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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相送，茶馆飘香：打两个城市名？丨读书者说（有福利）

城市是谜，谜底千变万化。

不论待多久，凭一己之力，还是难看清全貌。

很多时候，书和影视作品就成了极好的索引：未必能道全，但能提供一个观赏城市的方法论。

《邪不压正》里波浪一般的胡同屋顶描绘了老北京的浪漫一面；但另一些描写老北京城和胡同的书，却揭示了历史背后的复杂与深刻。

《邪不压正》中北平的屋顶

对于那些自己熟悉的、或是曾经踏足的地方，这些作品像是翻开了此地的“前世今生”；而对于那些陌生地方，书里、影视剧里看到过，就好像突然建立了联系，一切都变得亲切起来。

知识背景、兴趣点不同，各人心里就有座不同的城市。

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巴黎的咖啡馆、伦敦的俱乐部、以及欧洲各地的戏院，都是古今各路文学家难以舍弃的对象。很多人印象中的香港都是灯红酒绿，我一位关注历史街区的朋友去香港穿街走巷，暴走归来，看到的是一系列“熟人社会”的小市民景象。

今天想说的两本书都不新了：一本是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金宇澄先生的《繁花》，另一本是历史学者王笛教授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繁花》写的是上海，是“地域小说，人物的行走，可找到‘有形’地图的对应”。《茶馆》则是基于史料，从社会、经济、政治等多个角度描写了作为公共空间的成都茶馆。

两本书都事无巨细地描绘着城市的微观景象，虽都被一些读者认为是“过于琐碎”，但拼凑起来的城市生活图景生动而真实，地方文化跃然纸上，能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受到强烈的现实感，也能让身在他处的人们对上海、成都生出更多向往。

《繁花》：从上海市井里读一点人生

《繁花》（Blossoms，也有见过译作Evanescent，译得很好）最初是金宇澄先生于2012年发表在《收获》杂志的一部长篇小说，2013年结集出版。

小说讲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以阿宝、沪生、小毛为中心人物，像“说书”一样分述他们儿时的成长经历与中年后的工作、生活，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一个人带出另一个人，最终两条时间线汇合，交代各人结局。

一方面，《繁花》写出了前后几十年上海的市井气息与生活样貌。另一方面，书中人物的命运被时代裹挟，不容抗拒地被推着向前走，起伏曲折、个中滋味，都被融入在大量的对白之中。豆瓣上有读者说，读完此书像过完了一生。

这本书以改良过的上海话写作，很少心理描写，却有大量人物对白；虽然没有出现“阿拉”、“侬”、“伐”这样的沪语词汇，但“腔调”都保留着，情绪和情感依然充分、饱满。

上海老巷 陈瑞元 摄

我曾在上海生活过几年，读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总不由自主地响起上海话的念白。

看到淮海路、长乐路、茂名路、思南路；国泰电影院、兰心大戏院、中山公园、杨树浦这些熟悉的地名，还有如“上只角”、“下只角”这般称谓，以及关于里弄、石库门建筑的各种描写，突然很想念上海，又有点懊丧死宅如我，到底没把握好机会，脑子里拼不出一张像模像样的“上海地图”。

“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

我很难清楚地勾勒《繁花》的情节线索。它的底色是悲凉的、扉页上一句“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已经清楚地暗示了小人物在大时代背景下的种种无奈，到最后真有一种“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味道。

开首一页小文，最后一句是“古罗马诗人有言，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也早已为书中的“荤段子”铺排好了理由。

书中三位贯穿全书的人物，阿宝生自资产阶级家庭、沪生来自军队干部家庭、小毛是工人家庭出身，各有各的代表性。围绕他们出现的人物，男女老少，已婚、单身，政界、商界，信仰宗教、革命、迷信或者什么也不信仰的，爱新诗、爱革命语录的，种种都有，想来也是书名“繁花”的一部分题解了。

“楼下说书，听书。楼上的情况，不清楚，很多事情如此。”——《繁花》 金宇澄插画

金宇澄先生曾在一个对谈中提到《繁花》一名的由来：

2011年底给《收获》投稿，发表要等隔年的9月，暂名《上海阿宝》，可以换。想过用《花间一壶酒》，也觉得轻率，如简化为《花间》，这词在上海1930年代，是纺织厂棉花车间的意思。我因为比较勤劳（笑），小说某些人物服装，都会查Elle或某某时尚杂志，看里面怎么说…翻开Elle，就看见“繁花似锦”四字。这么熟的成语我怎么没想到？小说里这么多任务、颜色、内容……“繁花”都能涵盖。

学者张屏瑾说《繁花》是“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地起跑、冲刺向终点”。

小说情节很大程度上靠人物对话推动，有时一方认真，一方敷衍；有时是各说各话，有一搭、没一搭；也经常一方絮絮叨叨说一大堆，另一方只是“不响”，但这个“不响”，其中暗藏的小情绪、小心机，那些心疼、不屑、委屈、关心等等，却是最耐人寻味的。

据说，书中共出现了1300多个“不响”。读者年纪、阅历不同，“不响”背后的含义，看得有深有浅。

“瓦片温热，黄浦江船鸣。”——《繁花》 金宇澄插画

对话的另一个特点，是说话者的语气也得靠读者自行揣摩。所有句子皆以句号结尾，疑问、感叹等等统统不见，让读者的解读暗藏了更多种可能性。也因此，阅读这本小说真的快不起来。

《繁花》中的警句往往是借人物之口说出来的，是先前情节、伏笔的映证，又砌好了新的预言，人生况味也都在那只言片语中。第一次看哭是读到姝华去吉林务农，给沪生写的唯一一封信中有这样几句：

沪生，我写信来，是想表明，我们的见解并不相同，所谓陈言腐语，’花鸟之寓目，自信心中粗’，人已经相隔千里，燕衔不去，雁飞不到，愁满天涯，像叶芝诗里所讲，我已经’支离破碎，六神无主’，也是身口自足。我们不必再联系了，年纪越长，越觉得孤独，是正常的，独立出生，独立去死。人和人，无法相通，人间的佳恶情态，已经不值一笑，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我就写到这里，此信不必回了。祝顺利。姝华。

再到李李向阿宝袒露过往，阿宝回应说：

佛菩萨根本是不管的，据说每天，只是看看天堂花园的荷花……天堂的水面上，阳光明媚，水深万丈，深到地狱里，冷到极点，暗到极点，一根一根荷花根须，一直伸下去，伸到地狱，根须上，全部吊满了人，拼命往上爬，人人想上来，爬到天堂来看荷花，争先恐后，吵吵闹闹，好不容易爬了一点，看到上面一点微光，因为人多，毫不相让，分量越来越重，荷花根就断了，大家重新跌到黑暗泥泞里，鬼哭狼嚎，地狱一直就是这种情况。天堂花园里的菩萨，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是笑眯眯，发觉天堂空气好，蜜蜂飞，蜻蜓飞，一朵荷花要开了，红花莲子，白花藕。

《繁花》一书的语言，大概也能用书中所引穆旦（即查良铮）的诗来形容：

“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那窒息着我们的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

它的（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

游进混乱的爱的（底）自由和美丽。

”

金宇澄与《繁花》

《繁花》中除了对白，多得是描写，既有全景，也有细节，因而这本书是可以当作一本“地图”看的。

值得一提的是，金宇澄先生也擅绘画，书中插图都是他手绘的，有地图、有建筑、也有特色小物，详细介绍了老上海的风貌。

“国泰电影院”的买票队伍，顺锦江饭店的街廊朝北排开，该廊现已经辟为店面。在1961年，少数头轮电影院才有冷气，“上海电影院”是三轮影院，以纸扇消暑。——《繁花》 金宇澄插画

所谓的“小资情调”，在书中都变成了具体的场景和事物。在描写上，《繁花》也像是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比如，阿宝祖父家“文革”中被抄的那一段，让我不自觉想起了《红楼梦》中的贾府。

再如，90年代一行人去常熟，关于远郊徐府江南老宅的一段：

此宅原属大地主的家产，祖上二品官，原来还有一进，大门有旗杆、石狮，公社阶段拆除，徐总置换以后，数度重修，成为最标准的‘四水归堂’宅第，收觅旧构件，移花接木，大门影壁从安徽弄来，第一进天井，五上五下，中堂对子，一样不缺，长几上，照例摆设南京钟，插屏，居中，玉如意一件，旁边官窑大瓶一对，八仙桌，红木几凳，左右厢房，每开间阔四米，进深九檩，包括西式沙发小客厅，长台会议室，正宗按摩房，自备锅炉，日式深浴缸，桑拿马杀鸡，楼上客房五套，三十年代上海中产风格，摆设面汤台，梳妆台，美人榻，摇椅，鸦片榻，包括老电扇，月份牌，后天井筑了鱼池，房间有斯诺克，乒乓台，以及棋牌室，视听间，小舞池，衣帽间……

书中出现的地点，选择上也应是花了心思的。上文中提到的那些地标自不用说，再像阿宝家后来搬去的曹杨新村，是中国的第一个工人新村，在上世纪50年代是以“设计超前”著称的。书中写到：

此种房型，上海人称‘两万户’，大名鼎鼎，五十年代苏联专家设计，沪东沪西建造约两万间，两层砖木结构，洋瓦，木窗木门，楼上杉木地板，楼下水门汀地坪，内墙泥草打底，罩薄薄一层纸筋灰。每个门牌十户人家，五上五下，五户合用一个灶间，两个马桶座位。

“1970年代中期，春香有这样的婚房，摆设，就算上海弄堂的殷实人家了。”——《繁花》 金宇澄插画

走惯了上海高楼大厦间的宽阔马路、层层洋楼外梧桐树立旁的林荫路，偶尔去旧式里弄、石库门建筑转转，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上海。

能写出这样情调的小说，作者本人一定是有故事的人。

金宇澄1952年12月生于上海，父亲出生在富商家庭，后来参加革命，上海解放后成为公务员，一家人搬进当时上海核心城区——卢湾区的新式里弄居住。1954年，分管上海公安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杨帆被隔离审查，其父也被牵扯进去，一家人的好日子到了头。

两年后，其父母被下放到浙江湖州的一个水泥厂劳动，三个孩子（金宇澄和哥哥妹妹）留在上海。

1969年，16岁的金宇澄和哥哥一起去了黑龙江嫩江农场4分场插队，1977年才返回上海。八年里，他种过玉米、大豆，农闲时做过泥瓦匠，给农场养过马。回上海后先在一家钟表零件厂上班，后调去沪西工人文化宫工作。

金宇澄一家（右下角为金宇澄）

金宇澄先生曾提到，在东北时，他就靠写信维持写作。朋友给他回信说，“你是可以写小说的”，但当时没这个环境。

写《繁花》时，他已接近60岁：

我一直觉得我的根在东北，恐怕也是我的遗忘。是写了这些很久以后才有的醒悟，最熟悉的生活，是我16岁前的上海，少年时代对每位作者都那么重要，我却要等到接近60岁，才写了关于上海的《繁花》。

《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曾这样评价《繁花》的价值：

从中国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经验来看，我们对农村的经验往往大于城市的经验。如果说《繁花》有什么野心的话，就是它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

金宇澄

金宇澄先生曾说，近些年的街区改造，让一些老上海的风土人情和日常生活逐渐消失。像《繁花》这样的小说，就是想让读者看到、看懂“城市的感情”。

“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

说完了上海，我们来讲成都。

王笛教授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是少有的专门描写成都茶馆的著作。

王笛教授生于成都，1978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史家隗瀛涛先生。1985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师从西方研究中国城市史的大师罗威廉教授（William T. Rowe），1998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赴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任教。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

王笛

《茶馆》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实为两卷本。第二卷《社会主义下的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英文版已于近期出版。

它对于茶馆和公共生活的微观历史考察，将我们引入城市中心，来深入探索城市社会。它提供了一种看待中国城市和日常生活的新视角。

This micro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teahouse and public life takes us into the heart of a city to explore urban society in depth, and provides a new way to look at the Chinese city and at daily life.

此书基于史料，从社会、经济、政治等多个角度描写了作为公共空间的成都茶馆，由此折射出成都当地的地方文化。

书的开篇就说：

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

A teahouse is a little Chengdu and Chengdu is a big teahouse.

在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每条街都有茶馆，没有任何一个公共空间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茶馆生活成为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生活方式的一个真实写照。

因此茶馆实际上是个微观世界，折射出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变化多端。

Few other institutions in Chengdu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re more important in everyday life than teahouses, and no other city in China had as many of them as Chengdu. The teahouse was a microcosm of the larger society. The images brought together in this work paint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everyday culture in the most basic unit of public life and unearth narratives of events that took place in the teahouse.

茶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存在，提供如聊天、消遣、娱乐等各种休闲活动，但茶馆远远超出其休闲功能，亦是一个工作场所和地方政治舞台……

对城市居民来说，茶馆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之一，即使是其他’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以后，茶馆仍然是人们能够承受的公共生活而且乐意光顾的最大众化的设施。人们在那里追求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也是信息交流和社会活动中心，亦为不少社会组织的大本营。

茶馆是占城市经济主导地位的小商业的一个典型代表，通过对茶馆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小商业的管理、竞争和雇佣等问题。茶馆甚至成为地方和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演变的晴雨表。”

成都街头茶馆 长卷风情画《老成都》局部《茶馆》插图

As a microcosm, the teahouse was a good example of the small businesses that dominated the city’s economy and an ideal lens through which to scrutinize the issues of management, competition, and employment; the teahouse was a complex establishment that provided a venue for leisure activities- public talks, recreation, and entertainment- but it was also a much larger multifaceted worksite and arena for local politics where ordinary people could adopt public personas, live out the drama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reate a rich culture.

The teahouse was a center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activities, and the headquarters of numer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it was also an indicator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你要吃饭，我就要喝茶”

成都有很长的茶馆历史。元代就有著作称成都有“茶房食肆”；19世纪的一首竹枝词（bamboo-branch poem）详细描述了茶馆的地点和氛围：“文庙后街新茶馆，四时花卉果清幽。最怜良夜能招客，羊角灯辉闹不休。”

“A new teahouse has been opened on Confucian Temple Street, with flowers sending forth a delicate fragrance during all four seasons. At night, it attracts even more visitors, and bustles with noise and excitement under bright goat-horn lanterns.”

在四川，尤其是在民国及之前，最常用的说法还是“茶铺”。过去成都街头熟人相遇，最常听到的招呼就是“去口子上茶铺吃茶”。

20世纪上半叶，许多到成都的外省人和外国人，对成都的茶馆和茶馆文化留下深刻印象，在游记中常有生动描述。成都人则自己调侃自己说成都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很多人认为茶馆之于成都就好像咖啡馆之于巴黎。

晚清李劼人写：

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

20世纪上半叶，关于成都人坐茶馆，人们争论激烈。从晚清到30年代初，成都地方精英推行城市改良，认为坐茶馆是“落后”生活方式的代表，外来者却对茶馆多持欣赏态度。

教育家舒新城1920年代到成都，毫不掩饰他对于茶馆所提供的那种节奏缓慢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欣赏，而此类传统生活方式在沿海地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

我看得他们这种休闲的生活情形，又回忆到工商业社会上男男女女那种穿衣吃饭都如赶贼般地忙碌生活，更想到我这为生活而奔忙四方的无谓的生活，对于他们真是视若天仙，求之不得！

When I consider the leisurely lifestyle, I think of the men and women who spend their lives rushing around in industrialized and commercialized society and of my own rushing about to make a living, but without having a real life.

到了抗战爆发后，外省人批评茶馆及其文化，批评成都居民对战争漠不关心，却把金钱和精力浪费在茶馆里；当地人强烈反弹：为茶馆辩护的人则反驳说，茶在各种饮料中最为便宜，也并非只有茶馆才是人们说三道四和散布谣言的地方，并且，很多年轻人去茶馆是因为失业，而茶馆是最方便、最廉价的去处，可以消耗时间、会见朋友、甚至在茶馆寻找工作。

到了1949年，一个名叫屈强的人评论地方报纸上的论战时强辩道：“一说茶馆非取缔不可，一说不取缔亦无不可。依我，两种都该打屁股二百。若问理由，前者有千千万万的茶客会告诉你；后者，犯‘浪费唇舌’罪。我要喝茶的，我没有理由，你能把‘饭’戒掉，我就能把‘茶’戒掉。你要吃饭，我就要喝茶！”

即便是半个世纪过后，社会变化翻天覆地，但成都茶馆依然繁荣。王笛在书中写到：

2003年7月，我去古镇黄龙溪游玩，走错路开进了一条乡村土路，沿途几乎每一个聚居处都有小茶馆，十里路范围内大概有不下二十家这样的茶馆。客人少者仅三四人，多者二三十人，他们有的打麻将、打牌，有的喝茶闲聊。有些茶馆不过是开在路边靠墙搭的竹棚里，每碗茶仅售1角或2角。

方艾青 摄

去年夏天我到成都，去了书里提到的鹤鸣茶馆，始建于1923年，据说是成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茶馆之一。走进人民公园，先见着一大群跳舞正酣的爷爷奶奶；走进茶馆，人声鼎沸，熙熙攘攘，老式竹椅木桌，桌上是盖碗果盆大热水壶，挖耳师傅穿梭其间，吆喝着生意。

放眼望去，年轻人居多，打牌、看书、聊天，自得其乐；茶馆外侧围着一大群人，近看是一家外媒在拍摄地方文化相关的纪录片；喝完茶往外走，几个人在空地上对踢毽子，几分钟毽子都不落地，花式技巧看呆了我们。

虽是游客必经之地，但市井之气扑面袭来，还是让我感觉，莫非这是真正的“成都”味道？当时只懊恼，书看了一半，怎么就怕重没带上，不然在成都读“成都茶馆”，好像特别应景？

编辑：李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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