陨铁发生爆炸致美国匹兹堡“大地震”，

黄金艺术所见中外文化交流

黄金艺术的起源

考古发现表明，黄金艺术始于铜石并用时代。在世界历史中，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地在公元前40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中国铜石并用时代起步较晚，代表性文化为阿尔泰山南麓的切木尔切克文化（Chemurchek Culture），其因20世纪60年代在新疆阿勒泰市切木尔切克乡首次发现而得名。据14C最新测定，该文化流行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1800年。

世界上最早的黄金艺术品是在黑海西岸巴尔干半岛发现的瓦尔纳宝藏（约公元前4000年）。2005年8月，保加利亚考古学家在距首都索非亚120公里的一处古代墓地，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黄金制品，现藏瓦尔纳考古博物馆。

瓦尔纳墓地出土黄金艺术品多达1.5万件。其中，一些金戒指小巧玲珑，制作精美，普通显微镜根本看不出焊接点。发掘者认为，这批宝物的主人可能是色雷斯人的祖先。

殊不知，色雷斯人是印欧人的一支，原始故乡在南俄草原，公元前1500年从黑海北岸西迁巴尔干半岛。而瓦尔纳黄金宝藏的年代在公元前4000年，当为欧洲原始居民的发明创造，与色雷斯人无关。

中国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最初是从欧亚草原开始的。公元前3500年，里海-黑海北岸的印欧人开始向东方迁徙，首先在叶尼塞河流域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形成阿凡纳羡沃文化（Afanasevo Culture），随后在阿尔泰山南麓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形成切木尔切克文化。

随着古代印欧人的大举东迁，黄金艺术首先传入米努辛斯克盆地，如阿凡纳谢沃古墓出土的一些螺旋状，用金、红铜、银、陨铁打制的耳环、手镯等饰物。

公元前2400年，阿凡纳羡沃文化被北方森林草原的奥库涅夫文化（Okunev Culture）取代。奥库涅夫人属于蒙古人种，是阿尔泰语系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尽管奥库涅夫文化尚未发现黄金制品，但是该文化流行的红铜丝耳环和手镯，显然模仿阿凡纳谢沃文化的金首饰。

阿尔泰山南麓的切木尔切克文化亦未发现金器，但是新疆吉木乃县森塔斯湖切木尔切克文化1号石人颈部的新月形佩饰可能是黄金艺术品。

在陕西淳化黑豆嘴村晚商墓葬出土了新月形金佩饰，新月形金佩饰在蒙古国前杭爱省特布希文化（Tevsh Culture，1400—前1100）古墓亦有发现。这些新月形金佩饰及其青铜仿制品，无疑肇源于年代更早的切木尔切克人的新月形佩饰。

公元前1800年，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在中亚草原兴起，因在俄罗斯阿钦斯克附近安德罗诺沃村首次发现而得名。一般认为，该文化创造者就是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雅利安人。

公元前1600年，安德罗诺沃文化传入米努辛斯克盆地，取代奥库涅夫文化。此外，安德罗诺沃文化还南下印度河流域，摧毁印度河文明（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开创了印度史上的雅利安时代。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下坂近年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墓地，就与雅利安人南下印度河流域密切相关。

就在这个时期，安德罗诺沃文化向东方发展。近年，在阿尔泰山南麓的托里、伊犁河流域的尼勒克、特克斯，以及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相继发现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

雅利安人发展了欧亚草原黄金艺术。如果说哈萨克草原阿勒沙拉克墓地（Alshrak burial ground）出土的金耳环传承了阿凡纳羡沃文化传统，那么该墓地所出三角纹管状金手镯、管状金耳环，以及中亚撒马尔干发现的喇叭形金耳环（图2-4：5）则完全是雅利安人独创的。

公元前1400年，安德罗诺沃文化传入蒙古高原，蒙古国前杭爱省特布希文化古墓出土的双羚羊纹金耳环，与哈萨克草原艾巴斯·独洛苏（Aibas Dorosu）墓地发现的安德罗诺沃艺术双马纹金耳环如出一辙，生动展示了雅利安人对黄金艺术的追求。

随着雅利安人的大举东进，喇叭形金耳环或青铜仿制品在中国新疆、甘肃、内蒙古，乃至北京地区广为传播。

吉林大学林沄教授最先注意到，中国早期青铜文化流行的喇叭形耳环源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如甘肃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墓地、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中期墓、新疆伊犁河汤巴勒萨伊墓地、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地墓地等出土的喇叭形金耳环或青铜仿制品。

商周王朝黄金铸造工艺的兴起

里海-黑海北岸缺乏锡矿，印欧人在原始故乡主要采用锻造工艺制作红铜或砷铜器。东迁萨彦-阿尔泰山之后，印欧人利用当地丰富的铜矿和锡矿创立了锡青铜铸造工艺，如中亚草原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Seima Turbino Culture，公元前2200—前1700）就采用锡青铜工艺。

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内蒙古东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河南二里头文化等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亦采用锡青铜铸造工艺。

青海沈那齐家文化墓地和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中，相继发现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单钩铜矛，说明中国早期青铜文化肇源于中亚草原青铜文化。

中国早期金银器制作亦受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大都采用锻造工艺。1977年，北京平谷县刘家河村发现一座商代墓葬，此墓东南14米处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墓。

此墓中人骨已朽，随葬品全为陶器，凡21件，其中折腹盆3件，折肩罐18件。刘家河商代墓葬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相当于商文化二里岗期，也即商代中期。

这座商中期墓随葬了青铜礼器一组16件、铁刃铜钺、玉斧、玉璜和一些黄金饰件，计有金臂钏2件，喇叭形金耳环、金笄、金箔各1件。值得注意的是，刘家河商墓出土黄金艺术品大都采用欧亚草原传统的锻造工艺，不过有一件金笄采用铸造工艺，开创了中国黄金铸造工艺之历史先河。

据北京大学冶金史专家陈建立博士调查，安阳殷墟遗址侯家庄M1004号墓随葬的一件金泡饰和一件作固定用的金构件是铸造的，年代在晚商时期（公元前1300—前1100），为我们研究中国黄金铸造工艺发展史提供了另一重要标本。

在商代遗存中，黄金铸造工艺品可谓凤毛鳞爪，直到西周晚期才在中国北方得以推广。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河南三门峡的虢国墓地、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相继发现铸造工艺制作的金腰带饰件。

199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在三门峡虢国墓地2001号墓发掘出12件套黄金带饰，皆采用铸造工艺，并且装饰饕餮纹等典型的西周艺术纹样。

1993年，山西曲沃曲村镇晋侯墓地III区8号墓发现15件套黄金带饰，计有：垂叶形饰1件，兽首形饰1件，弧面扁环5件，绞丝环6件，弧面扁框1件，绞丝框1件，均由铸造而成。

其中，垂叶形饰为三角形，正面凸起，中央为半浮雕的兽首，四周为突出的三角几何纹，背面有横梁三道。兽首形饰高、宽均为1.5厘米，五官清晰而精致，背面有横梁一道。

垂叶形饰高6.9厘米、宽4.1厘米、弧面扁环直径5.4厘米。据晋侯钟铭文，8号墓的主人就是《史记》记载的晋献侯，约公元前822年—前812年在位。
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自2005年开始发掘，历时6年，从中发掘出土青铜器、乐器、玉器、金器等多达上万件。尤其是“芮公”“芮太子”带铭青铜器的发现，说明这里是春秋早期芮国最高等级贵族墓地。

芮国墓地M27号墓出土金器，皆铸造成形，包括金腰带饰件、蟠螭纹金剑鞘、金韘（或称“金扳指”）等。

山西晋侯墓地、河南虢国墓地、陕西芮国墓地出土金器，不仅制作方法采用中原特有的铸造工艺，而且摆脱了欧亚草原动物纹艺术的桎梏，采用饕餮纹、蟠螭纹等典型的西周艺术纹样。

总之，从商代中期（约公元前1400）开始，中国特有的黄金铸造工艺异军突起，至西周晚期（约公元前9世纪）成为中国金银器制作的重要工艺之一。

近东文明对中国黄金艺术的影响

近东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世界黄金艺术的发源地之一。公元前9世纪，亚述文明开始对中国文明产生影响。亚述人在近东的历史，大致可分为早期亚述、中期亚述和亚述帝国三个时期。

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直迄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雄踞亚洲一个多世纪，首都尼尼微成为世界性大都市。近年，新疆且末、吐鲁番、哈密出土的西亚乐器箜篌、城垛纹陶器和毛织物，显然与公元前9世纪亚述艺术的东传直接相关。
201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阿尔泰山南麓，哈巴河县东塔勒德水库淹没区发掘了61座古墓，今称“东塔勒德墓地”。除了玛瑙珠、绿松石项链、红陶壶、铁刀、铜镞之外，发掘者还挖出300多件黄金艺术品。

其中，野猪、雪豹、羚羊、狮子纹金箔和喇叭形金耳环，与哈萨克斯坦奇利克塔石冢（Chilikta Kurgan）、俄罗斯图瓦共和国阿尔赞2号墓（Arzhan Kurgan No.2）随葬的黄金艺术品相似。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物博士将其年代定在公元前7世纪。2012年夏，笔者和日本学者林俊雄一起去乌鲁木齐新疆图书馆，听发掘者于建军介绍东塔勒德墓地。林俊雄在会后点评说，东塔勒德黄金宝藏与阿尔赞2号墓的年代大致相同，当在公元前7世纪。

东塔勒德墓地M32号墓的雪豹纹金箔，身体呈卷曲状，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伊朗北部兹微耶宝藏（Ziwiye Hoard）的卷曲动物纹金饰件相似。

而东塔勒德墓地二区M3号墓的金箔狮子则模仿亚述艺术的狮子，与亚述首府尼尼微北宫（North Palace of Nineveh）遗址出土的亚述巴尼帕尔（Ashurbanipal，前645—前640）统治时期狮子浮雕如出一辙。凡此表明，亚述艺术是公元前7世纪阿尔泰山南麓黄金艺术的源泉之一。

1976—1977年修建南疆铁路时，在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阿拉沟发现一批竖穴木椁墓。新疆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苏贝希文化彩陶、有翼狮子青铜祭坛，以及40余件动物纹金饰件。

这些金饰片轻薄如纸，形状有狮形、盾形、六角形、菱花形等，纹饰有虎、狮、兽面、花瓣、田字纹等，采用模压工艺制成。

其中，虎纹圆金牌、狮形金箔、对虎纹金箔饰带的动物纹，与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战国时期墓葬出土动物纹风格相似，皆呈后蹄翻转180度形式。

此外，阿拉沟木椁墓还发现凤鸟纹丝绸残片和战国时期山字纹铜镜残片，说明此墓年代当在战国晚期（公元前5—前3世纪）。

这正是古波斯帝国统治两河流域时期，因此，阿拉沟木椁墓的狮子纹黄金饰件与古波斯艺术的狮子风格颇为接近。先秦文献称狮子为“狻猊”，其名源于波斯语“šagr”（狮子）。

近东文明对中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无独有偶，吐鲁番艾丁湖古墓曾经发现一件双联金牛头剑首，现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这个金剑首与乌克兰第聂伯河（R. Dnieper）畔斯基泰古墓（Chertomlyk Barrow）出土金柄铁剑上的双联金牛头剑首如出一辙。从艺术风格看，这种双联金牛头艺术肇源于古波斯王宫的双牛石柱头。

胡服骑射与中国黄金艺术的发展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周威烈王封赵烈侯赵籍为诸侯，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而赵国后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赵国地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赵国以北为中山、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分布区。中原军队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在与北方胡人骑兵交战中往往处于劣势。于是，赵武灵王十九年进行军事改革，实行“胡服骑射”。
西周末年，华夷之辨渐兴，从事农业的中原人士往往视北方游牧人为“戎狄”。至战国之世，东方各国逐渐形成一种崇尚中原农业文化、轻视北方畜牧文化的华夷观。

因此，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初，遇到很大的阻力。为实现军事改革，赵武灵王首先要求朝中大夫改装。《竹书纪年》记载：“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鄂尔多斯地区），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此后，赵军一律改穿胡服。
《战国策·赵策二》引赵武灵王的话说：“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实际上，赵武灵王从未强迫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军队中强制推行。中原官兵的衣服是根据步战和车战要求做的，而胡人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马，动作灵活方便。

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赵国百姓纷纷效仿朝中大夫和赵军服饰，于是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带钩等胡人服饰开始在赵国百姓中流行。中原人士穿裤子、佩带钩就源于胡服骑射。
1979年，内蒙古准格尔旗北部西沟畔牧民在野外放羊时发现一批风沙吹出的文物。经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实地调查，这批文物出自一个古代墓葬群。工作队清理了其中3座墓。这三座墓的形制相同，只是随葬品不尽相同。

2号墓以金银器为主，3号墓以青铜器为主，而1号墓仅残存几件难以辨别器型的铁器。西沟畔3号墓出土的青铜刀剑，与内蒙古毛庆沟战国早期墓同类器物相同，当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前在“河南地”（今鄂尔多斯地区）游牧的楼烦人古墓。

西沟畔2号墓出土了大批动物纹金银器，金牌上马纹的后蹄呈180度翻转，与新疆阿拉沟木椁墓，以及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墓出土文物上的动物纹相同，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

值得注意的是，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7件虎头银节约，皆刻有战国文字，包括“少府二两十四朱”“□工二两二朱”“□工二两廿一朱”等铭文。铭文中“斤”“两”“朱”为战国时期计重单位，而“□工”为赵国工官之名，前一字不确定，但是其名无疑相当于秦国的“寺工”或汉朝的“考工”，为皇家手工业机构“少府”的属官。

尽管“少府”见于战国晚期秦、韩、魏、赵等国，但是这些银节约上的文字属于赵国文字，当为赵国工匠打造。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击败在鄂尔多斯草原游牧的林胡。然后“礼服”楼烦王，征集他们的军队。

这样，林胡、楼烦两国上千里土地被赵国兼并，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治之。赵国还修筑了从今河北宣化沿阴山山脉西行，直达今河套五原以北狼山的赵长城，以巩固北方疆土。

这批虎头银节约用铸造工艺制作，传承了商周王朝铸造金银器的传统，但装饰纹样却是游牧人喜好的动物纹，显然是赵国兼并楼烦后专门为胡人打造的。

西沟畔2号墓还发现两块虎噬野猪金饰牌，背面刻有“一斤五两四朱少半”“一斤五两廿朱少半”“故寺豕虎气”等战国文字。据黄盛璋考证，这两件虎噬野猪金饰牌是秦少府工匠打造的。

战国晚期，匈奴人南下鄂尔多斯，楼烦王一度归降匈奴。秦灭六国后，大将蒙恬收复“河南地”。此后楼烦游牧之地并入秦国版图，那么西畔沟2号墓或为秦国兼并“河南地”之后楼烦的贵族墓。

值得注意的是，西沟畔刻写战国文字的金银器采用中国传统的黄金铸造工艺，而阿鲁柴登战国晚期墓出土动物纹金冠亦采用铸造工艺。

从制作工艺看，二者皆为中原工匠的杰作。近年，西安北郊战国晚期铸工墓的发现，进一步解开了战国晚期中原工匠铸造黄金艺术品之谜。

1999年12月，陕西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北郊北康村发现一座战国晚期墓葬，从中发掘出一批铸造动物纹牌饰的模具，发掘者推测此为战国晚期铸铜工匠之墓。

2006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教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世界冶金史大会上提出，西安北郊康村战国晚期墓葬出土的动物风格青铜铸造牌饰，以及其他器物构件的25件铸铜陶模具尤为重要。

这个发现说明秦人为草原游牧人生产器物，而且金属工业就像地方经济和外交政策一样，成为秦国经济、政治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对秦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9年，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马健博士进一步分析了西安北郊战国晚期墓的铸工模具。他认为，在这批动物纹模具中，长有枝蔓状鸟头鹿角、后蹄翻转180度的马身神兽造型，应是根据阿尔泰鹿形格里芬改造而来。

这种题材的牌饰在中原本地并不多见，而在甘肃庆阳、宁夏固原以及鄂尔多斯等地的戎、狄部族中广为流行。由此推测，这位工匠生前铸造的青铜或金饰牌可能是向北方草原民族输出的。

这种农业定居民族为北方草原民族制作金器的现象并不罕见，欧亚草原西部斯基泰古墓出土金器中，有许多就是由黑海北岸的希腊工匠专门制造的。

小 结

综合全文的讨论，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六点结论：

第一，中国与西方青铜文化有着共同的起源，但是二者后来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西方青铜文化以锻造工艺为主，而中国青铜文化则以铸造工艺为主。中国黄金艺术的起源和发展，生动反映了东西方两大冶金工艺争奇斗艳的历史过程。

第二，中国与西方黄金艺术的交流是从欧亚草原开始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对中国青铜文化影响至巨，如新疆、甘肃、内蒙古、北京等地夏代至早商时代的喇叭形金耳环或青铜仿制品，便源于安德罗诺沃文化。

第三，北京刘家河商代二里岗期墓葬、殷墟晚商墓葬曾发现铸造成形的黄金制品，说明中国黄金铸造工艺于商代中晚期异军突起。

第四，西周晚期黄金铸造工艺得以在中国北方地区推广，山西晋侯墓地、河南虢国墓地、陕西芮国墓地出土的黄金艺术品，不仅制作方法采用中原特有的铸造工艺，而且摆脱了欧亚草原动物纹艺术的桎梏，采用饕餮纹、蟠螭纹等典型的西周艺术纹样。

第五，早在公元前7世纪，亚述文明就对中国黄金艺术产生影响。新疆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M32号墓出土的卷曲雪豹纹金箔，以及该墓地二区M3号墓出土的金箔狮子就源于亚述艺术。古波斯帝国建立后，丝绸之路上开始流行波斯艺术。乌鲁木齐南山阿拉沟木椁墓、吐鲁番艾丁湖古墓出土的黄金艺术品，为研究古波斯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提供了实物证据。

第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北方游牧人的经济文化交流。鄂尔多斯西沟畔战国晚期墓中，发现了赵国和秦国官府手工业作坊为北方游牧人铸造的动物纹金银器。近年，西安北郊北康村战国晚期铸工墓中还发现了铸造动物纹牌饰的模具。凡此表明，鄂尔多斯战国晚期墓所出铸造工艺制作的动物纹牌饰，是秦国官府手工业作坊在中原铸造，然后输出到北方草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