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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种说法，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2009年，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王世襄的离世，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的文化老人陨落。

京城第一玩家

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让人感叹的是，他玩的很多都属于旁门偏道，却又把这些属于民俗范围的“玩意”玩出了大名堂，也许这能解释为什么他被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

1914年5月25日，他出生于北京的名门世家。祖父是前清官员，官至工部尚书，是收录于《清史稿》的人物；伯祖是光绪三年的状元，徐世昌和梁启超都是其门生；大舅金城是20世纪初北方画坛领袖，四舅金西厓是一代竹刻大师。

父亲王继增从事外交工作，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曾留学英国，是中国著名的花鸟画家。正是这样的家族，带给了他强大的艺术基因。

为了让他与世界接轨，父亲把他送入美国侨民学校，因此他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文，父亲希望他学医，可是自己却无心学习，门门功课都不及格，随后他转至国文系，幸好小时候打下良好的国文基础，他才轻松胜任，能继续留校。

后来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中国古代绘画，直到1939年，最疼爱他的母亲去世了，这给了他极大的震撼，这个公子哥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转变，认认真真地坐在书桌前，发奋读书了。后加入梁思成创办的中国(李庄)营造学社担任助理研究员。在这里，他认识了其学术上的领路人——朱启钤，让他逐步走上文博专家的道路。

追回因战乱流失海外的文物

1945年日军投降，抗日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经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他被指派参加了“清损会”，在北平负责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

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敏锐的他留意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46年，他宴请了，当时北平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调查后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都被德国人杨宁史低价买去了，于是他整日往返于北、津之间奔波，最终没收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等。

商饕餮纹大钺

抗日期间，曾有一批善本书运去香港。后来这批书全部被劫往日本，中央图书馆善本110箱，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东方学图书3箱，其中，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可谓是国宝级的书籍，这批善本事关中华文脉，中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说过：若是这些书落在日本人手中，那中国人要研究中国的文化，岂不是要跑去日本留学了！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还收购郭禅斋藏瓷200多件，追回美军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约200多件，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1800多件。他日日夜夜为追回文物奔波忙碌，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的文物，总计多达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的《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可他怎么都没想到，这份功绩非但没有让他得到表彰，还让自己蒙受不白之冤25年之久。

收藏成痴

1946年，劳苦功高的他，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其后，受故宫委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这期间他又记录下了，诸多重要的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国后的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正因为他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他竟然成了运动中要打的“大老虎”，理由就是：作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审查进行了一年多，毫无证据，之后被取保释放，结果刚被释放回家，未曾想，这个曾经对故宫以终身相许的人，就收到原单位故宫的公函：故宫开除了他的公职。被无端猜疑、审查，最后撵出故宫，那时他的内心，会是多么的凄凉！

离开故宫之后，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开始收藏、研究明清家具、鸽哨、竹刻、葫芦等。在风起云涌的时期，“不问政治”的他常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与工匠、民俗艺人混在一起。

他待人谦恭，跟底层人打交道非常多，因此许多民间的工匠也愿意跟他交流，把技巧告诉他。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着述：《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

在离开文物岗位的整整十年中，王世襄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坚持文物研究。诸如《髹饰录解说》一书的撰写，明式家具实物、技法、文献材料的收集，清代匠作则例的访求、整理、汇编等，都是这十年中惨淡经营、点滴积累而成的。

为了收藏文物，他可以说是散尽家财，当时他为此曾穷到何种程度？收藏家马未都曾回忆说：在北京通县，他看中一张黄花梨方桌，价格仅5元，舍不得运输费，就自己一手扶车把，一手扶桌腿，将桌扣在背上，推着车子一步步运回家。很多人说他傻，可他觉得一点也不亏。

他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根“贱筋”，搜集文化器物总有一个经历。越是曲折，越是奇巧，越使人难忘。”正是这根“贱筋”，使他长时间囊中羞涩，但却藏下了诸多珍宝。论数量，他一人收藏明式家具多达79件，论质量，其弟子古家具专家田家青曾说过：“如果要选12件全世界最好的明式家具，出一套邮票，代表中国文化，那先生的收藏就占了5件。任何其他收藏领域，比如瓷器、绘画、书法，不可能一人的收藏占其中半壁江山，这足可见他的收藏能力，而且是他一个人，在那么困难的条件收藏起来的，不可不说是个传奇。

王世襄觉得离开了故宫，离开了这是非之地，自己就可以安宁了，可以研究自己的藏品，专研自己的“偏门”。可是不久，“文革”开始了，红卫兵冲进他家的四合院，推倒葫芦架，拔起葫芦秧，砸碎盆栽花卉，临走在他家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王世襄站在一片狼藉的院子当中，他知道自己手中的家传之物和平素收藏是躲不过劫难的了，于是“自我革命”，主动向自己单位“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提出了“抄家”申请，1966年9月2日，古玩、字画、图书、家具等大批财物都被抄走。

我在《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中见到过这些查抄清单和后来的返还清单，清晰而详细。正是这个“自觉行动”挽救了他的绝大部分收藏，使大批宝物得以整体保存下来。

1985年，他的著作《明式家具珍赏》在香港出版，又填补了中国人研究明式家具的空白，被称为继郭沫若的青铜器、沈从文的服装史之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不久之后，《明式家具研究》问世，更是激起了收藏家研究明式家具的热潮。此书甚至让明式黄花梨家具的价格开始飙升，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推动了全世界明式家具的研究与收藏，为世界保存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物，也带动了一个巨大的收藏产业。

王世襄先生在传媒与大众里走红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而后来的收藏热、传统文化热更是将先生的声望推向又一个高峰。

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但王世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学者，他的着作专业性都非常强，但是，他研究的基础是兴趣。他的专业水准是在常年的兴趣中、在不断赏玩的过程中点滴积累起来的。

王世襄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书画、雕塑、烹饪、建筑等方面。他对工艺美术史及家具，尤其是对明清家具、古代漆器和竹刻等，均有深刻研究和独到见解，对古典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他注重长期的实践考证，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迄今为止已写出专着10余部，论文90余篇。

2000年，86岁的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这套奇书出版后一纸风行，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半年内重印4次。

“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玩主，老大京华辑逸文。”着名翻译家杨宪益曾经为这位多年至交赋诗一首，短短四句，道出了王世襄最精髓的人生故事。

千金散尽剩一筐

王世襄的前半生一直在收藏，可他的后半生，却开始选择散尽。

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

2003年10月29日，和他相依为命、患难与共60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故去，他悲痛不已，开始交代自己的身后事，加快了“散尽”的步伐。就在同年的11月26日，中国嘉德开槌拍卖“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所拍都是他和妻子，倾半生精力孜孜以求、精心收藏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文物精品，所得全部交予国家。

王世襄夫妇旧藏，已有1200多年历史的唐 “大圣遗音”伏羲氏古琴

要知道在收藏这些物品时，他既无显赫的社会地位，又无雄厚的资金支持，全凭自己的学识与眼力，点点滴滴集腋成裘。如此费尽心力收藏的东西，散尽时，又有人说他傻了。

可他却坦然回答：“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物归其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正是他这般的大开悟，大境界，终让这些藏品获得了新生，也有了更多的前世和今生。

2003年12月3日，为奖励他在文化发展方面的卓越贡献，荷兰王子曾亲自颁发给他：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而他也成为获得此奖的中国第一人！

2009年6月，中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他“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这个荣誉，晚到了几十年，此时他已经重病在床，无法接受任何荣誉了。他去世前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那只菜筐，放在他和妻子的两个墓穴之间，代表“生死永相匹”。

这位穷其一生，玩得专心致志、玩得痴迷不悟、玩得忘乎所以的老人，就这样去了。

黄苗子先生说他是“玩物成家”。启功先生称赞他是“玩物壮志”。

马未都先生说：他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出身上层社会，却关注社会底层的乐趣，这在中国文人里是不多见的。世间好玩的人多，会玩的人少，别人玩是图轻松，他玩却是图折腾，图艰深。

正如他所说，那是因为：“我爱文化爱到了极点。”

他爱文化，所以可以十年如一日研究，将一些三教九流的玩意儿，登上学术的大雅之堂。

他爱祖国，所以面对时代际遇，总是乐天知命。

他的研究，他的学问，正如明式家具一样，既有匠艺，又有匠心！

以“玩”为生的他，玩不丧志，把“大俗”玩成了“大雅”，甚至玩出了“世纪绝学”。这样的中国人，真的是值得我们永远的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