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杯”全国各地出色戏剧剧本征文比赛15部著作终得奖，

民国时期国民党中统与军统内部互撕互咬丑闻揭秘

#文化历史解析#

中统与军统，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最具锋芒的双刃。它们既有协力以赴的政治目标——镇压人民革命事业，另一方面，为向最高当局争功邀宠，也不惜相互倾轧，演出一幕幕互撕互咬的丑剧。本文仅就中统劣迹，略述一二。

1927年8月，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的蒋介石，却在内部派系斗争中，被迫通电下野。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李烈钧等组成排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南京政府。然而，拥蒋势力并不甘心，为了反对“特委会”，由陈果夫带头组成CC系，拥蒋复职。

CC，为英文Cen tral Club即“中央俱乐部”的缩写。其核心成员包括分散在党政部门领导层的朱家骅、程天放、潘公展、洪陆东、许绍棣、马元放、郑亦同以及时在组织部任职的三大秘书张厉生、张道藩、余敬塘；七名科长，即军人科长曾扩情、海外科长萧吉珊、调查科长陈立夫、总务科长叶秀峰、编审科长徐心武、组织科长吴宝丰、党籍科长×××；以及各省市党部负责人如谷正纲、康泽、方治、段锡朋等。

1928年2月建立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为“中统局”前身。首任科长为陈立夫。1929年陈升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后，科长一职，先由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等过渡，后交陈的表弟徐恩曾接任，徐之后为叶秀峰。

CC原是以奉行“两个拥护，一个镇压”(拥护蒋为“唯一领袖”，拥护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镇压共产党及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宗旨而形成的派别组织。自1928至1932年春，为党部调查科独霸蒋党情报工作时期。1932年4月1日，以戴笠为首的“力行社特务处”方才崛起，并形成后来居上之势。

为掩人耳目，调查科原附设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院一隅，先做些小本生意——负责对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调查工作。随着“剿共”需要，调查科乃将工作重心转为镇压中共和革命群众，并于1936年由科升格为“中央党务调查处”。

该处不惜耗资巨万，在瞻园路购置楼房，迁至新址，成立了规模庞大的特工总部。总部下设情报、行动、采访、编译、党派等股、组，及一个特工总队。总干事有杨剑虹、张冲、濮孟九等。此外，特工总部还在各省、市、县和特别党部下建立“特务室”，若干重要地方设立秘密工作区，如南京区、上海区、徐蚌区；区下设分区、组；与区长平行，各区还另有“中央特派员”。如1928年由蒋介石签署发给杨登瀛的任命令是：“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不久，总部与各区、室都陆续自建了电台、法堂、手枪、刑具、反省院或看守所，绑架暗杀，无所不为。

党部调查科是以南京为窝子，随着蒋党蒋军的扩展，而逐步在全国各省市县结构成形的一条百足之虫。上海之于南京，朝发而夕至。它不仅是调查科窝边之草，尤因当时上海地位特殊：它既是国民党经济、金融、文化中心；又是中共中央暨江苏省委驻在地。国民党特务原本横行霸道，再加上法英美日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处处甘作蒋特帮凶，这就使上海这个华洋杂处之地，在30年代初期，成了国共两党隐蔽斗争的主战场。

调查科利刃在握，在这场酷烈斗争中，一方面扮演了“屠夫”角色，连操胜算；然在中共中央特科奇兵制胜的反击下，敌特也不断折将损兵，多次败北。

那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设在上海云南路生黎医院二楼，由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后结为夫妇)以开设“福兴”字号，经营土布生意为掩护，瞿秋白、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立三等都常来这里开会、办公。为掩护机关安全、开展活动，“熊老板”夫妇还派人另外开了几家商号、酒店和印刷厂。

敌特对我虽查缉严紧，然我地下工作者与之攻心斗智，巧妙周旋，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前，上述机关历时3年之久，一直安然无恙。

与此相反，中共江苏省委则连遭破坏，省委书记陈延年、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及继任江断区委书记罗亦农等数十人被捕遇害。1929年8月，我党著名农运领袖兼江苏军委书记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4同志，在上海由调查科串通租界巡捕拘捕。

被捕的党员、群众，明知身寄虎吻，危同朝露，然人人抗节玉立，誓不降辱。如1931年7月在上海有恒路(今东余杭路)住所被捕的杨匏安同志即是一例。他1921年参加共产党，任中央监察委员，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中执委兼组织部秘书，在党内外都有影响。根据叛徒胡章原告密，党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批交特工总署驻沪特派员黄凯(叛徒)，对杨匏安(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罗绮园(中宣部负责人)等16人设计逮捕。

当天清晨，黄凯同公共租界总巡捕房西探长罗斯，冲入杨所住阁楼，强行拘捕。杨患肺病已卧床多日，家中老母妻儿，人人面有饥色，无力与之抗争。杨被架上囚车时，小儿女们拦路牵衣，泣不成声。

杨被关入警备部茅山殿看守所(人称鬼门关)。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吴铁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多次来此劝降，杨始终态度坚决地回答：“死可以，变节是不能的。”又说：“杀了我一个，杀不尽千万个杨匏安。”后黄凯赶到南京向陈果夫汇报(杨任组织部长时为陈上级)，陈示意将杨暂时软禁。8月，蒋介石下令处决杨、罗等8人。临刑前，杨口吟就义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余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者番成永别，相视莫潸然。”

至1933年春夏，由于党部调查科拚命招降纳叛，更强化了它的暴力活动，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即拘捕革命人士约600人。如3月24日逮捕红军将领陈赓， 28日逮捕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5月13日绑架作家丁玲、潘梓年，逼迫诗人应修人坠楼身死；以及6月里先后发生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惨遭特务暗杀案等。

女作家丁玲，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次年2月，国民党在上海捕杀了丁玲的丈夫、党员作家胡也频及柔石等人。这时，连鲁迅也因此案牵连、不得不挈妇将雏避难日本友人处。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面前，丁玲不稍畏怯，勇敢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1932年她加入中共后，又被任命为左联党团书记。为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发展革命文艺，她与鲁迅等大批党内外进步作家一起，做了大量工作，所写《韦护》、《沙菲女士日记》在读者中反响热烈。

党部调查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本名史济美)，早预谋对丁玲下毒手。事先，调查科将变节分子“李菊村”(化名)从南京解来上海，交马绍武软禁在小东门东方旅馆。这家旅馆早被调查科上海区租作秘密机关，马绍武以上海公安局督察名义，率领一批行动人员经常在此力公、住宿。此举意在利用李为媒子，诱骗一些逮捕对象落入圈套。只是没人上钩，未能如愿。

5月14日下午l点，马绍武据所获情报，亲自带领张光英、周光亚、李菊村等乘4223号汽车开到披亚斯路，尔后步行到昆山花园路7号四楼丁玲住所(该处系租界辖区)叫门。丁玲刚一开门，就被特务持枪逼到屋角。接着，叛徒周光亚(原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张光英又抢前指认了时在丁玲家作客的我上海文委书记、史学家潘梓年。马绍武一声厉喝：“他们是罪犯，他们的作品同情共产党。”几名特务出手将二人架走。马绍武去时，特地留下周光亚、李菊村等，唆使之隐身门后，继续守捕来客。

4点左右，我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诗人应修人推门入室。张光英抢身上前，从应修人衣袋中搜出应亲笔起草的传单《援助英美烟厂罢工工友))，及工作日程等密件。应修人英勇无惧，挥拳拒捕，无奈另两名特务上前助战，双拳难敌六手。考虑被擒必遭囚辱，何如保我清白，应修人乃于格斗中奋身跳窗，自四楼坠楼牺牲。应死时右额磕破，肠流满地，令人目不忍睹。

趁此混乱之际，李菊村出其不意，将周光亚击倒在地，飞身逃离虎口，并投书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揭露事件经过。同盟负责人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及世界著名作家巴比塞、罗曼·罗兰等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其中奔走最力的是一个月后被戴笠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暗杀的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国民党对此事先是哑哑龟缩，死不认帐；后来迫不得已，便谎称在闸北(中国辖区)抓了潘梓年一人；对在昆山花园路(租界内)绑架丁玲事则坚不吐实。

根据李菊村提供的线索，中共中央特科红队一直在寻找惩治主凶马绍武的机会。6月14日傍晚，马绍武一行乘4223号汽车去福州路小花园“甜心”妓院吃花酒，刚在广西路口走下汽车，三名红队队员凭借夜幕掩护，出其不意，瞄准马绍武狠开五枪，马耳下、上唇和胸口各中一弹，头顶命中二弹。中弹后，马虽拚命挣扎到“甜心”门口，终因流血过多，一命呜呼，其随带记事本上，还写有上海地区“待捕共党嫌疑犯”名单。

丁玲被绑架到南京后，反动派慑于舆论压力，不敢加害，只好将她幽囚在调查科控制的一家旅馆里，日夜严密监视。丁玲坚贞不屈终未暴露党员身份。一年后，调查科只得同意她迁住近郊农村。从此，她利用斗争得来的一点自由，四处寻找党的关系。1936年通过鲁迅、张天翼联系，她潜返上海与冯雪峰唔面。继由冯请示党中央作了安排，于当年9月取道西安，前往陕西保安(今志丹县)。

“洞中开宴会，欢迎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从毛主席写赠丁玲这首《临江仙》词中，可看出党中央对这位脱险同志的盛情欢迎。

1935年2月，以左翼文化人为目标的又一次大逮捕行动开始了。新任“上海区”区长易鹤伙同公安局侦缉总队长季源溥(原调查科南京区区长，先后设计逮捕了田汉、阳翰笙(鸳墨汉)、许涤新、朱镜我等100余人。

田、阳被抓进公安局看守所后，易鹤特派新招降的叛徒先大启(解放前任中统局四川省调查处长，为逮捕川康民革军运负责人、白公馆殉难烈士周从化、李宗煌的主凶)和王新命等去狱中劝降。

砖头为枕，烂草为褥，田、阳二人身陷缧绁，虽食宿极其恶劣，然面无戚容，不为叛徒诱降所动。直至抗战发生，田、阳二人始摆脱特务控制。

1938年3月，经国民党武汉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将旧军统局(局长陈立夫)一分为二：第一处从中划出，另立旗号，取名“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主管党政、文化情报，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该局局长，徐恩曾(原第一处处长)、顾建中、郭紫峻为副局长。1944年朱调任教育部长，徐恩曾升任局长。惟好不常，椅子还未坐热，竟于1945年初，被蒋下令撤职，改由叶秀峰接替，副局长仍为顾建中、郭紫峻。

抗战期间，在朱家骅、徐恩曾主持下，中统局各级组织，在全国各地如重庆、贵州、新疆等省市，大肆进行罪恶活动。尤其在“重庆首都实验区”作恶多端，现列举重要者如次：

对我党驻渝单位(包括周公馆、红岩，新华日报)、苏联大使馆，上清寺民盟活动地“特园”、枣子岚垭“犹庄”“良庄”(沈钧儒、史良他所)、黄家垭口中苏文协等实验区每天都派行动人员。或以摆烟摊、坐茶馆为掩护作定点监视；或以尾追盯梢和汽车跟踪进行流动监视。如一次周恩来自曾家岩乘车外出，特务照例尾随。周忽命司机刹车，转头笑语特务：“七十二行哪一行不好干，你们何苦偏搞这个?”

陈庆斋在作区长任上，也曾将在周公馆附近茶馆的保长发展为通讯员，又派毛翔收买50号院内房东家女佣人，设法搞来了乔冠华、龚澎等人的照片。

1943年春，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命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三家组成秘密联合力公处，加强对中共人员侦查，准备“钓出几条大鱼”。

经徐恩曾、戴笠与宪兵副司令张镇会商，决定在水巷子租房办公，代号为“临时参谋部”。“参谋部”日常业务推由中统副局长顾建中主持。中统局二处处长张炎武、军统局二处处长何芝圆、宪兵部管务处长卫持平等均每日到“参谋部”办公。

如此紧锣密鼓，忙活了半年，因所费不赀，“水清无鱼”，遂于年底散伙。水巷子遂改为中统局交通处。

中统特务向以擅长收集文教、党政情报自诩。自1940年起，为壮大队伍，每年夏天，重庆实验区都要从各大专院校抽调一批党网分子和直属通讯员来渝培训，授以特工理论及特工技术，使之返回原单位加强情报收集活动。成绩好的，后来都转为职业特务。

重庆实验区于一些进步团体内长期安置坐探。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中的一名坐探，名叫荆有麟(1903—1951)，化名林安，他原是一个进步青年，自1924至1926年，几乎天天出入鲁迅在北平的住所，至1936年前仍有一些联系。先生对他的写作，曾给予悉心指点。每当先生处境危殆，荆有麟也曾帮助鲁迅觅房匿居。但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荆开始热心仕途，先后钻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队中任职，鲁迅曾对之多次讽劝。

1938年到重庆后，他一面在报刊上大写“鲁迅回忆”，以鲁迅研究专家自居；一面又暗中受命为实验区通讯员，并以“进步文人”身份被安插进第三厅、文工会作暗探。1941年起，实验区按月发给荆情报津贴，荆亦索性正式加入中统，做了“专员”，月领薪资300元。

据原文工会副主委、党员作家阳翰笙老人回忆：1911年秋某天，阳老将他刚写成的话剧《草莽英雄》，在文工会一次集会上朗读并征求意见时，只见荆有麟脸色突变，冷言嘲讽说：“阳先生，你专写暴动题材，真不愧是暴动专家啊!”会后，荆通过中统向当局告密。重庆市党部在审查剧本时，不但禁止演出、出版，还破例没收了原稿。后经中共地下党员王昆仑(公开职务为立法委员)托人打听，才知该剧已按荆有麟所报口径，被当局坐以“企图鼓动四川民众武装暴动”罪名。直到1945年《双十协定))签订，这个被禁4年的剧本才获准排练上演。除文工会外，荆有麟还负责对中苏文协王昆仑、侯外庐、曹靖华、李德全等进行监视。

“全国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本是以宋美龄为“指导长”，并邀请邓颖超、宋庆龄、张晓梅和民盟的沈兹九、史良、刘清扬等参加的一个妇女团体。实验区连对这样的团体也不放心，特地派了陈慕松、徐亚斯常去刺探。局本部的陈文昭、张丽芬、唐一苇也爱去那里“谈谈逛逛”，连徐恩曾的老婆费侠每去开会，也捎有“任务”。

至如对国民参政会这个“民意机关”，由于参政员中包括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代表，每次会上都有代表对政府工作提出质询，故每年参政会开会，中统局都如临大敌，加强配备。由局本部党政处和实验区各派若干人员，分别扮作秘书、记录、警卫和茶房，配合军统、宪警人员、专事窥测、偷听与会参政员之间的接触、交往、奇谈，和所写提案、质询发言底稿，每日编成情报，送最高领导层图谋对付。

重庆解放前夕，在白公馆、渣滓洞牺牲的烈士中，如许晓轩、谭沈明、程仿尧等，都是由中统出手逮捕，交军统长期关押，然后杀害的。

共产党员许晓轩(1916一1949)江苏江都县人，抗战初来重庆，社会职业为中华职教社会计，党内任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新市区区委委员。1939年底，他化名“老高”，负责领导重庆救国会党支部。支部成员有李树清、喻仲康等，每星期日晚在大溪沟李树清家开会。

1940年清明节前几天，喻仲康在工厂下工途中，被中统特务“请”到川东师范中统局本部后面防空洞去“谈话”。喻经不住三哄四吓，供出了支部会议内容、党员人数和负责人姓名。深夜12点，中统又将李树清从家里抓走。经单独审讯，再当面对证，证明交代情况属实，喻、李二人出具“悔过书”后，于天亮前释放回家。释放二人前，特务再三威逼他们：回去后一不许说被捕事情，二要照常开会活动，就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否则身家性命难保。这是中统机关对某些被捕者采取的新的处理方式，特务行话谓之“即捕即放”，目的在于使叛徒仍以“红脸”面目回到党内，令其“白脸”真相不致为组织察觉。

4月7日(星期日)晚，许晓轩去大溪沟李树清家开完支部会后出门不远，即被中统“首都实验区”特务张国芝等绑架而去。中华职教社负责人黄炎培、杨卫玉等闻讯，曾向中统局交涉营救。徐恩曾抵赖不过，虽承认实有其事，却拒不放人。后由中统转手军统望龙门、白公馆看守所关押。继许晓轩被捕后，接着发生了谭沈明事件。共产党员谭沈明(1915—1949)，四川巴县人，1936年参加重庆职业青年互助救国会，热心救亡工作，抗战初被接收入党，利用南岸织袜厂经理身份，积极从事党的活动。

1940年4月一个黑夜，实验区特务包围了织袜厂，以催缴“欠税”为名，将谭抓进中统局本部防空洞看守所。特务抓谭时，工人群起质问：“为什么抓我们经理?”来人心虚，冒名税务人员，声称欠税未交。及去税务局查询，税务局回答：我们根本不会抓人。再拿公函去中统局查问，候了半天，仅被告之：“查明后答复”，实际是推出门外了事。

其后，家人又托治平中学黄校长帮忙营救。校长辛苦奔波了几趟，这才试出水的深浅，最后回信说：“你们快不要救他了，再救就把他搞死了。他已经不吃饭，浑身都水肿了。他带着脚镣手铐关在防空洞里，犯的是爱国罪。”

防空洞里积水成洼，潮湿阴森，暗无天日。这里既是中统囚禁革命者的牢房，又是中统杀人埋尸的刑场和坟场。皖南事变后，重庆一个青年刊物的编辑郑某，抓来在防空洞里关了很久，以后即杳如黄鹤，不知所终，据老囚传闻即杀埋于此。谭沈明在这座人间地狱里，日受非刑，夜受蚊叮。经过一年半煎熬，早已全身浮肿，鹄面鸠形，可他宁死不肯“自新”。中统无计可施，遂于1941年秋转手军统，送息烽继转白公馆，终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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