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异兽记》帝江：自火焰中诞生的时空祖神，

帝俊、帝喾和帝舜是同一个人或神吗？

文/李双芬

摘要：《山海经》中的帝俊在商人的原初神话中，是日月之父，也是殷商人神话传说中的始祖神和至上神。帝俊和后世文献屡见中的帝喾和帝舜并非一神，也不宜理解为一神之三名，三者不能混为一谈。帝俊在不同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下发展出不同的身份职能。后人对帝俊、帝喾和帝舜的混淆是口传神话下的必然现象。帝喾为周人所自出之帝，而帝舜也当视为在神话历史化过程中，对帝俊身份的模拟和人格化复制，是帝俊作为神话人物的分化和角色移位的结果。

近世以来，学界认为帝俊与帝喾、帝舜是同一个神祖，而俊、喾、舜乃一神之三名。此说在经王国维与郭沫若先后论证后，被学界普遍接受。《山海经》中记载有帝俊的事迹，他是一位身份显赫的神灵，在《山海经》中处于主神的位置。《山海经》中记载了“帝俊生中容”、“帝俊生后稷”，晋郭璞注云：“俊亦舜字，假借音也。”“俊宜为喾。”以此为据，后世学者认为俊舜相通，俊喾也相通，故帝俊即是帝舜，亦即帝喾。在《史记·殷本纪》中，帝喾以商人的远祖身份出现，在司马迁笔下，他是殷契之父，是商人的始祖祖先神：“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而在战国前后的文献记载中，帝舜作为先祖，与帝喾具有相似的神迹，如他们有共同的私名“夋”，妻子的名字都叫“常義”(或曰常仪)。《礼记·祭法》言：“殷人帝喾而郊冥。”《国语·鲁语》又云：“商人帝舜而祖契。”于是，喾舜似又相通。

然而，帝俊、帝喾和帝舜三者的故事表面看来尽管相似或一致，但如果细究勘察，则三者并不相同，不宜被视为一体，否则必将混淆神话人物的流传时代及其神格，也难以深入理解神话的演变与流传，本文试做讨论。

一、《山海经》中的帝俊

帝俊的事迹主要被记载于《山海经》中，在其余传世文献中极少看到。《山海经》的《大荒经》和《海内经》部分，记载有帝俊的神话事迹计十五事。其载如下：

(1)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南经》

(2)有女子方浴月。帝俊之妻常仪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山海经·大荒西经》

(3)(卫)丘方员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竹南有赤泽水，名曰封渊，有三桑无枝。丘西有沈渊，颛顼所浴。《山海经·大荒北经》

(4)有神，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比尸。有五采之鸟，相向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山海经·大荒东经》

(5)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山海经·大荒东经》

(6)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帝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山海经·大荒西经》

(7)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山海经·大荒东经》

(8)有襄山，又有重阴之山。有人食兽，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国。有缗渊；少昊生倍伐，倍伐降处缗渊。有水四方，名曰俊坛。《山海经·大荒南经》

(9)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山海经·大荒东经》

(10)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山海经·大荒东经》

(11)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有渊四方，四隅皆达，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山海经·大荒南经》

(12)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山海经·海内经》

(13)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翺，是始作下民百巧。《山海经·海内经》

(14)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山海经·海内经》

(15)帝俊赐羿彤弓素增，以扶下国，界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山海经·海内经》

另外，在上个世纪出土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也发现有帝俊踪迹，《楚帛书·四时篇》云：“……千又百岁，日月夋(允)生。……帝夋(俊)乃为日月之行。”这说明帝俊神话在战国时仍有一定的流传。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帝俊具有显耀且多样的身份和职能。在神话中，他是日月之父，具有宇宙创始神的身份；他还是诸多部族的始祖神，并且与许多重要的人世发明联系在一起，舟车、琴瑟、歌舞、百巧及牛耕等的文化起源皆与帝俊相关。综合看来，帝俊的地位和神格极为崇高。

徐旭生曾对帝俊有过专门的研究，他说：“帝俊这个人物，在《山海经》里面，可以说是第一煊赫的了。里面载他的事，多至十六(在《经》里面只有帝颛顼多至十七事，可是他与九嫔葬处一事三见，那只剩下十五事。此外黄帝十事，炎帝四事，帝喾三事，帝尧二事，帝舜九见八事，帝丹朱二事，帝江一事，帝鸿一事。其余的人没有帝称)。他的事迹全在《大荒经》和《海内经》里面记载着。”无论怎样，帝俊在《山海经》的记载中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崇高地位。杨宽说：“帝俊实在古史神话中占有至高之地位。”这种至高无上性使人联想到“上帝”神话，王震中就曾说过，“笔者认为《山海经》中的‘帝俊’实际上就是商代‘上帝’的化身，是上帝的人格化。”。

据学者研究，“《山海经》很明显成书于商周时代，是商周以来历代职方氏或者训方氏根据社会上流传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创作而成的解释地理图册的著作”。而《大荒经》的整体内容，基本上也属于殷商时代。因为“《大荒经》的词汇有着明显的殷商属性，其内容也与殷商的历史和甲骨文存在着密切联系，其所载之姬姓西周、姜姓北齐及戏国等相关史实，皆仅存商代；肃慎、犬戎、北狄等其他各国，与其他文献多所吻合，有的还有甲骨文和考古材料印证，皆属殷商一代或商代己存在的邦国；其所载之古代天文、农业等发展状况，活动地域与神话、人物等，也同样与商代相合。《大荒经》的整体内容，对应着商王族之外方国的大致结构及其高层的神灵信仰，无疑应属于殷商时代”。

《山海经》的相关记载也表明，帝俊也是殷商人所崇拜的日月之神。艾兰在其所著的《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一书中，也对帝俊身份进行过讨论，她指出：“在‘扶桑’神话传统中，俊是十日之母‘羲和’的丈夫，他也是太阳鸟‘踆’的父亲，‘夋’是降玄鸟生商的帝喾之名。这样推论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如果‘

’理解为‘俊’(夋)，那么，甲骨文中所记录的这位先公就跟文献记载中的那位“扶桑”神话中的十日之父，商人起源神话中的商人之祖相吻合了。”在卜辞中，“

”被称作高祖夔。在甲骨文中，夔作鸟首猴身，而夔的简写“夋”即是俊的异体字。同时夔的“鸟首猴身”的形象，与《山海经》中的帝俊与鸟的关系密切吻合，因而，卜辞之夔与《山海经》中的帝俊在形象和神格上是吻合的。如此，则证卜辞中的高祖夔为帝俊，帝俊为商人传说中的始祖神，同时也是殷商人所崇拜的日神之父。他具有殷商祖先神和创世神的双重身份和职能。

二、帝俊向帝喾、帝舜的演变

从时代上看，帝俊神话应产生较早。《山海经》的产生时代不会晚于战国，而其记录者可能相继包括了西周的殷遗巫师以及与商族有密切来往的巴蜀及楚人等，《山海经》的记载往往被视为野史村语，而帝俊事迹却多载于此，这当是殷商神话在后世的遗留。司马迁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大宛传》)帝喾和帝舜的事迹大体被载于周之后的文献之中，在战国以五帝为核心、以“天命观”为主宰的帝王传说世系的记载中，“五帝”有两个系统，《大戴礼记·五帝德》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而《吕氏春秋》十二纪则以黄帝、炎帝、太昊、少昊、颛顼为五帝，《史记·五帝本纪》中，“五帝”记述与《大戴礼记》相同。如此，无论是儒家的《大戴礼记》、杂家的《吕氏春秋》，还是在《史记》的“五帝”系统里，皆没有帝俊，但帝喾与帝舜却一再出现。针对这种现象，张开焱指出：“帝俊在商人原初神话中，是商人的祖先神和至上神，在商灭亡后，他一部分故事转换为帝喾、高辛氏的故事，继续保留着表层的神性；而很大一部分故事被传说化和历史化，转化为帝舜的故事，商人的至上神和祖先神在后世成了历史传说中的圣帝明君。”其说甚是。

作为商人的始祖神，帝俊身上尚保留着作为至上天神的极强的神性因素。而帝喾和帝舜已经来到了人间。帝舜的身上尽管仍存留有天神的因素，但总体看来神的成分在减少，多以人王的形象出现在带有浓厚的人文伦理化色彩的文献记载中，例如：

(1)《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熊、叔豹、季貍。”

(2)《世本》：“(帝喾)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

(3)《世本》则曰：“(帝喾)下妃陬訾氏之女，曰常仪，生挚。”

(4)《五帝本纪》：“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纵使他们还被视为神话中人，但也已经不是宗教神话，而是历史神话了。

关于帝舜，徐旭生曾指出，古文献中的帝俊不能是帝舜，而且高辛与帝喾以及帝俊都不是一人，他认为“帝俊、帝喾、高辛、帝舜四个名词很可以代表四个不同的人或氏族”。另有学者研究认为“现在见到的典籍中有关舜的传说的主要关目，是直接和间接从帝俊的故事那里转换过来的。当帝俊的主要故事转化为舜的传说后，帝俊就只是作为一个曾经有过的至上天神在民间和方国(如商人之后裔所在的国度和某些从前的属国)流传，而在周王朝的意识形态层面，他已悄然消失。在除《山海经》之外的先秦典籍中，都已不见帝俊的踪影。许多学者曾经为此困惑，有商一代赫赫天神，如何在先秦典籍中无影无踪，原因盖在于此”。果如此，那么可以认为，舜的传说是直接或间接的由帝俊的故事转换过来的，这种还原找到了帝舜的原初神性，而帝俊与帝舜二者的不同，是因为帝舜只是模拟了帝俊的身份和职能，而其神性已不能与帝俊同日而语。如同商代的“帝”在周初之后被置换为“天”，尽管周代的“天”与商代的“帝”极为相似，但二者绝不等同。如张荣明曾言：“应当指出的是，把‘帝’看作‘天’的‘别名’，这是汉代郑玄等人的观点，不是殷周社会中的事，因而不足为凭。殷周时代‘帝’与‘天’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能混淆。”信哉斯言！质之帝俊与帝喾、帝舜，因时代不同，神灵的权能、神格和身份也在相继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的身上，潜藏着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观念的变迁。

帝俊本为一鸟首猴身之神，其字本作“夋”，也即夔。在甲骨金文中正像一立鸟之形，这说明了帝俊是一位有着鸟性的神灵。作为具有神性的氏族首领，帝俊有着超人的造物技能，或近乎天神一般的创世神特点。对此有学者认为：“作为天体宇宙神的俊，集中反映了殷商人的宇宙观和宗教观。这就是日月崇拜以及对日月循环运行规律的认识并将其动物图腾化。”帝俊作为殷商的宗族神，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神性特征与殷商时代所具有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的时代氛围也多所吻合。

帝喾和帝舜是随着神话历史化的发展，出于编排整齐世系的需要而进入“五帝”系统的。进入周代，随着周初以来“大一统”进程的展开以及周族“天命观”的发展与深化，由夏及羌夷苗黎等不同部族集团融合而成的新的华夏民族发展起来。王和谈到：“周代出现了一个意义极为重要的观念—‘华夏’。在‘华夏’的概念出现以前，戎夷蛮狄之类的称呼本无任何贬义，不过是为区分族属来源的不同而已。……直至周初的大变革之后，‘华夏’观念与‘华夷之辨’思想方始出现，它标志着超越部族意识的‘大文化观念’的产生，‘文化民族’亦在此基础上超脱于‘血缘民族’的藩篱而趋于实现。”周初的大变革指的是周初的封建化改革，周初封邦建国的历史运动使民族融合下新的民族共同体产生。而伴随着一个地域广阔、覆盖众多族群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正统”观念和“华夏”观念也得到加强，这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文化观念”的产生和华夏史的构建驱使部分族群英雄人物的相关史迹可能突破族属的藩篱而趋向华夏化，因此，共同的先祖序列的存在就成为必需。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原属不同地区、不同部落集团的始祖被相继纳入到同一祖先体系下，各帝次序于是被重新安排。

在这一过程中，帝俊消失不见，而帝喾和帝舜则屡见于文献并逐渐定格于祀谱中。在《国语·鲁语上》与《礼记·祭法》的记载中，皆言“周人禘喾”。且在所有的先秦典籍中(除《大荒经》之外)并无异词，这说明“禘喾”一说为周族及其后人所共同认可。那么帝喾何神？当为周族所自创之帝也。而帝舜也当视为在神话历史化过程中，周人对帝俊身份的模拟和人格化复制，是对神话人物的分化和角色移位的结果。因而在战国儒家所编纂的神话创世纪《尧典》之中，就只有尧舜、而不见帝喾了。《大戴礼记·五帝篇》说帝喾是高辛氏，《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是“黄帝曾孙”，《史记·殷本纪》讲帝喾为契之父，契为帝喾次妃有娀氏之女简狄吞玄鸟卵所生，而在《史记·周本纪》的记载中，帝喾的元妃姜嫄则因在野外践踏巨人迹后而生下后稷。司马迁把夏商周的帝系如此所做的统一化的编排，显然是深受汉代儒家“大一统”思想影响的结果。

从神话学上分析，殷商始祖神帝俊地位极高，作为始祖神，唯一性和排他性是祖先崇拜的特征。周初之后，其政治统治的核心政策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而在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神谱重构中，必定只有一个始祖神可以处于正统地位。周人在神谱之中排除了帝俊，于是，作为殷商始祖神的帝俊在失去最高政权的支持后渐渐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而从本质上来讲，神灵之间的更替与置换也只是由于不同的文化传承所导致的，部族作为不同的文化集团，他们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使得神灵的身份产生雷同与分合，作为主导部族的一方也往往对神灵的去留进行删减分合。所以，帝俊只是存在于早期的殷商时代的祖神与创世神，他不能代替帝喾，更不能与帝舜等同，反过来也是如此。而学界常常解释帝俊等同于帝喾与帝舜，并以篡改、通假及流传所致的谬误等来解释他们的不同，应该都是片面的。

故此，学界历来以为俊、喾、舜乃一神之三名，认为帝俊与帝喾和帝舜乃是同一个神灵，实不能让人信服。应该说，神灵在流传过程中的人神混同与分化是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与文化背景而发展变化的，这是神话口传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从目前对商史及甲骨文的研究情况来看，商代并没有发展出至上神崇拜，而在称谓上，“帝”也并不是指商代的至上神，而是早期卜辞中所崇拜的地位极高的天神。晚商以来，商人对天神“帝”的崇拜日渐消亡，随之发展起对祖先神开始称“帝”的观念，同时宗教观念上的“帝祖合一”也使祖先神地位上升。这是在晚商出现的人王称“帝”和“帝祖合一”的新现象，但人王称“帝”只是对已故先王的祭称，对时王是不加“帝”称的，“帝俊”之称正合乎殷人对天神化的先祖的称谓习惯。周初之后，随着帝、天观念的混同无别，“帝”的人格化趋向也大大增强，遂出现对时王也称“帝”的现象，这一点在《诗经》中屡次出现。春秋战国以降，伴随着“大一统”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以及“华夏观”与“天下观”的发展，部分神话被历史化，而在对部族祖神的整齐化编排中，“人王称帝”日渐得以普遍化，由此“五帝”系统出现。

综上所述，《山海经》中的帝俊在商人的原初神话中，是日月之父，也是殷商人神话传说中的始祖神和至上神。帝俊和后世文献屡见中的帝喾和帝舜并非一神，也不宜理解为一神之三名，三者不能混为一谈。帝喾为周人所自出之帝，而帝舜也当视为在神话历史化过程中，对帝俊身份的模拟和人格化复制，是帝俊作为神话人物的分化和角色移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