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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旷达之人的交友态度

——苏轼与高俅的友谊

写宋代文豪苏轼的书很多很多，说他一生“如鸿风飞，流落四维”，仕途几经浮沉，一代文坛盟主的影响力却未见消减。

苏轼为人率真、豁达爱交朋友，不管是“三界”外，还是“五行”中。与禅门僧人、方外道士过往甚密，兼采佛道之修养；壮浪纵恣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其心灵世界博大宏丰，兼擅诗、词、文与书法、绘画，乃至经学、史学、医药、水利等，在众多领域达到一流水准；苏轼可谓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

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能修为到怀忧不惧的程度，那就可以算得上是君子了。

以旷达著称的苏轼在与奸臣高俅的交往中，努力做到了“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其君子之风范令人称道不已。

高俅并非显赫大家出身，他曾是苏轼府上秘书一类的角色。苏轼看高俅文章颇有文采，见解也颇深远，所以很欣赏高俅。

宋哲宗元祐八年，苏轼自翰林院出任中山府知府，他借着职务之便，把高俅介绍给翰林学士承旨曾布，不过因为曾布府上已经有很多幕僚，所以并没有接受高俅。后来苏轼又把高俅介绍给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也就是王晋卿（徽宗的姑父）。

高俅为人乖巧，擅长抄抄写写，不仅字漂亮，也颇有些文采，更要命的是他还能使枪弄棒，总之是一个比较全面多能的人。远不是《水浒传》中的无能泼皮，也不是仅仅因为踢得一脚好毬而得恩宠。

不管怎么说，对高俅来说这是一个“天赐”的契机。

过了7年，高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端王赵佶。

小王都太尉与内侄端王赵佶挺对脾气，而且王诜是一个丹青书法高手，经常与赵佶切磋绘画和书法，所以两人私交很好。

一天，王诜派高俅到端王府送东西，巧遇赵佶在园中踢毬，高俅站在一旁观看，面露不以为然之气，也不知道赵佶怎么就发现了他，便叫高俅上场，二人对踢。

高俅使出浑身解数，将毬耍得与其身浑然一体，赵佶大喜，由此结识了端王，并从此留在端王身边。

不久，一个月后哲宗驾崩，端王赵佶被定为新皇，也就是徽宗。到这时候高俅的好日子终于到来，徽宗很是重用高俅，数年后他官至节度使，渐升为枢密使相。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高俅得到高官厚禄，家人也跟着沾光。高的父亲升为节度使，其兄高伸也借着高的势焰，位居显臣之列，高氏一门都荣华富贵尽享。

我们再看苏轼，这位高俅的引荐人和恩人却饱受政乱带来的窘迫。

元祐八年，宣仁皇太后驾崩，哲宗亲政。苏轼知道自己的政见将不会被新帝采纳，所以就很识趣地辞了官职。

可是事情远没有结束，不到一年，政局变得更加混乱，圣元年闰四月，朝臣弹劾苏轼在担任翰林学士时所作的制词中有讥谤先朝之语，他被贬为英州知州。

可是还没到知州任命，他就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这其实就是一个虚职，只是皇帝碍于面子而给不受重用的大臣一个去处。实际上苏轼不仅没有做官，还被变相监视了起来。

三年后又被贬为琼州别驾，居住在昌化军，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高俅过得风生水起，苏轼却惨淡至极。那么高俅和苏轼是不是就再无交往了呢？

其实不然。《挥麈后录》说，高俅和苏轼始终来往密切，高俅对苏轼的知遇之恩感激不尽，念念不忘提携之情。

在苏轼被贬离京时或者是“检查工作”路过苏轼被贬之地，高俅都会大摆宴宴招待苏轼。别人对贬谪之人唯恐避之不及，但高俅一是颇得皇恩恩宠，二是他对苏轼的知遇之恩不曾忘怀。

所以，后来高俅总会接济苏轼及其家人，如果有苏轼的子孙来京城，高俅必定款待并且赠送钱财米粮。所以我们说苏轼没有看错人，他看中的高俅这个人，并没有让他失望。

苏轼一生磊落豪侠，对人从不设防，“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苏轼和高俅在政治上见解相左，在人生取向上也大相径庭，可以说完全不是同道之人。然而当苏门子弟贫不能存的时候，恰恰是高俅救了他们的命，使苏轼子侄得以在南宋重振家风，这或许正得益于苏轼一生“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对谁都以诚相待，因而具有乐观旷达、不忧不惧的情怀，从而使得政敌也为他的宽阔襟怀所感动。

对于高俅这个人来说，为臣子是一个“奸臣”，但作为朋友还是合格的，无论怎样是知恩图报的。

以苏轼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结束本篇，体会其乐观旷达、不忧不惧的胸襟。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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