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渤海国时代的渤海人，后来过得怎么样了？

渤海国被契丹灭亡后，其遗民仍以一个族体的形式生活着。

由于长时间被异族（契丹和女真）所统治，渤海遗民的风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与他族习俗杂揉共存的特征，汉化趋势尤其明显。

到了金朝后期，渤海人以基本上趋于汉化，等到了金末元初，本族习俗已消失殆尽。

渤海人的衣冠之礼

辽与金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多民族政权，不同民族混居杂处，但又相对集中，共同生活在幅员辽阔的土地上。

在彼此交往的过程中，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与风俗习惯互为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民族的文化内涵都悄然发生着变化。

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衣冠之制亦分两种：“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

这里的“国服”即契丹本族服饰，按照此项规定，凡任北面官者，无论哪一民族都必须穿“国服”，反之亦然。

因此，在辽朝出任官吏的渤海人，既有穿契丹朝服的，也有穿汉官朝服者的。

国服以窄袍、碟蹼带、靴为主要特征，装饰少而简，与契丹人日常服饰差别不大，活动方便，适于鞍马生活。

汉服以纱袍、裙儒、蔽膝、鞋袜为主要特征，佩饰多而繁，注重仪表威严高贵，适于宫廷生活。

实际上，渤海国人早在唐朝时期就已有汉化的趋势。穿着汉族服饰的现象，在渤海国时期贞孝公主墓葬的壁画中就有反映。

到了金末元初，渤海人几乎完全以汉人的习俗取代本族习俗。

当然，在辽朝时期，爱穿契丹服饰的渤海人也不少。

“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翰兵，步骑万余人，并凳发左枉，窃为契丹之饰”。显然，这是一支“契丹化”的渤海人军队。

有趣的是，在当时的北方地区，“服饰胡化”成为了各族人民的“新时尚”，甚至直接影响到地处南方的宋朝。

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诏，“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宜严行禁止”。

到了金朝时期，政府颁行髡发易服令，强迫各族人民采用女真族的发式与服饰。

天会四年(1126年)十一月告谕河北、河东各地：

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枉。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付逐处，准此。

其后，剃发易服令在金国推行，不如式者“斩之”。

渤海人也不例外，不得不实行髡发易服。

这种违背各族人民意愿强行改俗的政策，必然会遭到普遍的不满和反抗，但正所谓“胳膊拧不过大腿”，各族人民不得不委曲求全，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

海陵王完颜亮即位后，统治者不再禁止人们穿着汉服，但根据宋人范成大《揽髻录》中记述：

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具化。最为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

到金章宗时期，穿着汉服的人逐渐多起来，甚至女真人开始穿起了汉人服饰.渤海人不出意外，其穿着习惯也应该与女真人一样。

渤海人的恋爱与婚娶

在辽金时期，渤海人在东北各少数民族中文化水平最高，风俗习惯与汉人更为接近。但在恋爱与婚嫁习俗上，却长期按照本族传统习俗发展变化，表现了独特的民俗风情。

在封建社会，一夫一妻制通常表现为男尊女卑，男子大多有纳妾的特权。

然而在渤海人这里，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基本上保持男女平等。她们不容丈夫另娶侧室，甚至可以约束丈夫的行为。

辽金时期，契丹人和女真人不仅贵族官宦妻妾成群，连富户良民也有小妇侍脾，只有渤海人基本实行着真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至少在迄今所发现的渤海人墓葬中，凡男女合葬墓均为一男一女，无一男多女的例证。

另外，渤海人的未婚青年男女到了求偶年龄，可以自由交往谈情说爱。

在渤海人聚居区的东京辽阳府一带，青年男女的交往是比较随便的，他们在交往中自择佳偶，定情后，“必先攘窃以奔”。

在当时的渤海人看来，男女自愿婚远胜于纳币为婚的聘娶婚，这种婚姻不仅得到男女双方父母的承认，也得到渤海社会舆论的认可。

后来，金世宗全面推行封建礼法。

大定十七年（1177年）十二月颁诏令：“以渤海旧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诏禁绝之，犯者以奸论。”

从此，渤海人的自由恋爱婚嫁风俗，被视为非礼行为予以限制，聘娶婚逐渐取代自愿婚，成为渤海人的主要婚姻形式。

辽金时期，渤海人与外族通婚的现象也很普遍。不过，一夫一妻制度首先在族际婚中被破坏，一些渤海女子成为契丹、女真统治民族的侧室、小妾。

• 辽朝时期，渤海大族女子被选进皇宫纳为殡妃，又有契丹公主下嫁渤海世家大族。
• 金朝时期，选渤海士族女子“有恣德者”赴京师（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嫁与女真亲王为妃的记录，一直都在延续。

尽管渤海人与契丹、女真族通婚，但在某些方面却抵制、拒绝接受契丹、女真族的婚姻习俗。

金世宗的父亲完颜宗辅先故，按女真旧俗“妇女寡居，宗族男子可以接续为妻”。但世宗的母亲渤海人李氏，为了抵制这种落后的婚俗，竟然削发出家为尼。

因为渤海人在各方面习俗日趋汉化，因此他们与汉人通婚的现象更为常见。到了金朝后期，渤海人已逐渐抛弃本族的传统婚俗，全面采用汉族的婚姻习俗了。

渤海人的生活方式

渤海人勃兴于白山黑水之间，特定的地理环境使他们在经济生活呈现出多样性。

在农业居主要地位的基础上，畜牧业、手工业、采集业、狩猎业作为不可缺少的补充经济部门，都占有一定的比重。

多样性的经济模型，决定了其经济属性的外向性。

发达的交通和频繁的贸易，支撑了渤海封建经济的蓬勃发展，经商习俗成为了渤海经济习俗的一种特色。

渤海之地原产名马，在渤海归辽之后，每年需向契丹朝廷输纳一定数量的马匹。

《辽史·食货志》记载：“东丹国岁贡千匹（马）”。即便被迁出原居地后，迁入辽东半岛与分布在东北各地的渤海人，仍在很长时期内，保持着善养马匹的习俗。

史书时有记载两地渤海遗民向辽、宋贡纳马、鹰、貂皮等物产。《宋史·外国列传·定安国》记载：“端拱二年( 989 年), 其王子因女真使附献马、雕羽鸣摘。”

辽朝统治时期，马在渤海人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使得渤海人比金后期的渤海人，更多地保持着本民族强悍、粗犷、尚武的性格。

《松漠纪闻》记载：“（渤海）男子多智谋，晓勇出他国右，至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语。”

辽朝时期，“治渤海人一依汉法”，使得渤海人的社会经济生活逐渐与汉人接近，但在民族风俗和性格方面，两族还有很大的差别。

因而在当时北宋人眼中，“渤海人尚同夷狄”。

金朝后期渤海人上层士大夫盛行儒雅之风，下层庶民力于田间耕作，完全同化于汉人。

此外，渤海人还喜好养猪，这是肃慎一系民族传承数千年的特色显著的习俗。

辽金时期，渤海人的商业习俗表现在互市、集市、客商等方面。辽朝前期，渤海人在经济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可独立进行对外贸易。

《南唐书·契丹传》记载，渤海人随契丹国使朝见南唐皇帝，除了带去的礼物外，“别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胃，以其价市罗纹茶药。”

而且，渤海人还在辽东与高丽的边界处立互市，以通“高丽之货”。在交易中表现为按数量、质量进行等价交易的习俗。

渤海人中，还有往来各地的“客商”，他们把当地的特产运到外地出售，再把外地的货物运回出售。

往往为园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数十干丛生者，皆燕地所无，才以十数千或五千贱贸而去。

从辽统治者对各民族一贯奉行因俗而治的方针看, 这大概也符合渤海人的商业习俗。

渤海人的娱乐方式

渤海国盛时号称“海东盛国”，亡国后，其礼乐为辽金王朝所承用。

《辽史·仪卫志》中记载有“渤海仗”：

天显四年( 929年)，太宗幸辽阳府，人皇王备乘舆羽卫以迎。乾亨五年(983 年)，圣宗东巡，东京留守具仪卫迎车驾。此故渤海仪卫也。

渤海乐在唐时，即传人中原和日本。

辽金时期，渤海乐成为宫廷礼乐的组成部分，《金史·乐志》记载：金朝宫廷礼乐“有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

乐舞和歌舞的表演形式，是渤海人传统的歌舞乐习俗，在宫廷庄重肃穆的场合以乐舞形式为主，在民间则以活泼热烈的歌舞相伴的娱乐形式为主。

《契丹国志》卷二四《王沂公行程录》记载：

渤海俗，每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舞者数辈前行，士女相随，更相唱和，回旋宛转，号曰‘踏锤’。

没有人数和场地的限制，大家边歌边舞，气氛十分热烈。

打马球也是渤海人十分喜欢的竞技博戏活动。

辽金时期，渤海人中仍很盛行击马球的竞技活动，这既是马术、击球的技巧竞赛，也是力量、意志的角逐，体现了渤海人强悍的性格。

不过，在当时的契丹人看来，打马球是一种具有战斗风格的娱乐活动，一度被视为不安定因素而被禁止。

辽金时期，渤海人出家为僧尼的人为数不少，连贵为皇族成员的金世宗母亲李氏也遁人空门。

然而，渤海人的佛门弟子的某些行为，却与传统佛教徒大相径庭。

在《松漠纪闻》中，就记载了金初完颜蒲路虎（宗磐）刚出任东京留守时，遇到的与渤海僧尼有关的事。

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柃瘦孟，遮道而献，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临遣时，宣戒我勿得饮尔，何人乃欲以此器导我邪？顾左右令洼勃辣骇(女真语为敲杀) 。

僧人劝人饮酒，劝酒对象还是地方最高长官，不得不说“前所未闻”。但这也许是在渤海风俗的影响下所出现的异化现象。

总结

总的来说，辽金时期渤海族由于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长期与汉、契丹、女真等族杂居相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民族习俗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如果说在辽朝和金前期渤海人的经济、社会、信仰、游艺等习俗还保留某些本民族的传统特征，到了金朝后期渤海族的习俗多已汉化，本族习俗所剩无几。

当渤海人基本以他族的习俗取代本族的习俗时，这个民族就不复存在了，到元朝，渤海人就彻底消失从史料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