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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越南·纪实｜一个村庄的移民样本

【编者按】

惨剧在欧洲老牌工业现代化强国再次上演。

2019年10月23日凌晨，英国埃塞克斯郡一个冷冻集装箱货柜内发现39具越南籍偷渡者遗体。这是2000年以来英国最严重的人口贩运致死事件。

数据显示，每年有约1.8万越南人偷渡到欧洲，而越南移民每年付给人口走私犯的钱可能达到2.34亿英镑。

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死难同胞的遭遇感同身受，但对于生存和安全之间究竟如何抉择，却没有人能轻松作答。

2019年11月2日，越南乂安省演州县演胜乡已经连下两天的雨，天色灰暗，空气潮湿。

在一个叫十一村的村庄深处，比标准足球场面积小一些的草地坑坑洼洼积着水。下午两点开始，陆续有一些身穿西班牙球衣的少年来到泥泞不堪的场地，一边清理积水，一边开始热身、传球。

他们光着脚、打着赤膊，欢声笑语，看起来无忧无虑。再过两小时，他们将和邻村的足球队打一场比赛，胜负赌注是100美元。

少年们在球场上进行传球训练。 本文图片 沈烈（单独署名除外）

这些乡村少年有的刚从国外回来，有的正准备去到国外；有的出国为了打工，有的为了留学。而33岁的阮文雄（Nguyen Van Hung）和18岁的黄文接（Hoang Van Tiep）再也无法回到这里踢上一场球。

9天前，来自十一村的他们和另外37个越南人死于偷渡途中。被发现时，他们蜷缩在一辆通往英格兰的冷冻厢车货柜中，全身冰冷，没了呼吸。

当教堂的钟声响起，村民们结束祈祷，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许仍会背起行囊，去往异国他乡。这仿佛是他们一时无法脱离的宿命。

失踪的人

十一村的地理位置并不偏僻，村口就在越南1A公路边。

这条公路北起友谊关，中通乂安、胡志明，南至金瓯，像条大动脉贯穿越南境内。很多人正是经由这条公路，来到首都河内，再从河内去往异国他乡。

与公路上大车飞驰、鸣笛嘈杂的景象不同，沿着村口的土路往里走，两边是静谧的农田，沿途除了老人和孩子，很少能看到青壮年。

村落就在路的正前方，高低不一的独栋小楼拥挤在一起，有的破败残旧，有的却豪华如宫殿，但村子里最堂皇的还是一座天主教教堂。

球场上看不到悲伤，只有在教堂和失踪者的亲人眼中才能感受到。

阮文雄和黄文接的家就在教堂附近，他们是一对表兄弟，两家仅相隔百米左右。在与儿子失联的那段日子里，黄文接的父亲常常来到阮文雄家，与家属邻居们枯坐在院子里，等待着远方的消息。

“10月22日晚上，我儿子打电话回家，告诉我他是通过VIP通道去英国的。告诉我们要准备10500英镑作为去英国的费用，这是我儿子的最后一个电话。”黄文接的家人说。

一位遇难者家中设立的灵堂。 受访者供图

阮文雄也是如此。10月21日，他给父亲发信息说将“乘坐出租车”到英国，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阮文雄是家中的二儿子，毕业于一家音乐学院。十一村的牧师潘士方介绍，阮是个很受欢迎的人，曾是教团唱诗班的一员。

他也曾想成为一名牧师，但由于条件所限未能成功，加上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最终决定出国打工。

2018年，他和家人借了一笔钱，支付给中介大约17000美元购买了一本护照和一张飞往俄罗斯的机票，随后又从俄罗斯偷渡来到法国，在一家越南餐厅负责洗碗和卖菜。

他曾提到这份工作很艰难。几周前，他打电话给母亲，希望再凑些钱，进行“旅行”的最后一站，但父母并不知道他将会偷渡去英国——事后，有人说他去英国是做美甲生意，也有人说他想去种毒品，这样就可以赚到更多钱。

黄文接出国更早，同样是偷渡到法国在餐厅打工，花费了大约17500美元。工作稳定后他每隔几个月会往家里寄2000万越南盾（约6000元人民币），帮助家人偿还债务。

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靠父亲每日凌晨出海打鱼。作为四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一个，他只上了九年学，便出国打工。虽然父母建议他不要去英国，但他还是坚持：去到那边，工作不会那么辛苦，薪水也会更高，他将有更多的钱贴补家用。

可如今他再也回不来，他的家人仍然欠银行4300美元。

十一村海边的渔船。

偷渡之路

10月21日下午四点，黄文接来到巴黎埃菲尔铁塔下，通过社交软件做了一段直播。

视频中的他留着时髦的发型，胸前的金属十字架格外显眼。走在铁塔下，他肉乎乎的脸上堆满了笑容，这是他留给世人最后的影像。

十一村村长阮春长介绍，村子约有1800人，600-700人在国外打工，平均一家要去2-3个人。去得最多的是法国，约有200多人；其次是中国台湾、西班牙、日本；英国只有数十人。

大约从15年前开始，村里开始有人出国打工，没钱的人借钱也要出去。

今年49岁的黎华勇（化名）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最早的那一批，也是第一个回来的人——从2005年到2016年，他以非法身份滞留法国，用青春和汗水换来了金钱，帮助家里盖了新房、为子女出国留学铺平了道路。

黎华勇解释，法国对偷渡者相对宽容，所以成了十一村村民出国的首选。

联合国毒品及犯罪问题办公室2018年发布的《亚太地区人口偷运报告》显示，越南偷渡者的主要路线是越南——俄罗斯——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西欧。

在村民的认知中，偷渡并不是一件危险的事，哪怕失败了也只会被遣送回来。但只有真正经历过偷渡的人才明白，事实并非如此。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坐冷柜里吗？因为从法国或比利时到英国，过边境时有一种安检仪器，类似于热扫描仪，可以检测出人的心跳和呼吸。”黎华勇在国外听人说，有偷渡客藏在冷柜里，时间久了因缺氧晕倒。

“如果是我，我不会去坐那个车，甚至免费我也不会去。”黎华勇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偷渡过程中没有遭受太多折磨，在法国12年也未被警察盘问过，甚至还向警察问过路。但同村的陈兴道就没那么好运了，他至今都对偷渡心有余悸。

1991年出生的陈兴道是十一村里为数不多的青壮年，他的家靠海很近，父亲早年把沙滩改造成四块篮球场大小的池塘养殖虾，池塘里的水车和供氧机24小时不停运转着。

他是家中长子，2009年高中毕业后无事可做，本想通过劳务输出的方式去到韩国打工，但因为语言考试不过关没能成行。

留守家中并不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他常看到那些偷渡成功的人在国外拍了照片传在社交网络，既羡慕又期待。于是等到2015年，他通过朋友介绍联系上一家中介公司，准备偷渡出国。

2015年6月1日，他和父母来到教堂祷告平安，随后拎着装有四五套衣服的行李箱沿着越南1A公路抵达河内，中介已经为他买好了去往俄罗斯的机票。为此他支付了3000美元的订金。等他到达波兰后，家里还要再支付一万美元。

机场临别时，父母哭了，拥抱了他，目送着他走进候机大厅。此时他手上拿的是一张为期30天的俄罗斯旅游签证，而他的实际目的地是波兰。

苦等和跋涉

9个小时的飞行时间，从越南直达俄罗斯，这是陈兴道第一次坐飞机。

不好的征兆从下飞机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他的行李箱在托运过程中不见了，找了很久也没找到。此时负责接应的俄罗斯蛇头举着写有他名字的纸牌正在等待，而其他10个越南人都已集合，他没有更多时间去寻找箱子，11个人迅速坐车被转移到一间公寓。

他不知道公寓所在何处，只记得里面有卧室、厨房、厕所和冲凉房，地上铺了床垫，十男一女挤在一起睡。

公寓的门从外面反锁，他们被限制外出，但偶尔也会被准许外出15-20分钟购买食物，没有人想着逃跑。

每天主要的食物由一个俄罗斯人送来，鸡肉、面包，没有选择余地。在昼长夜短的俄罗斯，所有人都处于焦躁的状态中，他们期待自己能早日踏上下一段“旅途”。

这一等就是一个月。

陈兴道偶尔也会想哭，他身上带着一个老款诺基亚手机，但因为越洋电话极为昂贵，即使他再想家，也很少打电话。

在等待的时间里，公寓里仅有的娱乐是蛇头留下的一台连了无线网的iPad，他们可以收看youtube和越南的电视节目。

公平起见，大概每个人会轮流看一个小时，看完就睡觉，什么也不做。陈兴道记得，自己看得最多的是动作片，因为那不用思考，时间会过得很快。

其实在陈兴道到达后的第三天凌晨，他就和一个来自安城县的小伙坐上一辆四座小车去往边境，蛇头说他们接下来要走的是“VIP路线”——坐集装箱车进行偷渡。

集装箱里装的是水果，他们和其他中介送来的偷渡客藏在里面。但驶出四五个小时后，蛇头便收到通知，说边境警察查得很严，没法通过，车辆便掉头开回来了。

再次回到拥挤的房间，陈兴道失望极了。直到一个月后，他才收到通知可以转移，只不过这次没有“VIP路线”，他们需要坐车前往。

那天是下午5点左右，十一个人分成两组，刚出公寓就坐上了两辆七座面包车，随后日夜兼程地赶往边境。

在车上，他们起初很兴奋，同行人之间会互相聊上两句，时间久了便是沉默。每开上几个小时，司机会停车加油，间隙让人下车买面包、上厕所。开到偏僻的地方，他们会换车再出发。

直到第二天晚上7点左右，车停在了一片森林外，四周一片漆黑，除了树木的黑色轮廓，陈兴道什么也看不到，只听到远处传来狗叫声。这是他从没想过的场景，他开始害怕了。

出发前，两个带队的外国蛇头把他们的护照丢掉，并警告他们，如果谁大声说话或不听话就会被打。随后在他们身上喷了防虫喷雾，徒步进入森林。

走了一段后，陈兴道发觉地势是平坦的，树林没有越南的茂密，地上偶尔会有积雪，他摔倒过几次。

一路上他们要穿过小溪，水流过大时还要用树枝搭桥，水喝完了就用瓶子去河里取水。吃的食物也很简陋，休息时拿出事先买的面包和方便面随便啃上几口。而每天休息的次数两只手数得过来，每次也只有15分钟，夜晚是他们前行的最佳时段，他们几乎没有时间睡觉。

在黑夜里，领路的蛇头没有打灯，只有一个指南针，或者借着月光判断方向。每当听到附近传来狗叫声，中介就会让他们迅速趴在地上，等动静消失再起身前行。

就这样，他们在森林里走了整整六天五夜，有些人已经断粮了，靠着同伴的补给才坚持下去。

陈兴道一度觉得，他会死在那片森林。

牢狱生活

第六天下午，一行人步履蹒跚地走着，不少人甚至希望警察出现把自己抓起来，这样就不用再受苦。

陈兴道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一天没吃东西了，穿着雨衣，浑身散发着臭味。此前他一只脚踩进水坑，提起来时鞋子陷在了泥塘里，他只能穿着袜子继续走路，但双脚早已麻木，仿佛下一秒就会跌倒。

突然，他们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一行人迅速躲了起来，等待飞机远去。

但几分钟后直升机还是飞了回来，在他们头顶盘旋。前方出现三辆警车、两只警犬和数不清的警察。当警察看到他们时就开始喊叫，警犬朝他们袭来，两个蛇头什么也没说，扔下他们就跑。

陈兴道已经跑不动了，他原地站在那里。为了追捕两个逃跑的蛇头，警察朝天鸣枪，所有人都很害怕，一动不动地等待被捕。

起初，警察让他们全部趴下，等蛇头和偷渡者全部抓获后，两两拷在一起带上警车。确认没有威胁后，警察给浑身湿透的陈兴道穿上了一件及膝的军绿色大袄。

到了警察局，陈兴道终于吃上了食物，随后便被带去审问。

稍晚时，一个翻译来到他身边，他了解到翻译的父亲是越南人，来自胡志明市，母亲是拉脱维亚人，此时他才知道自己身在拉脱维亚。随后翻译让他打电话回家，告诉家属自己的情况。

原本他以为只要被关一个月就能被遣送回去，但判决结果是监禁六个月。

监狱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堪，他们还能穿着自己的衣服，牢房宽敞得让他能在里面健身、举哑铃。

只是时间过于漫长。陈兴道说，一个月过得就像一年那么久。

每天早上六点半监狱就会敲钟，关押者来到牢房门口，把碗从小窗里探出去，狱警会发放食物。

等到八点，有狱警会来清点人数，两个小时后组织户外活动，时长一个小时，他们可以踢球、散步，也可以选择不出去。

在监狱里，除了想家，陈兴道最大的感受就是懊恼——此时此刻他本应在打工赚钱，然而却困在铁窗之中，父母还要给他寄钱。

长时间不劳动让他变得虚弱。虽然监狱发放的食物分量足够，但他还是经常加餐。监狱里有一个小超市，只收欧元。那半年时间里，他大概花了300欧元。

六个月后，圣诞节前后的某天，他被释放遣送，还是那十一个越南偷渡者，由拉脱维亚警察陪同飞到俄罗斯，移交给当地警方，随后再飞回越南。

一路上的机票都是由政府购买，甚至出狱的时候还给每人发了45欧元作为路费。陈兴道在河内机场把欧元兑换成了越南盾，再搭车回家。

父母已经认不出留着长发的他。他说，在那边留长发可以保暖。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此时正是圣诞节假期，他终于回家了。

陈兴道拿出在拉脱维亚服刑时穿的绿色大袄，上面被老鼠咬出了几个洞。

出国“潮流”

如今的陈兴道留着平头，有了自己的孩子，平日里帮着家里管理养虾场，一年也能挣到十万元人民币左右。

但工作并不轻松，有时三更半夜还要守着池塘，寒冷又孤独。当年那件军绿色大袄被陈兴道当作纪念品带回了家，至今还保存在池塘边的小屋里，只是被老鼠咬出了不少破洞，但冷的时候他依旧会拿出来穿。

他的三弟在韩国留学，四弟去了波兰，五弟还在读高中，未来很可能也会出国。

在十一村人眼中，“离乡”意味着离家出国，去到更远的地方，哪怕成为一名“稻草人”（注：意指偷渡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教授、越南语教研室主任冯超分析，越南人口年龄结构正处于黄金时期（出自越通社2016年6月报道），其中劳动年龄的人口达6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69.5%，大量过剩劳动力输出到国外。

究其原因，冯超解释道，一是越南产业链不完整，制造业以低端制造业为主，中高级别工作主要由外国人担任，越南有文凭的青壮年缺少合适的岗位；二是政府官方政策支持向外劳务输出，政府借钱给劳动力，鼓励其贷款出国务工。

越南劳动荣军社会部2018年公布，当年前9个月，越南累计向国外输出劳务人员102127人，中国台湾为越南最大劳务输出市场，累计接收越南劳务人员47721人；第二是日本，累计接收越南劳务人员43987人。

以外，还有大量难以统计的非法偷渡者，此次39人遇难事故只是一个缩影。

十一村所在的乂安省属于越南经济贫困地区，半岛电视台在2019年10月28日的一篇文章中，形容乂安省为“人口贩子的温床”（原文：Nghe An province is a hotbed of people traffickers），他们早在2016年的一部纪录片《Britain`s Modern Slave Trade》中，就暗访调查了当地的偷渡利益链。

一位蛇头介绍，偷渡者花费32000美元从俄罗斯出发，经由波兰、德国、法国进入到英国。图来自半岛电视台纪录片

50多岁的范正洪（化名）是十一村有声望的人，早年他靠出海打鱼养家，但近年来因为生病失业在家，白天喜欢串门下棋，平日里帮着牧师举办活动。

和村里有些人家的楼房外观精致、内部简陋不同，他的楼房外面看上去很普通，但内部装修却很精致，客厅里摆放着几张红木桌椅。

范正洪介绍，十一村总体经济比较困难，2019年上半年平均月收入250万越南盾，约750元人民币，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业和渔业。

村子里土地少，人均连半亩都不到，渔业近年来也不景气，村民们都面临就业难题。

早在20年前，还没有人出国打工，等到其他乡、县有人出去了，中介开始在村子里打起了广告，村民便慢慢知道了这条路，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去。

起初，人们往南方走，后来越走越远，去到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近些年才向西欧等国家转移。

“去了欧洲国家赚到的钱用在越南会更有价值（注：1欧元约为25500越南盾），所以很多人愿意冒这个险。”范正洪粗略地估算，西班牙的工资大约在每月600-700欧元，而在法国餐厅干一个月就有1200欧元，如果到了英国，这个数字可以涨到2000-3000欧元。

“留学式”打工

范正洪有四个孩子，两个在打工、两个在读书，经济压力颇大。

虽然海鲜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但也只有重要节日或有客人来访，他才舍得把海鲜从冰柜里拿出来分享。

他的大女儿范氏美玲（化名）做得一手好菜，23岁的她从高中毕业后去到日本留学、打工，最近刚刚回到村子准备婚事。

村长阮春长介绍，村里大部分孩子对读书的兴趣不是很大，与一些高中生交流过后可以发现，他们能看得懂简单的英文词汇，也能用手机拼写出来，但听、说能力较差。

村里小卖部的墙上贴着学习英语的广告。

对此冯超解释，越南在教育方面投入不够，属于粗放型，学校宽进宽出，对学生的要求不高。

无论是村长、牧师以及范正洪都提到，村里的年轻人即使上过大学，也很难在本地找到工作。即使有，也只能勉强养活自己。村长甚至说，有的孩子不想浪费时间，初中毕业后就急着想出国去。

牧师潘士方更是痛心疾首，他用嘶哑的嗓音说道：“没有任何牧师愿意他们的孩子出国打工，但留在家里又没工作，不得不让他们走。”

从乂安省荣市出发，沿着A1公路向南走，沿途很难看到大型工厂和企业，最多的是咖啡店、摩托车店和小饭馆等个体经营户。

范正洪的大儿子去了日本打工。大女儿范氏美玲高中毕业后，范正洪原本希望她能在家嫁人，但女儿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也提出要去日本打工。

但按当地中介公司的说法，刚刚高中毕业的人不可以劳务输出，只能以留学的形式出国。

范正洪尊重女儿的决定，帮她在村口找了一家中介公司，美玲在那里学习了半年日语，准备出国。和她同期培训的，村里还有十多个人。

等她顺利来到日本的学校后，她还要再学习一年（第一次签证为期一年），接着要通过考试拿到证书后才能获得第二次签证（为期两年），开始专业课程的学习。

第一年美玲每天只有三小时课程，其余时间她全部用来打工，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等到三年签证到期后，她并没有如期回家，而是以非法身份滞留日本，继续在日本打工了两年。

范正洪说，无论是劳务输出还是出国留学，中介公司都会收取一笔不菲的费用，去亚洲国家的费用在1-3万元人民币不等，而去欧洲国家动辄就要花费10万元人民币之多。所以在国外前两年赚到的钱只能还清债务或贷款，后面几年才能开始慢慢赚钱寄回家里。

身在日本的美玲不愿轻易放弃，她在工厂做产品包装， 短短两年时间里，寄给家里45000元人民币，帮着家里盖了厨房。她自己还剩下15000元人民币，买了辆摩托车，余下的钱计划用于结婚。

11月7日，美玲和未婚夫以及其他新人在十一村的教堂里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潘士方主持了婚礼。牧师、新人、唱诗班和村民们轮流颂唱，为被悲伤笼罩了多日的十一村带去了些许温馨。

年轻人的“使命”

女儿出国前后的转变，范正洪都看在眼里——身穿名牌、发型和妆容也更精致了。而对于村里其他出国打工的人家来说，最直接的变化就是盖了新房。

村长阮春长说，村里难免互相比较，有时候看到隔壁哪家人出国打工后盖了房子，自己心里也会很着急。

在十一村，建造一栋新房大约需要20-30万元人民币，因为有攀比之风，很多人家倾其所有把房子外观打造得奢华气派，里面却俨如陋室。

十一村一栋装修豪华的房子。

为此，越南形成了一种“汇款文化”。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越南的汇款额度排全球第9位，达到160亿美元，占GDP比重约7%。

越南农村大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密，孩子成年后就要承担起供养家庭的责任，家里能不能盖上漂亮的房子，期望全落在他们身上。

此时此刻，少年阿城（化名）和阿桑（化名）就站在人生的拐点上。

2019年11月2日的那场球赛前，阿城、阿桑以及美玲的弟弟三人来到教堂做礼拜。阿城19岁，长得白净阳光，笑起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阿桑22岁，瘦而精壮，是球队里唯一抽烟的，他的左臂上有纹身，写着“Family is my life”。

阿桑左臂上的纹身

阿城（右）在教堂做礼拜。

在比赛中，阿城是十一村队员里技术和脚法最好的一个，属于进攻球员，光着脚在球场上自由飞奔；阿桑则是后卫，总是能看到他冒着受伤的风险倒地铲球。

最终他们3比1获胜，第二天晚上，几个队员在村口一家咖啡店里庆祝，也是一次团聚。

这是一场久违的11人制的比赛，包括阿城在内的很多年轻人都回来了。11月是他们的祈祷月，作为教团成员，他们将为39个逝者祈祷，在教堂举行仪式。

阿桑（右）和朋友在海边。

阿城目前在河内一家培训机构学习法语，每个月800元人民币的费用，为的是12月底的法语面试。他已经申请了法国昂热西部的一所天主教学校，专业是酒店管理。如果通过面试，他就可以拿到签证出国。

起初阿城聊得很兴奋，迫不及待地介绍法语有十多个时态。但慢慢的，他也吐露了心声，“如果家里没那么多兄弟姐妹，我可能不用去国外。”

阿城是父母长子，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他的父亲17岁就出国打工了，去过中国台湾和俄罗斯，回家后开始经营建筑材料。

虽然父亲提出让阿城跟着自己一起做生意，但他觉得既然要赚钱，出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在村里，跟他同龄的孩子只剩下两个，其余十多人全部在国外。“我没有选择，我不希望走父亲的路。”他平静地说道。

在咖啡店里，少年们开心地聊着，一位少年已经把自己社交资料的所在地改成了西班牙马德里。阿城说自己最喜欢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而阿桑被大家称呼为十一村的拉莫斯（注：西班牙国家队球员）。

与不羁的外表和球场上凶悍的作风不同，阿桑私下里是个安静的人。他喜欢画画、唱歌，能用吉他弹唱中文歌曲《刚好遇见你》。下周，他就要去台湾打工。在咖啡店里，他用手机翻译软件写道，“我有些害怕”。

阿桑的画。 受访者供图

告别与归来

村里很多人会说简单的中文，诸如你好、谢谢、吃了吗，因为他们都曾去过台湾打工。

阿桑是家里的老四，大哥和大嫂两人在台湾，大姐在法国，家里条件艰苦。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阿桑一直在咖啡店打零工，什么都做，同时寻觅着自己的未来。

他想合法地去波兰、罗马尼亚打工，但申请不到签证，劳务输出去台湾是最后的选择。他联系了一家中介，父母帮他支付了4万元人民币，中介将他安排进了一家制作门窗的公司。目前这家公司急需人手。

听说他要去台湾，阿桑的女友一个月前提出了分手，阿桑答应了。正如他的纹身，家庭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他需要赚钱回来。

他选择的公司在台南，但村里人大多在台北，他说如果去台北后可能会有很多聚会，自己很难专心打工。而在台南，只有6个不相识的越南人一起，既不热闹，也不显得无助。

11月5日，他和阿城几个人参加了祷告仪式。虽然那时还没有官方通报遇难者的信息，但牧师潘士方已经从上级那里得知，阮黄二人就在39人之列里，他不忍心在教团宣布。

教团成员为遇难者祈福。 来源：十一村教堂社交账号

而早在10月底噩耗传来时，河静省的一户人家就接到了来自英国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本来是第40个上车的越南人，但因为车太挤，他没能上车，逃过一劫。

阮文雄的父亲心里也知道，自己儿子凶多吉少，但母亲依旧还保留着希望。按照宗教习俗，家里有人去世后要为他立起祭坛，但母亲不想这么做。

几天前，黄文接的父亲找到潘士方，告诉他“宣布吧，没希望了”。潘士方劝他，村民们会接受不了，再等等吧。

就在范氏美玲的婚礼一天后，英国当地时间2019年11月8日，埃塞克斯郡警察局官网更新消息，公布了英国“死亡货车”案中死亡的39名遇难者名单。

19天后，阮文雄和黄文接的遗体从英国运抵越南。这天，乂安演胜乡又下起了绵绵细雨。十一村村口处站满了人，很多村民身穿黑衣，头戴竹斗笠，孩子们则手捧白花。

遗体回到村子里，村民通过横幅表示哀悼。来源：十一村教堂社交账号

此时，阿桑已经离开了家乡，到达了台湾。他给朋友发来信息说，等他再回来，就是一个会说中文的人了。

十一村的年轻人渐渐都离散了。潘士方统计过，在20-21岁这个年龄段，村里只剩三个女孩，其他多是55岁以上的老人和16岁以下的学生。“有个104岁老人的葬礼，她有30个孙辈、35个重孙辈，最后找来找去只有一个20岁的孩子留在村里。”

尽管才来这担任牧师十个月，但潘士方已经和无数年轻人告别，“虽然心里很难过，还是要向孩子们微笑，祝他们一路平安。”

少年们踢完球后一起合影。

(采访翻译/广西民族大学 阮氏河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