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历史浅析：关于分析泰国史前考古学史多维合作阶段的认识

文|归雁忆事

编辑|归雁忆事

这个阶段开始了科学田野发掘，以及多学科、多国家合作。

泰国本土和国外学者以学术课题为导向，由争论引出问题，有目的、有意识解决学术问题，虽然有些观点存在错误，但是取得了比较显著的学术成果。

农业起源相关遗址的发掘与初步探讨

新石器时代一直被学术界认为是文明的起源时代、农业革命的时代，与以前的渔猎采集经济相比，农耕阶段的人类社会、文化有了显著进步。

东南亚处在地理环境，适合原始农业发展的地区，东南亚农业尤其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对早期东南亚文明和古代历史发展立生了重要的影响。

泰国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学术界将目光放到了处于东南亚地区之一的泰国。

泰国西部奎内河流域北碧府的考古工作

1960 年之前，范·希克伦、卡尔·海德和清·犹地等考古学家在泰国中西部北碧府发现了一些考古遗址，在他们的研究背景下，学术界有了“东南亚为农业起源地区”的设想。

1960-1962 年，由丹麦考古学者艾吉尔·尼尔森(EigilNielsen)担任队长，泰国一丹麦史前考古联合队在奎内河流域进行了考古工作11960年11月一1961年2月属于这次考古工作的前期。

参与人员有:艾吉尔·尼尔森、清·犹地、范·希克伦 、彼尔·索伦森等人，后新加入了丹麦艾吉尔·克努斯伯爵、动物学家帕勒·约翰森、植物学家凯·拉森 (Kai Larsen)和普里查·坎查纳科姆医科大学的索·香威迁普拉帕特·约塔普拉塞特等人，另外还有泰国学生。

1961年11月-1962年4月属于正式考古探索工作时期。

1961年通过调查考古联合队首先发现两个洞穴遗址一一产德I号洞穴(Chande 1)和产德II号穴 (Chande 2)，分布有石器和陶片。

1961 年 11月 19 日对班考遗址进行查在邦地点发现石器:1961年11 月 21-23 日在赛育 (SaiYok) 遗址旁边发现了谭普拉洞穴和拉瓦洞穴 (Lawa Cave) 两个遗址。

另外还有一个岩厦;1961 年 11月24 日发现了具有砾石石器的旺坡 (Wang Po) 遗址;1961年 12 月 11-12日前往翁巴洞穴遗址，也发现了一些遗物。

班考遗址第三组主要由彼尔·索伦森和索·香威迁等人负责，对北碧府乔拉赫普瓦克村(Chora-Khe-Phuak)的班考遗址进行发掘。

遗址位于夜功河支流之一的内河(KhwaiNoiRiver，又叫Mae Nam Khwae Noi)两条支流交汇形成的冲击平原上。

1961年1月12日，首先对班考遗址的其中一条支流进行试掘，随后扩方，彼尔·索伦森成为邦地点的负责人，对邦地点进行5X5米的探方法发掘，留有1米隔梁。

当地农民邦先生的儿子吕先生 (NaiLue) 命名的。

班考遗址年代主要为新石器时代，发现了70万件陶片、4.8万件石制品，其中有约1000件磨制石以及石臂环、8.5万件骨骼，包括人骨、动物骨骼遗骸和骨箭等、8500件淡水软体动物壳、15.5万件烧土块和纺轮等，在邦地点少数探方的一些层位中还有铁器。

最后对三个地点发掘出的遗物进行了清洗、分类、计数画图和拍照，最后进行了打包保存。在邦地点发掘墓葬44座，吕II地点发掘墓葬2座，年代主要为新石器时代。

彼尔·索伦森认为墓葬之间无任何共同特点，无统一墓向，摆放无规律，各性别、年龄都有。

随葬品包括陶器、磨制石铸和贝类等，其中陶器大多是手制。

墓葬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770+140年，公元前2000年的定居区在公元前1000-500年用作墓葬区，遗址的生活区和墓葬区代表相同的文化。

吕I、吕II和邦地点均没有铁器时代遗存。

彼尔·索伦森通过分析中国龙山文化和班考遗址各自遗存的特点，认为发现的黑陶酷似中国的龙山文化遗存。

通过石器工业、陶器组合、生业模式等将二者进行比较，得出班考遗址的起源可能为龙山文化，受到过龙山文化的影响，但是跟龙山文化存在着不同。

班考遗址是经过陆地迁徙而来，路线可能为:长江流域-萨尔温江一孟加拉湾一缅甸泰国边界的三塔山口一奎内河，在东南亚从林里可发现类似遗存。

班考遗址有着自己的新石器文化特征，而龙山文化传播可能有另一条路线，即经过河流和海洋迁徙，最后到达中国南方的某一地点。

他还将班考遗址的陶器与马来西亚北部瓜差 (Gua Cha) 遗址的陶器进行比较，发现二者不同，且班考遗址的陶器早于马来西亚。

班考遗址经济模式为狩猎采集捕鱼模式，班考遗址没有开展植物考古学研究，植物资源利用方式以及是否有栽培农业仍不清楚。

研究者发现遗址的烧土不都是来自炉和窑，很多是自然火的结构，可能代表着原始农业的出现，墓葬中出土的猪骨推测属于家猪,班考遗址可能是具有农业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进入这一地区的表现，对泰国乃至东南亚的新石器时代研究意义重大。

相关讨论

关于1960-1962年泰国一丹麦史前考古联合队的调查发现和研究，共有多篇后续的评论文章，除了对原文做了肯定之外，还提出了几条评论:

如切斯特·戈尔曼(Chester Gorman)认为艾吉尔·克努斯和范·希克伦等人在赛育遗址的研究缺乏准确的数据，做类型学时也没有使用标准技术，存有主观性，无法跟东南亚其他国家进行比较。

公元前8000-10000年的年代数据是根据班考遗址的“臆测”，没有碳十四年代;动物遗存作了辨认，但无出处。

也不同意原文中认为的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文化源于龙山文化的观点。甚至认为赛育遗址不是新石器时代遗址，而是青铜和历史时期遗址。

他还认为在公元前6500-5000年，农诺塔(Non Nok Tha) 和班考等遗址的“低地农业”与和平文化时期猎采集经济的延续有关,这个时期农业从喀斯特地区、河岸和山间转到了平原地区，公元前3500年已经有了平原水稻的发现。

美国人类学家威廉·索尔海姆二世(Wilhelm G.Solheim II)则认为彼尔·索伦森对于班考遗址的研究目的、方法模糊，报告的图表不全面，术语不标准，墓向不是无规律的，在相同定居层应一致，测年数据也存在问题，邦地点应该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还否认了原作者将龙山文化视为班考遗址起源，二者具有相似性的观点，认为二者的陶器都属于东南亚的沙莹一卡拉奈文化。

其中沙带是越南东北部的一个遗址名，卡拉奈是菲律宾的一个遗址名。

1974 年,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史前考古学家盖尔·森沃金(Gailde G Sieveking也对彼尔·索伦森和范·希克伦的研究做过评论，认为研究中对于遗址的位置、墓葬介绍、地图和生计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也反对了和平文化石器与绳纹装饰陶器存在联系，对班考遗址和赛育遗址做了新的解释。

1976 年，唐·拜耶德(Donn Bayard)和汉密尔顿·帕克 (Hamilton Parker)又重新评论这两个遗址，反驳了盖尔·森沃金作出的评价，认为他对遗址理解存在误解和错误观点，和平文化石器与绳纹装饰陶器确实存在联系，且来源地与中国北方无关。

认为班考和赛育两个遗址是当时东南亚发现最完整、最详细的遗址还提到了彼尔·索伦森等人在 1973 年对遗址的新报道:班考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和金属时代的墓葬在同一层。

1978 年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KMacdonald)将邦遗址中墓坑的不同深度作为一个研究墓葬及墓主等级的因子，用量化方法讨论年代，给东南亚考古研究中引进统计学的方法。

索·香威迁研究了班考遗址的 37 具人骨，分析颅骨和牙齿的形态、古病理学以及特殊的社会风俗。得出新石器时代的泰国存在铿齿的社会风俗，有些个体是死于贫血。

认为班考遗址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和现代泰人相似，泰人从新石器时代至1世纪已经存在于泰国，现代泰人起源可能跟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有关。

1974 年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学者迈克尔·皮特鲁舍夫斯基(MichaelPietrusewsky)在索·香威迁所做的班考遗址人骨的分析基础上，做了补充性研究如对头盖骨厚度的解释。

认为贫血属于海洋性贫血，将班考遗址与陕西宝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头盖骨尺寸作了比较,还将赛育遗址发现的牙齿与澳大利亚发现的牙齿做了比较。

暹罗协会支持此次在泰国西部北碧府进行的史前研究，随后在班考遗址原址还建立了一个小型博物馆。

泰国考古学第一代学生考古训练正是在泰国的新石器时代班考遗址中完成的，随着学科的发展，调查和发掘的系统技术和数据处理方法也得到了应用和发展。

参与此次考古工作的清·犹地在此之前从未受过任何正式的考古学训练。

经过这次项目后，他还参与了泰国艺术部 (Fine Arts Department)及考古部与西方考古学家在科恰伦遗址(Khok Charoen)、班东塔碧遗址 (Ban Don Ta Phet)和班清(Ban Chiang)遗址等的合作项目。

他是泰国最有影响力的史前考古学家称为“泰国考古学之父”。

参与文献：

1、赵春光:《泰国青铜时代的年代问题和青铜技术起源》，《南方文物》，202020.年第5期

2、赵春光:《从泰国班考遗址看华南与大陆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江汉考古》，2021年第01期。

3、贝内特·布朗森、马克·汉 著，黄德荣译:《来自泰国的一组热释光年代》,《云南文物》，1993年第35期。

4、彼尔·索伦森 著，彭南林 译:《泰国北碧府考古发掘报告》，《云南文物》，1984年第15期。

5、彼尔·索伦森 著，彭南林 译:《东南亚大陆与华南史前陶器的相互关系》、《云南文物》，1986年第19期。

6、查尔斯·海汉姆、托马斯·海汉姆、罗伯特·强南等 著，董红秀 译，吕洪亮 校:《东南亚青铜时代的起源》、《南方民族考古》，2013年第00期。

7、查尔斯·海汉姆 著，王剑雄、钟治译，吕红亮校:《东南亚青铜时代的断代:文化内涵的重要作用》、《南方民族考古》，2010年第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