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三镇”有多重要？为什么曹操刘备孙权都想拥有它？

-风物君语-

武汉，到底有多少个名字？

4月8日零时，武汉正式“解封”，对外交通有序恢复。这意味着，沉寂了76天之久的“九省通衢”迎来复苏，重新恢复运转。

疫情肆虐的日子，远离武汉的我们一直将神经绷紧，一边关注不断变化的数字，一边刷着各地抢口罩、屯粮食的新闻。围城中的人和他们的城市，在过去的两个半月里，先是陷入炼狱，然后又在与病毒赛跑中，完成了一场凤凰涅槃般的突围。

“每天不一样”的武汉，从来不缺少话题。但是，在高度紧张的氛围中，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审视她本来的面目。

认识一个人，从其姓名开始。了解一座城，也不例外。

“武汉”一词到底从何而来？

名字，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代号。在重视礼法的传统宗族社会，一套人名，是由姓、名、字、号等组成的符号系统。

人有各种名号，城市也是如此。以古都南京为例——南京，是其正式的“现用名”，古代的建业、建康、秣陵、金陵、应天、江宁等则是其“曾用名”；“六朝古都” 是其“绰号”或“别称”。

众多的城市中，有一些性格固执、从不改名的主儿，如从鲁襄公年间（公元前6世纪）开始，至少2500年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邯郸（早期曾写作“邯单”“邯丹”）；从古蜀开明王朝迁都时期开始，至少沿用2400多年且不改城址的“成都”。

跟古老的“邯郸”“成都”不同，“武汉”一词很年轻。这个从武昌、汉口、汉阳取两字形成的复合型地名，在江湖上叫开，不过是近百年的事儿。

武汉——从泛称到特指

“武汉”一词出现远比正式地名要早得多。

公元1606年，一位叫李宗鲁的文人在《汉阳府学记》中写道：“武汉间摘发无宁 , 日汉□寝。”此处“武“和”汉”之间应有停顿——武指的是武昌、汉指的是汉阳。

▲ 位于汉阳的晴川阁，与黄鹤楼、古琴台并称武汉三大名胜。摄影/李琼

清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曾向朝廷提交 “规复武汉疏”；清光绪年间，谭嗣同则写有题为《览武汉形势》的律诗。可见，将武汉三镇泛称为“武汉”，在清晚期已十分流行。

▲ 传为明人仇英绘制的《江汉揽胜图》，又名《武汉三镇图》，武汉市博物馆藏。

不过，这时候的“武汉”是对三镇地区的泛称。正式的“武汉”地名，诞生在1926年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但是，第二年发生“宁汉合流”，首都迁往南京办公。新诞生的“武汉”只当了半年多的首都。

这时，刚刚合并不久的武汉三镇又被拆分——经济上最牛的汉口成为特别市，相当于今天的直辖市；武昌继续担当省会；汉阳改称汉阳县。等到新中国成立，三镇再次合并，作为城市名的“武汉”延续至今。

武汉的“汉”——从天而降

“武汉”诞生之初就开始简称“汉”，如当时的历史事件称为“宁汉合流”。再往前追溯，“汉”取自汉口、汉阳，得名于二者的母亲河汉江。

不过，汉江之“汉”，最早不是地名，而是指天上的银河。先秦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关中、河洛，汉江上游穿行在秦巴山区，对于平原地区的人来说，河流仿佛悬在天空。由此衍生的类似词语有霄汉、河汉等。楚汉战争时，汉中为刘邦封地。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条“天河”衍生出了汉王朝和汉民族。

武汉的“武”——鸠占鹊巢

武汉的“武”来自武昌。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从三国时期开始到民国初期，它在今鄂州市已使用了近1700年。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原本叫夏口、江夏，直到隋朝设立武昌郡，元代改为鄂州，后改称武昌路，明清称为武昌府，但其驻地仍叫江夏县，而“武昌县”此时仍在鄂州。

清末，武昌起义打响，这里的武昌指的是武昌府，而不是七八十公里外的“老武昌”。1913年，原江夏县正式改名武昌。

武，原本属于鄂州；汉，原指汉中盆地。而武和汉的最终相遇并形成CP，实属不易。

历史上的武汉，有哪些“名字”？

两江四岸的地理格局，是孕育武汉的襁褓，也是武汉三镇的基本肖像。然而，这种看似稳定的面貌，从古至今，无时无刻都处于剧烈变动中。

武汉历史上的第一个名字，肯定已经无法考证。据考古发现证实，今约3500多年的商代盘龙城，是武汉地区最早的城市遗址。盘龙，不是它原本的名字，是以考古发现地位于黄陂区盘龙湖畔而被考古学家命名的。这座几乎和郑州商城（商代早中期都城）同时期的城邑，被视为“武汉之根”。

盘龙古城出现后一千多年，秦汉时期，武汉主城区开始出现城池，主要是军事性质的城堡。今武汉地区有记载的城市发展史，由此拉开序幕。

沙羡（ yí ）、涂口、郤月——武汉主城登上历史舞台

先秦的武汉地区，尽管属于楚国的天险要塞，但因云梦大泽所在，地势低洼，那里很难诞生繁华的城市。

到了汉代，今武汉主城区终于有了郡县——郡为江夏，今武汉主城区属沙羡管辖，县城驻地叫涂口，诞生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位于今江夏区金口街；东汉末期，县名不变，时任荆州牧的刘表将县城驻地迁徙到郤(xì)月。它位于在当时汉水注入长江的东岸。

沙羡县郤月城，成为今汉阳区域第一座有名字的城堡。汉末三国时代，枭雄并起，刘表在江汉交汇处设立城池，是为防御对此虎视眈眈的孙吴。武汉地区，成为天下角逐长江沿线的重要角色。

东汉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南方两大军阀孙吴和刘表火拼，前者占据沙羡县之后屠城，郤月城被焚毁。

江夏、夏口——拉开三国序幕，见证魏吴对立

随后的赤壁大战中，今长江北岸的汉口地区出现了一个闪亮的名字——夏口城，因为夏水（汉水古称之一）注入长江而得名。当阳坡一战，刘备三兄弟南下，请求与孙权联合抗曹，他本人率军进驻夏口。

大战的主战场赤壁，位于夏口以东。那一战，孙刘联军击退曹操。八百多年后，苏东坡游览古战场，并留下了《赤壁赋》道："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文中提到的武昌，并不是今武昌，而是武汉以东75公里的鄂州市——据说它的命名，是为表达孙权“因武而昌”的愿望。一年之后，孙吴一方在今汉阳设鲁山城，因在鲁山（今龟山）而得名；公元223年，在当时的江夏山（又名黄鹄山，今蛇山）筑城，也名叫夏口，属江夏郡管辖，与汉阳地区的旧夏口隔江相望。

汝南、江夏——南北王朝对峙，城头变幻大王旗

时间来到南北朝刘宋时期，昔日的夏口从县城驻地升级为更高的州驻地，因为它是郢州首府，所以又称郢城；曾经的涂口城此时改名“汝南”，为江夏郡驻地。也就是说，在今武汉的长江以南地区，先有一个“省会”，后有一个“地级市”。

隋朝初期把郢州改为鄂州——此鄂州驻地在今武昌区，而不是今鄂州市。同时，原汝南县改名江夏，县城从涂口迁至今武昌区，此地从那时开始一直称为“江夏县”——从隋朝到清末，持续了1300多年。

武昌——“借”来的地名，最终变成省会

元代设立湖广行省，武汉地区开始称鄂州路，后改名武昌路——注意！这个武昌，自三国时期设立以来，指的是今鄂州市一带，此时首次被今武昌区所用，但县城仍叫江夏，是行省的治所，这是武汉地区首次成为“省会”。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今湖南、湖北前身湖广承宣布政使司（俗称“湖广省”）设立，驻地称武昌府（“武昌县”仍在鄂州）。

汉津、汉阳——江北出现新城，“汉阳”正式诞生

隋开皇年间，江南设立江夏郡的时期，江北诞生了沔阳郡，下设汉津县。到了隋炀帝大业二年 (公元606年) ，汉津改名汉阳，是新设沔州的首府。从此，“汉阳”作为县名出现。从此时开始，武汉所在的大江两岸出现了两大区域中心——汉阳和武昌（江夏县）城市对峙的格局。

汉阳、汉口——“两汉”分家，“三足鼎立”形成

公元15世纪，明成化年间，江汉平原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洪灾。洪水退去之后，人们发现：汉江改道了！汉江下游拐了个大弯儿，来到了汉阳城北。按照阴阳取名法则，“汉阳”应改“汉阴”。但是出于文化习惯，“汉阳”依然沿用至今。

汉江改道，从原汉阳县东郊切出一块土地。这里南靠新的长江、汉江交汇处，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座繁茂的码头商埠，因靠近汉江河口，而被称为“汉口”。

到了明末清初，级别是镇的汉口发展为数一数二的都市：“火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让焉。”（出自清乾隆《汉阳府记》）

最终，行政级别远不如武昌、汉阳的汉口完成逆袭，在经济地位上反超两位前辈。近代外国人口中的“中国的芝加哥”指的就是汉口。1899年，汉口地区设立夏口厅，汉口与汉阳正式分治。虽然行政地名叫夏口，但习惯上仍称汉口地区。

今天的大武汉地区，汉阳、武昌仍作为行政地名存在，而汉口之地被硚口、江岸、江汉三区取代。

综上可知：两千多年里，武汉地区的地名，令人眼花缭乱。如果把武汉比作一个人，他的个人信息 “曾用名”一栏，可列出一长串：沙羡（ yí ）县、涂口、郤月、江夏、夏口、汝南、汉津、汉阳、汉口……反观四川的省会，从建城到今日，“成都”的名号已经沿用两千多年。

李冰父子治水成功后的川西平原，是宁静安逸的，这造就了静若处子、城址稳定的成都。地处长江中段，衔接中原和南国的武汉，一开始就在“大江东去”“惊涛拍岸”中成长，始终是各种势力的角逐的舞台。

这样的武汉，注定是充满变化的。到了今天，这种惯性依然还在，比如武汉的城市形象口号——每天不一样。

大都市时代，武汉应该叫什么“都”？

有影响力的国内外都市，常有响亮的绰号，如北京的“帝都”、上海的“魔都”、广州的“花都”、洛阳的“神都”。历史上，武汉的前身江夏、汉口等也曾有“江城”“中国的芝加哥”“九省通衢”等称号。不过，它们要么不够简练，要么标签不够鲜明。

至今，武汉没有一个叫响的“X都”称呼。究其原因，还是跟武汉的复杂身世和多元文化有关。易中天先生曾用一串四字词汇形容武汉，其中有八个字极其精辟：“四海呼应，五方杂处”，但他同时又说：这当然并非说武汉是一个“最说不清的城市”。没有什么城市是“说不清”的，武汉就更是“说得清”，只不过有些“不好说”。

在风物君看来，今日的大武汉至少配得这些称号。

“水都”武汉——舍我取谁

李白曾将唐代的武汉江南地区称为“江城”，当代武汉因湖泊、湿地云集而有 “百湖之城”美誉。综合起来，武汉可称“水都”。

首先，她河湖极多。这里有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横穿、长江中下游最大支流汉江纵贯，超过5公里的165条河流，372个湖泊，加上人工运河、水库，构成了极其发达的水系。

其次，她水域广袤。发达的水系覆盖的水域面积为2117.6平方公里，占武汉总面积的1/4，是全国水域比率最高的大城市。

第三，她水资源丰富。地下水净储量128亿立方米，地表水总量7145亿立方米，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2万千瓦，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全国平均水平40倍。

“路都”武汉——当仁不让

长江、汉江组成的水路航道造就了古代武汉的勃兴，近代武汉的壮大；而沟通南北的铁路大动脉——京广线与黄金水道长江的交汇，奠定了武汉全国交通心脏的地位。

水路方面，武汉位于我国最大水运动脉长江中游，是三大内河港口之一；

高铁方面，以武汉为枢纽的路线可通往全国12个方向；

地铁方面，武汉是我国地铁营运里程最长的五个城市之一，截至2019年11月， 9条线路总长339公里，居全国第五；

公路方面，沟通北京和深圳的107国道、沟通东南和西北的316国道、北纬30度附近的318国道均从武汉穿过。

作为全国的“九省通衢”，武汉的路网几乎没有死角：高铁、公路、地铁、隧道、立交桥、航空、水运等一应俱全，这一点连北京、上海、广州都无法做到。武汉称“路都”，应该没有争议。

“桥都”武汉——名副其实

水多之地，桥梁必不可少。古代武汉曾有成千上万座桥梁，至清末存世131座桥。现代化桥梁时代，武汉日渐成为名副其实的“桥都”。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说的是武汉长江大桥，它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座公铁两用的长江大桥，号称“万里长江第一桥”。此后，武汉跨江大桥陆续建成11座，汉江之上也有了11座桥梁。湖泊众多的武汉，还有百余座跨湖的桥梁。

单论大型桥梁数量，重庆不输武汉，但武汉不仅拥有桥梁，还盛产了许多造桥国家队，如中铁大桥局、中交二航局、中铁大桥院、中铁建大桥设计院等均位于武汉。

“学都”武汉——学子百万

今日的武汉坐拥83所高校、95家科研院所。当地媒体报道，武汉有130万在校大学生，是全球大学生最多的城市。这个说法有所夸大，但武汉大学生多是不争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2019年度数据显示，武汉普通高校在校生数量近97万人。武汉市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至2019年底，全年在校研究生14.93万人、本专科在校生100.69万人，总量超过115万。

公办大学方面，武汉的高校数量、质量俱佳。985、211时代，武汉有7所高校在列；“双一流”时代，武汉有7个高校、29个学科上榜。以城市为单位，这个成绩单仅次于北京、上海、南京。

民办大学方面，武汉办学水平全国领先。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排行榜中，武汉地区有15所高校入选顶尖民办大学和一流民办大学榜单。

“花都”武汉——四季赏花无盲区

为了提供专业赏花服务，武汉专门设立一个叫“武汉赏花办”的机构，其每年都会发布《武汉赏花地图》，每次出炉都引发一波刷屏。

在别处，赏花多分淡季和旺季，但在武汉，赏花贯穿全年：武汉大学的樱花刚掀起热潮，东湖的牡丹、黄陂的杜鹃马上开始接棒。春天看完桃花、杜鹃，夏天的荷花、水莲接踵而至；秋天的桂花、红叶刚落幕，冬天的梅花刚好开始绽放。

在别处，赏花多集中在公园，而在武汉，花景遍布全城：武汉市的旅游景区名录中，有13处直接以花为名；武汉市2019年发布的赏花线路中，城郊特色赏花点有38个；此外，武汉70个较大的规模公园和广场中，其中有60多个有自己的招牌花。

“吃都”武汉——早晚吃喝不重样

以早餐闻名的城市有很多，但只有武汉诞生了这个极具仪式感的词语—— “过早”。多次品尝武汉市井美食的蔡澜先生，将武汉称作“早餐之都”。

关于武汉早餐的种类，没人进行过专门统计。面对这个问题，武汉人会说：这里的早餐有上百种，吃一个月也不会重样！

武汉的美食之绝妙，在于它的口味几乎让各地人都难以拒绝。这要感谢地理区位的恩赐：四通八达的武汉，吸引了五湖四海的人来此经商、杂居。正如叶调元在一首《竹枝词》中所描述：“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

跟其他城市不同，武汉的美食集中营几乎没有死角。美食街遍布两江四岸，如兰陵路、石牌岭、长堤街、车站路、天声街、六渡桥、北湖；各大商场、各大高校，也都有自己的招牌美食；一天即将结束时候，武汉人将在宵夜中结束一天的生活，夜色中等待安抚他们味蕾的有小龙虾、凉面、烧烤、炸炸、牛杂、串串、卤菜。

这就是“武汉”，一个拥有过千百个古老地名的武汉，一个在各个领域不断被赋予新“绰号”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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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羽毛

图片编辑 | DC zhang

地图编辑 | Paprika

制图 | Paprika

封图 | 人民视觉

参考资料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篇

武汉市教学研究室 编：《武汉地理》

赵鹏璞：《战国政治地理格局研究》

冯大诚：《关于武汉的若干历史地理知识及可能的误会》

罗威廉 著，江溶等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