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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谬论：鱼生而要飞？

自由谬论？

译者：天倾 原文作者：Robert W. Merry

2014-09-13 发于哲学园

自由谬论：鱼生而要飞？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曾发出这样一声悲沉的叹息。对于这句名言，19世纪俄国的记者兼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却回应道：说人生而自由，就好比说“鱼生来就是要飞的，但无论在哪里它们都只能游水”。赫尔岑虚构了一段对话，对话中的两人对“人类自由”一个是坚信不疑，另一个却持怀疑态度，就是在这段对话中赫尔岑借怀疑者之口说出了“鱼生而要飞”的话语。怀疑者为自己的理论罗列了一堆证据：要知道，鱼的骨骼结构表明在其骨端要演变进化出腿和翅膀那可是有可能的；此外，所谓的飞鱼也确实存在，这证明在某些情况下，鱼是可以飞的。那位“人类自由”的坚信者口口声声说人类一定是自由的，但他看起来又是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样子，既然如此，怀疑者摆完证据就问他：“咋不拜拜卢梭叫他给你弄点儿我那样的证据来为自己辩护呀？”，怀疑者继续追问道：“世间的一切都该照着它们应该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哦，到了人这里，它就反过来啦？”

约翰·格雷，备受称赞的英国哲学家、学者，他将上面那段有趣的对话从赫尔岑的作品引用到了他的新书里面——《动物的沉默：之于进步及其他现代神话》（The Silence of Animals On Progress and Other Modern Myths）。正如书名所示，格雷与对话中那位诚挚的自由坚信者不是站在同一边儿上的——但格雷绝不是反对自由。他决定与怀疑者为伍，那是因为他不相信自由代表了人类尘世之旅的顶峰。格雷写到：“法国的旧制度被推翻，俄国的沙皇、伊朗的沙王（译者注：伊朗最后一位国王巴列维于1979年被迫出走，王朝被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和埃及的穆巴拉克被打倒，也许为很多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就是不包括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自由。与之前相比，大屠杀，对少数民族的镇压，酷刑的滥用，另一种形式的暴政，其残忍凶狠的程度常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都已是既成事实，并非妄言。（译者注：法国大革命的屠杀、前苏联的少数民族迁移和大清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酷刑和政治犯屠杀、伊拉克的战后乱局、埃及的“多数暴政”）相信人类对自由的热爱，你就必须得有一种觉悟，那就是把差不多所有的人类历史都看成是一个错误。

这样的想法使得格雷与现代西方人的主流观点产生了严重分歧——究其本质，格雷实际上已经是和西方思想的根基背道而驰了。这个根基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期的法国百科全书派，就是他们在1715至1789年的这段时间里为法国大革命铺平了道路。这些浪漫主义者，尤其是狄德罗（Diderot）、保尔·霍尔巴赫（Baron d’Holbach）、 爱尔维修（Helvétius）和伏尔泰（Voltaire），他们怀揣着终极的信念：理性终将战胜偏见，知识终将克服愚昧，“进步”终将推动人类的意识和纯净达到越来越高的层次。简而言之，他们预见人类的本性将永不间断地朝着美好的方向转变。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巴格内尔·伯里（J. B. Bury，1861–1927）指出了这场认知发展的动力所在，他写道：“通过各种法律和制度可以无限塑造人类的本性，这个思想……为人性可完美理论奠定了拔地而起的根基。所以，它标志着进步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

这里我们有必要停下来谈一谈这个进步主义。在西方思想所催生的各种概念当中，它可能是最强有力的一个——此处强调“西方”思想，是因为进步观念在其他的文化或文明中还没有引起多大的共鸣。进步主义的论点就是：这么多个世纪以来，从文化的倒退、盲目和蒙昧，到越来越高层次的文明开化，人类的进步虽然缓慢，但却势不可挡，并且，这样的进步仍将继续，无限地延伸到我们的未来。美国学者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1980年的时候曾写道：“在西方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思想的重要性能超过进步观念，和它并驾齐驱的可能都找不到”。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A·彼尔德（Charles A. Beard）也写道，进步观念的出现“其重要程度比得上人类全部理论发现的总和，因为它蕴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人类终将成为一种几乎是超越想象的存在”。还有伯里，专门就进步观念写过一本书，他把进步观念称为“伟大的思想观念的变革，赋予了历史定义自身视野的能力”。

格雷对于进步主义的态度却是彻底的拒绝。如此一来，他排斥现代自由人文主义的一切。他写道：“科学和历史证明，一直以来，人类的理性并不总是完全的，而且是时有时无，但是对于现代的人文主义者来说，解决方法却很简单：在未来人类一定会更加地理性。这些狂热追求理性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人类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变得更加理性，这样的想法需要在信仰上完成的飞跃远胜过宗教里的任何东西。在前一部著作《刍狗：对于人以及其他动物的思考》（Straw Dogs Thoughts o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中，格雷的表述更加直白：“科学之外，进步不过是个神话”。

格雷拒绝进步有着深刻的内涵，而《动物的沉默》一书就是要尽可能抓住它们的一种尝试。本来我们也该在这里讨论的，不过还是先来看看格雷本人要合适一些。格雷于1948年出生于英国南希尔兹的一个工人家庭，曾在牛津就读。早期被学术生活所吸引，后来如愿以偿执教于牛津和伦敦经济学院（LSE）。他在LSE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于2008年在那里退休。格雷已有著作20余部，他的博学多才、嗜好争论、敏于分析在这些著作中一览无遗，还展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洞察力。

例如，1989年费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这本杂志（译者注：指《国家利益》，本文原文亦发表于此）上曾撰文宣告“历史的终结”，即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代表了人类政治统治的最终形态，对于这样的论调格雷就持反对意见。最终，历史徘徊了足够长的时间来证明格雷的正确与福山的错误。类似的例子还有，正当人们将全球经济体系奉为“强大的新现实”而赞颂不已的时候，格雷则在其1998年的著作《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中预言它将不堪自身重负而瓦解。对于格雷的判断各方普遍都持否定态度——直到俄罗斯的债务违约（译者注：此处应该是指俄罗斯1998年债务危机，在此之前其实就有了拉美多国债务危机，之后阿根廷又有一次，再之后就是近几年的爆发），“然后电话铃声就开始响了”，就如格雷最近接受作家约翰·普雷斯顿（John Preston）采访时回忆所说的一样。当许多西方思想家认为后苏联时代的俄国必将走向西式民主的时候，基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前苏联俄国70年的历史，格雷却不赞同这样的观点，而再一次地，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尽管观点鲜明，格雷却不是一个空论家。随着一些重大事件的不断演变和形势的不断发展，他也在改变着自己对当代政治活动的看法。格雷年轻时本是工党的坚定分子，但后来却被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治主张所吸引，因为在1970年代末的时候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工党已经屈服于“荒诞主义的左翼思想”。1980年代末期，格雷对托利党人（译者注：保守党前身，故保守党也常被称为托利党）“傲慢的必胜主义”已不报任何幻想，他又回过来支持工党。但格雷坚决反对美国小布什和英国布莱尔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他还宣称自己现在是坚定的欧洲怀疑论者。

几十年来，格雷虽有名气，但主要还是限于知识分子圈子，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是2002年《刍狗》的出版，这本书销量惊人，同时也带给了他更加广泛的赞誉。《刍狗》是对进步观念及其哲学产物世俗人文主义一次集中而又彻底的发难，而《动物的沉默》在许多方面则是对《刍狗》的一种延续，虽然耕的差不多还是哲学这块地，但在邻近的土地上也进行了新的开垦——过去的超自然宗教和现在的世俗人文主义两者均一败涂地，人类（包括人类个体）要怎样做才能成功地应对这样的局面呢？格雷对于进步的批判其基本理论在上述两本书中已牢牢确立，在此概要地进行列举：

一、进步观念不过是一种世俗的宗教，而且还不是特别有意义的那种。在《刍狗》中格雷写道：“如今自由人文主义拥有着曾经是由启示宗教所掌控的那种无孔不入的力量。人文主义者喜欢去认为自己拥有理性的世界观，但是他们崇信进步这个核心信念恰是一种迷信，比任何世俗宗教都更加远离人类动物的真相”。

二、这种人文主义冲动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是建立在一种对于人性的完全错误的理解之上的——人文主义强调人性的可塑性，可恰好相反，人性是不会因周遭的什么力量而受影响的，也不会因之而改变。事实上，人性是政治和历史中唯一的常数。当然，在科学探索和促进生活安逸方面取得的进步是不争的事实，值得认可和赞许。但是，这样的进步并没有改变人类的本质属性，就跟它没有改变狗或是鸟的本质属性是一样的。还是在《刍狗》中，格雷写道：“科技的进步就只留下了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人性的脆弱。不幸的是，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三、人性问题无法解决，是因为人类的本质属性已经根深蒂固于我们这个物种，就如其他所有动物的本质特征一样。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生存的本能，当人类有能力在文明的粉饰下生活的时候，它就被搁到了一边，但是，它从不曾远离，并一直窥伺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刻。在《动物的沉默》中，格雷对库尔乔·马拉帕尔泰（Curzio Malaparte，译者注：意大利作家，著有《皮》等书）的著作进行了讨论，此人精于文字，也讲求实干，1944年的时候，他在刚解放不久的那不勒斯亲眼见证了为了生存的挣扎是那么的可拍和猛烈。马拉帕尔泰写道：“其屈辱，其恐怖，是可耻的无奈，是为了活着而挣扎”，“只是为了活下去。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皮”。格雷进一步阐述道：

顾望这个城市里的求生挣扎，马拉帕尔泰看到的是文明的冷眼旁观。这些人们，这些居民，是非观念塑造了他们，可惜，没能尽善尽美，他们早已丧失了自己。还在这里的，是饥饿的动物，为了继续活着，它们不惜一切。但它们绝不是那种丛林里的动物，无罪地杀，纯洁地死。因为没有人类所怀有的那种自我评价，其他的动物对于自己的生与存没有不满。而对于人类来说，为了生存而斗争就是要和自己做斗争。

文明的外衣褪去，露出的是原始的兽性。在《刍狗》中格雷写道：“达尔文告诉我们，人类和其他的动物是相像的”，但这只说出了事实的一部分。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人类和动物是有差别的，格雷注意到当智人被迫为了生存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和自己斗争，这个时候格雷就已经捕捉到了这个差别。除了人类以外没有哪一个物种会这样做，就如没有哪一个物种会有从高尚到堕落的这样一套情操精神，没有哪一个物种在道德的含义朝三暮四的时候还需要对它进行思考。但是，无论人类的本性是什么——其所能包罗的一切愚蠢、反复和邪恶，还有善良、宽宏和高洁——经由进化它已深深扎根于这个物种，并且不受人定制度的操纵。

四、进步观念的力量部分来源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进步观念源自基督教的一个基本信条——天命观和救赎观。在《动物的沉默》中格雷提到，绝没有哪一种文化曾构想出过世界末日这一类的东西，一个由耶稣和圣保罗带给世人的概念。其实西方古典思想也认为人性是对外在自然世界的反映——本质上是不变的，但遵循进步和退化的轮回，更像是四季更替一般。这和古埃及人的思想，还有后来的印度教、佛教、道教、神道教和早期的犹太教是一致的。

格雷写道：“彻底改变人类事务，通过创造出这样一种愿景，基督教……造就了现代世界”。但是现代世界把古典世界一个强大的哲学观保留了下来——对于理性的苏格拉底式的信仰，也就是真相必让我们得以自由，或是如格雷所说的“人类能够以其智力超然于自然世界之外的神话”。于是，对于未来的期望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所以当基督教信仰及其天命观的力量衰退的时候，为了填补空白，进步观念就傍着苏格拉底式的神话冒了出来。格雷解释道：“基督教的故事想要像进步神话那样进行自我更新，它还需要在很多方面完成自己的蜕变”，“历史本来是四季更替般的一次次轮回，却被当成了一个救赎和拯救的故事，而到了现代，拯救又同知识和能力的增加划上了等号”。

因此，今天的西方人竟然把进步当做是现世版的救赎来顶礼膜拜就不足为奇了。如格雷所写：“在当代无神论者的圈子里，不相信进步就是一种亵渎。指出人类动物的缺陷已成为一种悖逆行为”。在更加苛毒的一段文字当中，格雷补充道：

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随着知识的增长而进步，但相信知识的增长伴随着文明的进步本身就是一种信仰行为。既然理性探究得出的结果是历史没有目标，他们就把实现人类的潜能视为历史的目标。他们赞美自然，却坚持认为人类——大自然的一次意外——能够从捏塑万物的大自然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真是荒谬，而对于那些相信自己已经凌驾于所有神话之上的人来说，却是这样的荒谬赐予了他们生命的意义。

在《动物的沉默》中，格雷借力于各类作家和思想家的著述对上述这一切进行了探讨。在这个过程中，对于那些抱着进步观念和人文主义人性观不放的人，格雷引经据典，极力地去戳穿他们的种种妄想。不出所料，在格雷摧枯拉朽的审视之下，那些妄想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格雷对已故的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和优塞福·罗特（Joseph Roth ，1894–1939）的作品进行了引用，此二人均是奥地利的著名作家和记者，同为犹太人，他们的作品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进行了大量的描写。按照茨威格在其自传《昨日的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里的描述，广袤的哈布斯堡帝国看起来就像是一座永恒之塔，在那里的“井然有序之中什么都不会改变”。茨威格进一步写道，“没有人想过战争、革命或是反抗。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激进的，是暴力的，在一个充满理性的时代应该是不可能的”。罗特在其中篇小说《帝王冢》（The Emperor’s Tomb，1938）里对奥地利人生活的整齐划一也进行了描写。所有的省级火车站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很小，而且都涂成了黄色。站台里每个地方的搬运工穿着都一样，都是蓝色的制服。他们对着进进出出的每一列火车致敬，“如同行军礼一般”。人们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且对此并无怨言。

随着一战后哈布斯堡王朝的崩塌，这个小小世界被彻底地摧毁了，许多人都预见了这种陈旧的保皇主义统治体系的一去不返。说到底，这个通行多种语言的帝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即使是在其最后的60年间，抑或是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译者注：奥匈帝国的缔造者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其死后不到两年奥匈帝国就解体了）终于接受诸如铁路和电报通信这些新技术的时候，它都不是。但是，旧体系却比现代国家少了某些东西——“古老的恶魔”，格雷是这样叫的，后来被很多现代国家给唤醒了，就为了追寻他们眼里那更加美好的世界。酷刑，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早已废除。偏执和仇恨，在社会中虽然明显，但在一个不必理会民众自治运动的独裁主义君主体制下，也受到了约束和遏制。格雷写道：“只有在为了民族自决而斗争的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相信，人们被界定成了不同的群体，相互之间水火不容，而每个人都不得不成为某一群体中的一员”。

就像罗特在其短篇小说《皇帝的塑像》（The Emperor’s Bust）中所写的那样：

捷尔诺波尔、萨拉热窝、维也纳、布隆、布拉格、切尔诺夫策、奥德堡、奥帕瓦，这些地方的人，从来就是奥地利人，从不曾成为奥地利以外其他任何国家的人，现在却一窝蜂地“跟风”，开始称自己属于波兰人，捷克人，乌克兰人，德国人，罗马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民族——等等等等。

帝国机器的破败渐成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如格雷所说的“鲜血与祖国的现代象征”（译者注：blood and soil为纳粹口号），罗特在有生之年目睹了这一切。于是，罗特那种进步的、聚焦未来的展望很快就被抛到了一边，一种违背历史潮流的怀旧则开始大行其道。格雷解释道：

一个国家的形成总是伴随着“少数民族问题”。种族清洗，即对少数民族强制性的驱逐和迁移，在中欧和东欧曾是构建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步思想家将这个过程视为实现普遍民族自决道路上的一个必经阶段。罗特没有这样的意淫。他知道，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屠杀。在1933年写给茨威格的信中，罗特已经发出了警示：“我们正在走向深重的灾难……它所能做的一切，只是把我们推向一场新的战争。对我们的生活，我已不报任何希望。他们的统治已经确立，而充斥的只是残暴和野蛮”。

还没能见识到这种野蛮残暴展现出它的全部力量，罗特和茨威格就都去世了。但是，对于哈布斯堡帝国及其之后发生的一切，无论人们是怎么想的，却很难把那一连串的事情和人类进步扯上什么关系。更准确一点，不如说那只是人类在大地上偶然地进行斗争的众多插曲中的一个罢了。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进步神话是如此的强大，原因在于，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年代，现代西方人竭力将自己置于一个刚好只能框住他们自己的哲学框架当中，而正是进步神话为这样的努力赋予了意义。对此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进步前哨》（An Outpost of Progress，1896）给我们上了一课，格雷也对其进行了讨论，以思考人对于战胜绝望和黑暗的需要。故事围绕着两个比利时的交易员展开，凯尔茨和卡里尔，他们被公司派到了刚果的偏远地区，在那里一个本地翻译引诱他们参与了一桩奴隶贸易。牵连进这样的事情，起初他们还是吃了一惊的，不过在卖完奴隶收到价值连城的象牙之后，他们对自己的感觉就没有那么糟了，就跟看完某些大唱赞歌的旧报纸之后的感觉差不多吧，比如歌颂“我们的殖民扩张”啊，赞美“致力于为地球的黑暗之处带来光明、信仰和贸易之人的丰功伟绩”啊之类的。

但是指望着接他们的蒸汽船却迟迟不来，他们的前哨站（译者注：《进步前哨》文中的“前哨”有多种象征，既指西方文明的窗口和传播者，也指文中的两个主人公，其载体是欧洲公司设在非洲的贸易站，总之是对打着进步名义行不文明之事的讽刺。）本来就是一种无力的存在，如今在饥饿的威胁之下，更是黑暗阴沉。就为了几块儿糖，两人大打出手，然后卡里尔被杀了。绝望之中，凯尔茨决定自杀。之后没多久蒸汽船就来了，而这个时候的凯尔茨在一座坟墓前面还是把自己吊在了十字架上（译者注：《进步前哨》文中最后汽船还是来了，但是在听到了汽船的汽笛轰鸣之后，凯尔茨仍然选择了自杀）。凯尔茨曾深深地思考，他所做过的一切，还有置身于文明之外才发现的自己的微不足道，伴随着这些思绪凯尔茨幡然醒悟，对此康拉德是这样描写的：“他终于认清了自己以往的思想，信念，好恶，还有尊崇膜拜和深恶痛绝的那些东西！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幼稚可鄙、虚假可笑”。

然而他又无法完全抛弃对文明或是进步的依恋，即便是在困境还拉扯着他的思绪的时候。康拉德写道：“进步在河上呼唤着凯尔茨。进步、文明和所有美德善行在连声催促着凯尔茨。社会也在向着自己那成就非凡的孩子呼唤，叫他回去，他将受到照顾，获得指引，还将接受审判，得到惩罚；社会要凯尔茨重返他已经远离了的那个垃圾堆，如此，正义才能伸张”——对着文明和进步神话的永恒最后一鞠躬，凯尔茨自己伸张了正义。

格雷注意到康拉德自己在1890年的时候就去过刚果，当一艘蒸汽船的船长。刚到那里的时候，他还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人类，不过后来他就不这么想了：“在刚果面前，我只不过是个动物”，当谈及欧洲人类社会的时候康拉德这样写道。而对于欧洲人类社会，正如格雷指出的那样，就是它“给刚果带来了数百万人的死亡”。格雷阐述道：

帝国主义可以推动人类进步这种观念早已是臭名昭著，但过去的那种帝国信念不单没有被摒弃，反而是大肆蔓延。甚至那些名义上奉行着更为传统的信念的人都依赖于对未来的一种盲信，以期获得内心的平静。可能历史只是一连串的荒谬、悲剧和罪恶，但是每个人都坚信，未来还是会比过去好，不管是在哪个方面。如果放弃这个希望，只会带来绝望，就像让凯尔茨癫狂错乱的那种绝望。

这样的认识使得格雷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大加赞赏，正是弗洛伊德“再次论述了宗教信仰的一个核心观点：人类就是漏水的船”。格雷写道，弗洛伊德认为，人类自我实现的障碍不仅在于外部，还在于人类自身灵魂的深处。不过弗洛伊德并不寻求对灵魂的治愈，这与他之前以及之后的治疗法都是不同的。正如格雷解释的那样，心理疗法一般都把正常的心理冲突视为需要治疗的疾病。“而弗洛伊德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格雷写道，“虽然心理冲突折磨着我们，但对于没有冲突的生活，冲突才是希望”。大多数的哲学和宗教都始于这样的假设：人类是生病的动物，而弗洛伊德的认识也没有逃脱这个藩篱。“弗洛伊德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同时还承认了人类的病无法治愈”，格雷这样说道。因此，弗洛伊德主张在生活中我们首先要接受这种不安，容忍它永恒地存在，而人类要对命运宣战，要避免内心的混乱而不重蹈凯尔茨自杀的覆辙，这是前提条件。

这个深刻的见解成为了格雷新书的基本论点。格雷总结道：“无神论的神秘主义逃脱不了悲剧的终局，也无法让美丽永恒。它没有把我们内心的冲突化为平静，哪怕是像大海那种平静的假象都不曾带来。它唯一的贡献就是存在。既欲为人，无从救赎，也无需救赎”。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宗教信仰，我们也不需要进步观念，因为我们不需要救赎，不管这救赎是神给的还是人给的，我们都不需要。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接受我们的命运，就如人们在古典时代那样，那个时候，对知识的苏格拉底式的信仰和基督教的救赎观两者还没有苟合，它们也还没有产下现代进步观念和人性无限可塑的信条。

到此，笔者认为，格雷的文字主要着力于作为个体的西方人，而对于人类这个整体的“存在”其种种现实性的考量，格雷还是应该有个更加直白、更加坚定的意见。格雷的文字是强大的，且不乏深邃之处。其字里行间，挥洒着的是语言的雄辩，蕴含着的是思想的高贵。

不过本杂志主要讲的是作为政治动物的人，是公共政策，是不断上演的地缘政治力量角逐的好戏，因此，得把格雷的进步观和人性观运用于客观世界，这样才能显得贴近主题。进步观念经历了西方思想长时间的孕育，其发端可能是在5世纪，始于希波的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译者注：早期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参见维基百科“希波的奥古斯丁”词条），此人使人类大团结的概念得以具体化，而正是这个概念，构成了基督教神学和进步观念两者的基石。它激起了基督教改变他人信仰的冲动和传教的热情，后来，在一个更加世俗的时代，这又诱发了博爱主义的冲动和将民主传播到全世界的渴求。神学观点认为人类尘世的心灵旅程在于追求完美和幸福的黄金时代，格雷却认为，在许久以后，这样的神学思想所能带给我们的，将会是乌托邦的美梦，是革命的鸩药，是不敢翻主义的套路，是种族主义的论说，是民主的十字军东征。格雷是正确的。

但是，直到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出现，西方思想才开始转向人文主义。笛卡尔设定了两个基本原则——理性至高无上和自然法则恒定不变。而且笛卡尔坚信其分析法对任何一个真理探求者都适用，只要他们愿意遵循他所提出的探究规则。知识再也不是只掌握在学者、科学家、档案管理员和图书管理员的手里。这是革命性的——人们宣告了自己求知问道的独立之旅。在欧洲它释放了知识争鸣的狂欢，没过多久，笛卡尔的方法论又被运用到了新的思想领域。进步观念便有了新的、更经扩展了的表达——人文主义，这种思想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如伯里在其著作《进步观念：其起源和发展之探究》（The Idea of Progress An Inquiry into Its Growth and Origin ，1920）中指出的那样，“超越人类的”探索（例如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让培根、牛顿、莱布尼兹甚至笛卡尔痴迷于其中，而新一代的思想家决意要做出更大的超越，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结构学立刻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了18世纪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以及他们的智力产儿，卢梭，他把进步观念扭曲成了代表尘世间最终的天堂去使用公民力量的一种要求，这个最终的天堂卢梭称之为“德性统治”。此后不久，他的追随者和衣钵传人就把法国推向了以恐怖统治而闻名的时代。

后来一些人又把人文主义思想发展成、塑造成、改宗成今天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公民哲学，但格雷在《动物的沉默》中罗列的那些许许多多的人类蠢行却让他们宝相庄严的唯心主义变成了一个笑话。不过在其他西方哲学家的眼里，特别是在央格鲁-撒克逊人的思想领域，进步观念这个词儿的含义要狭窄得多。他们并不赞成制度体系能够重塑人类并开辟和平幸福的黄金时代这种看法。如伯里所写：“英国思想的总体趋势是，在已有制度体系的稳定中来考虑拯救，而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改变”。与约翰·洛克（John Locke，译者注：英国著名哲学家）一道，这些哲学家把恰当的政府角色限定为必要的维持秩序、保护生命财产和维护人们可以追求自身正当目标的环境。重塑人类本性和再造社会的狂热在这里是不存在的。

这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在其著名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中，他把恐怖统治中的流血事件描绘成“虽然令人悲痛，却记录下了人们在极为平静的时候做出的轻率无知的决策，也有着它的教育意义”。换句话说，他认为这些流血事件说明了一个问题，那些理想主义者根本就没能真正地理解人类的本性。我们的很多开国元勋对法国模式也产生了同样的怀疑，他们和伯克都相信，人类的本性不单是不可塑的，还极有可能对社会构成伤害。因此，需要对其有所遏制。在保守主义作家罗素·柯克（Russell Kirk）看来，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核心区别就在于，美国人通常所持的是“圣经里关于人及其犯罪倾向的观点”，而法国人的选择却是“人类向善的乐观主义”。于是，美国统治模式以一种世俗契约的形式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种世俗契约“的目的就是要对人类暴力和欺骗的种种倾向进行约束……给人的意愿和欲望安上紧箍咒”。

那些排斥法国启蒙运动者的美国建国者大多数都倾心于罗马共和国的思想和历史，因为罗马共和国那儿没有类似当代西方版本的进步观念。柯克写道：“2000年过去了，罗马宪政还是那么的声望卓著，以至于美国的制宪者们要竭尽全力的去模仿罗马模式”。他们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机构之间划分政府权力，并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制衡机制。甚至美国总统这个头衔都基本上是按照罗马执政官的模子刻出来的，同样，美国的参议院跟罗马的版本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美国的建国者们就此和法国的理想主义者分道扬镳，他们精心架设了政治结构以契合人类的真正本质——既能做出高尚伟大的壮举，但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也会堕向罪恶和背叛。美国体系的精神最终便在于此。

但是，就在美国诉说她的成功故事的时候，新一款的西方知识分子（都是些理论家和空想家，还包括很多美国人）还在继续摆弄着进步观念。不过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这个信奉“进步即动力”的思想家新品种，本来是要把进步观念发展成为一根由人类的进步连接而成的链条，这根链条将延伸到未来，看不到终点，然而经过了若干世纪的智力努力之后，他们却开始宣称这根长长的链条有了最后的终点，也就是他们自己幻想的那些东西。

格雷把这些知识分子称为“飞鱼哲学家”，他是这样定义这个词的：“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物种，但他们对自己物种的理解，是一种想当然是，而非其本来是，也非其真正想变成的是”。格雷阐述道：“飞鱼哲学家有着很多的品种——雅各宾派、不敢翻译者和还是不敢翻译者，为了在新的模子里面对人类进行再造而实施恐怖统治；新保守主义者，不停地发动战争是他们谋求全球民主的手段；为人权而战的自由主义十字军，深信全世界的人都渴望成为他们自己想象中的那个自己”。格雷还把这些人也拉了进来，“浪漫主义者，坚信人的个性无往不在受压抑之中”。

纵观美国政治，实际上是西方政治，比较大的争议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最终都是飞鱼哲学家和伯克主义者之间，对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两种情感之间，进步观念的信徒和这个强力概念的怀疑者之间的斗争。鸿沟是如此的巨大，对面就是站在飞鱼哲学家一边的那些人，而约翰·格雷对他们的冲动、思想和目标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且他的分析是如此的透彻和尖锐，可以说，格雷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这里以他的话来做全文的总结，“当人类这些鱼儿还在水里游过自己生命的时候，居然让他们想象自己能飞，自由文明还真的就是一枕黄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