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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昼与夜·午后篇：北京文人闲了都干啥？

“北平像一棵高大的古树，根是深入在地下层，而获得所滋养的，数百万的昆虫，生活在它影蔽的下面，也有些在树叶和枝干里面。这些昆虫怎能知道这树有多少高大，生长是怎么快，深入地下的有多远，住在这另一树枝上又是那些什么昆虫？一个住在北平的居民，他怎会说述这样古老这样宏大的北平历史呢？”

大半个世纪以前，林语堂写下了《迷人的北平》，诉说这座城市。他笔下的北京，清静复杂，也多彩动人。相较于中国的其他城市，北京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化属性。生活在北京的文人们，兼有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和漫游者的好奇心。文人之于北京，北京之于文人，都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文人士子们对京城生活的记忆，也构成了北京重要的文化图景之一。在此基础上萌芽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更与这座城市密不可分。

撰文 丨何安安

文雅的北京

陶然亭

文人们的“清静世界”

过了八月十五，重阳节便临近了。在这一天，登高赏秋，饮菊花酒，食菊花糕曾是文人名流最雅致不过的活动。据《北平风俗类征》中记载，九月初九这一天，皇帝宫眷们驾幸万寿山，或兔儿山、旋磨山登高，吃迎霜麻辣兔，饮菊花酒。

京城的文人们登高望远、雅集高会的首选之地，则非陶然亭莫属。地处南城的陶然亭，因文人墨客而颇具盛名。张恨水曾做《陶然亭》一文，开篇便说，“陶然亭好大一个名声，它就跟武昌黄鹤楼、济南趵突泉一样。来过北京的人回家后，家里一定会问：‘你到过陶然亭吗’？”生长于江南的俞平伯，也曾写下《陶然亭的雪》。

陶然亭，并非亭，而是慈悲庵西院正面的三间敞轩，它位于古刹慈悲庵内，然陶然亭之名大过慈悲庵。“陶然”二字取自白居易的诗作，“更待菊黄佳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年近古稀的白居易，置身高阁，侧身西眺，与老友刘禹锡解囊沽酒、豪爽痛饮，陶然大醉，堪称雅事。“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也不免有几分妙趣。即便在旷达背后，二人实则闲而不适，虽醉亦不能忘忧。

北京的历史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皇家文化、士人文化与平民文化。诞生于宣武门外这一地理范围内的宣南文化，恰恰将三者都包容其中，既有以先农坛为代表的皇家祭祀文化，以琉璃厂、湖广会馆为代表的京城士人文化、会馆文化，也有以大栅栏、天桥为代表的平民市井文化，可谓荟萃了明清以来“京师文化之精华”。

西方版画中，中国皇帝在天坛祭天的场景。来源：图书《京华遗韵》。

建成于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陶然亭，是宣南地区头一等的雅集地点。因其为工部郎中江藻监管黑窑厂时所建，故又名“江亭”。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江藻长兄江蘩对亭子进行了修改扩建，修得三间敞轩，自此，已然有点名不符其实的陶然亭，成为了清代京城重要的风景游赏地和士大夫的雅集场所。一时间，“宣南士夫宴游屡集，宇内无不知有此亭者”。

乾隆年间，陶然亭迎来了“江亭雅集”的黄金时期。代表着当时士大夫主流取向和京师人文氛围的“江亭文人”，亦在士林中颇具影响力。

为什么偏偏在南城？为什么文人偏偏汇聚于陶然亭？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给予了答复：“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在宣南赁房而居的士人们，于往来唱和酬答间组成了一个个流动性很高的文人圈子。

泼墨挥毫、焚香煮茗、吟花望月、听琴饮酒、游山玩水、赋诗撰文，与更加世俗化的柴米油盐不同，京师文人向来有结社雅集的传统，特别是清末，此风尤盛。从某种层面上来说，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精致生活的最高典范，区隔于庸常生活，令他们远离俗务、尘虑尽消。

“雨霁登高去，秋空放眼晴。西山斜日澹，北阙暮云横。纵酒成狂客，销愁仗友生。不知故园菊，篱下几枝荣。”这是乾隆年间盛复初与同乡友人在陶然亭附近的黑窑厂登高所作。同样是在乾隆年间，大学士纪昀（纪晓岚）与好友登上陶然亭，饮酒食蟹赏秋。这段经历后来被他写入诗作之中，“左持绿酒右持螯，对此真堪赋老饕。记得红萸黄菊节，陶然亭上共登高。”诗酒花茶，琴棋书画，高谈阔辩，文人的趣味，少了几分烟火之气，多了几分清幽隽雅之姿。

及至道光年间，以翰林院编修徐宝善和经世大臣黄爵滋为中心的江亭雅集圈声名一时无二。徐宝善曾于道光十八年担任会试同考官，黄爵滋更是与林则徐、邓廷桢等同为禁烟名臣。此二人之外，亦不乏梅曾亮、管同、潘德舆、龚自珍、魏源、汤鹏、马沅等“开眼看世界”的文人，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令他们不得不寄求于雅集的片刻“陶然”。

然而，随着徐宝善的过世，陶然亭雅集也成为过眼烟云，消散于乱苇荒烟。这一方属于文人们的“清静世界”，也再难置身时事之外。

进入民国时间，政党林立，人事驳杂，“例会”式的诗社，已然取代“偶聚”性的雅集，成为清末京师文人士大夫风尚的延续。其中以寒山诗社、稊园诗社为最，产生了颇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一度“名下士以不入寒山社为耻”。此二诗社与郭曾炘、郭则沄父子所创的蛰园诗社并称为宣南三社。

张恨水曾言自己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逛陶然亭，但“走到陶然亭附近，只看到一片芦苇，远处呢，半段城墙。至于四周人家，房屋破破烂烂。不仅如此，道外还有乱坟葬埋。虽然有些树，但也七零八落，谈不到什么绿荫。我手拂芦苇，慢慢前进。可是飞虫乱扑，最可恨是苍蝇蚊子到处乱钻。我心想，陶然亭就是这个样子吗？”其破败可见一斑。一直到1952年，陶然亭连同周围水域被辟为公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兴建最早的一座园林。

国子监

帝国最高学府

修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的国子监，可谓是历代王朝的最高智力的担当所在。国子监是北京城里最为古老的学校，一直到“戊戌变法”时，兴建学堂，废除科举，国子监学才停办。

及至今日，国子监中仍留存有元代国子监的古树二株，槐树、柏树各一。一棵立于大成殿阶下,一棵立于彝伦堂前，据传皆为元代首任国子监祭酒许衡亲手所植。这在《日下旧闻考》中有提及，“国学古槐一株，元臣许衡所植，阅岁既久，枯而复荣。”所谓枯而复荣，说的是这棵槐树据传在明末已死，但到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初夏，枝干上忽又萌发新芽成叶。

许衡担任国子监祭酒时已经62岁，但他不仅抱病亲执教事，还自开学之日起，便将家事托付给儿子，每日只进两餐，谢绝一切宾客来访，专心教学。这些学生，后来成为宰辅大臣者近十人，各部官及地方长官者又数十人。自创建伊始，国子监已然是名副其实的“皇家大学”。

及至明朝朱元璋定都南京，北京国子监也被降为普通的区域府学。但朱棣迁都后，北京行部国子监又改称为京师国子监，也就是北监，成为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在最为兴盛的天顺六年（1462年），北京国子监的监生有一万三千五百余人。监生们的成绩更是斐然，从永乐四年（1406年）到万历三年（1575年），明朝共举办了57届科举殿试，其中有25届监生考中进士的比例都超过50%，还三次出现过包揽“一甲三元”的盛况——即一榜之内，状元、榜眼、探花都出自国子监。

那么，这所中央官学都教授些什么呢？国子监教学以儒学为主，也曾设有算术、书法、律令、礼仪、习射、音乐。清朝，国子监的教学内容变成了纯粹的科举考试训练，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此外，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学习十三经、二十一史。但显然，在出仕为官的大方针下，鲜有考生愿意学习科举考试以外的内容。

在清朝，国子监藏书是唯一可供文人学者阅览的官藏书。但如同日渐朽坏的清王朝一样，这些藏书的命运也颇为诡谲。在《甘肃档案》中收录有这样一段记载，1769年10月，国子监清点监中藏书，发现其中遗失甚多，兼管国子监事的吏部左侍郎德保不得不向皇帝报告。他在报告中除建议责成国子监六堂的历任堂官和助教等赔偿外，并建议处分国子监祭酒、司业等人。国子监祭酒是国子监的主管官员，除此之外，自雍正三年起，皇帝特派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兼任国子监管理监事大臣，总理国子监一切事务，直接向皇帝负责，增加了办学自主权。

国子监

在国子监的中轴线上，分布着集贤门、太学门、琉璃牌坊、辟雍、彝伦堂、敬一亭等建筑。其中，辟雍是古代的一种学宫，原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而设立的讲学之所，《小戴礼·王制篇》中就提到，“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如今国子监中的辟雍，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也是唯一的一座古代学堂，梁思成将其与故宫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天坛祈年殿，颐和园仁寿殿并列为六大宫殿。

这座辟雍的修建，还与为民间所津津乐道的乾隆皇帝红人刘墉、和珅二人有关。在窦欣平所著的《像史学家一样逛北京》一书中提及，1783年，乾隆下旨在国子监中心建立辟雍，时任工部尚书刘墉负责督修。不过，乾隆却对刘墉递交的设计图纸不甚满意，于是下旨让时任户部尚书和珅再行审阅。和珅深谙帝意，建议将图纸上所绘的殿中四根“钻金柱”撤掉，改以抹角架梁，使大殿内无梁无柱，视线宽敞，不仅利于皇帝讲学，而且可节省四千四百余两白银的开支，令乾隆龙颜大悦。这样看来，和珅亦绝非影视剧中所塑造的只知贪腐阿谀的草包那样简单，也难怪老话说：“不到国子监，不懂和珅才。”

辟雍建成的第二年春天，乾隆亲临国子监举行讲学礼，现场除在监贡生、监生外，还有来京的进士、举人、生员和朝鲜使臣，共计三千余人，盛况空前，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辟雍大典。

在西方文明教育传入中国之后，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设立学部取代国子监，国子监这一历代帝国王朝的最高学府，也自此退出历史舞台。

琉璃厂

“逛厂”引领着京城学术风尚

相较肃穆端重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琉璃厂要生动许多。地处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是闻名中外的古文化街，也被称为“京城文化第一街”。之所以得下这个美名，原因大体有二：其一是因为自清初起，琉璃厂就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毕竟国子监的藏书，可不是人人可阅。其二则是因为当时的政治、人文环境。同陶然亭的繁盛起因一样，自顺治年间起，京城实行满汉分居，汉族京官、各地来京官员、应试举子大都住在琉璃厂附近毗邻而居。

邓之诚《骨董琐记》中记载了从顺治康熙时期至晚清时期，住地可考的名士92位，这其中包括孙承泽、金之骏、吴伟业、冯溥、李渔、宋琬、汪由敦、秦大士、袁枚、程晋芳、戴震、纪昀、翁同龢、潘祖荫、李慈铭、袁昶等。其中有65人的住所，都在琉璃厂附近，像是宣武门右陈邦彦的春晖堂、汪懋麟的十二砚斋，虎坊桥毛奇龄的众春园，上斜街顾嗣立的小秀野堂，韩家胡同李渔的芥子园、珠市口西大街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绳匠胡同徐乾学的碧山堂等。

如果说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居民最为热衷的日常活动之一便是“逛天桥”，那么，处于更高阶层的文人雅士，则热衷于“逛厂”。在胡悦晗所著的《生活的逻辑》中，以“‘文化’北京的‘回收’生活”为题，讲述了北京居民逛天桥的刺激和冒险，将其称之为一个有别于秩序化和规范化的日常生活的异度空间，认为其魅力正在于混乱和无序。

但抛开个体化的娱乐表演，单就“回收”和“二手淘宝”而言，琉璃厂无疑远胜于天桥。因为这里，古玩珠宝、玉石瓷器、字画图章、金石篆刻、秦俑唐彩、瓦当造像、铜镜带钩无所不有。这其中，古旧书籍无疑是成就其风雅和底蕴的最大珍宝。据张秀民所著的《中国印刷史》统计，当时北京共有书坊114家，主要集中于隆福寺和宣武门外琉璃厂两处，而尤以琉璃厂居多。

自清代中叶起，北京的书店和字画、文具等业逐渐集中在琉璃厂一带，百余年来形成了文化市街。孙殿起所辑的《琉璃厂小志》中说，以庙会与集市为主的琉璃厂及附近厂甸一带，成为民国时期北京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和文人频繁光顾之地。

琉璃厂书市的繁盛，离不开《四库全书》的编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馆修《四库全书》，为此征调了全国各地文人学士两千余人进京，这些人多住在宣武门外，上午校阅秘府藏书，下午便到琉璃厂寻检书籍。导致琉璃厂书肆激增，文人荟萃，各地书贾纷纷携带珍本、善本书籍来琉璃厂，设肆售卖，也才有了日后的光景。

编撰有《帝京岁时纪胜》的潘荣陛，提及琉璃厂“图书充栋，宝玩填街”。藏书家、诗人鲍鉁则在《春游词》中，描绘了琉璃厂书肆“丛脞书多卷帙残，几人著眼笑酸寒。南沙画片香泉字，幅幅装池骨董摊”，一派繁盛景象。

光绪帝师翁同龢居南横街近三十年，几乎日日去琉璃厂搜求珍本书籍、名家书画。咸丰进士潘祖荫和同治进士吴大澂，也酷爱搜罗善本书及金石碑版。在他们的引导下，翰林院的大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庶吉士等，以及国子监的官员都将琉璃厂视作看书、消磨时间和鉴赏古玩的上佳场所。琉璃厂俨然成了当时北京城里的公共图书馆，这种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

传统社会中，士人阶层对文字与教化的垄断，使得读书脱离了乡土社会，有别于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士人阶层的专利，也被赋予了雅致的色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书籍的持有，被视为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别。而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平民意识，不敢以自身审美趣味来冲撞百姓的日常生活。琉璃厂的存在，很好地融合了传统文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情趣。

在某种程度上，琉璃厂的书摊，引领着当时京城的学术风尚。而琉璃厂一地，也被视为是北京文人的笔筒和书柜。徐铸成在《逛琉璃厂》一文中说，“平时，逛琉璃厂的，大都是教授、学生，看看古书，买些文具……当时，逛琉璃厂，看古书，是被认为是十分风雅的。”

湖广会馆

近代历史风云的见证者

会馆多，是北京城的一大特色。会馆是旧时代科举制度和工商业活动的产物，进京赶考的举子、士人大多聚集在会馆，带来各地的文化和风土人情，也使之成为文化交流传播的中心。在中国近代历史之中，很多会馆都是历史风云事件的策源地和见证者：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经住在蒲阳会馆；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发起建成了安徽会馆；康有为在南海会馆与维新党人策划变法，起草了“公车上书”的万言书；谭嗣同住在浏阳会馆。

在数量众多为联络乡谊而创建的同乡会馆之中，湖广会馆毫无疑问居于一个非常特殊而又传奇的位置，还一度被充作美军的司令部。之所以说是传奇，跟湖广会馆的由来有很大关系，相传这里曾是明朝著名改革家张居正的故宅，并据此传出鬼屋一说，颇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当然，根据《燕都丛考》《北京湖广会馆志稿》等文献的记载：“最早的湖广会馆为明万历年间所建全楚会馆，位于丞相胡同路西（现菜市口大街所在位置）。原为张居正故宅。”

史料记载，湖广建省始于元代，自1376年后，湖广专指两湖之地，而这正是湖广会馆名字的由来。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湖南长沙人、体仁阁大学士刘权之与湖北黄冈人、顺天府尹李钧简“为光耀桑梓，联络南北乡谊，创议公建湖广会馆于北京虎坊桥。”

湖广会馆位于西城区虎坊桥西南隅，当年，两湖举人经涿州，北过卢沟桥，进广安门，风尘仆仆入住这里。而今，在北京城遗留下来的会馆之中，它的建筑规模最大、形式最佳，间数最多，功能最全，而且保存最为完好。同时，湖广会馆也是目前北京城里仅存的建有戏楼的著名会馆之一。

英国女画家伊丽莎白·基思绘制的老北京插图。

历史上，道光十年（1830年）湖广会馆集资重修，增设大戏楼，添设穿廊等。1849年，在时任礼部侍郎曾国藩的倡议下，湖广会馆再次进行了整修，置亭榭等。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六十诞辰之时，旅京的两湖同乡官绅在湖广会馆为其贺寿。同样在这一年，受天津教案牵连，曾国藩的湖南同乡，砸烂焚毁了他在湖广会馆的匾额。

匾额是两湖官员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也是湖广会馆的一大特色。在这里，有叶名琛、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大学士匾，有曾国荃、胡林翼等人的封爵匾，还有刘子庄、黄自元等31人的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匾等。现存匾额之中，尤以曾国藩留名的匾额最多。

捧角听戏，同样是京城文人的一大雅好，湖广会馆的大戏楼曾经名角荟萃，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程砚秋、田桂凤等都曾在这里演出。

1996年，湖广会馆大戏楼重张开业。2009年5月，由郭德纲一手创办的德云社，将分号开进了湖广会馆。此外，这里还设有中国戏曲博物馆，茶室等，共同延续着这座古老建筑今时今日的生命力。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徐学勤 榕小崧 喻子豪 李永博

校对丨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