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复仇》告密者怎么杀，喋血复仇告密者是什么

武则天的一生：复立庐陵王李显，安抚大唐故臣

滥刑废止后，武则天的政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开始，当以圣历元年(698年)九月复立庐陵王李显当太子为标志。这是武则天称帝的后期。这时武则天的地位巩固了，政治上出现了与以前实行恐怖政策时期大不相同的景象。
　　首先，这是因为武则天最后放弃了酷吏政治，酷吏大多罹罪。丘神勣、周兴、索元礼、来子珣、侯思止、王弘义、来俊臣等在万岁通天二年前相继被杀。万国俊等六道杀流人使也相继死或流放而终。郭霸在圣历年间发疯自杀。到神龙元年三月中宗下诏惩治酷吏时，所列举的27人中，在世的仅刘景阳、唐奉一、李秦授、曹仁哲四人，他们在武则天晚年多已配流，不见有什么活动。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等司法监察机构尽用了“用法平允”的徐有功和反对酷吏的魏元忠、张柬之、桓彦范、袁恕己、宋璟、韦嗣立、纪履忠等人。
　　其次，放宽了言路，过去不许议论的关于武则天权位的话，这时也让讲了。典型的如苏安恒两次要武则天退位的上疏。大足元年(701年)八月，他上疏请武则天“禅位东宫，自怡圣体”。过去在垂拱三年(687年)刘祎之讲了这类要武则天“返政”的话，视为叛逆，构成死罪。现在武则天不但不处罚苏安恒，反而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长安二年(702年)五月，苏安恒又上疏：“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告诫说：“物极则反，器满则倾”，再次要武则天“高揖机务，自恬圣躬”。言辞激烈慷慨，武则天也没有加罪于他。
　　第三，在这阶段里，武则天还按群臣的要求，多次发布诏敕，雪免过去陷于滥刑的人。长安二年(702年)八月，武则天下敕：“自今有告扬州及豫、博余党，一无所问，内外官司无得为理。”十一月，武则天命苏颋复查来俊臣等办的旧狱，“由此雪冤者甚众”，长安四年(704年)十月，武则天起用岑长倩侄岑羲为天官员外郎，“由是诸缘坐者始得进用”。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初一，武则天大赦“非扬、豫、博三州及诸反逆魁首”的所有自文明元年(684年)自己临朝称制以来的“得罪者”。这是应李峤、崔玄暐、桓彦范等一再奏请雪免被周兴等所劾破家者办的。可以说，武则天在退出政治舞台前，自己把搞滥刑造成的冤狱基本上平反了。
　　滥刑这一变化废止的情况，从武则天称制称帝时期宰相班子的更迭也可反映一二，统计资料表明，以圣历元年九月复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的事件为界标，在这以前施用滥刑的武则天称制和称帝前期两个阶段里，14年中宰相被贬杀的占58～74％，而在最后七年，宰相无一被杀，被贬的也只占22％。由此看来，武则天最后放弃了酷吏政治。周兴、来俊臣等酷吏相次伏诛，“朝野庆泰，若再睹阳和”。
　　在政治气氛改善的背景下，武则天复立庐陵王为太子。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称帝，改朝换代，建立武周是成功了，但不可避免地在储君问题上要遇到麻烦。如果传位给儿子，那势必复辟李唐王朝，使武周政权一世而亡；如果要保持武周王朝，只得传位给武姓侄子，可是将来享受宗庙血食的如何能有她这个当姑姑、姑奶奶的份。大家都明白，已经降为皇嗣的睿宗李旦的地位是不作数的，李武两姓储位之争明里暗里激烈地进行着。武则天在这件事上举棋不定，使以武承嗣、武三思为首的武家子侄们跃跃欲试，甚至曾联合酷吏迫害李氏宗室，在前述酷吏政治情况中已可看出这场斗争持续多年。在武则天临朝称制时期，凡提出要太后返政复子明辟的都以忤逆罪受到严酷处置。
　　武则天称帝后，李武二姓的争夺更加激化，已封为魏王的武承嗣对皇嗣李旦的地位提出公开挑战，从皇帝降为皇嗣的李旦处于不能讲话无力自卫的可怜境地。他的儿子和其二哥章怀太子之子李光顺、李守礼、李守义等都被“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不时挨敕杖痛责，形同罪囚。
　　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武则天问他：“皇嗣我子，奈何废之?”王庆之引用《左传》晋大夫狐突之言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武则天问宰相，岑长倩以皇嗣在东宫，不宜有此议。宰相格辅元也固称不可，“由是大忤诸武意”，他俩和宰相欧阳通等数十人下制狱，被来俊臣刑讯逼供后处死。李昭德则假借圣命杖责后扑杀王庆之，宣言：“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双方争夺已白热化到喋血宫门的程度。这时李昭德是反武承嗣派核心，他见武则天有立武承嗣之意，劝说道：“臣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武则天听取了这意见，放弃了改立武承嗣为皇太子的考虑。李昭德还曾密奏：“承嗣陛下之侄，又是亲王，不宜更在机权，以惑众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况在姑侄，岂得委权与之?脱若乘便，宝位宁可安乎?”长寿元年(692年)八月武承嗣罢知政事，李昭德入相。武承嗣又反谮李昭德，武则天说：“自我任昭德，每获高卧，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
　　这时严善思按问告密者，打击罗织之党；朱敬则上疏请“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武则天赐帛三百段；周矩上疏：“今满朝侧息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武则天“颇采其言，制狱稍衰”。这些意见能被采纳的原因之一，是武则天在储君问题上立李不立武有了初步决断。武承嗣钻营太子位受挫对整个政治局势的安定有积极影响。
　　但是，在这件事上武则天以后还有反复，李武两党之间的争夺更没有就此罢休，反李势力把斗争的矛头直指皇嗣李旦，在长寿二年初的一场轩然大波中，皇嗣妃刘氏、德妃窦氏被谮杀，窦氏的父母即唐玄宗外公外婆受诛连，由于徐有功舍命相救才减死贬流。皇嗣也被告有异谋，来俊臣奉命鞫审，若非安金藏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他的性命也岌岌可危。当时皇嗣的长子封为皇孙的李成器被降为寿春王，取消了第二储君的身份。这些事变的原因表面上有些偶然，实际全是以皇嗣地位的动摇为大前提的。
　　与皇嗣的可怜处境成为强烈对照的是武则天的尊号越来越唬人，长寿二年(693年)九月有5000人上表请她加尊号“金轮圣神皇帝”，延载元年(694年)五月更有26000余人请她更上尊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翌年正月又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都是武承嗣领头搞的把戏，无非为迎合武则天的虚荣心，也借此树立他魏王在世人心目中作为圣神皇帝最忠诚的拥戴者的地位，这对他谋求储君的位置自然是极有利的。长寿二年元日武则天在万象神宫行享礼时，她竟让魏王武承嗣为亚献，梁王武三思为终献，皇嗣尴尬地靠边站着，公开摆出一派武氏天下的架势，刺激李武二姓争夺再度激化，随即有六道杀流人使等酷吏的再度猖獗。李昭德被贬和包括那位凡事模棱两可不表态的苏味道在内的豆卢钦望、韦巨源、杜景俭、陆元方等另五位宰相一起以附会李昭德的罪名被贬，是武承嗣派的又一胜利。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以后，政治形势有些变化。与契丹入犯河北有关，起用狄仁杰、姚崇、王及善，他们先后拜相，是李昭德之后保皇嗣派的领袖；薛怀义、沈南璆之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成为武则天新的男宠，武承嗣、武三思等都候其门庭，争执鞭辔，这股新的政治势力的兴起，首先使诸武在政治舞台上黯然失色；由于来俊臣罗告诸武和太平公主、皇嗣及庐陵王，迫使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令人可怖的来俊臣，结果来俊臣和得罪了诸武的李昭德一起弃市，李武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切实解决储君问题成为武则天进一步稳定政局的关键。武承嗣、武三思一直没有停止营求太子位的活动，他们毫无德望，所凭借的只有武姓一条，说服武则天立武的口实不过“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一句。关于储君位置问题，狄仁杰则对武则天说：“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狄仁杰还劝武则天召还庐陵王。宰相王方庆和王及善也这样相劝，另一宰相吉顼给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出主意，非有大功，无以自全，惟一可行的是介入立储的大政，说：“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诸王殊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请复相王庐陵，以慰生人之望?”二张用其计，屡次和武则天说此事，促使武则天作出最后决断，再无意考虑更立武承嗣、武三思。这件事吉顼起了不少的作用，因而开元时被免于列入酷吏名单，睿宗即位时还下制褒扬他“首陈返政之议”的功绩。
　　圣历元年(698年)三月，庐陵王被秘密接回神都，狄仁杰不知，还为此事“慷慨敷奏，言发流涕”，武则天让李显从帐中出来，对狄仁杰说：“还卿储君”，狄仁杰“降阶泣贺”。八月，武承嗣恨不得为太子，怏快而死，九月，皇嗣李旦聪明地“固请逊位”，武则天复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
　　这是武则天晚年的一项最重要的明智的决策。李显虽然不是当皇帝的材料，但是复立他表示了武则天在李武两姓之间的最后抉择。
　　15年前，武则天废了唐中宗，他被幽闭在房州，“备尝艰危，……每闻敕使至，辄惶恐欲自杀”。这时又把他接回来立为皇太子，是不能简单地以“母子之情”解释的，更不是什么“事久而天理定，事过而善心生”。她迷信自己将来“配食”、“祔庙”的后事，更要面对“天下思唐德久矣”的现实，作出合乎士庶民心的决定，从而平息李武两姓长达八年的争夺，与结束酷吏政治一起消除不安定因素，开创最后一段新的政治局面。
　　武则天“恐百岁后为唐宗室躏藉无死所”又“虑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乃命太子、相王、太子公主与武攸暨等“誓明堂，告天地，为铁券使藏史馆”。还放太子、相王诸子复出阁，恢复自由，这些措施立时改善了政治气氛，无论武则天与李显、李旦的关系，还是李显与武三思为首的诸武的关系，一时都融洽起来。外廷交待给狄仁杰、姚崇等人，使未来的权力转回李氏手里更有保证。
　　复立庐陵王的决策对缓和当时紧张的民族关系也起了良好的作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人李尽忠、孙万荣起兵反，先后攻陷营州、檀州、幽州、冀州、赵州，在河北抄掠。骚扰很大，契丹兵围幽州时檄文中说：“还我庐陵相王来。”圣历元年八月，突厥默啜可汗拒绝淮阳王武延秀(武承嗣子)前去迎娶其女，说：“我世受李氏恩，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闻李氏惟两儿在，我将兵辅立之。”默啜这次军势很盛，陷定州，围赵州，河北形势十分危急，武则天两次调集45万大军穷于应付。复立庐陵王就是那下一个月的事，这样做可以稳定内部，防止在太子问题上闹起来，里应外合，加深危机。薛讷受命出将时对武则天说：“丑虏凭陵，以庐陵为辞。今虽有制升储，外议犹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则狂贼自然款伏。”这话揭示了复立庐陵王和默啜进犯事件之间的联系。无论如何，储位问题已成为契丹、突厥起兵的口实，促使武则天要及早加以解决。而庐陵王的复立也确实对军事形势有影响，史书记道：“顼初至州募人，略无应者，俄而诏以皇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不可胜数。”“先是，募人月余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盈五万。”这样一来，默啜在当月就退兵了。
　　在李武两姓中，武则天选定李姓为继承人与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也不无关系。神功和圣历年间，河北、山东地区出现“贼徒滋蔓”、“中土不安”的情况，阶级关系局部紧张，这和契丹、突厥的侵扰及修明堂、天堂，铸天枢、九州鼎等劳民伤财的事有关，也和以武懿宗为代表的官吏的腐败残暴有关。万岁通天二年武则天堂侄武懿宗受命抗击契丹军，可是他临阵脱逃，致使赵州失陷被屠。契丹事平后，武懿宗又被派去“安抚河北”，他大杀被契丹裹胁的百姓，河北人仇恨地将他和契丹将何阿小并列，说：“惟此两何，杀人最多。”人民的情绪反映在王求礼的话里，他说：“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这使武则天不能立有民愤的武姓子侄。
　　太子立李而不立武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不仅对当时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从此阻止了武氏诸王图谋太子地位的活动，适时地压抑了诸武的气焰，使他们在武则天在世时，没能像在唐中宗时那样仗势用事，那样严重地危害政治，危害下层人民。武则天也因此与太子李显及李唐皇室拥戴者恢复重建了和谐的关系，于是“乾坤交泰，阴阳和而风雨调，远肃迩安，兵戈戢而烽燧静”。武则天赢得了最后一段比较安定轻松的日子，赢得了她死后的哀荣。无疑，复立庐陵王为太子一事是放弃酷吏政治之后这位女政治家晚年的又一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