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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英刚：无年号与改正朔

历法绝非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在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中，历法与政治合法性紧密相关。颁正朔、改正朔是历代帝王显正统的一个重要举措，而是否奉正朔则成为衡量地方势力是否臣服的一条重要标准。①“年号纪年”为汉武帝创立，②在中古时期又往往和秦始皇创立的“皇帝”称号连在一起，所谓称皇帝、建年号，视为君主制度的重要内容；而“王号纪年”是秦汉之前的传统，有年数，无年号，后来往往与周代文物制度相连接，被视为更“古”的传统。这两种纪年方式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代表着不同的政治意涵和文化传统。虽然“年号纪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中古时代也多次发生去年号、改用王号纪年的改制。而这些历法的变动，往往并非出自现代自然科学性质的考虑，而是为了伪托周代文物典章进行革故鼎新的禅让、革命、再受命。安史之乱期间，肃宗为重造李唐天命、构建自身统治合法性而采取的无年号纪年、改李唐正朔，乃至采用曾祖高宗上元年号异于常规的措施。这在中古时代相当罕见，彰显出肃宗不同寻常的政治考量。要理解这些举动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意涵，或应考虑当时肃宗与玄宗关系，以及肃宗开创新局的企图心来加以诠释。肃宗对历法的操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究历法与中古政治理想的样本。

一、肃宗去年号、改正朔之情形

肃宗时代虽短，但是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国家中枢体制与前代截然有别。③肃宗乾元元年(758)的天文机构改革，将司天台从秘书省中彻底独立出来，其职能除了观测天象、修订历法和昼夜计时之外，又增加了禳星救灾的祭祀功能。赵贞认为这次天文机构改革，名副其实地突出了汉唐以来太史及其属僚“观察天文”的职责，进一步强调了“天文玄象”对唐代帝王政治的象征性参政作用，充分体现了肃宗在制度建设上“效法天文”的政治理念，对提高唐代天象观测的准确性以及中古时期的“天学”发展都有极其深远的积极意义。④

笔者尝论，肃宗于760年采用的“上元”年号，具有革命之意。对这次改元，正史语焉不详，颇与天象变异有关。“己卯，以星文变异，上御明风门，大赦天下，改乾元为上元。追封周太公望为武成王，依文宣王例置庙。”所谓“星文变异”，似指四月“丁巳夜，彗出东方，在娄、胃间，长四尺许”，又闰四月辛酉朔，“彗出西方，其长数尺”。⑤推究上元的本意，与天文历法渊源极深。历法“敬授人时”与“颁告正朔”，都是古人探究天命的重要方式。赵贞认为，“肃宗改元上元也别有一番深意，他通过借用历法上元之始的含义，希望更加准确的窥测天象，进一步领悟和捕捉上天的各种旨意，从而更好地维护李唐王朝的天命统治。”⑥笔者曾指出，“上元”作为历始，深具鼎革布新之涵义。所谓“属天人叶纪，景象垂文，爰遵革故之典，将契惟新之命。义存更始，庶有应于天心”。“革故”、“惟新”、“更始”等词汇，都带有强烈的鼎革色彩。分析肃宗《改元上元赦文》和《去上元年号大赦文》，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肃宗似有将自己的统治与父亲玄宗的时代划开的意图，强调自己是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⑦

肃宗“上元”年号异于常规，还在于在肃宗之前，其曾祖父高宗就使用过“上元”年号。高宗上元在公元674-676年，肃宗上元在760-761年。历史上，年号被重复使用，并非鲜见，《陔余丛考》“年号重袭”条中，已有详列。但是，同一朝代中，两位君主使用同一年号，却极为罕见。对此，赵翼曾感叹道：“高之与肃，相去不过六七十年，耳目相接，朝臣岂无记忆，乃以子孙复其祖宗之号，此何谓耶！”⑧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君主使用前朝代的年号，甚至避免与割据政权、起义政权年号重复。但是在极少数情况下，误以为前代没有用过而出现重复。⑨不过，肃宗显然并不是不知道高宗已经用过上元年号，但是他依然坚持使用上元年号，这就表明他对这一年号的重要意义有清醒的认识。

安史之乱中，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肃宗有强烈的意图塑造自己革故鼎新的形象，使用上元年号而不忌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肃宗的《改元上元赦文》不断贯穿着革古鼎新的意图，而且明确将这一意图和“宗周”之制联系在一起。此篇文诰多处表露这一意图，比如将太公望从国家祭祀的地位提高到与孔子平行的层次，封太公望为武宣王，“择古今名将配享，并置亚圣及十哲等。享祭之典，一同文宣”；又强调“威仪以等，《周礼》旧章”云云。⑩“肃宗庙乐请奏惟新之舞”，(11)杜甫《别蔡十四著作》云：“异才复间出，周道日维新”，(12)正是对当时气氛的反映。不过更能体现“宗周”的行动，发生在两年之后，肃宗去年号，自改正朔。

“改正朔”就是要建立起一套有本朝特色的历法系统，以受命于天。历代的改朔，都围绕着寅、丑、子做文章。夏正建寅，以今天的阴历一月为正；殷正建丑，以今天的阴历十二月为正；周正建子，以今天的阴历十一月为正。上元二年(761)九月壬寅，肃宗下诏去年号、改正朔，两唐书、《通鉴》等记载略同，《新唐书》云：

九月壬寅，大赦，去“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号，去“上元”号，称元年，以十一月为岁首，月以斗所建辰为名。赐文武官阶、勋、爵，版授侍老官，先授者叙进之。停四京号。(13)

肃宗这一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都极其少见，其背后隐含丰富的政治、思想意涵，然因肃宗早崩，其“革命”事业未能继续推行，以至于这一重大事件被湮没史籍之中，而近代学人也全然忽视。(14)

以十一月(冬至所在月)为岁首，乃是自改李唐正朔，也是向周制理想的复古。肃宗作为李唐子孙，应当记得其曾祖母武则天篡夺李唐天命时，就是将李唐的正朔(建寅)改为建子，也即以十一月为岁首。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甚至在圣历元年命瞿昙罗作光宅历，后又有神龙历，体现新政权的革命性。(15)久视元年(700)十月甲寅，武则天复以正月为十一月，一月为正月，并非由于客观上的历法不便，(16)而是有意地回归李唐正朔。这是巨大的政治信号，就在此前后，流放中的李显被接回洛阳，重新立为太子。武则天作为篡夺者，废唐正朔，可以理解，然而李亨本是李唐子孙，居然也改李唐正朔，令人费解。(17)

而且肃宗在自改正朔的同时，居然去掉了年号，采用王号纪年，只称“元年”，这更是罕见的举动。即位和改元，是帝制时代最引人瞩目的国家大事。(18)采用何种年号，往往是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君主及政权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但是极少在是否采用年号上进行政治操弄。而又将去年号和改正朔结合在一起，更加少见。从历法和政治思想史上考虑，肃宗可谓是极端典型的例子。

从上元九月去年号，以建子月为岁首，一直到次年四月改元宝应，恢复李唐的以寅月为岁首，总共有六个多月时间。《资治通鉴》的月份排序正体现了这一改朔，从上元二年十月之后，是建子月(即夏历十一月)、建寅月(即夏历正月)、建卯月(即夏历二月)、建辰月(即夏历三月)、建巳月(即夏历四月)。建已月甲子，即四月十五日改元宝应，复寅正，之后就是秋七月、八月、九月。中间没有五月、六月。(19)

肃宗的这一系列“极端”的历法操弄，跟当时李唐王朝以及他自身面临的局面有密切的关联。安史之乱爆发，李唐帝国四分五裂，关东河北大部为安史政权占据，李唐不再是天下唯一的政权，李唐的年号也不再是唯一的年号。可以想见，安史政权大肆宣扬李唐不德，丧失天命等等，加上战场形势的起伏跌宕，使肃宗政权感到莫大的压力，需要在政治宣传上采取激烈的行动，重塑李唐的天命。而肃宗本人的即位，又是采取宫廷革命的形式，并非依礼法而行，这也为竞争者制造了攻击他的口实。玄宗虽然让位，但是长期实力犹存，李唐内部权争不息，肃宗的统治正当性时刻面临挑战，肃宗也需要通过操作历法塑造自己的中兴之主的形象，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肃宗的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改造以及政治宣传，必须放在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

二、肃宗对玄宗之区隔及肃宗之理论困境

自陈寅恪以来，治唐史的学者逐渐揭开官方史书溢美隐晦的迷雾，揭示出肃宗与玄宗微妙的竞争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玄宗后期到肃宗朝政治、礼仪和意识形态走向的深刻影响。肃宗做太子时，为皇帝权力所抑制，先后遭李林甫、杨国忠的倾轧，危殆的情况就有好几次，陈寅恪甚至指出，肃宗“皇位继承权亦屡经动摇，若非乘安禄山叛乱之际拥兵自立为帝，则其果能终嗣皇位与否，殊未可知”。(20)

安史之乱爆发时，肃宗已经是40多岁的太子，在原有的约束机制瓦解之后，才终于得到机会自立为帝。这一点陈寅恪早已经点明，肃宗乃是“拥兵自立为帝”。近年来唐史学者对玄、肃朝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基本判明玄、肃权力争夺在政治走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天宝十五载(756)在玄宗入蜀路上爆发的马嵬驿兵变，是以太子李亨为首的太子集团主导发动的。有的学者指出，高力士和陈玄礼则与兵变无关。兵变的性质，则可以说是唐玄宗后期统治集团内部长期而复杂的矛盾斗争，特别是皇位争夺斗争日益激化的必然产物。兵变的结果不仅使以杨国忠为首的杨氏外戚势力招致覆灭，而且还大大加快了李亨继位的进程，并最终直接促成了唐肃宗于灵武即位称帝的历史事实。因此，马嵬驿兵变实际上标志着唐玄宗统治的结束和唐肃宗统治的开始。(21)有的学者认为，肃宗在位太子之时，就与玄宗存在紧张关系，后来经过马嵬坡之变，分兵北上，通过另立中央的形式完成了皇位交替。(22)也有学者指出，马嵬驿兵变虽然事实上造成了肃宗的崛起，但是事件本身存在巨大的偶然性，时间仓促之间，很难说李亨预谋和组织这次兵变。(23)

笔者并不认同事先预谋说，而对历史事件的偶然性抱持极大的同情心。若设身处地存同情之理解，则事前发生的一切，都难以找到预谋的痕迹，而事后的走向，也完全超出历史参与者的设想。马嵬驿兵变后，实际上肃宗的处境相当尴尬和危险，事后证明陈玄礼等人仍然是死忠于玄宗，所以《旧唐书》卷五五《后妃上》的一段议论非常生动而又准确：“息隐阋墙，秦王谋归东洛；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24)马嵬驿兵变之后，李亨已经不敢再在玄宗身边停留。《旧唐书》将这件事跟当年李世民面临倾轧，曾预谋逃奔洛阳相提并论。

而当时李亨分兵北上，仓皇凄凉，完全不像后来官方史书描写的那么自信，也完全没有料到自己能获得朔方军的支持而站稳脚跟。当时不论玄宗还是肃宗，对形势的判断与形势的发展完全不同。玄宗选择播越入蜀，是对北方政治军事形势判断的结果。当时北方能与安史叛军抗衡的两大武装，河陇军已在灵宝决战中一败涂地，朔方军虽然实力犹存，但是其人心向背，尚存疑问。玄宗根本没有预料到肃宗会得到朔方军的全力支持，在灵武登基称帝。实际上，肃宗即位的消息是在一个月之后才达到成都。至此，肃宗拥强大的朔方军支持，又处北方政治中心，玄宗反而偏居蜀中一隅，沦落权力边缘。

肃宗获得朔方军的坚定支持，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唐代的亲王遥领制度。虽然不像唐代前期亲王出藩那样对地方权力影响深刻，但是玄宗之后的亲王遥领节度，并非与地方将吏全无联系。开元十五年(727)李亨封忠王时，即为朔方节度大使、单于大都护。《资治通鉴》记载，当肃宗北上彷徨无措时，其子建宁王倓云：“殿下昔曾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倓略识其性名。”可见亲王虽不出阁，但与名下的将吏，依然有名义上的府主与僚佐的关系。事实上，自开元二十六年李亨被立为太子时，其势力范围就在河西、陇右以及朔方。当时西北诸军统帅王忠嗣就是因为和当时的肃宗往来密切而被罢黜。(25)

马嵬驿兵变后，支持入蜀的杨国忠已经被杀，玄宗阵营再次讨论了去向，投奔朔方也是选项之一，但是最终被玄宗排除，他认为依靠富庶的四川地区，连接江淮，再图北方才是上策。以逻辑推之，在肃宗分兵北上时，玄宗根本没有意识到肃宗将成大事，最终取代自己。肃宗自立为帝之后，玄宗任命永王李璘出镇江陵，乃是两个政治中心的争斗。(26)玄、肃的权力争夺影响了唐朝中央体制、(27)平叛方略、乃至个人的命运。(28)

我们将重要事件按时间排序，大致如下：天宝十五载即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六月九日，安史叛军陷潼关。十三日，玄宗出长安奔蜀，十四日，至马嵬驿，太子亨支持发动兵变，杀杨国忠、杨贵妃，玄宗西行，太子亨北走灵武，分兵自立。二十三日，叛军陷长安。七月十三日，太子亨擅自即皇帝位于灵武，改元至德，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二十八日，玄宗至成都，八月十二日，灵武使至成都，玄宗始知太子即位，十六日，玄宗称上皇，诏称诰，十八日，上皇临轩册肃宗。玄宗对肃宗抢夺皇位采取了忍让态度，当是为了顾全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局。事实上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这种二元政局(任士英语)至少延续到至德二载十一月，玄宗、高力士、陈玄礼以及禁军六百余人自成都到达凤翔，随即被肃宗解除武装。

笔者在第一节讨论的肃宗改元上元，似乎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铲除玄宗势力方面，有明晰的痕迹可循。在改元上元之后两个月，即上元元年六月，肃宗将玄宗从一直居住的兴庆宫强行移往西内太极宫。李辅国将兴庆宫厩马三百匹收缴，仅留10匹。并将玄宗亲信流放，开府高力士配流巫州、内侍王承恩流播州、魏悦流漆州、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致仕。笔者不敢妄断肃宗在改元上元之后，即动手将玄宗势力彻底剪除，这两件事情之间有特定的联系。不过从逻辑推断，肃宗既改元上元，定下革古鼎新之旨，必然成为剪除玄宗势力的时代背景。

肃宗对玄宗遗产的抛弃，除了中央政体改革、人事变更、历法改易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关注，可以说，肃宗对玄宗政治遗产的切割和抛弃，做得相当彻底和全面。

肃宗在上元元年闰四月改元，建“上元”年号。也就在同一个月，废除了玄宗创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国家祭祀龙池祠。这一祭祀乃是玄宗强调自己受命于天，并在长安居民面前展示的重要环节，肃宗居然一举废除，而此时玄宗尚居住在兴庆宫，肃宗也丝毫不考虑玄宗的感受，均可验证此时肃宗与玄宗之紧张关系。任士英认为，祭祀龙池，玄宗意在从国家礼制的角度表明兴庆宫在国家礼仪场合下的地位，从而巩固兴庆宫所具有的政治中枢的地位。(29)所言甚是。而肃宗废除龙池祠，乃是将玄宗所在的兴庆宫从国家礼仪空间中抹去，强调自己所居住的大明宫才是权力和礼仪的中心。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肃宗强行将玄宗移往西内的事件。玄宗的亲信也全被驱逐流放。“上元”年号的建立，不啻为肃宗切割玄宗的一大政治信号，为臣民清晰地传达了自己的政治意图。

肃宗发动的天文机构改革中，也有玄、肃之争的影子。肃宗将司天台的办公地点，由原来秘书省的南面迁到永宁坊张守珪故宅的地方。肃宗在诏书中说：

建邦设都，必稽玄象。分列曹局，皆应物宜。灵台三星，主观察云物。天文正位，在太微西南。今兴庆宫，上帝廷也，考符之所，合置灵台。宜令所司量事修理。(30)

永宁坊司天监，“监内有灵台，以候云物，崇七丈，周八十步”。(31)赵贞认为，如果将太微垣的星官与人间帝国对应起来，玄宗所居的兴庆宫与天上太微所居之“庭”对应，则肃宗居住的大明宫无疑就与天上的紫微宫建立了对应关系。肃宗对天文正位的调整，实质恐怕还是为自己在安史之乱中登位及深居大明官的合理性寻找天文依据。赵贞甚至认为，兴庆宫地势低洼，旁边的灵台崇七丈，周八十步，在“候察云物”的掩护下，天文官员更易于望、刺探和窥测兴庆官的一举一动，从而达到监视、防范和控制玄宗的目的。(32)

安史之乱的爆发对唐代社会的士人心态造成极大的震动，玄宗的统治合法性遭到空前的质疑。加上肃宗分兵自立，为强调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有意识地和玄宗进行切割。这是肃宗朝在短短数年之中反复操弄年号与历法的一个重要背景。

实际上，肃宗自上台伊始，就面临着巨大的伦理压力。可以说，肃宗自始至终都面临着难以解释的理论难题。唐代士人中弥漫着一种贬肃宗之不孝的气氛，比如元结、杜甫等人的作品。(33)《太平广记》卷三三五引唐柳祥《潇湘录》“梁守威”条借小说中人物少年之口，说唐肃宗“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为天下主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而欲诛不忠之辈者也”。(34)可见肃宗负不孝之名，在当时似乎是一种普遍认识，并不局限于高级官吏和士人。所以不难理解在即位诏书中，肃宗重点解释了自己即位，乃是大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35)郭子仪《请改元立号表》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臣闻功莫大于缔构乾坤，孝莫先于缵承社稷”。(36)肃宗努力塑造自己“中兴”形象，早在乾元二年(759年)就有表现。在这一年，因陈仓的陈宝之瑞，将陈仓改名为宝鸡。陈宝是中古时期的重要祥瑞，《水经注·淯水注》载：“关水又西南迳雉县故城南，昔秦文公之世有阳伯者，逢二童曰舀、曰被。二童，二雉也。得雌者霸，雄者王。二童翻飞，化为双雉。光武获雉于此山，以为中兴之祥，故置县以名焉。”显然肃宗想模仿光武帝刘秀那样，实现唐王朝的中兴。(37)

这一理论困境是肃宗朝许多事件的主观环境。然而随着肃宗早早去世，当皇位传到代宗手中，这一理论难题也就烟消云散。肃宗改元上元之后遭到贬杀的玄宗系大臣比如永王获得平反昭雪，肃宗反复进行的年号操弄也恢复正常，重新建立宝应年号。

在明了肃宗的现实政治需要之后，我们应该深究去年号、改正朔的思想内涵，这是中古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肃宗认为如此操作行之有效的思想基础。

三、肃宗之前的无年号纪年

自从汉武帝创建年号纪年之后，中国历代王朝几乎均沿用不革。作为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装置，中古时代各王朝多在取何种年号上大做文章，而鲜有讨论是否该用年号纪年。前人研究对历史上的无年号纪年往往容易忽略，比如刘乃和认为，自汉武帝后到清朝末年，两千年来都有年号，只有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九月至次年四月没年号。(38)徐冲则敏锐地揭示并剖析了西魏北周出现的无年号纪年。(39)除此两例之外，尚存其他例子，证明无年号纪年在中古时期，曾多次出现，并形成与年号纪年相对的政治传统，其内在意涵对于理解中古政治文化，乃至关键的历史情节，都具有重要启示。唐肃宗去年号的举动，也须在这一脉络中获得解释。

1.十六国时期慕容氏的无年号纪年

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氏先后建立前燕、后燕、南燕几个政权，其中前燕慕容皝、慕容儁和南燕慕容德都曾采用无年号纪年。《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云：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皝死，永和五年(349)，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赦于境内。(40)慕容儁“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这种描述，显似后代史家带有偏见的书写方式。所谓“春秋列国故事”，即秦汉制度之前的传统，包括无年号等。但“春秋列国故事”则是将自己视为诸雄之一，而非代表正统的周天子。这与后来的北周、肃宗采取无年号的意涵似乎有些区别。后者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周代文物制度的继承者，将无年号纪年视为这一传统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慕容氏其实也是以周代传统继承者自居，认为自己继承了更“古”的传统。

慕容儁并非慕容氏无年号纪年的开创者，这一转折发生在其父慕容皝时期。慕容氏初兴，奉晋正朔，从咸康三年到永和元年，也即337-345年，使用东晋年号。但是随着实力膨胀，慕容氏最终选择抛弃了托身东晋的政治形态。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十月，慕容皝以黑龙、白龙见于龙山为借口，停止使用晋年号，以古者诸侯即位，各称元年，采用无年号纪年，从此不再奉晋正朔。(41)

半个世纪以后，等到慕容德重建燕政权时，也采用无年号纪年：

隆安二年(398)，乃率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自邺将徙于滑台。遇风，船没，魏军垂至，众惧，议欲退保黎阳。其夕流凘冻合，是夜济师，旦，魏师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阳津为天桥津。及至滑台，景星见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状若玺。于是德依燕元故事，(42)称元年，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置百官。(43)(44)

大体而言，慕容氏采用无年号纪年，乃是舍弃了汉武帝开创的称皇帝、置年号的帝制传统，回归到秦统一之前的传统。这其中的政治与思想意涵，第一，显然有复古之意；第二，慕容氏将当时天下纷乱、列国争雄的局面比拟于春秋战国，而将自己视为群雄之一。而第二层意涵，对慕容氏而言更为重要。这里面涉及慕容氏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正朔所在。慕容氏多次使用无年号纪年，目的在于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政治论述，在大国夹缝之中获得发展和扩张的机会。

2.西魏北周无年号纪年

关于西魏北周的无年号纪年，徐冲所论甚详。(45)此处似无赘述必要，笔者择其大要论之。

由于自身政治、军事实力不及北齐，文化正统又不如萧梁，宇文泰及其周边群体才更加需要以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来凝聚关陇人心，以求自存乃至进一步发展。拟《尚书》以布文诰，仿《周官》而改官制，其背后的动力莫不在此。(46)徐冲认为，“无年号纪年”，也可以视为“北周王朝”在正当化其皇帝权力起源的过程方面所采取的一个特别举措；《周礼》、天王与不建年号三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对应的密切关系。宇文泰跳过汉武帝创立的称皇帝、置年号传统，将自己的合法性论述奠基在更早的周朝礼仪与制度之上。从西魏废帝(552-554)、恭帝(554-556)，北周闵帝(557-559)，到北周明帝即位，也即552-559年，西魏北周采用的无年号纪年。行周礼，去年号，但称元年、二年等。一直到北周明帝即位，最初仍然依《周礼》称天王，不建年号。周三年，秋八月，明帝听从崔猷的建议，遵秦汉故事，称皇帝，建年号，建元武成。

西魏北周的无年号纪年，更多的是复古，依周朝制度，与慕容氏有类似之处。慕容氏采用无年号纪年，考虑的是与东晋等周边大国的关系。西魏北周恢复周代不建年号而采用王号纪年的办法，也是想以周代名器，区隔并凌驾于同时期竞争的北齐、萧梁的“秦汉制度”。归根结底，无年号纪年，对内宣示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对外宣示自己为正朔所在，是说明权力来源或者统治正当性的装置。

3.李密称元年事

李密作为隋末诸雄之一，《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记其即位为魏公云：

大业十三年(617)春，密与让领精兵千人出阳城北，踰方山，自罗口袭兴洛仓，破之。开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隋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讨密，密一战破之，长恭仅以身免。让于是推密为主，号为魏公。二月，于巩南设坛场，即位，称元年，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以房彦藻为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得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拜翟让为司徒，封东郡公。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绩为右武候大将军，祖君彦为记室，其余封拜各有差。于是城洛口周回四十里以居之。(47)魏征等修撰《隋书》卷四《炀帝本纪》也记载云：“庚子，李密自号魏公，称元年。”(48)唯一记载李密有年号的是欧阳修等人修撰的《新唐书》。《新唐书》卷八四《李密传》记载李密即位云：

让等乃推密为主，建号魏公。巩南设坛场，即位，刑牲歃血，改元永平，大赦，其文移称行军元帅魏公府。(49)《新唐书》并未交代这个“永平”年号的史料来源。不过司马光《资治通鉴》则给出了答案，这个“永平”年号出自唐代刘仁轨的《河洛记》。《资治通鉴》卷一八六记载李密即位称元年事，与《旧唐书》、《隋书》一致，都认为李密采用的无年号纪年。《资治通鉴考异》则云：“《河洛记》云：‘改大业十三年为永平元年。’今从《蒲山公传》及隋、唐书。”(50)《资治通鉴》舍弃了《河洛记》的记载而采用《旧唐书》、《隋书》等记载，是相当正确的。(51)

李密在大业十三年二月“即位，称元年”，其背后的政治传统和思想意义颇为深刻，大有决发之必要。简而论之，李密称魏公，号元年，乃是上承北周历数，而将隋朝认定为伪。李密称元年的政治思想意涵，反过来也佐证了李密确实采用过无年号纪年，而非使用“永平”年号。

李密即位，称元年时雄心勃发，存灭隋之志，甚至作书移郡县列隋杨十大罪状，痛斥隋杨窃取北周政权，“隋氏往因周末，预奉缀衣，狐媚而图圣宝，胠箧以取神器。及缵承负扆，狼虎其心，始曀明两之晖，终干少阳之位”，并论述自己乃是天命所归，正朔所在：

魏公属当期运，伏兹亿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栉风沐雨，岂辞劳倦。遂起西伯之师，将问南巢之罪，百万成旅，四七为名，呼吸则河、渭绝流，叱咤则嵩、华自拔。(52)

李密在这其中被描述为类似周武王的形象，要“起西伯之师，将问南巢之罪”。文诰中，不止一处将李密讨伐隋杨与周武王伐纣相比拟：

今者顺人将革，先天不违，大誓孟津，陈命景亳，三千列国，八百诸侯，不谋而同辞，不召而自至。轰轰隐隐，如霆如雷，彪虎啸而谷风生，应龙骧而景云起。我魏公聪明神武，齐圣广渊，总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公之孙，上柱国、蒲山公之子。家传盛德，武王承季历之基；地启元勋，世祖嗣元皇之业。笃生白水，日角之相便彰；载诞丹陵，大宝之文斯着。加以姓符图纬，名协歌谣，六合所以归心，三灵所以改卜。(53)所谓“大誓孟津”、“八百诸侯”、“武王承季历之基”、“文王厄于羑里”等等，均是将李密描述为周武王。我们从中可以读出两层意思，第一，隋杨是窃取的北周政权，且已丧失天命；第二，我李密乃“周太保、魏公之孙，上柱国、蒲山公之子”，也是关陇集团的核心阶层，我才是关陇遗产的合法继承者，所谓“家傳盛德，武王承季历之基”。我们不敢妄言李密将自己描述为“周武王”，是为了上承宇文泰的“周文王”形象，但是李密将自己打扮成北周遗产的继承者的心态，从这篇文诰中昭然若揭。李密“即位，称元年”，在这样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背景下，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建年号，正是李密继承周制，与隋杨争夺政治合法性运动之一环。

四、无年号纪年的实质和肃宗的复古理想

天文历法对古人而言，不仅仅有编定时政的功能，还包含一套文化、信仰上的意义。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但是无年号纪年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周代的“王号纪年”。王号纪年的办法是从帝王即位之年算起，每一帝王只改一次元，直到去位。史书记载时则连帝号合称，如周宣王元年、二年，鲁隐公元年、二年等。帝王死后，改用新即位帝王的年次纪年，仍称元年、二年。如周宣王四十六年后幽王即位，父改称元年、二年。“周宣王元年”、“鲁隐公元年”等是他们死后的称呼，是史书记载的称号，他们在位时，只称元年、二年，并无数字与帝号连称者。王号纪年对中古时代的政权和君主，到底有什么意义，从琐碎的史料中我们或可窥见一二。

第一，王号纪年的出现，都发生在诸雄逐鹿中原之际，天下未定。比如十六国时期的慕容氏、西魏北周的宇文氏、唐末的李密，乃至安史之乱中的肃宗。他们都面临着天下分崩离析，存在强大竞争对手的局面。这些政权或者君主，或视自己为诸雄中的一员，或以统一天下的周文王(宇文泰)、周武王(李密)自命，视群雄逐鹿的局面为春秋列国时代，自己则肩负统一天下、革故鼎新的开创或中兴伟业。

第二，或许更为重要的，王号纪年与历史上理想的周朝联系在一起，采用王号纪年，乃是存复古的企图，恢复周朝文物制度，以周朝的装饰之具，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宇文氏建国为周，武则天建国为周，都有这样的意涵，不过武则天仅仅使用周正，废唐正朔，并没有采用王号纪年。宇文氏则在闵帝之前，甚至采用王号纪年，并去皇帝称号，改称天王。肃宗去年号、改正朔，也正是存有此意。

首先我们需要解释两个问题。第一，肃宗去年号，只称元年，是否是谦逊之意，毕竟在去年号的同时，肃宗也去了尊号；第二，肃宗去年号之后采用的王号纪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民间采用。上元二年九月肃宗的《去上元年号大赦文》云：

欲垂范而自我，亦去华而就实。其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等尊崇之称，何德以当之？钦若昊天，定时成岁，春秋五始，义在体元。惟以纪年，更无润色。至于汉武，饰以浮华，非昔王之茂典，岂永代而为则。三代受命，正朔皆殊，宗周之王，实得天统。阳生元气之本，律首黄钟之尊，制度可行，叶用斯在。自今已后，朕号唯称皇帝，其年但号元年，去上元之号，其以今年十一月为天正岁首，使建丑建寅，每月以所建为数。……唐虞之代，肇有九州，王者所都，文无异制。其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三京之号宜停，凤翔先为西京，亦宜准此。(54)从这一文诰来看，毫无疑问，肃宗去年号、改正朔，乃是“宗周”改制，甚至废四京之号，显然也是复古的思想在起作用。然而他也去掉了“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等尊号，自称无德以称之。但是，肃宗此举绝非自谦，其去年号、改正朔之时，正是其“中兴”大业进入佳境，而玄宗势力显著萎缩的时候。这些举动，实际是肃宗张扬之表现。

《旧唐书》卷三六《天文下》“灾异编年”条记肃宗去年号、改正朔云：

<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蚀之，大星皆见。司天秋官正瞿昙譔奏曰：“癸未太阳亏，辰正后六刻起亏，巳正后一刻既，午前一刻复满。亏于张四度，周之分野。甘德云，‘日从巳至午蚀为周’，周为河南，今逆贼史思明据。《乙巳占》曰，‘日蚀之下有破国’。”其年九月，制去上元之号，单称元年，月首去正、二、三之次，以“建”冠之。其年建子月癸巳亥时一 鼓二筹后，月掩昴，出其北，兼白晕；毕星有白气从北来贯昴。司天监韩颖奏曰：“按《石申占》，‘月掩昴，胡王死’。又‘月行昴北，天下福’。臣伏以三光垂象，月为刑杀之征。二石歼夷，史官常占。毕、昴为天纲，白气兵丧，掩其星则大破胡王，行其北则天下有福。巳为周分，癸主幽、燕，当羯胡窃据之郊，是残寇灭亡之地。”明年，史思明为其子朝义所杀。十月，雍王收复东都。(55)上元二年七月，发生了日蚀，大星皆现。瞿昙引述甘德和李淳风的《乙巳占》指出，日蚀之下有国家灭亡，而这个方位是在周地，周为河南，即当时史思明所据之地。也即史思明“伪政权”行将灭亡。《旧唐书》紧接之后即记载九月肃宗去年号、改正朔，可见这两件事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就在肃宗此举之后数日，再次发生“月掩昴”的天象。所谓“月掩昴”是中古时期频繁出现而又非常重要的一种天象。(56)昴为胡星，所以月掩昴，预示着胡王将死，胡人将败。而且，根据司天监韩颖的判断，这一天象对应的分野也是周地，也即史思明所盘踞的洛阳。一事(月掩昴、分野在周)、一占(大破胡王)、一验(史思明为其子所杀)，完美地从星占学上解释了公元762年阴历九月到来年的政治大势。

从《旧唐书》的叙事来看，762年7月、9月发生的天文灾异(乃是洛阳史思明的灾异，而是长安肃宗之瑞祥，所以史书所记灾异，并非全然是坏事)，和9月份肃宗的改正朔、去年号是相关的。或可想象，史思明盘踞洛阳，肃宗是否将自己和周公东征相比附。不过这仅仅是笔者的妄测，毫无史料基础，而仅能以心同此理来揣度。

肃宗去年号、改正朔并非谦让之举，还可以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得到验证。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此后安史叛军基本转入守势。在平叛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肃宗着手整顿唐军内部，在上元二年相继派遣了一些中央系统的文武官员到各地任节度使，同时又撤换了一些边将出身的节度使，包括以宗室或文职出身的李国贞、邓景山等取代李光弼等边将，指挥绛州行营、河东等唐军主力，防止新的离心力量出现。“八月辛巳，殿中监李国贞都统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河中节度使。”九月份，就发生了肃宗去年号、改正朔的举动。“元年建子月癸巳，曹州刺史常休明及史朝义将薛崿战，败之。己亥，朝圣皇天帝于西内。丙午，卫伯玉及史朝义战于永宁，败之。己酉，朝献于太清宫。庚戌，朝享于太庙及元献皇后庙。建丑月辛亥，有事于南郊。”(57)可知肃宗在之后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礼仪祭祀来强化自己的改制，比如朝见玄宗、朝献于太清宫、朝享于太庙及元献皇后庙、南郊祭天等等。

肃宗采用王号纪年，或者无年号纪年，不但在官方史料文献中屡见，而且在民间也被使用，比如1995年4月出土于西安东郊灞桥区官厅村的《大唐故永王第二男新妇河东郡夫人宇文氏墓志铭》，刊刻于唐肃宗元年(762)四月。石质，志文17行，满行10至20字不等，行书，吴通微撰，陈国公李倩书。志文云：“芳春早暮，积善无征，隙驷不留，魂香靡効。以元年建卯月卅日夭于内宅，时春秋廿四矣。即以其年建巳月廿一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滋水乡原，礼也。”(58)这里的“元年建卯月”，就是肃宗去年号之后的计历方法。建卯月即原来唐历的二月，用今天阴历的说法是公元763年阴历二月。但是用肃宗的王号纪年和建子正历法，则是建卯月，或者四月。

又1955年在西安东郊韩森寨地区出土，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故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墓志铭并序》记载墓主云：“元年建卯月十八日染疾，终于布政里之私第，春秋卅有八，以其年建辰月五日迁厝于万年县长乐乡之原。”(59)此墓志并未冠以年号，以致在断定此墓志的卒葬年份上出现矛盾，如《西安碑林书法艺术》所附西安碑林藏石目录、《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及《文博》1984年第一期载贺梓城《唐王朝与边疆民族和邻国的友好关系》等，均将其断在景云元年(710)；而《中国考古学研究》二集载孙秉根《西安隋唐墓葬的形制》一文则将其定于大历元年(766)；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元003将此墓志系在“上元”年号之下。(60)周晓薇已经正确地指出，这里的“元年建卯月十八日”及“建辰月五日”，应该是指肃宗元年(762)。(61)

以肃宗无年号或者王号纪年的墓志还有《唐右金吾郎将马君夫人敦煌令狐氏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仪凤002)，根据墓志，令狐氏“以上元二年七月廿二日终于私第……以元年建子月廿一日厝于岐山阳遂乡之三畴原，礼也。”《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将这方墓志系于仪凤元年，则显然误以这里的上元二年是高宗的上元二年。(62)

综上所述，可知当时去年号和建子正在民间影响颇广，并非仅限于政府或者中央层面。可以揣度，肃宗王号纪年在当时有相当广泛的认知度，或许臣民对其中的政治意涵也有所体会和认识。

应该指出的是，所谓“三正”实际上是汉代以后的经学家构建出来的。周人建子之说，应该是春秋中后期的事情，《左传》文公之前部分，当说到“王正月”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建丑，有时建子，偶尔建亥。一直到文公中期以后，以子月为岁首才逐渐成为主流。这可能和春秋以后以土圭法测日影掌握太阳行径日益精确，最终找到冬至点的进步有关。冬至所在之月，正是子月。(63)

中国历史上除秦及汉太初以前用亥正外，二千余年基本上用夏历寅正。历史上改正朔的例子并不多，除了肃宗之外，比较有名的是王莽、魏明帝曹睿和武则天。其中王莽和曹睿都是改用建丑月，而武则天和唐肃宗是改用建子月。这其中的意涵截然不同。

王莽建立的“新”朝，改用建丑月，即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同殷历。改夏历十二月为正月，正月为二月。自王莽始建国元年(8)十二月，至后汉淮阳王更始元年(23)十月莽亡，前后十六年改用建丑月为岁首。魏明帝曹睿青龙五年(237)三月改元景初，改用十二月为岁首，同殷历，改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建丑，即承袭殷商的历法。曹睿因为黄龙出现，以为魏得地统，以建丑为正。笼统而言，王莽、曹睿都以自己替代了汉朝的正统和天命，所以改正朔的时候，将汉朝的建寅夏历，改成建丑殷历。(64)这其中仍有剩义，不须在此赘述，待相关学者留意。值得指出的是，为了表明不同于汉朝，王朗甚至建议魏明帝把年号去掉，不过最后魏明帝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议：“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后元。元改弥数，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隐公元年，则简而易知。载汉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则后不见。宜若古称元而已。”明帝不从。(65)

相比于武则天和肃宗的改正朔，包括肃宗的去年号，都带有强烈的“宗周”色彩。武则天建立的新王朝就是“周”朝。关于武则天托“周”改制，研究甚多，不须赘述。仅仅从历法上讲，周正以十一月朔为正朔，取代了唐以一月朔为正朔。用周正，必崇周，改国号，以唐为周。以周为天统，用周正，必改变唐待以客礼的“宾”与“恪”，所谓“二王三恪”。武则天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舜、禹、成汤之后为三恪，对虞、夏、殷、周、汉五代天子的后裔都礼待如宾，符合“古者建国，有宾有洛”的古训。唐以北周、隋后裔为“二王”后，因隋承北周，唐承隋，唐以周、隋为正统，故以周、隋后裔为“二王”。武则天改正朔以周为天统，冒认周文王为始祖，以国家正统承自姬周之天统。(66)

笔者前文提到，“三正论”是后人的附会，战国时期各自称王，历法也各不相同，齐鲁尊周，以子月为岁首，三晋与楚，以寅月为岁首，秦历托名“颛顼”。(67)可知，早在春秋列国时期，以子月为岁首，就是尊周的标志。这一思想传统直到唐代，从未断绝。

由于史料有限，我们无法揣度，在时局动荡的转折时代，肃宗采取“奇异”的去年号、改正朔等意识形态宣传到底是怎么样的心理。在公元763年也即(肃宗)元年建巳月甲寅，玄宗驾崩，11天以后，乙丑，肃宗诏皇太子监国，以地方献宝为名，“大赦，改元年为宝应元年，复以正月为岁首，建巳月为四月”。第二天，丙寅，闲厩使李辅国、飞龙厩副使程元振挟太子铲除张皇后势力，肃宗驾崩于长生殿。(68)

这短短12天之内发生的事件令人眼花缭乱。改元年为宝应元年的事情就发生在肃宗驾崩的前一天。很难相信此事肃宗仍然有行动能力或者决策能力。废黜肃宗的“革命”措施，重新定立年号等举动，很大可能是出自后来的追加或者李辅国等人的操弄。“宝应”年号，如果乙丑日肃宗依然在世，他也仅仅只用了一天。中国传统政治斗争始终弥漫着阴谋、暗杀的迷雾，我们无法得知到底在一天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们难以接受肃宗毫无征兆地废除自己一手打造的意识形态。不过也有可能，在玄宗死后，肃宗顿感无须再行“革命”之事，突然想向旧传统复归。(69)

五、余论

到底采取年号纪年或者王号纪年，或者究竟采用子月、丑月，还是寅月为岁首，以现在科学主义的看法，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自然问题，不应有更多的歧义。但是对于中古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乃至被统治的普罗大众而言，这却是一个有关权力合法性的重大政治问题，事关政权之生死存亡，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

纪年方法与上古的政治传统和遗产相连，与上天赋予的政治合法性(天命)相关，不论是强调自己取代前朝的合法性，还是强化自己对同时期其他政权的正统性，(70)还是凸显君主本人肩负革故鼎新的开创(或中兴)使命，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从各种理论来解释自己在时间长河中的角色和地位。从根本意义上说，历法之所以成为中古时代重要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乃是其与时间的密切关系。一个政权或者君主，必须说明自己在时间(历史、现实、未来)里的角色(必然性、神性、异相、自然)。在中国中古时期，这种说法是：历法应该合阴阳之数、谶纬之言、经典之说。然而以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衡量，人类在维护暴力政权的合法性方面，似乎并未有显著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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