕·痛》）

蒙冤的昌耀自觉委屈、愤懑，他曾以文字材料“上告公堂”，但坚决申辩、反复抗争的结果，却是刑役的层层加码。在看守所里，他每天要干十几小时苦活，吃饭就蹲在墙角啃些发酸变质的干馍馍，晚上睡在一米高的马桶旁，他将同犯的鞋子悄悄收拢，填在脑后当枕头。若能这样睡到天亮自然好，但同犯们会起夜，排着队轮流便溺。黄色的液体四溅，溅入诗人的噩梦之中……

19岁的昌耀 图/王俏也提供

到了祁连山下的农场，日子仿佛有了盼头。那里生长青稞，青稞熟了的季节，昌耀和他的难友成了神秘的耗子，靠偷炒青稞暂缓饥饿。白天劳动时，他们把麦穗捋到裤子里，晚上猫着腰用脸盆炒青稞。某天夜里，大家坐在窑洞里偷吃各自的青稞，有一人溜进来，黑暗中把手伸向昌耀，诗人慷慨地将自己得来不易的食物分享给他……第二天出工站队时，昌耀被揪了出来，原来那个“乞讨者”竟是他们的管教干部，他让诗人把脖子扭来扭去供大家取乐——看这个耗子，偷嘴偷得多肥！连脖后颈都有肉褶了！众人哄笑起来……

“对于一切侵凌秋是解毒剂。”（《踏春去来》）

“二十三年高原客，多惊梦”（《秋之声（二章）》）

自1957年那个秋天起，孤往冥行的诗人经历了23年苦难生涯，“像一个亡命徒，凭借夜色／我牵着跛马，已是趱行在万山的通衢，踅身／猛兽出没的林莽，扪摸着高山苔藓寄生的峭岩，／躬着背脊小心翼翼越过那些云中的街市、／半坡的鸟道、／地下的阴河……/二十多个如水的春秋正在那里流失,/只余回声点滴。”（《山旅》）

“午时的阳光以直角投射到这块舒展的／甲壳。寸草不生。老鹰的掠影／像一片飘来的阔叶／斜扫过这金属般凝固的铸体，/消失于远方岩表的返照，/遁去如骑士。//在我之前不远有一匹跛行的瘦马。/听它一步步落下的蹄足/沉重有如恋人之咯血。”(《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

结束流放后，1979年，昌耀在《致友人》中以这样的诗句重新亮相：“九死一生黄泉路，我又来了，骨瘦如柴／昂起的／还是那颗讨厌的头颅”；1998年底《昌耀的诗》出版，他在《后记》中把《林中试笛（二首）》以其被批判时的原貌发表出来，“为了给我稚拙的青春与‘史实’的解释保留一份背景资料，姑且将我的两首短诗‘立此存照’”。

依然是那匹“拒食的战马”，骨子里藏着悍厉。

大雪的日子不过是平凡的日子

西羌雪域。除夕。/一个土伯特女人立在雪花雕琢的窗口，/和她的瘦丈夫、她的三个孩子/同声合唱着一首古歌：……//那一夕，九九八十一层地下室汹涌的/春潮和土伯特的古谣曲洗亮了这间/封冻的玻璃窗。我看到冰山从这红尘崩溃，/幻变五色的杉树枝由漫漶消融而至滴沥。/那一夕太阳刚刚落山，/雪堆下面的童子鸡就开始/司晨了。

——《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

“雪”经常出现在昌耀的诗句中，甚至被他多次直接嵌入诗题。

流放前，他在《鹰·雪·牧人》中写下诗句：“鹰，鼓着铅色的风/从冰山的峰顶起飞……/大草原上裸臂的牧人/横身探出马刀，/品尝了/初雪的滋味。”

待到完成《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时，诗人已脱去“大山囚徒”的垢衣，入赘藏族草原之家，在半农半牧的西部边地上撑起一个五口之家，除夕夜飘雪的诗中，隐隐升起苦涩温馨的烟火气。

昌耀给他的三个孩子都取了诗意的名字，对他们的未来寄予深切期许。长子王木萧，取自杜甫的《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女儿王路漫，取自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次子王俏也，取自毛泽东的诗句：“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父亲对我的期望，可能就是与世无争吧。”电话那头，王俏也的语速平缓，说话不太流露情绪。如今，他也年过不惑，已为人父。在不少老熟人眼里，小儿子的长相和性格与昌耀有几分相似。受访时他言语不多，稍显木讷，但你能感觉到他的坦诚。“我也想通过那首诗（《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去理解自己父母的感情，但我没读懂。许多人觉得这些诗句写得很好，但我看完觉得没啥意思。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母感情不太好，最终他们在我上初中时、大概92年左右离婚了，我们家整个就散了。”

昌耀在儿子的画上备注解说 图/《高车：昌耀诗歌图典》，王俏也提供

1973年1月26日，37岁的昌耀依照藏族传统迎娶了比自己小20岁的杨尕三，高原土著浓脂重彩的古艳婚俗定格于他的经典名作《慈航》，“迎亲的使者/已将他扶上披红的征鞍……/吉庆的火堆/也已为他在日出之前点燃。/在一处石砌的门楼他翻身下马……/怀着对一切偏见的憎恶/和对美与善的盟誓，/他毅然跃过了门前守护神狞厉的/火舌。//……然后/才是豪饮的金盏。/是燃烧的水。/是花堂的酥油灯。”

长诗《慈航》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浪漫意识，不仅刻下昌耀与这位藏族发妻的爱之盟约，也是诗人对“摘掉荆冠”、洗脱罪名得以重生的礼赞，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昌耀的婚姻航程20年后在苦海搁浅。朱增泉在《寻找昌耀》一文中指出：“昌耀和这位土伯特妻子的婚姻，就像一幅色彩浓重的高原油画，‘美’得极不和谐，极不协调。它反映的是昌耀苦难中的幸运，幸运中又包裹着他命运中的不幸。这就是昌耀的人生基调。”

昌耀离婚前，去他家拜访的人都已觉出几分异样。“我第一次去是他们家孩子给开的门，给我指了下他书房，我就又敲了敲书房门，他来开门，也不说‘你请进’，而是问‘你找谁’……后来我多次给他送过我们诗社社刊，也不敢多待，因为他比较有个性。”上世纪80年代，圈内小字辈章治萍多次登门拜访昌耀，在他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叙述中，孤傲的诗人似乎不通人情世故。“你去他家，他从来不倒茶的，没这概念，他通常一个人在书房，你去他就站起来握个手，然后坐下，聊个十来分钟，你走时他就站起来挥挥手，也不送你到门口。端茶送客他都不会。当时就看得出来他和家人不太和睦，我去时遇上两次他们家吃饭，都是夫人和孩子们在饭厅吃。他在自己的书房吃，他的书房不允许家人进的，里头一看就是搞创作的，床上、桌椅上全堆着书，杂乱无章，但书在哪里他都知道。”

即便早年同桌共餐，在长子王木萧眼中，昌耀“一家之长”的形象也极为严苛。“小时候，父亲在家里实行了‘分配制度’，吃饭时的气氛是很紧张的。母亲把刚做好的菜，依次分配到我们5个家庭成员的碗中，但主食是不分的，吃饱即可。在父亲严厉的目光中吃完碗中的食物后，必须还要把撒在桌子上的全部吃掉，做到‘颗粒归仓’。”

但在王俏也的记忆中，父亲对他颇为溺爱，还给他儿时的涂鸦小画题了不少字。“三个孩子中，父亲对我关爱最多。记得80年代他经常出差，每次都会给我带回些玩具，像那种一打就闪光的小手枪，或生铁铸成的小剑，他都给我买。我上小学后风靡变形金刚，我们那里有个商店当时上了美国进口的变形金刚，我记得要五十多块钱，赶上当时一个人的人均工资了，我父亲就说要给我买，然后带我去看，看后心里很着急（没钱），但过了几天，他就给我买了一个。”

1985年，昌耀（左二）、燎原（左三）在西宁一农家小院 图/《高车：昌耀诗歌图典》

比起“读不太懂”的《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王俏也更喜欢父亲的《峨日朵雪峰之侧》：“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我小心翼翼探出前额，／惊异于薄壁那边／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

“我更喜欢他在海北流放时写的作品，关于自然的那些我更能呼应，父亲诗歌里有些字比较生僻，我也喜欢听听网上朗诵的，比如前两天听那首《河床》，感觉气势磅礴，阅读的话我确实能力有限，像‘前方灶头／有我的黄铜茶炊’这种看似很普通的，我也不太理解。”

2016年，王俏也从格尔木回到西宁，和爱人一起开了家民宿。“想到父母婚姻破碎，家庭分裂，我就寻思给民宿取名‘土伯特之歌’，里头有些怀旧情感，也是呼应父亲那首诗吧，虽然我读不懂，但至少取个名表达对家的爱。”

这让人想起昌耀1990年写下的诗句：“大雪的日子不过是平凡的日子。”

怀春者的信柬

我是昨日高山的冻泉：/曾为情思深闭而苦痛。/曾因积久的缄默而喑哑。//……且别笑：/玉棉剥尽，/西风吹去——/乃是一束束/怀春者的信柬。

——《怀春者的信柬》

历经二十多年命运锤砸，昌耀于1979年回到《青海湖》编辑部，端坐在那张曾经属于他的、诗歌编辑的办公桌前。众人眼中，遭受了漫长监禁的昌耀，清瘦、木讷，肢体僵硬、不苟言笑。

“这人呆嗒嗒（ái dā da，江南方言）的，两手放膝盖上，任何人讲话，他眼睛都往下看，眼里也没光彩。好像人家都是管教干部，他就是个劳改犯。你根本无法把他的作品和眼前这个人联系在一起，这是我当年的第一印象。”上世纪80年代初，肖黛在一次诗歌活动上初识昌耀，她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回忆，“那是个冬天，昌耀穿件藏蓝色鸭绒服，油光锃亮，脏得像三个冬天没洗吧。他皮肤白净、个子不高，一副南方书生的文弱样。我当时就想，劳改这20年，怎么没把他改成个红彤彤的庄稼汉？你还能感受到他的儒气。他跟那种目光炯炯的诗人不同，昌耀的光芒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跟大家坐一起，但好像不在这个场里，这跟他的个性、思路有关，他对日常事务不往心里去。”

长子王木萧印象中，昌耀“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衫，戴着一副与脸庞极不相称的塑料黑边眼镜，显得书生气十足”，但父亲“脾气很暴躁”，“那双眼睛和冷峻的眼神，让我心惊胆战”，儿时，他“惊奇地发现父亲不会‘笑’（偶尔会笑，也是因为创作出了他认为可行的作品，并且笑得很难看）……”。

1979年夏，一家五口在青海省委党校院内合影 图/王俏也提供

昌耀留下的照片中，很少见他微笑，顶多一丝浅笑。1980 年代初和小儿子王俏也的合影中，他难得显出父亲式的温暖微笑。彼时，昌耀已带着妻儿离开农场返回西宁，被苦难腌渍得太久的诗人，即便在这么一个理当大幅度调动颧骨肌肉的时刻，也只是微微牵动了一下他的面部神经。

“我们从没见昌耀开怀大笑过。新疆作家周涛写过一篇文章，形容昌耀的笑是羞涩的，这个表述非常准确。昌耀有笑的时候，但都很克制。他在作品里写了大量的笑，但这些笑多半是拟人化的，让大自然的冰在笑、河流在笑，唯独人的笑，他写得不多。”马钧记得，仅有一次，在昌耀女友家中，他亲历了诗人的灿烂笑颜。“有次和作家风马由昌耀带到修篁家去。修篁女士打发昌耀去买点零食招待我们。聊天时，我无意瞥见窗外拎着零食走在路上的昌耀。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一个男人轻快的脚步，因为这趟甜蜜荣耀的差事，他浑身洋溢着愉快，就像布列松那张照片《男孩》，脸上泛漾着满足、得意与自豪。”

1980年代，昌耀与儿子王俏也在西宁 图/《高车：昌耀诗歌图典》 ，王俏也提供

1990年代，昌耀的诗作在险拔峻峭中流露出几分温馨与柔情。声名鹊起的他，以“著名诗人”的身份应邀前往南方，“头戴便帽从城市到城市的造访”，参加诗歌笔会或担任诗歌赛事评委。苦难赋予诗人某种传奇性，在外省聚会的日子，昌耀从同道的敬重中收获“吾道不孤”的安慰，与异性倾慕者交流时，情感长期冰封的诗人，确乎受到了意外的“爱”的引动。

“冰湖坼裂：那是巨大的熔融。（《冰湖坼裂·圣山·圣火——给S·Y》）

彼时，昌耀的婚姻已濒于破裂，先后寄居于作家协会和摄影家协会的办公室，流离失所中不时扮演一个“大街看守”的角色。就是在这样的生存中，他的诗作里开始出现诸如“S·Y”（或“S”）、“修篁”等女性名字或符码。

昌耀常给人以冷峻肃穆的印象，但在亲密关系中则显出极少外露的天真和憨气。他给对方取名“S·Y”，代表“傻丫”的昵称；他曾幻想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速记员安娜小姐般的爱情，因此书信里常自称W耶夫等，从这些字词使用上，也能看出诗人时而也有被苦涩包裹着的幽默感。

1990年夏，昌耀在杭城结识了一位年轻女诗人，此后两年频繁与对方通信，双方联系时断时续，昌耀亦有多首诗作题献S·Y。这些作品“时而暧昧，时而明晰，时而温馨有加，时而恶劣透顶，直至他临终前几天写于病榻上的《一十一支红玫瑰》为止”。关于昌耀与这位南方“滨海女子”的交往，燎原评价，诗人的情感如火山爆发，“而炽热的岩浆和气浪却炙烤得对方无法承受，遂又在对方扑朔迷离的回避中，使自己陷入爱的灾难。”

与S·Y关系破裂后，昌耀1992年7月的诗作中出现了另一个名字：修篁。

“篁：我从来不曾这么爱，／所以你才觉得这爱使你活得很累么？……我亦劳乏，感受峻刻，别有隐痛……／我百创一身，幽幽目光牧歌般忧郁，／将你几番淋透。你已不胜寒……／从此我喜忧无常，为你变得如此憔悴而顽劣。／啊，原谅我欲以爱心将你裹挟了：是这样的暴君。”（《致修篁》）

从1992年《致修篁》《傍晚。篁与我》《花朵受难》等作品，到1996年至1997年间的“《伤情》三章”，昌耀曾多次显示内心对双方恋人关系的确认，但至1996年底，出于对未来生活的务实考虑，两人关系发生变故。

“芳草把层层色彩托出泥土。／刺猬披一身锐利的箭镞……”，无羁的灵魂裸露，“一切无情。／一切含情。”（《慈航》）数段情感经历都曾是昌耀苦难生涯里的甜蜜插曲，但现实生活中却常留下“一地碎片”的锋利伤口。

“哎，这个老昌耀啊！”肖黛忆起昌耀最后时光有次在病榻上哀叹——其实没人爱我。“我安慰他，我们大家都爱你，就像你热爱妖精一样的女子们……我知道他的意思，爱他的人，大抵是爱着因他的存在而有了那些美好的诗歌而爱。他大概是说，他就是个普通男人，他爱妩媚、贤淑、冰雪聪慧的女子，居然很难吗？你看他交往的女性，有的非常漂亮，有的非常善良，像修篁真是非常善良。唯美、善良，是他诗人的追求，但很不现实，所以他的生活一塌糊涂，他到我们家吃饭，都惊讶于我的厨艺，其实他一辈子都没吃过好的。”

2000年初春，昌耀病重期间与韩作荣（左）、肖黛合影 图/《高车：昌耀诗歌图典》，王俏也提供

整理年谱时，张颖细读昌耀书信，也认为诗人的个性注定了悲剧。“我觉得昌耀特别单纯，但他不太活在现实世界中，真实情感生活里他是失败和被动的。纯真的爱情是他的寄托，在昌耀生命中充当了诗意渴求的源头。你看他在诗里写一家人生活，里头是他对女性的想象，但杨尕三的性格完全相反；又比如他和S·Y的交往其实有点幼稚，让人家赠送7根长长的青丝、寄100元钱让她夏天去买汽水喝。昌耀这些行为单纯可爱，但放到现实生活中毫无胜算。只能说，他没有遇到一个能真正珍惜自己的人。”

“诗人，这个社会的怪物、孤儿浪子、单恋的情人，/总是梦想着温情脉脉的纱幕净化一切污秽，/因自作多情的感动常常流下滚烫的泪水。” （《烘烤》）

是的，正如马丽华在纪念文《骊歌向诗魂》中所言，“昌耀是唯一的，而且无从仿效——其精神世界，无人能够仿效；其生活状态，无人愿意仿效。”

青海湟源，昌耀诗歌馆 图/视觉中国

（参考：《昌耀诗文总集》《高车：昌耀诗歌图典》《昌耀评传》（燎原 著）《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马钧著）《昌耀年谱》（张颖 著）等；致谢：肖黛、马钧、 王俏也、章治萍、燎原、张颖等拨冗受访，马非、梁建强、青海人民出版社协助联络，实习记者倪瑜遥整理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