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城变迁，背后有高人

在平定殷商遗民叛乱后，大概公元前1000年前后，掌握西周朝政大权的周公旦，决定在东方营建洛邑，以加强对殷商故地的控制。

进行占卜后，周公旦命人将传国重宝九鼎迁到洛邑，对于为何选址洛邑，周公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意思是说，位处今天洛阳境内的洛邑，处于迅速扩张的周国的中央，便于四方来朝。

当时，西周在今天的西安一带，营建有国都镐京，称为宗周；而东方的洛邑则称为成周，成周在当时，有点类似于陪都的概念。

等到公元前770年，当时的西夷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随后继位的周平王为了躲避犬戎的侵扰，决定将国都东迁到洛邑。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两座都城之一，位处今天西安地区的镐京，和位处今天洛阳地区的洛邑，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王权选择国都的重要理念，即寻求在国家范围的地理中心，建立国都以制衡四方，对此，《吕氏春秋》说：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尽管周朝迁都洛邑，有出于防范侵扰、避免战争的考量，但考诸中国历史上的首都建设，应该说，选择地理中心立都，是中国先秦时期建都的重要考量因素。

中国历史上，西安和洛阳是最为悠久闻名的古都，在此之外，安阳、南京、开封、杭州、北京、大同、成都、郑州等城市也曾经作为中央王朝或地方政权的都城。

据统计，中国历史上由统一王朝和地方政权兴建的都城先后有200多个。其中，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则兴盛千年。但追究此中原因，我们要追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王朝选择建都这些城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些都城的魅力又在哪里？

对此，我们试着选择西安、洛阳、安阳、南京、开封、杭州、北京、大同、成都、郑州等十座城市，来阐释此中的奥妙。

洛邑作为天下之中，既相对远离西方的异族，又便于周朝控制东方，这种“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衡量，实际上，在夏、商时期就已开始出现了。

尽管今人对于郑州是否称得上中国十大古都之一仍有争议，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表明，位处今天郑州登封境内的王城岗古城，正是传说中的夏朝早期国都“禹都阳城”。另外，传说大禹之后，夏朝的国都也曾多次迁徙，例如今天洛阳偃师二里头，也曾经作为夏朝中晚期的国都。

大概公元前16世纪，商人攻灭夏朝，此后商朝国都也和夏朝一样，曾经出现多次迁徙，一直到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主持迁都到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后，商朝国都才算稳定下来。

从夏朝“禹都阳城”郑州，到殷商国都安阳，再到东周洛邑（洛阳），可以注意到的共同点是，夏商周时期的国都变迁，核心始终是在这三个王朝的中央地带，即黄河中游建都。

对处于不断拓展中的华夏先民来说，“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是王朝开拓者均衡四方、开疆拓土的早期需要。

古都变迁的“十字”现象

考察中国历朝历代国都的变迁，可以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十字”现象，这个“十字”走向呈现一个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十字交叉趋势：

从西向东上，可以看到，从西安-洛阳-开封，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沿着黄河流域摆动的走势；

从北向南上，可以发现，从北魏的大同、辽金元明清的北京-东晋南北朝的南京-南宋的杭州，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南北走向。

这种中国古都“十字”式的分布走向，也意味着在经过夏商周时期“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早期思想后，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化时期。

随着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历史开始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面对诸国攻战的日益激烈，为了稳固根本、谋略东方，公元前5世纪，秦国先是将都城从雍城（今陕西凤翔境内）迁到泾阳（今陕西泾阳境内），随后又于公元前383年将都城迁到位处今天西安境内的栎阳，此后，公元前350年，秦国又迁都到今天西安境内的咸阳。

在战国七雄之中，与当时的东方六国相比，位处西方的秦国选择迁都位处关中平原的咸阳（西安），本质是着眼于战争和军事地理需要。

作为西周、秦朝、西汉、隋朝、唐朝等王朝国都，西安坐落于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之上，它北面是黄土高原、南边是秦岭、西有陇山、东有黄河，可谓山河环绕、易守难攻，而从关中平原向东越过崤山，就可以指向关东、挥兵中原，这种冷兵器时代无可比拟的军事地理优势，使得秦国从战国时代开始，就拥有了其他诸国难以比拟的天然军事地理优势。

另外，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由渭河冲积而成，沃野千里，加上渭河、泾河等河流灌溉便利，这使得在农业时代，秦国更是占据了农业生产的天然优势，军事地理叠加农业优势，这使得秦人最终依据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和农业优势，最终逐渐攻灭东方六国，在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但西安的政治早熟，也造成了它的生态早衰。

在经济地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做“消聚性衰退”，说的是一个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就会开始衰落，而长安，正是这种消聚性衰退的典型案例。

在隋唐以前，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布的生态环境优美之地，但是从秦汉时期开始，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从城市营建到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大规模的农业开垦，已经使得关中平原周边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随着森林资源的日趋枯竭，失去了森林的涵养，曾经“八水绕长安”的西安城内外，渭、泾、沣、涝、潏、滈、浐、灞等八条河流的水流量越来越小，到唐代末年，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日益减少，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北宋时，“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淌水过河的地步。

据统计，从唐宋开始，关中地区有关水清、涸竭、断流的记载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雍正六年（1728年）的45年间，作为滋润长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记载的断流，更是达六次之多。

随着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的水土流失也越发严重，这就使得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率增大：有雨则洪水泛滥，无雨则干旱成灾。

据统计，自唐朝武德七年（624年）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里，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共发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灾害：其中有10次旱灾，7次水灾，以及3次蝗灾。

陕西省气象局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统计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朝开始，关中地区的水灾和旱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八世纪，竟然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

一方面是森林和水资源日趋锐减，另一方面，隋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却越来越庞大。

历史数据显示，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只有25万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时期，长安城在巅峰时期，人口高达百万之巨。

与人口日益膨胀相对，关中地区的可耕地却越来越少。

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盐碱化、肥力减退等原因，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从西汉时期的4.45万顷，锐减到了唐朝唐代宗大历年间（766年-779年）的0.62万顷。

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由于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地少人多，这就使得早在隋唐时期，长安城就经常性地出现缺粮的窘境，到唐朝的最高峰时期，长安城粮食缺口达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唐朝时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就不得不东迁到洛阳就食。

以唐高宗为例，他在位共34年（649年-683年），其中就有11年5个月是住在洛阳，其中史书有三次明确提到是因为长安缺粮迁到洛阳“就食”；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后，随后掌权的武则天在683年-705年的22年间，更是有19年住在洛阳，其主要也是因为洛阳更加靠近江淮地区等粮食主产地，没有漕运之苦。

在中华帝国早期，从秦朝到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的核心首都，长期在长安-洛阳之间摇摆，例如西汉定都长安（西安），东汉定都洛阳，随后西晋和北魏也定都洛阳，而完成大一统的隋代和唐朝，则将首都回迁到了长安。

作为中华帝国定都的两大双子星，长安与洛阳互为兄弟，但历史在这种摇摆之中，已经出现了从西向东迁徙的趋势。

前面说过，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作为中华民族最早开垦的农耕区域，到了唐朝时，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生态恶化趋势，在此情况下，西安逐渐失去了立都的环境优势。安史之乱（755年-763年）以后，长安（西安）先后被吐蕃、乱兵、黄巢农民军轮番攻占、破坏严重，到了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拆毁长安城内宫殿和民舍，取其木材营建洛阳，“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长安陨落后，洛阳迎来了最后的短暂辉煌，此后，唐朝的最后三年，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都曾经建都洛阳，与距离黄河相对较远、且有黄河三门峡天险阻隔、物资运输艰难的西安相比，洛阳相对靠近黄河，并且在隋炀帝兴建大运河后，易于接受来自南方的粮食和税赋，因此，洛阳在隋唐时期以及五代十国初期，一直是帝国的重要国都。

军事安全与经济补给

对于一个王朝而言，选择定都何处，军事安全与经济补给是两个核心因素，从唐代开始，长安由于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在经济补给上日益艰难，因此最终被放弃陨落。得益于大运河和黄河的便利，当时洛阳仍然保有建都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很快就随着另一座城市——开封的崛起，而转变。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迁，转向长江、淮河一带，当时，来自江淮地区的财赋，普遍需要依赖从隋朝开始凿通的大运河进行运输，因此，位处大运河与黄河交接处，连接江淮要地的汴州（开封）开始迅猛发展。

到了晚唐时期，开封已经成为“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的中心城市。

为了获取经济补给，五代十国的后晋、后汉、后周，都先后以开封为国都，这使得开封更加飞速发展。

但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难以彼此重叠，在拥有经济补给便利同时，开封却有着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明显缺乏军事屏障，无法满足作为政治中心所应有的军事安全因素。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夺取北周政权、建立北宋后，作为军将出身的他，一直对开封的军事缺陷忧心忡忡。

开封尽管拥有经济和交通便利，但除了北临黄河外，其他三面地处平原，根本无险可守，这导致北宋需要长期在首都开封周边布置数十万兵力，造成冗兵，严重消耗了国力。

由于开封地理缺陷明显，就在公元947年，契丹军队甚至曾经攻破开封、灭了后晋，有鉴于此，赵匡胤从建立北宋伊始，就希望能迁都洛阳，从而利用洛阳周边有山河环绕的地理优势，来减轻其军事隐患。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再次巡幸洛阳，并提出计划将首都从开封迁到洛阳，但群臣已经在开封经营多年，考虑到各自的利益算盘，以赵匡胤的弟弟晋王赵光义为首的文武百官普遍反对迁都，这使得赵匡胤不由仰天长叹：

“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发出这一感慨的当年，公元976年，赵匡胤在斧声烛影之中离奇暴毙，赵光义登基为帝，此后，北宋的迁都计划彻底搁浅，一直到151年后（1127年），女真人南下轻松攻破开封，灭亡了北宋。

游牧与农业民族交锋地带

前面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国都迁徙，在北宋灭亡以前，尽管也有南北对峙时刻，但大势仍然沿着西安-洛阳-开封的从西向东摆动走势，但以北宋的灭亡和开封的沦陷为标志，中国国都的长期迁徙趋势，转向了从北向南的摆动。

在先秦时代以前，夏商周时代的都城营建，主要着眼于华夏族在黄河流域的拓展，所以才会选择当时的郑州、安阳、洛阳，这些位处当时的天下之中的城市作为国都。即使在两汉和隋唐时期，都城在长安（西安）和洛阳之间的长期摇摆，也仍然着眼于黄河流域的开发经营。

但这并未脱离农业民族视角的经营视野，在从西向东的都城选址摆荡之中，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即将开始剧烈地冲击南方农业民族的建都视野。

公元398年，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内）迁都平城（山西大同），此后，北魏以平城（大同）为基地，先后吞并了后燕、夏、北燕、北凉，逐步统一了北方。

到了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大同）迁都洛阳，以便进一步控制中原、争夺南方。

大同与北京仅有三百多公里之遥，如果摊开中国地图，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北魏时期的平城（大同），以及后来的辽、金、元时期的游牧民族所选择的北京，都刚好在中国400毫米年降雨量等值线边缘，这恰好也是一个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游牧区与农业区的分界线。

也就是说，在中国十大古都的选择过程中，平城（大同）与北京的崛起，从游牧民族的视野和定位来看，也是游牧民族南下参与争夺中原的桥头堡。

作为游牧民族，在鲜卑人看来，平城（大同）是他们进入农业区后，所深入营建的大城市，这也是鲜卑人在选择迁都位处中原腹地的洛阳之前，用来经略南方的前沿阵地。

而对于后来的契丹（辽国）、女真（金国）和蒙古人（元朝）来说，他们选择在大同附近的北京营建王城和国都，核心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这里刚好处于游牧区与农业区的交界。

对于他们来说，北京是他们南下中原所夺取的第一座大城市，并且是华北平原重镇，这就有利于他们以此为跳板南下进攻华北平原、进而逐鹿中原、攻占全国。

另外，北京还有个好处，就是相对于长安（西安）、洛阳、开封等中原腹地城市更加凉爽宜人，即使在最热的月份，北京平均温度也要比前述城市低2-5摄氏度，例如公元496年，当时北魏已经从平城（大同）南下迁都洛阳三年，结果皇太子拓跋恂竟然因为厌恶南方的天气炎热和生活习俗等原因，试图逃回平城（大同）发动叛乱，这惹得孝文帝大怒，最终将太子拓跋恂赐死。

到了公元946年，契丹军队攻破开封、灭亡后晋，但几个月后就匆匆撤回北方，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契丹人不习惯开封夏季湿热的天气，所以才无奈北返。

再从心理原因分析，无论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还是满族，当时其人口往往只有百万甚至数十万人，当这些人口稀少的游牧民族、渔猎民族试图南下君临南方的农业帝国时，面对南方数千万，明清时期甚至上亿的“异族”人口时，这些少数民族难免存在一种潜在的心理恐惧，因此他们立都平城（大同）和北京，也有一个考虑就是，一旦在南方失败，起码平城（大同）和北京距离他们的老巢还比较近，可以随时撤退。

公元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率军进攻元大都（北京），仓皇之下，元顺帝决定撤离北京逃回北方草原，逃亡前他悻悻地说，“我岂能再学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虏）！”

由此可见，北方游牧民族选择平城（大同）和北京立都，在心理层面是将其作为毗邻故乡的后路打算的。

金陵王气为何难以持久？

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冲击南下，在南方，南京开始在乱世之中崛起。

历史进入汉末三国时代后，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称帝，并于当年迁都建业（南京），此后，建都洛阳的西晋于280年攻灭孙吴，建都51年的建业（南京）一度衰落，但随着西晋的迅速灭亡，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南京）称帝建立东晋。此后，南京又先后作为刘宋、萧齐、萧梁和陈朝的国都，一直到公元589年被隋朝攻灭。

至此，算上三国孙吴时期，加上东晋南朝，南京在这一中国的分裂时期，一度建都300多年。

但这仅仅是南京立都的开始。

以经济角度看，南京的建都，也代表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崛起。在汉末以前，中华帝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这就决定了南京为什么在汉末以前一直默默无名。

随着汉末三国以后政治动荡，北方人口掀起了一波波的人口迁徙浪潮。从西晋永嘉之乱、到唐朝时期的安史之乱、到北宋靖康之变，这三次重大历史事件，导致了中国人口的三次大规模南迁，而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其结果就是加速了淮河和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从而使得南京作为南朝的国都，得以坚持近300年。

不得不说，南京的崛起与建都，是以江淮流域的人口迁入和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唐朝安史之乱（755-763年）以后，随着江淮流域的加速开发，中国的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当时，黄河中游地区的长安（西安）之所以能在安史之乱以后，仍然维持唐朝的国都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用隋炀帝打通的大运河，抽调江淮流域的粮食和税赋，因此才得以延续了100多年的国都地位。

因此，从江淮流域发展的视角，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1127年靖康之变以后，南宋会选择在杭州建都。

从区域的角度来说，南京和杭州作为江淮流域的重要城市，其具有经济基础进行建都；但从军事角度而言，无论是南京还是杭州，他们虽然适合作为南方政权或地方割据政权（例如五代十国的南唐）的国都，但由于地处东南边缘，不利于北上争夺作为中国政治核心的华北平原。

这就导致了南京和杭州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只是作为南北分裂时期，或是地方割据政权的国都，而无法升格成为统一王朝的长久国都，这虽然有明朝建都南京北伐成功的案例，但很快明朝就由于朱棣兵变，改而迁都北京，从另一层面而言，这也说明了南京和杭州虽然作为经济要地，却难以建立持久的军事优势和政治优势。

对此有评论说，南京绝大部分时候，都只是分裂时期的国都，一旦中华帝国一统，南京就容易出现“金陵王气黯然收”的政治局面。

从这个意义而言，曾经作为三国蜀汉国都的成都，尽管也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偏居一隅的成汉政权，五代十国时期建立过前蜀和后蜀政权，但本质上，它也和南京、杭州一样，只是作为中华帝国分裂时期的地方政权首都而已，由于地处边缘，人口、经济、军事等各个因素限制，而难以成为中华帝国的核心国都。

二元帝国的恢弘原点

尽管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南京立都起家，但明朝（1368年-1644年）建立仅仅31年后，随着老父亲朱元璋的去世，镇守北平（北京）的燕王朱棣就发动叛变，最终历经四年，于1402年攻占应天（南京）篡夺帝位。

朱棣夺位后，出于回归自己起家的“龙兴之地”考虑，于是开始谋划迁都北京。朱棣篡位后19年，公元1421年，朱棣宣布正式迁都北京，此后，北京作为中国国都的地位，除了在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有所反复外，其他时间基本均系中国首都。

以当时的大背景来看，朱棣选择迁都北京，也有出于民族斗争的角度考虑，元朝虽然在1368年退出大都（北京），但残余的北元仍然势力雄厚，此后北元一直到1388年才取消国号，其各部落虽然此后陆续分裂，但仍然保持着雄厚的军事实力。

朱元璋在世时，就曾经多次派兵北伐追击北元残余，朱棣夺位后，也曾经多次从北京出兵北伐蒙古，其本人更是在1424年死于北伐蒙古回师途中。

从经济地理角度而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之所以能维系国都地位，主要有赖于京杭大运河等交通运输要道，通过大运河，来自南方的财粮税赋得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北方，从而支撑了资源相对匮乏的北京的发展。

从军事地理角度而言，由于位处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交界地带，朱棣迁都北京，就使得此后明朝的国都一直处于军事战争的前线，可谓“天子守国门、国都作边塞”。

不过，北京东边与南边都是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这就使得明朝时，蒙古人和后来的满人屡屡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1449年在土木堡之变中，胡乱北伐的明英宗更是被蒙古人俘虏，成为后世笑话，而1644年清兵在突破山海关后，几乎没花什么大力气，就轻易攻占了北京，成为满人此后入主中原的开始。

对于北京作为首都，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对峙时期所内含的严重军事缺陷，史学界也有观点认为，中华帝国从秦朝到宋代，一直都是以农业民族的视角去观察世界，而所谓北京是边境城市的观点，其落点就是从传统的农业民族格局去看待世界的。

今天的世界史学界流行一个观点，就是很多史学家都认为，真正的全球化大历史，其实是从蒙古帝国开始的。

当初，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人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帝国，所以，以元朝为核心的蒙古帝国，本质上是一个跨越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视野，真正将欧亚大陆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整合在一起的世界级帝国。

这对青年和中年时代都在北京居住的朱棣，无疑有着深刻影响。

因此，作为就藩元大都北平（北京）的燕王，蒙古人的世界性视野，深刻影响了燕王朱棣。也因此，朱棣之所以选择从南京迁都北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视野和规划，是超越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地区，而放眼于整个欧亚大陆。

在朱棣的心底，他梦想的是做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天可汗”，以及忽必烈式的超级帝王，建立一个真正统治欧亚大陆、超越“华夷”的共同体，一个“四方来朝”的强盛帝国。

可以说，正是因为朱棣的迁都北京，使得后来的清朝有机会征服了蒙古和新疆以及今天的中亚地区，从而建立起了一个跨越民族和文化的超级帝国共同体。

1644年，清军入关后，正是依据北京身处游牧与农业交界地带的便利，从而建立起了一个横跨游牧和农业地区的辽阔帝国，而北京，本质上就是满清这个二元帝国的核心点，向南，北京是农业帝国的国都，向北与向西，它又是大汗之地。

就这个层面看，以北京为中心的明朝和清朝，其疆域国土虽然曾经被掠夺削弱，但其建立的二元世界的主体部分仍然遗留至今，从而成为后来的中华民国和新中国的立国根本。

所以，朱棣迁都北京，也有其宏伟意义。按照英国广播公司在其2017年制作的纪录片《紫禁城的秘密》中的说法是，朱棣定都北京，奠定了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观照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古都，探讨它们赖以立都的政治地理、军事考量、生态环境、经济基础、交通物流和人口流动、历史变迁，本质上，也是在追寻一部恢弘的中国史的内生源泉，这也是一种由实到虚、由内到外的发散与思索。

国都既是具象又深含奥义，本质上，它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史。

参考文献：

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吴松弟：《中国古代都城》，商务印书馆1998

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