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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译本：让世界了解哲学社科中的中国

本报记者 付鑫鑫

日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拟立项名单，共有196个项目入选。民俗学方面，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的俄文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田兆元 《神话叙事与社会发展研究》由西安外国语大学翻译的阿拉伯文本双双入选。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主要针对代表中国学术水准、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学术前沿的学术精品，旨在深化中外学术交流和对话，进一步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让世界了解 “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项目文本以英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等5种为主。

“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称“《中国民间故事史》作为专门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一本著作，它已经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间文艺学家刘魁立评价： “《中国民间故事史》一书，规模宏伟，取材丰富精当，思路开阔而深入，历史线索清晰……这确是一部弥补空白、具有开创意义、学术价值很高的科学著作。”

中国神话故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象征与精神符号，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其本身就是社会历史的重要构成。《神话叙事与社会发展研究》所阐述的中国神话的变迁史，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建构，以及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毋庸置疑，《中国民间故事史》《神话叙事与社会发展研究》都是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文化传承和传播价值的优秀成果，有助于国外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

民间故事反映人类掌控自身命运的历程

从前，有一个叫范丹的人，穷得连一升米也存不住。他便前往西天去问佛祖，自己能不能时来运转。旅途中，一家员外托他问，女儿怎么不能开口说话；路边小庙里土地公托他问，为什么多年不能升官；过大河时，大乌龟托他问，修炼多年为啥不能升天成龙。范丹走到西天见到佛祖，那里的规矩是问三不问四。他急他人所难，帮别人问清了三件事，便往回走。来到河边，告诉大龟，他不能升天是因为头上有24颗夜明珠压着，乌龟把夜明珠取下送给范丹，立刻升天成龙；范丹告诉土地公，他因左脚踏金、右脚踏银，所以不能升官，土地公把金银送给他，随后当上了城隍爷；范丹又来到员外家，女儿见他立刻开口告知父亲，“客人回来了！”范丹将佛祖的话转告员外，女儿见了亲丈夫自然会开口说话，于是，员外让范丹做了上门女婿。

范丹本为东汉人，桓帝时辞官不就，安于贫困，后被称为“范丹老祖”，但在民间故事《范丹问佛》里，他并非历史人物，而是乡野中的“穷小子”。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守华告诉记者，中国首篇 《问活佛》故事刊于1921年7月出版的《妇女杂志》第7卷第1期的民间文学专号。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在编纂民间文学集成过程中所得新资料汇总，《问活佛》（也称“求好运”）广为流传，总共有210余篇，分布全国、流行于20多个民族。可以说，“求好运”是汇合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丰富智慧和情感的故事，它集中表现了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由屈从命运到逐步主宰命运的心路历程。就实际影响而言，“求好运”可与《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祝姻缘》等四大传说相媲美。

此类民间故事，刘守华小时候就听过。1935年，他出生在湖北仙桃一个乡村教师家庭，当地百姓最喜欢看戏、看皮影、说故事。幼时，有一次，他听老人们讲故事，忘了自己是站在板凳上，激动得手舞足蹈从板凳上跌了下来。

1953年，刘守华从洪湖师范学校毕业，保送进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钟敬文编著的《民间文艺新论集》，带给他理论启蒙。加之曾有下乡搜集洪湖革命歌谣的实践经历，1956年，刘守华写的《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刊于《民间文学》，极大地激发了他投身民间文学的热情。

大学毕业后，刘守华留校从事民间文学教研，正式开启民间故事的研究之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使被借调到省教委从事中学语文课本编撰，他也没有忘记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从未放弃它”。

2002年冬，刘守华赴湘西参加瑶族盘王节和考察“女书”，在山路上遭遇车祸，头部和胸部受重伤以致休克，康复后，仍执着于故事学耕耘。去年12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刘守华故事学文集》（前五卷）就是他在民间文化潜心耕耘60余年成果的集中展现。

各国民间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古已有之

2018年开始，刘守华撰写的《中国民间故事史》先后由暨南大学着手翻译成英文、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着手翻译成日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着手翻译成俄文对外传播，另有学校在申报韩文版本的翻译。

“民间故事并非我们一国特有。以‘求好运’为例，19世纪初的《格林童话》开始，记录成文的各国异文已达500余篇（不含中国），仅在芬兰就采录到177篇，它被故事学家称为‘命运谭’，是一个世界性的巨大故事圈和口头文学经典之作。”刘守华补充道，唐代汉译佛经《贤愚经·檀弥离品》记载，一农民外出拜求端正王智判连环奇案，农民因代他人问难解困而获得好报，或许对中国 “求好运”也产生过影响，并在后来的演进中逐渐本土化。

刘守华说，民间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古已有之，比如，印度民间故事伴随佛经流传到中国，日本约有一半的民间故事源于中国。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且亚洲国家之间具有文化共通性。

首先，人员来往直接促进民间故事交流，比如唐僧去西天取经。《大唐西域记》中有个狮子抢亲的故事，讲述了狮子和人的后代杀了自己的父王狮子后，被驱除出境，在另一海岛安家，于是有了现在的斯里兰卡（古称“狮子国”）。其次是宗教和战争。研究发现，元朝蒙古人西征，也将佛经故事和中国民间故事传入欧洲。最后，贸易往来，如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宋代，有个人去海外经商，遇到类似水桶的宝贝，将海水灌入其中就变成淡水。现代科学证明，这个被称为“海宝”的宝贝，其实是鲸鱼头骨，有过滤功能。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刘守华常年深入民间开展田野调查，密切关注故事及传承人，并同口头文学家建立了友好联系。湖北民间文学有“三家三村”，即故事家刘德培、刘德方和孙家香，伍家沟故事村、吕家河民歌村和青林寺谜语村。

孙家香从小就喜欢听父母家人说故事，嫁人后在夫家自己也喜欢讲故事。起初，别人看不起她，甚至儿媳妇也瞧不上，总觉得“说故事没啥用”。上世纪80年代，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开始，发现了孙家香的才能。以前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的孙家香一下成了土家族的著名故事家，许多人都来看她，后来被评定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她和我说，有次县委书记为了给她送米表示慰问，路上摔了一跤，把她感动坏了。”刘守华聊起旧友，“三家”背景各不相同。刘德培家里很穷，一直在山区当搬运工，运茶叶、盐等等，几十年下来，在搬运生涯中积累了不少民间故事；刘德方家以前是地主，后来在生产队常被安排参加集体劳动，逐渐成了讲故事的能手，还会表演皮影戏。可以说，故事家的成长与家庭环境、自身职业密切相关。“以前，人们对讲故事、听故事比较有兴趣。进入现代社会，娱乐活动多了，民间故事传承方面相对弱化，但传统的东西不能丢！”

共同神话的认同，促进文化共同体扩展

民间故事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文化创造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时至今日，它不应被摒弃，而应呈现活态，继续传扬发展。

与民间故事类似，神话这一文化瑰宝，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同样担当着精神灵魂的角色。从原始时代开始，中国神话逐渐形成相关的重要的文化认同元素。从兴隆洼的龙崇拜、河姆渡的鸟崇拜，到良渚的龙凤文化的交融、天地崇拜的交融，再到四方文化集聚中原，昊天上帝四灵五方格局的形成，中国神话数千年传承，绵绵不绝。

华东师范大学田兆元教授认为，神话是社会变革和人类精神自我完善的重要力量；民族之间、统治集团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是神话的根本内容，决定着神话的发展方向。

从远古到西周，我们有了共同的昊天上帝、社稷、日月山川的神话，还有祖先的神话，西周时期是中国神话的第一次大整合。这些神话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凝聚在西周的神话系统里，影响直至今天。

东周开始扩展的神话，经过春秋战国秦汉，除了昊天上帝、社稷、日月山川风云雷电，又有了共同的祖先三皇五帝，共同的神话进一步扩展。而秦之时间凶吉的习俗、楚地九歌十神、齐地八神，在地域性层面托起了帝国神话的整体格局，已经发轫的佛祖金人、太一与太上老君、天地水之神，启动着新一轮的发展，因此，东周秦汉走向了二次整合。

魏晋以后，在原有基础上，儒、道、佛三教神话成为新一轮的民族与国家神话认同的要件，而节日神话的叙事已经开启，成为文化价值的新的展演形式。到隋唐时期，中国神话发展出了新的认同模式。

承接隋唐的三教神话模式，宋元以来，神话再次扩展，民间底层的神话、工商业者的神话、海洋的神话，尤其是最高神玉皇大帝的出现，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的景观。它们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新神话在民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时的中华民族，各民族一方面坚持自我，一方面追崇共同神话，呈现出民族交融的活跃局面。共同神话的认同，促进了文化共同体的进一步扩展，中华民族因此更具核心竞争力。

田兆元表示，中国图腾神话从杂多走向统一，逐渐共同化，如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后来化为龙凤更是如此。神话叙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认同性的建构。

中国神话是活态传承，被不断创造创新发展

中国神话不同于西方神话，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到了基督教传播时期已经停止再造，“过去已成往事”。但中国神话至今依然活跃，叙事宏富，有巍巍殿堂，有盛大仪典。

清明节，祭拜黄帝陵、炎帝陵；端午节，纪念屈原；重阳节，插茱萸……这些神话通过节日礼仪的方式在向世人强调血缘性和情感性，传达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共同的文化信仰。

大禹治水惠及千家万户的奉献精神，“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牺牲精神，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道教文化中，大禹被尊为水官，放在农历十月十五庆祝下元节，另有天官（上元节为正月十五）、地官（中元节为七月十五），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中国上古就有祭天、祭地和祭水的礼仪。《仪礼·觐礼》有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瘗。”皇家与民间的神话叙事与仪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只是规格有差异。

如今，上元节和春节连在一起，从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大年三十除旧岁……所有的民俗仪式都体现了神话叙事的传统。“中国神话或以语言文字记录在书本、网络、影视作品中，或以仪式庆典得以表现，比如祭天、祭祖，或以景观叙事的方法呈现在壁画、神殿、庙宇中。这就是神话叙事的三种形态，我的研究重视神话叙事方式的多元特性。”田兆元说。

中国神话传说的传承是活态传承，被不断创造创新发展。“白蛇传、雷峰塔、断桥的故事，拉动了杭州文旅业的发展；电影《哪吒·魔童降世》反映了父子冲突的和解，也从另一方面折射了孩子缺少父母陪同的现实生活。”田兆元说，现在，神话传说成了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文化支撑，影视游戏也在重新解构旧有的神话故事，注入现实的元素。传统食品里的神话传说就更多了，比如叫花鸡、湖南擂茶、阆中张飞牛肉、山西关帝酒。就连过春节集五福红包，本源于古老的五福信仰“天官赐福”，如今加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福、敬业福、富强福等等，给大家营造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神话承载了丰厚的现实内容。

如何让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更好地“照耀”现实生活，刘守华和田兆元两位觉得仍有很多事情要做。

“国家要建文化生态保护区，湖北计划把故事村打造成试点，这是个不错的尝试。”刘守华说。

根据上世纪80年代开展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统计，采录的民间故事有183万多篇，成文有10多万篇。“如此丰富的文化富矿，或可像央视节目《经典咏流传》一样，将民间故事用咏唱的方式进行推广，让人们从文学读物的角度去欣赏它的美学价值和教育意义。我去年写了一篇论文《走向故事诗学》，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也是这个想法。”刘守华说。

从事了20多年神话叙事研究，田兆元说：“中国神话传说中有很多伦理故事，其中蕴藏着优秀的传统文化血脉。去年，火神山和雷神山有那么多云监工，谁也没想到。原本，火神山和雷神山是神话故事里才有的，但疫情肆虐那阵，全体国人精诚团结创造了中国速度，这在国外根本不可能实现，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力量。目前，我计划为《少年文艺》《为了孩子》等杂志撰稿，向青少年传播中国博大精深的神话。”

1993年，钟敬文曾题词：“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赠与刘守华。如今看来，这既是钟先生自己献身民间文学事业的忠实写照，也是他对从事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等民俗学研究学者的深情激励。

“向外传播中国民俗很重要，而传播中国民俗学研究神话与故事的理论更重要。中国学者必须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方才具备对话世界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叙事学说、谱系学说，以及神话历史的观念通过译本向海外传播，是中国学术自立的表现。”田兆元最后说。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