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会见”能不能让俄美关系摆脱“死路”？，

熊希龄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曾先后出任民国财政总长、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平政院院长等要职。几经宦海沉浮之后，他辞去了一切行政职务，以社会名流的地位和身份，致力于慈善教育事业，迭任香山慈幼院院长、中华慈善团体联合会临时会长、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重要社会职务，积极投身于社会救济和慈善教育事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熊希龄深感“国难临头，已及眉睫”，若不奋起抵抗，“国亡无日”。将慈善事业与抗日救亡紧密联系起来，以自己的一系列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抗日救亡乐章，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谁袖手，甘奔北？谁屈膝，甘为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熊希龄会见张学良，吁请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同时，他宣布香山慈幼院中学全部男生停止文化课学习，集中到北平青龙桥三校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将达到一定年龄的学生，输送给抗日意识较强的冯玉祥将军所统率的抗日部队做后备军。他多次亲临军训现场，鼓励学生说：“在此抗战时间，乃千载一时之机会，吾人不于此时努力尽责，更待何时？余意少壮青年，亦须于此时磨练困难，为国服务，读书何为？逃难何为？”

学生军事训练团团长、教官都由冯玉祥派现役军官担任，班主任则由熊希龄的大女婿朱霖担任。同时，他还特意请冯玉祥将军来到香山慈幼院，给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冯将军在风雨操场给全院师生讲演，声泪俱下痛骂日本鬼子，痛骂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大声问道：“我们能不抵抗，甘当亡国奴吗？”熊希龄和全院师生含泪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

10月22日，熊希龄登上香山，遥望东三省，感到“国难亟矣，内讧不息，外侮纷来，暴日恣睢，国将不国”，“香山红叶，昔日遇之欣赏不已，今则情随境变，哀乐悬殊矣。”于是愤笔疾书《满江红·辛未重九后观香山红叶》“以警诸生”：

锦绣山河，亘千里，晚霞明灭。悲不尽，群儿嬉戏，火焚安宅。栋析榱崩侨亦压，覆巢碎卵何消说，算只凭，铁血是英雄，俾斯麦。

谁袖手，甘奔北？谁屈膝，甘为贼？有男儿几个，懦夫千百。廉颇犹能夸健饭，马援不惜裹尸革。看纷纷，红雨滴苍苔，苌弘血。

12月20日，熊希龄与马良等人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表主张抗战的宣言，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三项主张，号召全国人民不要“坐视沦亡”，马上行动起来“共图抵抗”、“挽回国运”。24日，又与马良等联名致电国民党一中全会全体委员，“方今强寇深入，国防已破，存亡生死一发千钧”，希望尽快废除党制，组织人民代表机关，“惟望全体委员诸公从速赞同此议，一致通过，克日施行，以符民望而救国危。”27日，致电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等将领，请他们统兵坚持抗日，共赴国难，“愿诸公立赋同仇，联集战线，正当自卫，拼死抗争，以护我疆土，以保我民族人格，本会誓为后盾。”29日，熊希龄又与赵恒惕等人组织成立驻沪湖南国难救济会，号召湖南人民“景曾（国藩）、左（宗棠）之遗规，踵黄（兴）、蔡（锷）之殊烈，执戈御侮。”

1932年1月10日，熊希龄应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他臂缠黑纱，参与集会，亲临宋哲元将军的抗日队伍中，对士兵发表宣传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不禁潸然泪下。13日，他与马良、章太炎、朱庆澜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人，严历指责中央政府在大敌当前之时，不激起抗战，“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贰自私，所谓中央，更若有无。诸公均称党国首领，乃散处雍容，视同秦越”，强烈要求他们“立集首都，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

“一息苟存，誓当奋斗”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起，日军大举进犯上海。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领全军将士奋起抵抗，英勇杀敌。熊希龄2月11日致电十九路军称赞说：“贵军将士为国家保领土，为民族争人格，奋勇杀敌，捐躯赴死，极深敬佩。”他表示要“集社会资力，共商抚恤遗族办法”。希望蒋光鼐、蔡廷锴转告前敌将士，“力捍强敌，保卫疆土。其所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之抚恤，均为国人后死者之责，决可使其放心瞑目也”。稍后他即组织“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育会”，进行各项善后工作。他在国难救济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救国筹金方案，按照从前募捐欧战时救济难民及北方五省旱灾救济成案，组织全国大募捐，并仿照陕西旱灾，北平所定“三元钱救一命之儿童证书”的办法，“以助长期抵抗之自卫能力，又使国家轻其担负”。

淞沪战事发生后，熊希龄立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支援前线。1932年2月12日，他发布《香山慈幼院院长通告》，开展全院性的抗日救亡总动员。通告说：

国难临头，已及眉睫。沪上国军捐躯赴敌，敌方压迫，增援不已。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亦即吾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日也。空言愤激，无济于事，实际工作，端在此时。吾人须知不走死路，决无生路。必有少数人之能死，然后乃有多数人之能生。国若能救，虽死亦荣；国不能救，虽生亦辱。荣辱之机有如反掌。虽然徒以效死望人，而己身不为之先，是懦夫也。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苟存，誓当奋斗。本院平日既以爱国主义教育诸生，值此危时岂能坐视！故于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本院师生救国之总动员；于本院师生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余一家救国总动员。

随后，他分别对自己一家人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作了安排：他既已决心出赴国难，决定立即组织全院校务维持委员会以代自己管理一切校务，准备全力以赴为前方殉难将士之遗族，担任统筹抚恤教养之责；其女婿朱霖“本属飞机制造专家，此时应尽其所能以任前方航空队之修造诸工作”，不久去了江西南昌第一飞机制造厂；其女熊芷则“遵其先母（朱其慧）遗意，应即组织女红十字救护队，前往战区尽其救护伤兵”。同时，他组织院内200余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救护队，往战区医院帮助看护伤兵及难民。

通告在京沪各大报上刊出后，香山慈幼院师生纷纷向熊希龄递交请愿书，要去前线支援十九路军。熊希龄对师生们的爱国行为十分赞许，并在全院通报收养陶继昌等10几位同学为他的义子，立即组织了一个有30多名师生参加的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在北平石驸马大街家中举办救护短期训练班。当救护队离开北平前往上海前线时，熊希龄又派女儿熊芷到车站代为送行。

救护队开赴前沿昆山不久，蒋介石调离了十九路军的后防部队，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停战，全国闻之哗然，谴责之声随处可闻。熊希龄闻讯后，立即致电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望坚持抵抗，督促反攻”，以“驱逐淞沪日军出境”。他被上海81团体推为代表，赴北平会见张学良，并致电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国民政府行政院，呈请“即颁命令，收复失地”。

“若不舍己，何以救群”

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决心奔赴国难的熊希龄，办的两件事格外令人瞩目：一是为自己在香山建了生圹；二是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充慈善教育事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62岁的熊希龄目睹日军占辽沈，略吉黑，攻锦州，“亡国险象，一时齐现”，他不甘当亡虏，决心与全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乃于同年11月，在香山北辛村熊家墓园夫人（朱其慧）墓旁，为自己修了生圹；“一·二八”战起，熊希龄又自撰了墓志铭，曰：

色身非净，法相非真，四大和合，亦非我身。何物为我，我实不存，我既无我，朽骨何灵？凡相虚妄，焉用佳城？世间儿女，此理莫明，仍其愚孝，谓乃安心。余纵遗属，死难执行，未能免俗，聊后云云。今当国难，巢覆榱崩，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许国，遑计死生，或裹马革，即瘗此茔，随队而化，了此尘因。我不我执，轮回不轮。

1932年10月，熊希龄又将自己积攒多年的全部家产，悉数捐充儿童福利事业，组成了“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设总社于北平石驸马大街家中，由亲友54人组成董事会管理，负责开办北平昭慧第一幼稚园、北平昭慧托儿所、北平昭慧民众工校、天津昭慧第二幼稚园、香山昭慧第三幼稚园、芷江彝公图书馆、长沙南郊彝公小学校、芷江双陵第一小学校、芷江双陵第二小学校、芷江双陵第三小学校、芷江双陵第四小学校、凤凰县双陵第五小学校等12项慈善教育事业。所捐财产包括公债股票面额大洋340200元，股票面额银两62000两，房地契原价或领价大洋132077.14元，另外还有42处房地契无原价或领价，有一家股票因故未登记面额无法计价。熊希龄在捐赠说明书中对这些家产的来源作了说明： 余幼承祖父母、父母之庭训，陶熔造就，以至于今，不敢有所私利，以贻先人之羞，故自前清末以迄于民国二十年，除应得薪俸之外，丝毫未敢别有取与。统计光绪三十三四年各局差薪金一万五千余元，宣统元年至三年财政监理官、奉天盐运使薪金二万余元，民国元年至三年总统府顾问、财政部总长、国务院总理、热河都统薪俸平均三万余元，民国三年至十三年煤油矿督办、总统府顾问薪俸平均十万余元，其在十年内之水灾河工等督办，多尽义务，不领薪俸，以其为社会事业也。又民国十五年十七年，尚有两淮盐商总会会长薪俸，约六万余元，中国银行实业银行董事薪俸，约一万余元，此外则袁项城总统任内赠送迎养川资六千元，靳云鹏总统任内赠送赴湘川资五千元，综计此二十五年中，余所得者共二十四万六千余元。余素不理家人生产，而自奉甚薄，并无他好，其所入者，咸以交之于熊夫人，一切家事，余不过问也。熊夫人即以余之所入，经营公债股票房产等贸易事业。二十五年来苦心孤诣，亏少盈多，今另册之所列各家产，皆熊夫人一手之所经营也。 熊希龄的这一义举，表明了他矢志于慈善而献身于国难的决心和意愿，深受时人赞誉。1949年10月，董事会立下一碑，赞扬他：“于举世财产私有制度时代，独倡此举，实为社会主义之先进者！”

熊希龄建好生圹和全捐家产之后，了无牵挂，遂以孑然之身投入抗日救亡。

“期必进，谁能缩，期必死，谁能辱”

1933年元旦，驻锦州日军第八师团铁甲车炮击榆关，欲占领长城各口，直取平津。驻守榆关六二六团在何柱国将军“坚决抵抗”的命令之下，奋力阻击，多次打败日军的进攻。由于中国政府没有通盘筹划，不久，榆关失守，热河沦陷，灾区既广，灾民尤多。 同年3月26日，熊希龄以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名义，偕长女熊芷率领红十字会救护队，亲往长城前线救死扶伤。在喜峰口、古北口前线，他有感于“此间军民，均有爱国抗敌之勇气”，遂在平津登报，声明辞去一切救国、政务、社会、学术等团体委员、董事、理事等各职，专门从事救护工作。他平时在乡间主持救护工作，战时则前往前线，“日出于枪林弹雨之中，尽瘁于救死扶伤之事”。

熊希龄先组织14个救济队，开赴朝阳、凌源、开鲁、秦皇岛等地，救济伤兵难民。承德失守后，战事扩大，他又重新组织了10多个救济队，由他和许兰洲率领，赴喜峰口、古北口、冷口、泺县及长城一带开展救护工作。他同时设立后方临时医院于北平，设立难民收容所10余处于平、津、察。当长城前线形势日趋紧张，各地难民蜂拥平津之际，他又增设10余处难民临时收容所，前后收容难民5万多人。

古北口失守后，我军坚守南天门，战事进行得最剧烈。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熊希龄不顾个人安危冒险前往石匣镇，慰问抗日将士，填满江红词赠黄杰将军，讴歌抗日英雄，鼓励官兵战斗到底。词曰：

石匣天门，潮河岸，峻崖高瀑。观壁上，雷霆舞击，鹰颤飞逐，马革裹尸芹菜岭，刀锋冲血南香谷。幸三湘子弟擞精神，光民族。期必进，谁能缩，期必死，谁能辱。看老罴当道，指挥牙纛。玉璧摧搂惊大敌，渑池奋翼支残局。听讴歌，吾楚有英雄，心诚服。

此词歌颂的是抗日将士，但从词中谁也不难看出作者的心赤、骨傲、正气凛然。

“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

熊希龄从长城返回北平不久，即赴南京参加国难会议，因与国民党意见不合，对南京国民政府消极抗日不满，乃愤而中途退席北旋，陡发肝疾，几濒于危。1933年5月28日，他以老迈之躯，带病赴沪，为红十字会筹集赈款，以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次年10月，他再次奔赴上海，出席全国慈幼领袖会议，旧病复发，经久不愈。在病中，熊希龄痛感山河破碎，身世飘零，夫人已逝，内顾无助，事业无托，倍觉孤寂。病愈后，经女儿熊芷和侄女朱曦撮合，于1935年2月在上海与复旦大学教授毛彦文女士结婚。

1937年夏，熊希龄偕夫人毛彦文赴青岛，主持合办婴儿园事宜，筹备工作刚刚结束，“七七”事变发生，华北战起，熊希龄夫妇无法北返，忧心如焚，无奈之下，于7月21日乘船赴上海。岂料刚抵上海，8月13日，日军再次进犯，淞沪会战点燃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火焰。

是时，熊希龄与毛彦文正住在爱麦虞限路（即现在的绍兴路），日军沿着租界外围攻打南市，以肇嘉浜为界，浜南（属南市区）成了战场，遍地火光冲天；浜北（属法租界）也流弹纷飞，伤及行人。熊希龄的住处，“无日不闻枪炮飞机之声，无日不见房屋被火之光”，亲友纷纷劝他们离沪远避。面对亲友的好心劝告，熊希龄义正辞严地说：“国难当前，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其良心之所安，故决计留沪，与红十字会同仁从事救护工作！”

熊希龄留下来以后，会同上海红十字会同仁，偕毛彦文日夜穿行于伤兵和难民之间，从事救护工作一月有余，设临时医院4所，难民收容所8处，救出伤兵1000余人，难民15万多人。另与湖南同乡会救出难民1000余人，资遣5000多人。

11月上海失守，12月13日南京沦陷。熊希龄避居上海租界，精神痛苦异常，决心立即离沪返湘，继续为抗日募捐。只因此时长江航运已断，陆路战事阻塞，无奈于12月16日同夫人毛彦文挤上一艘法国邮轮去香港，拟绕道广州返湘。不料18日抵港后，25日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

熊希龄在香港不幸逝世后，湖南省政府派员赴港迎棺，暂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地。蔡元培先生当时也在香港，亲笔为熊希龄书写墓碑，并撰联高度赞扬熊希龄，投身抗日救亡的壮举，联曰：“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