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德国波鸿城市的体力劳动者该如何脱离工人阶级？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波鸿的二代体力劳动者，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一定是通过有限的机会、有限的期望，以及承受非常巨大的压力来实现垂直社会流动的。

大多数体力劳动者将留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技术层次工作视为满足。而大部分的脑力劳动者对留在脑力劳动者行业感到满足。

这与当代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的中国父母希望子女留在城市，而大多数从事脑力劳动的父母希望子女考取公职的心理大致相同。

一、学徒制

德意志帝国时期，对于绝大多数波鸿体力劳动者的儿子来说，最便捷也是最熟悉的晋升途径是学徒制。

这座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工厂学徒制（通常是在金属行业）最为普遍。想要把儿子培养成为独立工匠的情况较少。

工厂学徒制也为非熟练体力劳动者的儿子们开辟了一条道路，使他们能够获得比大多数父辈更高的收入、更稳定的工作和未来更高的社会地位。

事实上，学徒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垂直社会流动的形式，它将未来的熟练工人与其他非熟练工人区分开来，并高于其他非熟练工人。

在波希默尔联合公司，他们要求学徒提供道德品质良好的证明，甚至会因为不道德的生活作风而被解雇。

此外，因为成为一名学徒所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相对较小，在波希默尔联合公司，学徒期持续3-4年，在此期间小男孩挣的工资可以增加家庭收入。

他的收入也会逐年增加，最后还会得到一笔奖金，因此，学徒制也更利于工人阶级家庭实现向上的代际流动。绝大多数家庭设法让子辈完成学徒生涯。

根据1882-1893年在波希默尔联合公司完成学徒期的学徒父母的职业轨迹来看，一方面，约有50%的学徒，其父母是非熟练工人。熟练工人的子弟完成学徒期的只有15.7%。

脑力劳动者的子弟只占10.3%。这不仅与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有关，还与父母职业观念有关。脑力劳动者和熟练工人的收入相对较高，他们可以选择送其子辈去做学徒。

也可以选择让他们去学校接受教育，但是受教育的费用与周期是很多非熟练工人家庭无法负担的。

脑力劳动者和熟练工人的家庭也更倾向于让孩子实现向上流动，而不是从事体力劳动，因此相对，非熟练工人家庭通过学徒制让其后辈进入熟练工人的行列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

已经是一种进步。另一方面，在非熟练工人中，矿工子弟完成学徒期的只占4.3%。工厂非熟练工人占到了41.7%。这表明做熟练金属行业的学徒是非熟练工人子辈们晋升的重要途径。

矿工的子弟们在晋升到熟练的体力工作岗位上的成功率虽不亚于非熟练工厂工人的子弟，但他们往往是沿着其他路径进入到建筑行业或手工行业。

与矿工相比，非熟练工厂工人更加适合也更有兴趣帮助他们的子辈进入熟练金属行业。这构成了这两个工人群体之间机会和经历的重要差异。

然而，并非所有的学徒都可以如期毕业。一些工人阶级的父母，大概是需要更多的收入来维持日常开销。

于是他们会让儿子中途撕毁学徒合同，去从事报酬更高的工作，哪怕是在煤矿里做非熟练工作，这也是很多非熟练工人的子弟依然停留在他们父辈的职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学徒制是德意志帝国时期波鸿劳动人口实现代际流动的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于非熟练工人的家庭来说。

作为一份经济投入相对较低，却能更有效的改善非熟练工人社会地位的途径，也成为了这一群体首要的选择。

二、学校教育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波鸿的劳动者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方式除了学徒制，还有一个更为有效的方式，即学校教育。

德意志帝国时期波鸿的学校教育主要包括：工匠进修学校、矿业学校、职业学校及高级中学这四大类，他们各有分工，共同促进了当时波鸿的代际流动。

第一，工匠进修学校。学徒制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孩子没有机会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自19世纪初，波鸿就有了一个进修学校。

该学校最初是一家不定期经营的私营机构，与职业学校有着松散的联系，它的目标是对那些已经离开普通中学，但后来参加了工业和手工学徒职业的青年人进行通识教育。

课程包括德语、数学、绘画、力学和其他相关科目。但从一开始，这所学校的入学率就很低。19世纪60年代，虽然社会给了学校物质上的援助，但是这所学校还是在日渐衰弱。

到19世纪70年代，虽然政府颁布了一些法令，规定16岁之前必须上学，但是受雇主们的压力，学校也相应的做出了减少上课时间的妥协。

到1900年，这所学校有近1100名学生。事实上，很少有学徒能定期参加其课程，家长们和大多数的雇主也都反对孩子们去这样的学校进修。

雇主和家长都不是特别热衷于让他们的学徒和儿子提升他们已经掌握的技能，而在当时人们认为学校是否能帮助很多年轻人在他们的行业中取得进步也值得怀疑。

第二，矿业学校。学徒制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是矿业学校。矿业学校和矿业预科学校是1816年在波鸿组织起来的。预科学校补充了学生在普通中学接受的教育。

向他介绍采矿的基本要素，并充当通往矿业学校的桥梁。只有少数参加预科学校的学生可能进入矿业学校。根据这里所学的课程，学生可以胜任矿厂中的低层或高层管理职位。

体力劳动者的子辈可以参加较低层次的课程，这样他们每天还能有时间工作来养活自己。但是更高层次的课程要求完全投入精力，不允许边工作边学习。

正如职业流动性研究已经表明的那样，无论是哪种情况，使用这种晋升途径的矿工和其他体力劳动者子辈的比例都非常小。

第三，职业学校。1851年在波鸿建立的皇家省立职业学校，是体力劳动者子弟的另一个潜在的社会扶梯。

它在数学、科学和技术科目上的培训为进入高等技术学校进一步培训提供了必要的准备。但体力劳动者的儿子在学生中仍然是明显的少数派。

到1880年，就读于该校的49名学生中，只有8名出生在体力劳动者家庭，他们的父母都是熟练工人或手工工人，其余的学生均来自中产阶级或中上层阶级。

第四，高级中学和实科中学。这里的高级中学和实科中学主要指近代以来德国为适应工商业和交通业发展的需要，创办的着重讲授自然科学理论和常识的学校。

这类学校往往会成为脑力劳动家庭的首选。九年的学业以及高级中学毕业证书不仅使学生有资格进入大学，而且国家政策允许他们服较短时间的兵役。

在公务员制度内外也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这类学校中体力劳动者的子辈相对较少。

三、流动性

许多体力劳动者一开始就不太可能送他们的儿子去高级中学或实科中学，学徒制才是体力劳动者一种更为常见的选择。

因为这类学校几乎全是脑力劳动者的子弟，因而对体力劳动者的孩子充满敌意。

二是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根本不能承担高昂的学费。在19世纪80、90年代，这类学校每年需支付120到140马克，相当于矿工平均年收入的10%以上。

因此，只有少数体力劳动者的子辈能够拿到高中毕业证。对于脑力劳动者来说，高级中学和实科中学的主要功能不是促进社会流动，而是确保地位的延续性。

事实上，即使在脑力劳动者阶层，中等教育也很难帮助他们提高社会地位。

在1876年入学的91名学生中，有27.5%的人到1910年时从事与他们父亲完全相同的职业，而47.2%的人保持在相同的地位或向下流动。

最重要的是，只有25.3%的人经历了向上流动。因此，高级中学教育只能帮助少数人实现向上流动。总之，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波鸿，显著的人口垂直流动并不频繁。

一个社会的人口流动模式事实上是由客观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共同决定的。

作为一座新兴的工业城镇，波鸿拥有活跃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人口，而工业经济和城市社会对于熟练工人和白领阶层的需求也在增加。

不断增长的人口又为小商人、建筑行业和服务业等提供了新的市场。尽管如此，但大多数向上流动基本遵循相邻社会群体之间谨慎进步的形式。

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平等，也受到个人价值观的影响，即一种规避风险、拒绝新奇和创新的心态。

城市的生活经历不但不能冲破带有农村生活特征的传统宿命论思维，反而滋生了不安全感。因此，选择一条谨慎、安全、便捷和熟悉的流动路径。

不是一种认知上的失败，而是生存的必要策略。此外，大多数工人很可能并没有将所谓的成功定义为脱离工人阶级。

因此，渐进、温和的上升或下降就成为波鸿人口垂直流动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