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王粲被称为建安七子之首？其极富思想光辉的作品就是证明

“七子之冠冕”的形成 ——试论王粲文学创作中诗礼秩序与情感表现的融合

徐晓（注：徐晓，2013级硕士生。指导教师：袁济喜。）

王粲早在齐梁时期被刘勰称为“七子之冠冕”，这一评价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于建安七子历史地位的理解。

文献散佚为建安文学的研究带来诸多遗憾，然而根据现今材料看来，刘勰对王粲文学地位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无论考察王粲的家世，还是考察他的文学思想，我们都会见到在建安时代的文士群体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思想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王粲可以作为代表建安文人思想特质的典型人物。可惜的是我们的研究在这个方面做得尚不成熟，学者低估了王粲作为学术继承者在文学史上的作用，而倾向用一种“文本细读”的方法对王粲进行深入的作品分析。这样的分析方法固然谨严，但它却把王粲形象分割成了诸多思想片断。对王粲思想源流的忽视让我们无法见到一个完整的王粲形象，因此也就无从确立王粲在文学发展史中的准确定位。实际上，王粲如何成为“七子之冠冕”，这不单单是一个文学审美问题，同样是一个涉及学术源流、人格精神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王粲先天才学秉赋与后天学问修养两方面因素的考察，探索王粲在建安文人群体中的普遍意义和特殊价值，以期初步展示王粲在东汉末年思想变革中的重要定位。

一、试论家学背景对王粲文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作用

（一）王粲的家学思想基础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人。山阳王氏深厚的家学背景使他的成长环境有着很大的特殊性。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对汉代学术的传承情况有一个很受推崇的概述：

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家法后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注：皮锡瑞：《经学历史》，136页。）

家法传统构成东汉时期学术传承的主要特征，此传统虽于东汉末年已有衰落，然其延续性不可忽视。三国时期以降士人不再墨守家法，而家学传统对士人思想之影响延至东晋仍然深刻，陈寅恪所言“不了解家学渊源而研究魏晋人物思想往往难以切入真际”（注：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26页，合肥，黄山书社，1987。），正是明见两汉学术传承方式之差异，而对家学渊源作出的中肯评价。从这一方面来考察王粲的思想状况，可以发现王粲受到家学传统比较深刻的影响。

《后汉书·王龚传》载，山阳王氏“世为豪族”（注：《后汉书》，1819页。），其中有事迹可考的较早人物是王粲曾祖王龚。据《后汉书》本传载，龚任尚书，后召为太仆、太常；李固亦曾奏与梁商，言王龚“束修厉节，敦乐艺文”（注：同上书，1820页。），可推知其学识素养之深厚。王龚子王畅，乃东汉学界之大儒，列“八俊”之一。据《后汉书·陈蕃传》，陈蕃曾明确指出王畅在“齐七政、训五典”（注：同上书，2163页。）方面的造诣，并自愧弗如。景蜀慧先生在论文《王粲典定朝仪与其家世学术背景考述》中从家世学术与政治倾向两方面考察山阳王氏的思想状况，认为“大致可知王氏家族所世习者，应包括有天文阴阳律历之学、礼律之学、诸子及博物之学等，而其根底，是在正统经学”。又言：“从总体上说，王氏家族之学乃是以五经为本，受到汉代经学天人相通，经世致用的精神的深刻影响。其学术的不同侧面如礼律之学、天文算历之学等，也都以正统经学理论为其基础。”（注：景蜀慧：《王粲典定朝仪与其家世学术背景考述》，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如此看来，王粲幼年时期可能已经受到比较全面的经学基础教育，有了这样深厚而全面的家学渊源的熏陶，王粲的思想与行为都显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学者气质。前辈对于礼律之学的深入研究，使王粲在相关方面有着超乎常人的学术优势。可以看出，家族情结深刻影响着王粲的思想，构成他趋于正统的社会价值观。

成长于这样一个诗礼之家，王粲对自己的社会期望是很高的，他希望获得施展才华的广大社会环境空间，更重要的是，他将自己看作一个混乱社会的拯救者。这是一种带有幻想色彩却弥足珍贵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国文人特有的一种“救世精神”。对于家学底蕴深厚的王粲来说，这种救世精神并不虚无缥缈，正是这一理想使王粲获得了在乱世中进取的动力。他在荆州避乱时期不受重用，后毅然劝刘琮降曹，为自己找到一条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这时，王粲的心境经历了一次很大的转变，他开始从事典章制度的修订工作（注：参见《三国志》，5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认为自己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依靠。魏初粲为操改作《俞儿舞歌》四首，《晋书·乐志》：“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粲问巴渝帅李管、种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为魏公，建社稷宗庙，王粲奉命作《太庙颂》。从这些事例来看，曹操在制礼方面确给王粲以重任。王粲在曹操麾下得到的重用，和他在荆州地区的处境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二） 王粲对家学传统的继承与变革

受到家学背景之深刻影响以及拥有制礼订仪方面的实践，王粲对于礼仪教化之功有着明显的偏向性认识。王粲将儒家思想观念作为一种无可更改的箴则，在思想与行为上并予遵从。这种思想倾向在他的四言诗中体现明显，如《赠士孙文始》有“四国方阻，俾尔归蕃。尔之归蕃，作式下国。无曰蛮裔，不虔汝德。慎尔所主，率由嘉则”的劝诫，又有“白驹远志，古人所箴”的议论。士孙萌是王粲的好朋友，因董卓被诛，其父士孙瑞知王允必败，遂遣萌南下荆州，依刘表。在诗中王粲将荆州之地称为“蕃”，将荆州之人称作“蛮裔”，认为士孙萌行至南地，承有广推教化、作式万民的文化传播者之责任，并希望士孙萌行正身范，立有作式下国的坚定志向。可以看出王粲对于人生原则的价值判断是相当儒家化的，它们鲜明体现着山阳王氏家学渊源给王粲留下的心理烙印。另在一些赋文中同样可见王粲以儒家正统价值观念作为榜样而加以赞美的文字，如《玛瑙勒赋》：“厥容应规，厥性顺德。御世嗣之骏服兮，表骥之仪则。”又《吊夷齐文》：“到于今而见称，为作者之表符。虽不同于大道，合尼父之所誉。”凭吊伯夷叔齐是中国文人借以抒情言志的一个很常见的行为，与王粲时代近者，有蔡邕的老师胡广、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等都写过类似的文章。刘勰在《文心雕龙·哀吊》中评论：“胡、阮之《吊夷齐》，褒而无闻；仲宣所制，讥呵实工。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志也。”在胡广、阮瑀的吊辞中，我们可见诸如“遭亡辛之昏虐，时缤纷以芜秽，耻降志於汙君，溷雷同於荣势，抗浮云之妙志，遂蝉蜕以偕逝”（注：欧阳询：《艺文类聚》，6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东海让国，西山食薇，重德轻身，隐景潜晖，求仁得仁，报之仲尼，没而不朽，身沈名飞”（注：同上书，633页。）这样对伯夷叔齐的盛赞，而在王粲那里，思想内容则体现得比较复杂。一方面，王粲表达了对先贤的敬意：“忘旧恶而希古，退采薇以穷居；守圣人之清概，要既死而不渝。厉清风于贪士，立果志于懦夫。到于今而见称，为作者之表符”；而另一方面，王粲大胆地表达了自己对伯夷叔齐人生选择的不同看法：他们不食周粟，乃因“洁己躬以骋志，愆圣哲之大伦”而“不同于大道”。在这里王粲主要批评伯夷叔齐舍君而从己，认为礼制规范的重要性明显要高于个人意志的选择。另在《酒赋》中，王粲将“章文德于庙堂，协武义于三军”列为酒之上功，而将“致子弟之孝养，纠骨肉之睦亲”列为酒之中功。这种极具个性的观念和作者在《吊夷齐文》中所反映的思想偏向基本一致，进一步深化了作者赋予礼仪秩序与诗礼教化的重要地位，甚至把这种地位提升到高于慈孝亲情的程度。此乃王粲社会伦理思想中极为传统之部分。

但值得注意的是，王粲并不认为所有的现存规范都可以作为万世不易之标准；正相反，王粲重视的是对文学思想层面的深刻展现，并融入自己鲜明的情感因素。王粲处于一个正统思想标准遭到解构，社会价值观念空前多元的历史环境之中，受到以蔡邕为代表的一些开明文人的思想影响，他试图采用一种与前代不同的思维方式来促成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而这种思维方式体现着开明与包容的鲜明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讲，王粲的思想根源仍是正统的儒家观念，但他希望用一种全新的、更具感染力的手段来生动表现自己的社会观念和人生态度。王粲的这种尝试与他在荆州地区所接触的学术思想状况密不可分。景蜀慧指出：“以经术而言，山阳地区所传经学主要为今文经学，自西汉以来，《书》、《诗》、《易》、《春秋》之学均有传承。”（注：景蜀慧：《王粲典定朝仪与其家世学术背景考述》，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汉代经学以研究今文为主，但东汉时期的今文经学因过于烦琐已有所衰落。在东汉经学之中期，由于今古经学在客观条件下的融合态势，今文经学已开始丧失官方经学的垄断地位，古文经学愈加显现出自身的广泛影响力。到党锢祸起之时，官学衰微、私学之盛使得郑玄之学迅速传播，这样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经历了一次融合的过程，呈现了一种崭新的面貌。（注：参见马宗霍、马巨：《经学通论》，249~25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根据景蜀慧的考察，山阳地区是东汉学术的中心区之一，且观其所著典籍情况，其学术根源应是正统的今文经学；然而当王粲避乱荆州时，又接触到大量古文经学的作品。这样看来，王粲对传统经学的吸收可能亦是古今文相融合的。王粲避乱荆州之时正是荆州学派的鼎盛时期。到达荆州的王粲积极参与到刘表的文教事业之中，于是受到这种思想的强烈影响，王粲对经典有了更加通脱全面的认识。

荆州地区的学术氛围十分开明，以刘表为代表的学术倡导者允许多元思想的并存，这深刻影响着王粲思想的多元建构。考察王粲之文章，我们发现法家思想对王粲的影响尤为显著。正如前文所述，王粲将法与礼结合起来，以一种崭新的包容性思想为指南，目的是重建一个儒家化的、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他的作品中存有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描述，如《务本论》有“仰司星辰以审其时，府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农稷。以神其事，祈谷报年以宠其功。设农师以监之，置田畯以董之，黎稷茂则喜而受赏，田不垦则怒而加罚。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悬耜。野积逾冬，夺者无罪；场功过限，窥者不刑，所以竞之于闭藏也。先王籍田以方，任力以夫，议其老幼，度其远近，种有常时，耘有常节，收有常期”之构想，主要关注农业生产的制度保障；有教育体制的描述，如《儒吏论》有“博陈其教，辅和民性，达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训，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自克也”的议论，呼吁恢复古制，儒法并用，优化儒吏教育体系；还有政治等级制度的描述，如《爵论》有“今诚循爵，则上下不失实，而功劳者劝……夫稍稍赐爵，与功大小相称而俱登，既得其义，且侯次有绪，使慕进者逐之不倦矣”的设想。在理想社会中，儒家倡导的礼乐等级制仍是维持社会平稳运作的支柱，一切各有次序，赏罚分明，而这种政治性约束使社会向太平世发展（《难钟荀太平论》）。王粲汲取了多元的思想传统因素，它的内质已经同汉代的儒家诗礼观有了极大的脱离。这是王粲在崭新历史环境下对太平世的重新构想，这种构想打破了儒家独尊的思维传统，吸收诸家治世之优长，是王粲在新时期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意识的体现。

可以看出，王粲的社会责任意识在他的文学作品与论述性作品中皆有极为鲜明的体现。王粲是一个真正希望自己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的文人，探究他这种用世思想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上文所提到的王粲因家学渊源，受荆州学派开明思想影响而形成的特殊心态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不可忽视文坛泰斗蔡邕的思想影响。

（三）儒家精神人格与专注个人情感表现手段的融合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关于王粲与蔡邕的交往，《三国志·王粲传》载：

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皆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关于蔡邕向王粲赠书一事，《博物志》卷六载：

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粲书悉入粲族子叶，字长绪，即正宗父，正宗即辅嗣兄也。

关于蔡邕赠给王粲书籍的数量，俞绍初先生亦有考证：

《魏志·钟会传》注引《博物志》云：“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按《后汉书·烈女传·董祀妻传》：蔡琰谓曹操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疑蔡邕万卷藏书，除留予其女四千余卷，其余尽入王粲。（注：王粲著，俞绍初校点：《王粲集》，96~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这个推测是可以成立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籍传承实属不易，王粲与蔡邕交，得以接触数量巨大的藏书，钻研学问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家里藏书丰富，他可以尽情浏览。陆侃如在《中古文学纪年》中考证王粲西徙长安在其十四岁（190）时，距蔡邕下狱（192）只差两年而已。这样看来，少年王粲可以接触到蔡邕的大部分作品与藏书，在文学思想上可能受到蔡邕的很大影响。

以此看来蔡邕与王粲的学术继承关系比较明晰了。蔡邕是一位正统儒士，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因而对社会现实体现出高度的关注。史书记载他曾上书陈三互法之弊，后又上书奏行“七事”，以期天下之平，皇帝皆纳之。蔡邕的社会责任意识在临死前请命修史的事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

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

蔡邕临死仍志于修史，意在著史名世。在汉末，这种责任意识已经融入到中国文人的血液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王粲不但受到蔡邕精神人格的巨大影响，而且在礼制继承方面也在蔡邕处有所得益。蔡邕继成汉史，所藏律法文典之书众多，后传于王粲，使王粲多得不少深入研究礼制典章的辅助材料，这些书对于王粲归曹后修复因战火而废弛的礼乐制度有巨大的意义。由此看来，蔡邕所藏书籍对王粲在礼律方面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范晔在写作《后汉书》时没有关注到的是蔡邕对于个人情感的重视。蔡邕在东汉末年算得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大文人，因为他不但承继着正统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意识，而且召唤着一个主情的文学自主时代的来临。写作于延熹二年（159）的《述行赋》体现出鲜明的个人情感因素。《述行赋》序：“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注：欧阳询：《艺文类聚》，490页。）作为具有崇高济世志向的学术大儒，蔡邕受朝中小人之差遣，竟只能凭借鼓琴小技应诏入京，内心是相当痛苦而悲愤的。他将自己抑郁悲愤的个人情感与对社会黑暗现实的忧虑结合在一起，使《述行赋》在真切的个人情感之中沉淀着深重的社会批判精神。王粲正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将强烈的情感表达与社会责任意识结合起来的文学表现风格。

我们且看王粲《七哀诗·其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生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关于此诗的创作年代，吴云、唐绍忠二先生在《王粲集注》中认为是在长安丧乱、王粲南下投奔刘表之时（初平三年，192）。王粲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在这首诗中营造了一个相当凄惨的情境，从中可见借鉴《述行赋》的行文思路。建安时期的叙事诗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社会现实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有关东汉末年的社会现状，《三国志·董卓传》载：“初，长安遭赤眉之乱，宫室营寺焚灭无余，是时唯有高庙、京兆府舍，遂便时幸焉。后移未央宫。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又载：“是时（兴平元年），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王粲在诗中对社会现实作的是一种实录性的记叙，正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蔡琰《悲愤诗》极相似，诗中将对混乱无道社会的忧思张扬到了极致。这样意象奇诡的诗作是诗人忧惧心态的强烈外化，这种恐惧已经成为一种无意识的情感流露，成为那个时代文人群体的普遍心理状态。这样看来，王粲在《七哀诗》中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发源于对自我生存价值产生的危机感，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又经过自己作为士族子弟的自我期许而放大，于是他感受到弥漫在社会中的一种普世性痛苦。王粲是一个真正具有忧患精神的儒家文人，对悲惨现实的控诉和对贫苦百姓的同情让他不由自主地形成了躁锐直率的性格特征，也成就了王粲文章中深刻真挚的情感特质。

主情的文学表现观念贯穿于王粲文学创作思想始终，在诸如《赠士孙文始》等以典则雅正为重的四言诗中，真挚情感的表露同《七哀诗》一样直率感人。《赠士孙文始》：“我思弗及，载坐载起。惟彼南汜，君子居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人亦有言，靡日不思。矧伊嬿婉，胡不凄而。晨风夕逝，托与之期”；《思亲为潘文则作》：“亹亹惟惧，心乎如悬。如何不吊，早世徂颠。于存弗养，于后弗临。遗衍在体，惨痛切心。形影尸立，魂爽飞沉。在昔蓼莪，哀有余音。我之此譬，忧其独深。胡宁视息，以济于今”。思友则情感真挚悠长，忆母则内心忧惧痛切。可以看出，王粲的文学创作前所未有地强调了个人情感的作用，用文学的审美性特征生动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意识，真切直率的情感流露给人更为深刻的印象。钟嵘说王粲“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诗品·上品·魏侍中王粲》）；刘熙载评王粲诗“情胜”（《艺概·诗概》）；陈祚明说王粲诗“跌宕不足，而真挚有余”（《采菽堂古诗选》卷七）；庾信更是结合自己的悲惨身世，痛评王粲乃“剑滔之母，任延之亲，书翰伤切，文词哀痛，千悲万恨，何可胜言”（《庾子山集》卷一），这些评判不约而同地关注了王粲主情的文学风貌。王粲的诗文是张扬个人情感的，但文学性的背后是王粲对儒家传统不可置疑的认同感。谢灵运评价王粲“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诗序》），正是明智之语，他从王粲出身的层面看到诗人情感张扬的背后隐藏着对复归传统的祈望；而至于刘勰明言王粲诗作华实异用，身兼雅润清丽四美（《文心雕龙·明诗》），则在王粲文学风格方面着眼，亦为全豹之论。

二、试论王粲作为“七子之冠冕”的社会意义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王粲的文学创作与自己的家学渊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汉代经学笼罩下文学附庸地位的突破又使得王粲的文学思想有了引人瞩目的创新性特征，王粲在七子中的特殊处正在于此。我们要找寻王粲作为“七子之冠冕”的历史依据，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同当时其他文人相比王粲是否拥有自己出众的思想特色，此谓特殊性；二是他的作品是否代表着当时社会中人们的普遍心理状态，此谓普遍性。只有这样全面考察王粲的文学思想，才能发现王粲文学思想深刻的时代意义，从而对刘勰的评价作出全面的认识。

（一）两组对比：王粲文学创作的深度与广度

建安文人在思想中仍然维持着在汉代奠定的社会价值取向，他们仍然以经济天下为己任，而对“文章”的铭世之功寄以厚望。学者胡旭认为：“建安文人大多是有政治理想的，要实现这个理想，必须通过曹氏父子，特别是曹操。这就导致建安文人对曹氏父子产生一种特别的期待。”（注：胡旭：《汉魏文学嬗变研究》，33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建安士人的文学创作多本着社会性目的，他们的社会理想正与刘勰所言相类：“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种文以载道、为文不朽的儒家思想在建安七子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要在七子中找到一个继承儒家思想血统的代表人物，除王粲以外非孔融莫属。孔融是孔子第二十世孙，身世显赫，儒家入世思想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后汉书·孔融传》：“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人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我们可以从这一片断中看出孔融对自己家世有着明显的优越感，而且亦表现出对儒士身份的强烈认同。另外，孔融在外在言行中也以儒家价值标准作为规范，其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他在十六岁时与母兄争死以救张俭之事。《后汉书·孔融传》载：

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俭与融兄褒有旧，亡抵于褒，不遇。时融年十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狱。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

张俭乃山阳名士之代表，孔融救张俭的行为不只证明孔融的重义性格，同样表明了在党锢之争中孔融家族所选择的政治位置。从这样一种选择中，我们可以见出孔融内心深刻的家族认同与学统意识。

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人比孔融更能代表在建安七子群体中儒家社会责任意识的高扬，孔融这种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是建安时期士人群体中得到普遍体现的一种品质。正像王粲将自己对太平盛世之祈望寄托于对礼法制度的完善和多元治国思想的包容与认同之上，孔融同样希望参与到社会变革与更化的历史潮流之中。《后汉书》本传：“在郡六年，刘备表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后汉书》另记孔融任北海相时被黄巾管亥所围，平原相刘备慕名出兵相救一事（注：参见《后汉书》，2263页。），可见孔融有志从军，却逊于武略。建安七子中其余几人也在汉末政治舞台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陈琳原为袁绍典文，作檄反曹，言辞峻切，以致在归曹后曹操仍责备他“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注：同上书，600页。）在曹操麾下，陈琳、徐幹、阮瑀作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多作军国檄文；应玚、刘桢辟为丞相掾属，对于曹操的政治军事建设多有贡献。但曹操对文士不可为武这一点看得是很清楚的，建安七子除孔融外皆归附曹操，但最终受到重用者几乎无见，这与七子普遍具有的立功铭世意愿相照，正构成曹魏时期士人最为普遍的悲剧性特征。

由是可见孔融的社会意识代表了建安时代士人一种比较普遍的入世情绪，但是从文学角度而观，孔融并不是时代的代表人物。后人评价孔融的文章创作，多是着眼于他的书论，而论及孔融文学思想的影响，则一般着重于文教方面。正如李充在《翰林论》中所言：“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也。”刘勰评孔融文章“气扬采飞”，也是议论他的章表书记之作。至于孔融诗歌作品，现今只存八首，其中《六言诗三首》最具代表性：

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

——其一

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东来。

——其二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

——其三

孔融一生未能归曹，但和七子中的其他人一样，他认为当此乱世，唯有雄主如曹操者方能安定天下、澄清寰宇，因而对曹操建立功业抱有很大希望。在朝廷任事期间他上书言事，举荐贤良，评议政事，表现出了积极的入世态度。同王粲的诗作比起来，孔融的社会意识体现得更为强烈，但是从文学性价值方面来考察，我们发现孔融诗歌过度强调社会性的价值而压制了文学性的彰显，因而并未表现出建安文学那种“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审美趣向。

而王粲正好弥补了孔融在文学创作方面过于质朴宽柔之不足。王粲在文学创作中对个人情感之审美性体验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王粲作品中的政治性特点，因此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不但没有使王粲的文章犯有干涩古质之病，反而强化了王粲作品的思想深度与审美深度。若按此文学审美的标准来看，在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要数刘桢。钟嵘《诗品》将刘桢列为上品，评价他的诗文“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看来刘桢的文学风格正好同王粲相反。王粲的文笔细腻华美，因而颜延之用“四言侧密”（《庭诰》）评价王粲；而对于刘桢，谢灵运认为他“卓荦褊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刘桢用直厉之文气体现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尤其是他的五言诗，曹丕认为“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赠从弟》三首历来被视作刘桢的代表作品：

泛泛东流水，磷磷水中石。苹藻生其涯，华叶纷扰溺。 采之荐宗庙，可以羞嘉客。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

——其一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其二

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

——其三

此诗由三首咏物小诗组成，诗题赠人，在很大程度上却是自喻自励。萍藻、山松、凤凰三者都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整组诗皆是抒发诗人正直、高洁的志向和情怀。从刘桢的诗作可以看出，他擅用劲健畅达的语句勾勒景物、抒写情怀，体现一种慷慨任气的精神。他不像王粲那样倚重辞藻，更经意于直抒胸臆：这种宁折不弯的傲骨使他成为展现建安七子质直高古思想品质的典型代表。

但是刘桢也有他作为建安文人群体之代表的片面性。他虽为汉宗室之后，然而并无深厚的家学背景，因而终究无法为重视学统传承的古代文人所认同。考察刘桢之家世，其父姓字即已模糊不明。《三国志·王粲传》注引《文士传》：“桢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学见贵，终於野王令。”《后汉书·文苑传》：“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又云：“桓帝时举孝廉，除北新城长。……后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孙桢，亦以文才知名。”刘梁的名字、其与刘桢的关系皆有矛盾记载，说明时人并不重视刘桢的家世。而史料中对刘桢的生活经历的记载也远比王粲简单得多，这与王粲继家学之传统在曹操军中重订礼制、作颂记铭的贡献完全不同。可以说刘桢在建安七子所呈现出的用世方面的作为实在有限，仍不能代表建安七子精神之全貌。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王粲由于有着山阳王氏的家族学统的先天优势，又经历了在荆州地区的学术解放思想的洗礼以及蔡邕对他文学价值观方面的多元化影响，逐渐形成一种全面而开放的文学思想理念，文学创作具有了一种众人不及的思想深度。这种学术与审美的特质在一人身上的结合，于建安文学群体之中是相当少见的。由此，王粲成为具有丰富思想的特殊个体。

（二）《登楼赋》中的怀乡情结：试论王粲创作主题的普遍意义

王粲作为建安文人身上表现出的特殊性恰恰更加全面地反映了建安时代文人群体的共性特征。建安时期是传统与创新思想互相交错冲突的时期，文人有如孔融视儒家社会责任意识为圭臬者，亦有如刘桢为主情文学开辟先路者。建安文人群体的矛盾性特征在王粲一人身上得到比较全面的体现，因而他的思想恰恰蕴含着更为普遍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文学作品内部所宣泄的情感蕴含一种普世性的特征，因而极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与感动，这同样是王粲被后人认可的重要因素之一。上文提到的《七哀诗》在对社会现实的描绘方面正是一个优秀的例证；就连他那几篇被认为应制赞谀到“无所不至”（注：葛立方：《韵语阳秋》，3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之程度的《从军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文人群体对知遇明主的热切渴望（《其一》），描绘出从军征戍途中对故土的怀念与追忆（《其三》）。这些题材与主题在建安时期那个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已经成为一种范式，具有十分厚重的人性关怀。

《登楼赋》可以算是王粲最具时代特征的代表作，这篇千古流芳的作品使个人情感的普遍性价值扩展到整个时空的维度。《登楼赋》的出现显示王粲对社会现实的失落感和对社会关系的不信任感到达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程度。建安时期是一个连年征战、政治极不稳定的时期，这时社会现状几乎进入到一种荒诞的残酷状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等黑暗阴沉的诗句皆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身处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环境之中，曹魏时期的文人对外部世界产生一种无可抑制的厌恶感，人们心中不断唤起同曹操在《对酒歌》中所吟唱的主题相似的对一种政治乌托邦的幻想：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载。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

中国文人喜爱把自己对社会的体悟诉诸感性，每到在社会的道路上走投无路之时，总会遁入一个美好的想象世界，自得其乐。曹操在这首乐府歌辞中对太平盛世的想象还比较粗糙，而到了东晋时期，同样是由于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恐惧，大诗人陶渊明写下的《桃花源记》则营造出一个具有纯粹审美性的社会环境。对理想世界的幻想既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妥协，又包含着对现实世界的根本否定。相对于在内心构建的太平盛世的形象而言，现实世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于是怀土情结在建安文人的内心悄悄地滋长开来。他们希望重新回到一个安稳平和的世界中去，因为他们希望找到立足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安全感，而这样朴实的希望在当时混乱的社会环境中也成了一种奢求。王粲需要回归本根，在这个繁杂陌生的社会找到自己最终的归属。初平三年（192），王粲避难荆州，依刘表；建安十一年（206）前后，王粲眼见社会现实之悲惨，而自己又不被重用，正处于对自身价值的迷惘、忧惧之中。当他登上当阳城楼（注：关于王粲登楼地点，意见主要有三。其一，《文选》卷十一《登楼赋》李善注：“盛弘之《荆州记》曰：当阳县城楼，王仲宣登而作赋。”其二，六臣《文选》刘良注：“仲宣避难荆州，依刘表，遂登江陵城楼，因怀归而有此作，述其进退危惧之状。”其三，《水经注》卷三十二：“沮水……又南迳麦城西……又南迳楚昭王墓，东对麦城，故王仲宣之赋《登楼》云‘西接昭丘’是也。”取李善注。），凭栏而望，对故土的强烈思念自然而然地迸发出来，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使他对于故园的依恋愈加亲切：

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登楼赋》

这曲悲歌足以见出作者思归情感之强烈。王粲借用孔子厄陈的事例告诉我们，人在困厄之时对故乡的思恋是一种自然情感的流露；而楚囚与庄舄事例则体现出思乡情结的一种无条件性。故园与个人是生而存在的关系，人们不论经历着困苦还是欢乐，对故园的回归永远是人生最终的祈愿。王粲对此是感触颇深的，他在《登楼赋》中抒发的登高怀乡之悲成为中国文人一种共有的精神体验，每当文人进入一种迷惘而苦闷的境地，或是体验到社会的无序与荒诞时，这种思乡之情便自然而然地喷发出来。实际上，登高思乡情结不仅在中国十分普遍，西方文化传统中，它甚至成为一种核心文化因素得到经久不衰的关注。瑞士著名的文化史家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曾说但丁“为了远眺景色而攀登高峰，——自古以来，他或许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登高观景，但丁当然不会是天下第一人，但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布克哈特在注释中所作的解释：“他（但丁，引者注）描写的精确表现出了显著的形式感和空间感，他以这种精确的描写把他的超自然世界的一切要素都带到我们的眼前。”（注：［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2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这一解释阐明了登高望远所给人带来的视野感受，而这种感受用一种最为直接的方式激发着文人内心的思绪。辛弃疾《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吴文英《唐多令》：“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这些诗词作品验证了布克哈特所说的登高望远可能给人造成的心灵震撼：辛弃疾因忧国而生愁，吴文英因羁旅而来思，他们同在诗词中表现了“怕登楼”的怀土心理，这种状态已经成为人类共有的一种情结。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介绍了西方的怀土观念（注：参见［德］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97~9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他认为在浪漫主义者眼中，世界的变化是永恒的，因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的理性世界随之不复存在。人们对于世界的把握成为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适应过程，这与王粲在变革的社会环境中体验到的无助与迷惘极为相似。面对无法预知的世界，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复归，复归到最原初的熟悉的环境中，这种环境带给人们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怀乡是植根于人性之中的自然情感之流露，它背后承托的社会悲剧性意识使得王粲《登楼赋》在后世引起广泛的思想共鸣，于是《登楼赋》成为表达思乡情结的一个原型，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登楼赋》怀乡心态的探讨是展示王粲文学思想普遍性的最好例证，足以说明王粲的文学审美观代表了一个时代，甚至是整个人类的心理活动轨迹。在这样的一种分析模式之下，王粲的文学思想就变得丰富起来，对中国后世的文学发展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三、结论：在刘勰性情观体系下考察王粲文学思想的社会价值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论及作家才性，有这样一段论述：

然才有庸儁，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

在刘勰看来，一位作家文学思想性格的形成离不开才、气、学、习四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才和气是作家成就文学事业的先天因素，而学与习则决定着一个人凭借后天的努力可能在天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的幅度。很明显地，在四因素之中，刘勰更加注重后天的培养，他认为“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50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正是突出强调后天学习与环境影响给作家文学创作风格留下的深刻印记。

对于王粲而言，他先天具有“才”的良好条件，《三国志》本传有王粲幼年观棋复局、暗诵碑文的记载。蔡邕正是因为欣赏王粲的才华，从而给予王粲巨大的人格影响和学术帮助。《三国志·王粲传》载：“（邕）时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皆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注：《三国志》，597页。）蔡邕赠予王粲的数万卷藏书，不但对王粲的礼乐典章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一直将这种学术经脉传递到著名玄学大家王弼处。

而家学传统在王粲文学思想性格形成的过程中充当着一个由先天秉赋向后天学习过渡的角色。一方面，王粲生于贵胄饱学之家，优越的学术资源成为他不可多得的先天性思想资源。景蜀慧在《王粲典定朝仪与其家世学术背景考述》中描述：“王粲曾祖、祖父，在东汉位至三公，在社会中具有崇高声望和广泛的影响力。而此点，和山阳王氏家族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表现出的独特之点分不开。简言之，在家世学术方面，王氏家族具有深湛的汉学传统，通贯天人；而在家世政治倾向方面，王氏家族和东汉新士风之产生有着非同一般的渊源关系。” 景蜀慧先生所言山阳王氏学术传统之深厚，值得我们注意。而另一方面，家学传统在王粲后天的学习和继承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革新。荆州刘表曾经师从王畅，创立荆州学派之后将王畅的传统学术思想加以革新，又对避难荆州的王粲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王粲对家学的后天继承夹杂着更为开明的荆州学派的理念，这种通侻包容的思想特征反过来给山阳王氏的家学传统注入了丰富的思想因子。根据现有史料看来，王粲避难荆州时与宋忠相友善，王弼正是通过王粲继承了荆州经学的《五经章句》以及宋忠的《太玄》。在王弼那里，山阳王氏的学术思想彻底脱离了儒家思想的苑囿，走向对“有无”的哲理性、思辨性讨论。

先天秉赋使王粲看重情感之表现，而后天之学养使王粲关注思想之深度，其二者构成王粲作为“七子之冠冕”的鲜明文学特征，这样的思想经历影响到王粲作品中“文气”的体现。刘勰认为“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506页。），即认为才与气皆为生而自备，不受后天经历之影响，此论不甚全面。不能否认王粲的躁锐文气与他先天躁竟直率的性格有关，但是综合他的后天学习经历来看，他躁锐气质的背后存在更加深刻的社会思想意涵。济世理想在当时社会不得实现，内心压抑的痛苦使王粲的作品充斥着对现实直率的批判与对情感鲜明的张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粲躁锐性格的形成是他突出的文学才华与混乱的社会环境激烈冲突的产物，正像屈原被班固批评为“露才扬己”、曹植被曹丕所轻视疏远一样，王粲在建安时期形成的躁竟性格也遭到了诸如曹丕、钟嵘等人的批评。但应该指出，王粲的作品反映出建安文人共有的时代感受，体现着汉末文人对儒家经学体制的重新反思，对文学审美特征的勇敢探索，这正是当时文学思想变革时期文人群体的缩影，因而有着最为普遍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讲，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王粲为“七子之冠冕”，这不只是在文学审美层面对王粲的才华进行肯定，更是在社会层面展示着王粲思想更为普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