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医院门诊新冠医院病床占用量广泛升高 多地修复夜禁，

城市对标，是城市发展的一种选择，还是竞争白热化的无奈？

第十三章　城市经济下半场

如果说城市经济上半场是由政府主导的大拆大建式的空间扩展道路，那么城市经济下半场将逐步转向功能迭代，让市场力量起决定性作用。从钢筋水泥高楼大厦到互联网赋能，经济引擎正由城市化切换为网络化。后城市化已经来临，未来还将从产业互联网向万物互联进阶。

城市刮起“对标风”

近几年，中国城市之间又刮起一场“对标风”。武汉夺取“双胜利”动员大会提出要全面推进“对标工作法”，社会治理要对标北京，营商环境要对标上海，科技创新要对标深圳，智慧城市要对标杭州。另一个省会城市南昌也提出：对标成都，打造山水名城；对标合肥，实施科技创新；对标长沙，发展流量经济。而在此之前，对标口号喊得最响的城市当属青岛，青岛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学深圳，赶深圳”，强调“凡是深圳能做到的，青岛都要做到”，并把学深圳的目标细化到各个行政区，列出“学赶”清单。青岛学深圳，不甘落后的兄弟城市济南自然也不能比深圳差，提出要对标上海，甚至在2019年组织70余名领导干部，前往上海学习取经。作为国内城市主要对标对象的上海、广州、杭州这些“优等生”，则纷纷将目光投向全球。上海提出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对标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深圳一直致力于成为像硅谷一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之都；杭州自筹备G20峰会起，便已同步推出国际化战略，将目标瞄准了“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对标先进，比学赶超，俨然已经成为城市成长、向更高处攀登的“必修课”。

对标管理又称标杆管理或参照管理，最早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20世纪90年代，伴随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标杆管理被广泛引入政府改革与治理的过程中，成为促进政府绩效改进的战略性工具。如今，城市纷纷进入对标时代，既是出于城市发展的一种路径选择，也是城市竞争白热化的无奈现实所致。古往今来，从某种程度而言，正是城市之间一场接一场或明或暗的城市竞赛，助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进而加速城市化向更高层级迈进。一些全球城市的先进经验确实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可参考借鉴的模板。例如，纽约的开放式创新街区“硅巷”，为诸多城市提供了城市创新空间的建设样板；东京的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建设，则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有效范例；而伦敦成立夜间经济活动委员会来提振消费，亦成为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的范本。正因如此，中国经济奇迹的一大秘诀，往往被认为是城市间的竞赛。随着城市化登峰造极，城市竞争加剧，可以说是“标兵渐远，追兵渐近”，不进则退，慢进也退。加之，基于行政权力进行资源分配的城市竞争优势也在被大范围消解，在城市竞争愈发白热化的背景下，城市之间既互相提防又互相学习，争夺人才、资金、产业的戏码全面上演。对于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来说，更是如此。从GDP角度来看，上海自清末以来雄踞百年的经济中心之位遭遇空前挑战。2000年深圳GDP相当于上海的36.6%，2010年相当于上海的56.4%，2019年相当于上海的70.6%。从创造力角度来看，上海似乎也要被杭州打趴下，“上海没有互联网”“上海是杭州的后花园”等论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强烈的危机感正是上海思变的动力，它主动通过对标全球城市来寻找出路。

在城市竞逐的当下，谁也不愿甘拜下风。然而，城市间的你追我赶从未停止，也从未跳出“大干快上”的窠臼。当下的对标风潮也是如此，仍是以政府规划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存在运动式的、机械式的对标设定。最为普遍的误区是，误以为对标学习就是跟着目标搞造城运动，试图通过建筑物的“克隆”与硬件设施的模仿，实现城市的比学赶超。典型的例子有摩天大楼崇拜。尽管超高建筑面临造价、管理维护、防风防震等众多挑战，但我国不少地方建设摩天大楼的热情不减，甚至像义乌、华西村等县级市和村镇，也建起了超过300米的高楼。然而，某些毫无章法的“拔高”反而会破坏城市景观，甚至加大城市负荷。没有相应的产业和人口基数做后盾，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砌与生活方式的模仿，无异于画饼充饥。即便能逃出外在模仿的陷阱，急功近利的心态也容易让城市将对标发展简单地等同于政策、路线、战略的复制粘贴。例如，随着直播卖货新经济模式的兴起，广州、杭州等多地都提出要打造“电商直播之都”。然而，“电商直播之都”的背后离不开丰富、低价的商品供应，如“网红直播第一村”义乌市北下朱村，汇聚了5000多名短视频从业者，平均每天送出的订单在60万件左右，其背后依托的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8万多个商铺。对于同样雄心勃勃要打造直播之都的重庆、成都等西部城市来说，即便积极打造直播基地、直播电商服务机构等，没有丰富的供应链为依托，商品拿不到最低价，就没有竞争力，“筑了巢也难引来凤”。更有甚者，不顾自然规律和城市现实条件，“拍脑袋”决策、上马工程，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如被陕西7部门联合通知批评的“秦东水乡”项目。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易干旱的农业市，平时连道路绿化都缺乏资金，却要大手笔打造生态水乡，而所造的景观水系，一部分水源需要通过抽取地下水或调用水库水源、农业灌溉用水等进行补给，这与当地农作物缺水的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如此严重脱离实际的“生态建设”，“魄力”之大实属罕见。

显然，外在的形能够模仿、学习，而内在的魂却难以创造，盲目对标的结果很可能是城市“失魂落魄”。更何况，用目标明确、规划长远的方式去完成发展战略，属于一种典型的目标导向方式，其背后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假设，以为人们完全可以控制、动员和操纵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然而，城市发展从来没有具有普适性的标准模板。一方面，二三线城市对标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瞄准全球城市之时，殊不知，某些曾经的世界顶级城市已把世界“带歪”。广州曾在21世纪初提出对标美国底特律，当时正是汽车工业的巅峰时代。然而，随着美国的工业化之路逐渐向以金融为主的服务型经济转型，底特律、匹兹堡这些城市也沦为铁锈地带。如今，这种空心化趋势仍未停歇，特别是一些激进的城市政府，如西雅图和纽约，正在通过增加税收与强化监管，把新企业推出市场。沿此路径发展，无疑只会重蹈城市空心化的覆辙。另一方面，过去的经验无法延续到未来，工业时代的城市发展经典路径已不适用于未来的城市发展。互联网将全世界“一网打尽”，商品交换、信息交流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城市的聚集效应削弱，规模至上的竞争法则已失去前提。硅谷能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之外异军突起，就是打破了规模与体量的窠臼，通过互联网的连接性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集聚限制。更何况，当新经济逐渐替代工业经济，城市的衡量标准除了有形的物质，还包括无形的精神和体验，“旧船票”已无法登上体验经济时代的城市“新客船”。更为重要的是，确定的目标无法应对不确定的城市风险。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城市发展中，许多无法预见的问题会随时涌现出来，城市所面临的风险已经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指数放大，风险链条的传导机制也越来越难预测，早已不是目标导向的城市发展方式所能应对的。

由上可见，城市对标发展背后的这种目标导向的“计划”思维，正面临方方面面的掣肘。事实上，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本就是在各种力量组合推动下的复杂过程，外在变量越是扑朔迷离，越要穿透混沌的表象，回归事物本质去探索其间的真实联系。也就是说，城市发展应回归第一性原则，不是目标导向，也不是外在价值取向，而是以自身为依据和尺度。第一性原则其实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个哲学术语：“每个系统中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它不能被违背或删除。”只有回归城市本质去思考最基础的要素，从城市最本源出发寻求突破口，才能最快速、直接地寻找到答案，避免让城市沦为规划的“牵线木偶”。第一性原则既可以是自然的温情和生机——如在日本的濑户川，三四十年前，市民们在沟渠中放生了3000多条鲤鱼，为了让这些美丽的生灵拥有清澈的生活环境，保护水质成为市民义不容辞的集体责任，经过全民参与的清理河床活动，原本污浊难闻的下水沟渠，已经变成了清澈美丽的景观，成为这座城市的独特招牌；也可以是传统的韵味和风情——如在京都，传统的町屋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视和保护，当地人让大自然进入宅第之中，庭石、植栽、青苔、回廊、雨水、微风构成家居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深植于民间对传统空间的认识和喜爱，成为京都传统延续最大的力量；还可以是历史烙印与新时代气息相糅合的以人为本的改造和重建——如在德国，柏林墙倒塌后，波茨坦广场这个原本荒芜破败的大工地，经过戴姆勒-奔驰公司、索尼公司以及阿西亚-布朗-波威利公司和特伦诺公司的共同改造之后，重新变得生动有趣，那里甚至还曾请舞蹈大师替起重机编了一支芭蕾舞。如今，波茨坦广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柏林中心，广场商务区创造的经济收入占柏林市的74%，其中57%来自新兴的创新型企业，23%来自旅游创收。总之，正如美国城市规划“教母”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所言，城市的本质在于其多样性，城市的活力来源于多样性，城市规划的目的在于催生和协调多种功用来满足不同人的多样而复杂的需求。只有告别运动式的造城热、对标热，立足于城市自身，回归城市服务于人而非服务于城市，城市才会有创造力和人文气息，才有人为其前赴后继，谱写伟大的城市文明。

灯光秀与夜间经济真假

夜间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灯光。回顾历史，早在电灯出现前，灯光与夜间经济便已分不开。唐代诗人王建在《夜看扬州市》中，就描写了“夜市千灯照碧云”的盛景。宋朝取消夜禁制度后，催生了繁华的夜市，《东京梦华录》中便记载了当年开封的夜市规模和热闹场景。勾栏瓦肆，灯火璀璨，城市夜生活和夜间经济空前繁荣，灯光便是最佳印证。照明技术的发展更是让夜间经济又上一层楼。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文化研究学者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所说，黑夜变得光明，市民的安全感得以增强，经济活动也得以展开——不管是生产（加班）还是消费（夜生活），经济活动时间延长就意味着产出，这正是夜间经济的立足点。

如今，夜间灯光亮度已成为衡量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例如，美国布朗大学教授戴维·威尔等3位经济学家依靠卫星记录下的中国夜间灯光亮度与铁路货运、耗电量等指标，一起建立了一个经济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地区夜晚的灯光亮度和它的GDP成正比。”毕竟，人们不论是在喧闹又便宜的大排档里大快朵颐，还是在电贝斯海豚音中排解压力，抑或是在安静的书店里放松身心，灯光都是各项夜间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尤其是当灯光被赋予各种文化、体验内涵后，更将成为刺激消费、带动经济的直接抓手。自带流量的大IP故宫“上元之夜”一票难求的案例尚且不提，常住人口仅400多万的广东三线城市肇庆，就是受益夜间经济的典型代表。2019年，肇庆举办为期60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光影艺术节，春节假期共接待游客378.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6亿元。在西安，根据《夜游西安方案》提出的目标，2020年，夜景亮化工程将为西安新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00亿元以上。

如此看来，以灯光秀促进夜间经济发展有其合理性，“没有照明，就没有夜间经济”也成为诸多城市规划者的共识。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试水夜间经济，大搞灯光秀，随之而来的就是“成长的烦恼”。一是适度变过度，城市纷纷开启竞赛式亮灯工程，陷入“无差异陷阱”。在极强的利益驱使下，各地发展夜间经济业态的过程中，运动式、同质化问题严重，存在盲目跟风、模式雷同等现象。如深圳灯光秀、西安灯光秀、天津灯光秀、重庆灯光秀等，全国各地灯光节扎堆出现；秦淮游船、桂林游船、重庆两江夜游、黄浦江夜游、珠江夜游等，夜间游船成为标配；更别提每个城市都存在的“酒吧一条街”“小吃一条街”，繁荣背后不乏千篇一律的复制粘贴。二是主角变配角，导致灯光秀的实际效果与城市品格和城市精神相背而行。城市底蕴本应是发展中优先考虑的主角，然而，当各地一哄而上搞夜间经济，城市规划中往往忽略了当地的环境、历史、人文等城市底色，一味追求灯光秀的华丽炫目，以致主次颠倒。例如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古色古香的历史建筑与绚丽多彩的灯光秀硬性混搭，全然不顾文化史迹与现代灯光的违和感，以致有网友戏称：“大唐不夜城是陕西省西安市义乌灯具批发市场。”备受瞩目的故宫“上元之夜”，也在亮相后遭遇口碑“反转”，被嘲为“大型土嗨蹦迪现场”。三是手段变目的，灯光秀异化为“面子工程”，夜间经济陷入“虚假繁荣”。灯光秀本是促进夜间经济的手段，现实中却往往异化为目的，尤其是随着夜间灯光亮度成为衡量经济活跃度的代表性指标，一些地区为了凸显经济活力，甚至出现空置楼宇刻意亮灯的做法。这无疑是本末倒置，再华丽的灯光秀营造出的也不过是场虚假繁荣。

一旦陷入以上种种误区难以自拔，灯光秀所带动的夜间经济也不是真经济。先算经济账：灯光秀、亮化工程造成政府财政压力和社会资源浪费的现象屡见不鲜。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在2014年10月左右出炉的一份调查显示，当时，仅西湖湖心和环湖一带“亮灯工程”的灯具总功率就达5884千瓦，年消耗电费约621万元。还有数据显示，杭州“亮灯工程”大约每小时耗电1万千瓦时，以每天亮3小时计算，一天大约总耗电3万千瓦时。而如果一户普通家庭一天用电10度左右，那么“亮灯工程”停一天，节省下来的电就能让3000户家庭用一天！即便如今越来越多的灯光秀采用节能灯泡、循环灯具等以降低能耗，但从设计、策划，到执行、维护、器材配置等过程，无一不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动辄花费数十亿元，结果很可能得不偿失。全国已有诸多夜游项目投资血本无归，即使是一些知名夜间经济打卡地，比如西安的大唐芙蓉园夜游项目，拥有水舞灯光秀、《梦回大唐》演艺等，情况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其母公司曲江文旅集团2019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景区业务毛利已连续3年下降。再算环境账：过度亮化将导致光污染、气候变暖等一系列外部负效应。目前地球上绝大部分人类活动地区的天穹都被昏黄的人造光源所笼罩。广州市民的光污染感受调查表明，97.1%的市民认为广州存在光污染，其中40%的受访者认为广州市光污染较严重。过度亮化还在加剧全球变暖。科学研究表明，发电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气体废物，加剧了全球气温升高的趋势，产生热岛效应。而地球环境变暖因素的50%是二氧化碳造成的，虽然没有数据把这些照明用电的用途进行详细区分，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照明耗电有一部分就用在了过度亮化上。而这一系列环境负效应，最终都将“报应”在人类自己身上。

由此看来，灯光秀与城市照明既可以扩大诸多经济活动的时间段，招徕游客，提高经济收益，又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助长弄虚作假、奢侈浪费的不良风气。关键就在于拿捏好灯光秀与夜间经济之间的度。事实上，从国外一些经验来看，夜间经济所需要的灯光并非一味明亮与华丽。西方的很多国家对景区晚上的灯光有着严苛的要求。在新加坡野生动物园，夜幕临近时，动物园仅在路上、树枝间放置灯光，用纸雕等艺术形式让灯光极具美感；有些地方则完全漆黑，被动物夜晚的叫声笼罩；还有的地方若隐若现，仅有猫头鹰、豹子等很多动物眼睛散发出的黄绿色光芒，游客可以看见十几双眼睛在移动。适度的灯光辅以动物莫测的行踪，让神秘和美感弥漫整个动物园。即便有些夜间经济业态离不开灯光和照明，但灯光是基础、是引子，更重要的还在于相关配套服务和产业链联动。真正的夜间经济不仅是消费，更是城市服务功能的完善、延伸和提升。交通运营、垃圾清运、治安管理等相关配套都要跟上，在此基础上，各项夜间产业实现有效衔接——如坐“红眼航班” ^<14>的人能顺利打上车，夜班工作者能轻松找到一碗小面，如此，夜间经济才能实现有序运转。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灯光秀促进夜经济发展的前提已不复存在。如今各地执着于打造灯光秀，无非是为了吸引人流，从而带动商业。然而事实上，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夜间经济早已不拘泥于实体，不局限于“十里洋场”。在0和1织就的互联网世界里，一种看不见的夜间经济正在蓬勃生长：暮色四合，网商银行小微借贷为众多小微企业解燃眉之急；23点到凌晨3点，数以万计的人在网上“熬最晚的夜，买最贵的眼霜”；支付宝夜间服务不打烊，生活缴费、公积金、医疗健康成为深夜查询最多的公共服务。科技还在催生一批新兴职业，给当代夜间经济注入完全不同的内涵。以淘宝夜间直播为例，从主播到背后的经纪人、场景包装师、直播讲师等，仅因直播兴起的职业就多达数十种。一个网络主播所带动的经济效应或许远大于一场灯光秀。不论是从现实发展需求出发，还是从时代背景切换来看，夜间经济是大势所趋，灯光秀是锦上添花。未来，夜间经济要发展，灯光秀要控制，如此，才能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平衡。

扩功能还是造新城

纵观近代城市发展史，城市往往会经历上下两场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城市化上半场（1.0阶段）是从分散到集聚的过程。从发展阶段性特征看，沿着交易中心—生产中心—商品中心—金融中心—办公中心逐步进阶。以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英国为典型：地理大发现和新航道的开辟让欧洲的主要商道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伦敦顺理成章成为交易集中地；此后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爆发，让伦敦成为当时的生产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与全球吸引力倍增，国际贸易额自然剧增，尤其是建立在殖民掠夺之上的贸易，到1914年，英国殖民地面积达到本土面积的111倍；经济空前繁荣与财富膨胀滋生出对金融的强烈需求，再加上以英镑为中心、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在19世纪末成形，最终成就了伦敦“金融首都”的地位；人流跟着产业、资金流走，精英在伦敦集聚，白领职业人群的大量出现甚至导致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改变，催生了20世纪以中产阶级为主要构成的社会特征。从发展趋势特征看，整个过程属于向CBD（中央商务区）的收敛发展。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的界定，CBD是城市地理中心，更是城市经济和商业功能的核心，城市化上半场从要素分散到集聚，最终在城市核心区构成金融、商贸、商务高度集中，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完善，交通通信便捷，生产要素快速集聚扩散的物质空间。换言之，成就CBD是城市化上半场发展的必然，是城市经济1.0阶段成熟的显著标志。

而城市化下半场（2.0阶段）则迎来新特征，与上半场相反，是从集聚到再分散的历程。一方面，“长安居，大不易”，综合成本与“城市病”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城市规划家刘易斯·芒福德就曾愤愤指出：“有史以来从未有如此众多的人类生活在如此残酷而恶化的环境中。”另一方面，交通、通信又一定程度上消解地缘隔阂，进一步加深市中心空心化程度。英国的“新城市运动”，美国“罗斯福新政”中促进郊区发展的政策，苏联“消灭城乡差别”的都市分散化政策等，都是这一逻辑下的产物。于是乎，城市化下半场便开启沿着中心城区边缘向外“摊大饼”似的扩张，从世界上几乎所有超大城市的卫星图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沿轨道交通呈树枝状扩展的印记。区别来看，内陆城市往往向卫星城市扩散。城市中心的人口、产业、资源向郊区和周围的中小城镇转移，以交通、通信为强链接，构成卫星城镇散布的网络状城市圈。典型如东京都市圈，在20世纪50年代，东京都的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公里，后来随着经济腾飞、交通助力（轨道交通总里程2500公里，是全国总里程第一的上海市的约4倍），扩张成“一都三县”（包括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卫星城镇），总面积13514平方公里。海边城市则进入湾区时代。湾区作为重要的滨海经济形态，其发展模式往往可以兼顾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版图的突出亮点。以GDP计算，数据显示，2018年东京湾区（1.86万亿美元）、纽约湾区GDP（1.83万亿美元），均超越位列世界第九大经济体的加拿大（1.73万亿美元），旧金山湾区（0.82万亿美元）与荷兰相当。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非典型的。一是城市化范围之大，实属罕见。几十年来，超过5亿人口涌入城市，中国城市所吸纳的人口比西方很多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中国现在有130个至少拥有100万人的城市，超过美国（45个）、欧盟（36个）和南美（46个）的总和。二是中国大部分城市几乎闪电般走过城市化上半场。城市化水平从20%提升到40%，英、法、德、美、日分别经历了120年、100年、80年、40年、30年，而中国只花了22年时间，比发达国家的平均速度快了1倍多。三是许多CBD发展过程不经典、走过场。区别于城市化循序渐进发展，最终形成CBD，中国CBD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承接改革开放之后的外资涌入。无论是1990年陆家嘴的规划，还是1993年北京CBD规划，其主要职能是吸引外商投资，为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总部提供方便。

更进一步而言，中国城市化上半场“非典”式崛起和迅速发展背后的玄机在于，中国城市化是建设出来的，而不是按照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自然发展出来的。政府不但通过各种政策激发城市活力，还通过制定城市发展规划，不遗余力地直接参与到城市的开发建设中。回溯过去近70年的城市规划历程，前30余年主要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经验，如1958年，上海明确将闵行规划为以机电工业为主的卫星城，就是效仿苏联的卫星城政策；而后30余年，则大量借鉴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城市规划转型特征明显。政府主导城建的发展路径，构成了中国城市化重建设、轻功能的偏态特征，城市在GDP的贡献上居功至伟，在城市经济应有功能上不尽如人意，如2019年《商务中心区生态圈构建和发展》显示，北京CBD是唯一进入全球CBD排行榜10强的中国CBD，而与其他国家CBD相比，北京CBD将大部分的空间分给了办公，在7.04平方千米的面积上聚集了132座写字楼、14座超甲级写字楼，用全市0.4%的面积贡献了全市接近6%的GDP；留给商业娱乐、市政和交通的空间则显得严重不足。

当下，随着中国城市化上半场的结束，城市化进入下半场的苗头已显现。无论是“一线城市容不下肉身，三四线容不下灵魂”的感慨，抑或是“收缩型城市”现象，皆为例证。客观而论，中国进入城市化下半场的条件也已成熟。一方面，核心大城市足够强。与国内比，全国综合排名前30位城市的GDP、货物出口、集装箱吞吐量在全国占比分别达到42.5%、74.9%、97.8%（《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与全球比，根据2019年《全球城市综合排名》（共130个城市上榜），中国上榜城市增加到26个（其中北、上、广、深分列第9、19、71、79位），且均在快速接近世界其他领先城市，平均得分增长速度是北美城市的3倍。另一方面，交通与通信的独特优势成为中国城市化下半场的驱动力。论交通，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公路总里程达501.25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3.5万公里，皆问鼎“世界之最”，尤其是当全球高铁线路深陷收支平衡难题之际，京沪、沪宁、宁杭等多条高铁均已盈利；2019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达119.37亿元的京沪高铁，更被誉为“全球最赚钱高铁”。论通信，到2020年年底，我国将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5G基站，同期5G用户数量则会占全球70%以上，移动通信与数字技术使得距离、速度、时间这些概念被颠覆，功能区的划分和形成以及资源配置方式都在被重塑。城市发展模式亦然，一定程度上将为中国城市化下半场提供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最为关键的是，随着城市化下半场开启，中国必然要再一次对城市化发展路径做出选择——是顺延上半场轰轰烈烈的“建设造城”，还是选择其他路径。

这之中，倾政府之力进行空间扩展的城市发展路径，在铸就中国城市化奇迹的同时，也为问题滋生提供了土壤：

一是土地资源浪费问题。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2016年全国新城新区总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而人口不足4000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00人，是国家建设用地人口密度标准的1/10，大量土地资源被低效利用。其中以康巴什、曹妃甸等“空城”“鬼城”最为典型。

二是“城市病”日趋严重。城市盲目扩大规模，必然拉长城市生活和生产半径，导致城市运营效率降低。大量人流每天在城郊之间奔波，饱受“钟摆式”流动之苦，不仅增加了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也加重了对交通和资源环境的压力。

三是城市功能与现实需求脱节。“强政府、弱市场”的城市发展，往往因造城理念太超前难以有效落地推进，如孤悬在上海市中心75公里外的临港，既无法“以港兴城”，又因产业生态限制尚难作为独立辅城发展，落得白天新城、晚上空城之境遇。部分城市规划甚至异化为“政绩道具”，出现“一任领导一套规划”的现象。

四是城市发展落差加剧。一些先发城市迅速拉开与其他城市的距离，从2019年GDP百强城市的数据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占到了50%以上，广东、江苏、山东等经济强省，一省就有10多个城市入榜。甚至随着城市空间规模扩大，内部也出现发展不均衡现象。这从舆论对成都“南部繁华似上海，北边却似小县城”的调侃中，便可窥一斑。

随着城市经济2.0来临，新一轮去中心化的扩展期又面临着功能迭代、空间扩展的路径抉择。但若延续空间扩展路线，损失依然会很大，尤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过快，又抹杀了城市在此过程中自我修正、调整的可能，纯粹空间扩展带来的一个个问题将堆积起来。更为关键的是，该路线短期来看没必要，尽管中国城镇化率在60.6%，但据《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8～2019）》分析，道路、管线、机场等城市空间硬件基础设施可比肩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建成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估计可以容纳中国总人口的80%。中期来看不适宜，工业经济背景下，中国城市最初规划以方便工业生产为主要目的，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致使建筑环境趋同、设计平庸，几番运动式、跟风式的“造城热”造出了千篇一律的“新城”。但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发起“城市美化运动”，2011年英国提出“新花园城市”理念，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功能需要满足更多元化的需求。更进一步而言，当下体验时代来临，城市不仅要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还要满足体验和情感需求，经营人的欲望，这也意味着未来城市将带上特有性格特征和脾气，这显然难以通过空间扩展满足。长期来看不可持续，中国城市经济1.0时期的空间扩展主要遵循这样一套逻辑：以土地为杠杆支点并作为启动资金，通过投资基建—土地可开发—出让土地获取基建投资资金—投资基建的循环，实现快速城市化。究其实质，这种模式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以经济高速发展、政府财政支撑为两大前提。一方面，供给要有需求配对，土地供给、硬件建设等配以投资、消费才能实现良性循环。因此在大规模、快节奏的大拆大建中，经济必须持续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增长趋向稳健，需求对城市空间扩大的支撑也会趋缓。以住房为例，当下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高达96%，要知道全球该比例超过90%的国家一共也就6个（罗马尼亚、立陶宛、中国、新加坡、斯洛伐克、匈牙利），人均GDP和中国相近的墨西哥约在60%，房产市场需求正逐渐走向成熟、分化阶段。另一方面，城市空间扩展必然伴随着大量的物质环境建设，尤其是相关公共设施配套等，涉及大量的政府资本投入。诸多新城新区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方式举债建设，造成大量资金沉淀，财政风险加剧。西南小县城独山县在2012～2018年间负债400亿元，建了一大堆科研、商业、民生都用不上的烂尾“奇观”，而当地年财政收入不过10亿元，人口36万，相当于人均背负11万元债务。

由上观之，城市经济2.0显然需要从政府主导的空间扩展逐步转向功能迭代，让市场力量起决定性作用：不仅反映市场需求——所谓“人民城市人民建”，让城市功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满足企业商业发展需求；而且通过市场经济提高城市发展造血功能，改变政府出钱的单一模式，实现城市建设投资结构、经济结构多元化。更通过市场机制发挥城市本身的潜力——理论上，以价格和竞争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通过均等机会，让社会要素在流动中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使整体利益得到增加；换言之，充分的市场机制可以让城市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要素发挥潜能，催动城市自身聚集和辐射能力的不断增强，实现城市功能迭代进迁。不过，当下矛盾的焦点在于中国市场经济确实进化了，城市功能迭代机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尚未越过起决定性作用的临界值。就拿城市扩容潮来说，虽然对比当年另起炉灶、不管不顾大造新城有很大进步，表象上是遵循了城市化下半场中心城区边缘向外扩张的趋势，但兑现的过程依然是以政府配置公共物品、变更行政区域、城市规划为主导。可见，城市发展的下半场依然将以空间扩展模式为主，但其权重呈现趋小态势。

而在城市经济2.0阶段，在市场力量逐步介入、推动城市功能迭代的过程中，中国各级城市政府仍有土地资源，纯粹空间扩展的诱惑依然很大。通过《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等进行行政约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设立一个清晰的标准体系。如果说城市化上半场的标志和标准体现在CBD的出现，那下半场的标准可以定义为“100年”。就像《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中规定“我国桥梁设计使用年限是100～120年，重要的和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设计使用年限是100年”一样，包括卫星城、湾区等新城新区的城市空间扩展建设，其功能规划年限也要管够100年。作为“造城”样本的陆家嘴，其发展过程就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这种标准。上海陆家嘴中心区规划设计方案经过3年7个月的酝酿，批复于1993年，自此，历任上海市领导都没有随意修改陆家嘴的规划方案，除了2008年面积稍有扩大之外，基本没有任何改动。到2015年，陆家嘴最后一栋摩天大楼上海中心落成，陆家嘴基本建成，总建筑面积470万平方米左右，容量变动基本在规范的范围内（规划建筑面积调至418万平方米）。这份被认为“可能是中国执行得最好的城市规划”，也让陆家嘴成为上海的一张名片，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之一。

总部在减少，高楼在“变矮”

引总部、盖高楼越来越成为各地“拼胆气、拼豪情、拼亮剑精神”的发展之道。

“总部经济”看似一本万利。一来，总部的品牌效应是城市重要的无形资产。就拿纽约来说，且不提华尔街因汇集了超3000家金融机构而让全球金融领域唯其马首是瞻，单说联合国总部的入驻，就奠定了纽约在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则，总部聚集的经济效益也不容忽视。突破天际的CBD往往是城市就业人口与单位面积GDP密度最高的地方，而总部聚集的高产出必然带来稳定的大税源。再加上2013年工商改革以来允许企业“一址多照”“一照多址”，条件放宽引得城市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吸引企业异地注册，实现了税收增长。何况，“总部经济”还是地方实现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在“管理研发—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的价值链曲线中，总部作为企业集团的大脑，恰恰是高附加值的管理研发与营销服务资源的集大成者。抓住了“总部经济”，俨然就是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牛鼻子，地方政府又怎能轻易撒手？但是，现实很“骨感”。若把手段错当目的，“总部经济”便会落入虚幻的注册经济陷阱，对经济发展没好处。如新疆霍尔果斯市自2011年起沉迷打造税收“洼地”，虽然引来企业注册潮，但大多是空壳，这些企业非但没有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反而在政策收紧时所触发的资本逃离大潮中徒留实体经济一地鸡毛。

而且“总部经济”本身也有相当的负面性。一方面，政策资源上对总部的过度倾斜，极可能挤压中小企业生存。极端如韩国，政府的培育扶持成就了财阀巨兽虹吸一切资源，让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愈发难以出头。另一方面，在“总部虹吸资源—人口、资本集聚—房价、消费品价格上涨”的传导下，生活成本上升与社会福利下降也在所难免。要知道，为避免落得和西雅图（亚马逊总部所在地）一样住不起房、交通拥堵，纽约民众曾自发游行抗议亚马逊第2总部入驻纽约，促成了选址计划的流产。

对超高建筑的迷恋早已融入人类文明的骨血中，高度即权力，高大建筑历来被作为图腾仰望。高大建筑展示了上与下的空间关系，上是抬头仰望，用“高度”来矮化别人；下是一种高度的俯瞰，权威的意象。历史中，从埃及金字塔到哥特式大教堂，再到中国万里长城，每个文明都借巨型建筑作为权力的最高隐喻。正如解构主义鼻祖德里达所言，“建筑总体上凝聚了对一个社会的所有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诠释”。进入现代社会，人类急需一种新图腾，去象征现代商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相比GDP等抽象的数据，摩天大楼作为看得见的实体，更能丈量经济发展的速度，物理上的高度逐渐演化为城市崛起的标志。19世纪末、20世纪初，摩天大楼是美国强大的图腾。清朝晚期，游历美国的李鸿章对《纽约时代》记者谈到所见所闻中最惊讶的是“20层或者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大清国和欧洲从未见过这种高楼”。而到20世纪末，东亚新兴国家从美国手中接过了“摩天大楼竞赛”的接力棒，对摩天大楼的崇拜更甚。其中佼佼者当属中国，中国对摩天大楼的狂热，不只在于追求数量第一，更在于比拼高度第一、速度第一。根据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CTBUH）的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超过200米的高楼已经有742座，占全球的50%左右。2004～2019年的16年间，中国一共有9年建成了当年的最高建筑，而且2015～2019年，更是连续5年建成当年最高建筑。此外，各个城市还铆着劲儿比“身高”：2010年封顶的广州国际金融中心高度为440.7米，紧接着第2年，深圳京基100就以1.8米之差小胜前者；2008年动工的上海中心大厦规划高度632米，而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欲以近30米之差反超（规划高度660米，建成高度592.5米）。事实上，从1987年的深圳发展中心大厦（165.3米）建成算起，“全国最高”平均4年就刷新一次。

实际上，楼宇经济作为城市“总部经济”的具象化表现，已然呈现后继乏力之势。不仅全球性大都市纽约如此——截至2020年第二季度，曼哈顿16条主要零售走廊的平均租金连续11个季度下滑，自2011年以来首次跌破700美元；建设排头兵中国更是如此——据《中国楼宇经济发展年报（2018）》，全国写字楼平均空置率为19.8%，青岛、大连、宁波等二线城市空置率甚至高达35.2%。况且，高楼林立的华丽外表也越来越难掩其自身短板。且不提已有“劳伦斯魔咒”揭示了高楼建成与经济危机的关联规律，单论高楼的集约高效也站不住脚。虽说摩天大楼能够节约寸土寸金的城市用地，缩短公用设施和市政管网的开发周期，但同时也筑就了环境黑洞。高楼建筑不仅消耗了全球超过40%的能源，还影响周边区域的采光、空气流通并造成光污染，形成热岛效应，再加上还有地震、台风、火灾等隐患。例如国内消防登高车最高作业高度才100米，而200米乃至更高的楼宇在城市中比比皆是。

更重要的是，中长期来看，总部与随之而兴的高楼均已被逐步架空。首先，总部的超聚集形式与信息文明的重链接特性格格不入。总部是工业经济高度成熟的产物，而总部经济的关键又在于聚合形成区位意义上的增长极。但是，地理上的聚集正被虚拟化的链接替代。如今互联网巨头已经走在了前列，例如，阿里云先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多个数据中心并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云计算公司，而后建总部，这就象征了在一切关系都能上“云”的时代，总部已非不可或缺。其次，企业组织由金字塔形向扁平化、网格化的自我革命，亦是在解构总部。一方面，瞬息万变的市场与全球化竞争加剧，将科层制的“大企业病”暴露无遗——机构臃肿、决策死板、沟通不畅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灵活用工与远程办公等方兴未艾的新形势，更是加速了传统金字塔组织的崩塌。基于此，企业不得不自我分解，无论是按功能（研发、运营等）还是按区域（省、大区等），皆源于此。甚至有时，越经典的企业越能大刀阔斧地自我迭代，如拥有2万多名员工的美国纽柯钢铁总部公司，员工只有不到80人，且只负责极少数决策。简言之，工业文明所催生的总部，在规模上缩减、权重上下降的趋势不可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与总部休戚相关的CBD高楼，也将“岌岌可危”。尤其当新经济如火如荼，城市中心的繁华逐步被个性化、体验化的“诗与远方”所替代时，更是如此。毕竟，只要搭上实体（交通网）与虚拟（互联网）两张网，便能“天涯若比邻”。既然如此，小镇经济对城市功能和资源的导流也在情理之中。形形色色的小镇不仅是休闲疗养的圣地，更可能成为创新经济的高地。比如华为在东莞松山湖投资建设的欧洲小镇，欧式建筑依山傍水，花园式办公区域内含着华为大学、研发中心和中试中心等企业的核心。如此看来，曾是工业时代城市象征的高楼大厦已步入功能“变矮”的下坡路，仍然风生水起的高楼建设其实已然陷入了“历史的误导”。

综上所述，虽然短期来看，总部的意义与高楼的经济产出还难以磨灭，但二者均已被时代推到了下行的轨道上。这也就意味着，过去依赖总部经济乃至楼宇经济而迅速发展的城市经济，也到了动能转换的时候。具体而言，当城市拼总部的边际效应迅速衰减，就将进入产业生态的竞争期。这个生态既包括顶层的龙头大企业，也包含底部的草根小企业。因为一个有生机、有活力的生态体系，必然是参天大树、灌木和小草相互依存的。

如此一来，招商引资便能从“抓大放小”到“大小并重”。“抓大放小”长期以来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偏好，似乎只有大项目才是“好项目”。殊不知，底部的小企业是否优秀，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否引来更多大企业。如对合肥家电产业美的、格力、TCL等巨头纷纷加大布局，其背后实际上是集成电路、显示面板、压缩机等产业链关键产品的本土企业配套支撑带来的生态优势。在培育上，从主抓“规上”企业到对“规下”甚至非正规经济极大包容。大企业是工业时代的明星，而轻经济时代则是千千万万中小微企业乃至迷你型企业的天下。虽然单体来看这些企业的经济价值不高，但是整体所营造的创新型氛围与经济活力，则是大企业难以比拟的。更何况，小企业培育好了自然也会成为独当一面的亮点。如阿里巴巴在杭州崛起后，又反哺了杭州浓厚的互联网创业氛围，AI、云计算、物联网、泛娱乐等样样风生水起。总之，与其绞尽脑汁抢夺大企业总部资源，不如做好布局得当的城市经济生态。毕竟，物理反应只是1+1=2，化学甚至生物反应才具备1+1>2的想象空间。

经济引擎从城市到网络

回顾过去，城市始终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与中国这一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城市化脱不开关系，甚至可以说，急速扩张的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主要引擎。要知道，1978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仅为1.7亿，城镇化率不足18%，彼时，中国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城市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不足1/3。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政府主导下，中国城市化大都是沿着“造城”路径，以行政化方式自上而下开发建设出来的。政府不但通过各种政策激发城市活力，还出资成立城投公司，直接参与到城市开发过程中，大规模、快节奏地大拆大建。典型如延绵不绝的“基建狂魔”和“造城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中房地产更被喻为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火车头”。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下，资源和生产要素向中心集聚，形成集聚效应。这之中，城市凭借其自身聚集优势，成为产业、资金、人口等各类资源集中的首选地。最终在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共同协作下，中国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飞速提升至2019年的60.6%，只用40多年的时间便完成了西方上百年才走完的城市化进程，成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由此，从钢筋水泥到高楼大厦，沿着交易中心—生产中心—商品中心—金融中心—办公中心的发展阶段，城市化逐步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TOP10城市经济总量占比全国23.22%，TOP20城市经济总量占比全国34.71%，TOP30城市经济总量占比全国42.88%。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主宰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也刷新了人们对城市带动国家崛起的认知。

城市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奇迹让全民为之惊叹，但发展至今，恰如城市发展理念在改变，表象的背后是经济引擎正由城市化切换为网络化：1994年，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中国互联网时代从此开启。20多年来，互联网在中国蔓延普及，渗透率逐年上涨，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而这些技术层面的普及，将散点分布的各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网状格局，极大地扩宽了互联网的应用范围。恰如“互联网之父”伯纳斯·李所言，“互联网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赋予人们平等获取信息的权利”，换言之，就是去中心化、扁平化，自由、开放，实现信息和资源的互联互通。正因此，互联网不仅打破了传统城市基于地缘、资源集聚的核心地位，捕获大中小城市，还以“互联网+”嫁接一切行业，如同“水电煤”般逐渐演化成各行各业的基础设施，从而赋能各行各业，并引发颠覆性变革和创新，推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催生社会经济发展生命力，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中国互联网经济影响力报告（2019）》数据显示，2018年互联网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合计为27.53万亿元，约占当年GDP比重的28.56%。显然，通过对各行各业的渗透融合，网络化正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从根本上看，以钢筋水泥、高楼大厦为代表的城市化发展，是典型的工业经济思维方式，难以匹配信息文明时代中国下一轮经济结构转型发展战略。也就是说，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切换的背景下，经济引擎从城市化到网络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化引擎已经熄火，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将由城市化与网络化“双轨驱动”，概因中国城市化远未结束，维持增长的态势仍存。虽然中国城市化规模庞大、速度惊人，但同世界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符合世界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当一个国家城市人口到50%左右，会进入相对减速期，面临如何持续推动城市化的问题；到70%时，城市化才会趋于稳定。而今中国城市化率已达60.6%，客观上已来到进入城市化稳定期的最关键时刻，面临结构性调整与发展。且不说城市化发展具有较大惯性，还会持续进行下去——如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44.38%，全国人户分离人口高达2.27亿人，户籍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仍在推进；更何况横向比较，在城市化过程中，“过度”与“不足”并存，如一线城市已经趋于饱和，位列全国前三的上海、北京、天津，城市化率分别高达88.1%、86.6%、83.48%，而广大三四线仍落在后面，至今仍有18省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云南、甘肃、西藏等地不足50%，西藏最低，仅31.5%。鉴于巨大的离散度，城市进一步集聚的空间依然存在。

综上，一边是网络化经济引擎加速启动，一边是城市化经济引擎尚未完成，在这两个引擎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将由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这之中，在互联网赋能下，强调互联互通的后城市化已经来临。要知道，过去20多年来，在以人为本的消费互联网下，所有产品的核心都指向消费者，“8.3亿网民、14亿人口”的体量带来了巨大商业价值和经济增长，一些城市因消费互联网的赋能而强势崛起。典型的城市如杭州。近年来，互联网行业每年保持着40%以上的增速，其中阿里巴巴已经是一座虚拟的大城市，它的价值比杭州城市的价值更大，这便是消费互联网为城市赋能的最佳案例。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技术深化、5G、云计算、AI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助推下，后城市化将逐步向重心在供给侧的产业互联网靠拢，通过对产业链生产关系的改造优化和生产力的赋能提升，构建起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信息链的互联互通，进而迸发出强劲的经济增长潜力。如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数据显示，2018年、2019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规模分别为1.42万亿元、2.13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7%、9.9%。预计202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规模将达3.1万亿元，对GDP增长的贡献将超过11%。进一步说，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一端从消费发力，一端从生产发力，最终，后城市化将全面打破人与物、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进入万物互联时代。届时，基建设施根深蒂固、“神经网络”高度发达的后城市化时代将全面到来，人类生活将进入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信息空间交叉融合、互相映射关联的“三元世界”。总而言之，“让生活更美好”的后城市化时代正向人类社会驶来！

智慧城市：技术虚拟狂欢？

城市，一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是人类利用资源、创造文明能力的最高表现。人类每次科技的飞跃，都将使城市形态产生巨大的变革。自2008年IBM首次提出“智慧地球”这一理念，智慧城市已被认为是城市发展的高层次阶段，是城市迭代的必然。一方面，技术变革在剧烈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必将重新塑造城市形态。正如美国作家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所说：“佛罗伦萨的街道给我们带来了文艺复兴，伯明翰的街道给我们带来了工业革命……漫步在当代的城市——不论是沿着用鹅卵石铺就的人行步道还是在四通八达的十字街头，不论是围绕环形交叉的路口还是高速公路——触目所及的只有人类的进步。”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城市形态的更迭。

如今，信息化、互联网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就登峰造极，云计算、物联网、AI又相继成了新技术的焦点，城市相应地以智慧化武装自己，是水到渠成。更何况，另一方面，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大城市病、公共危机、环境威胁等城市治理痛点迫切需要智慧城市提供解决方案。根据联合国预测，1950～2050年的100年内，全球城市化率将翻番，2050年将有68.4%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而用先进的技术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众望所归的最佳解决方案。例如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除了借助智能化交通系统来帮助市民大幅缩短通勤时间，政府还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通过路灯上的传感器实时搜集路况与车流量信息，智能化调整交通信号，以减少骑乘人士被红灯拦下的次数，引导市民选择自行车出行，带领城市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

尽管作为未来趋势，智慧城市来势汹汹，但大部分智能城市项目还处于非常早的阶段，很多项目甚至只是空有其名。为何智慧城市这把全球性的星星之火，却难以燎原？首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作为开发项目，智慧城市建设也逃不过投入产出的商业地产逻辑，土地、融资、建筑安装等高昂成本都是摆在眼前的问题。韩国自2002年起陆续投入4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00亿元），计划在仁川市松岛地区建成世界首座智慧城市——松岛新城，但这座城市至今未能完工，有媒体将之称为“另一座切尔诺贝利”。而未完工的原因就是资金枯竭，无以为继。其次，错把手段当目的，陷入唯技术论的窠臼。当下，科技正在替代生活，手机像输液器，互联网供养着人群。然而，仅仅采纳任何一项技术本身，不管多么的优秀，都不能解决城市问题。在技术至上的思维基础上建设出的不是智慧城市，而是迷失在技术里的城市。事实上，城市与手机、平板不同，其智慧化不仅是技术和资金的问题，更涉及一系列基础设施、法规政策、社会关系、政治利益甚至大众观念的角力。短时间建造出的新技术乌托邦都是空中楼阁，要么集成一些现成技术匆匆上马，要么就只能沦为面子工程。当下普遍存在的数据孤岛即为典型。在中国，部分职能系统是垂直延伸的，比如公安系统有自己的数据系统，卫生、税务和法院等部门也各自有系统，纵向信息或许能实现共享，但横向数据流通却有阻碍，这就造成了“条状孤岛”；而先地方再中央的模式，则造成了“块状孤岛”。如此一来，以技术提质提效、改善民生，成为一句空谈，智慧城市似乎也沦为一场技术理想主义的狂欢。

在种种误区之下，诸多所谓的智慧城市其实就像是一个摇摇欲坠的高塔，规划者在塔底讲着或将成真的故事，搬几块砖就算开工了。但实际上，即使基础设施能够一蹴而就，相关的信息安全技术、伦理道德框架、基础科学研究和人类社群本身完全没有准备好。要支撑智慧城市的高楼稳稳建起，需要把握四大平衡：

一是经济上，近期投资与远期回报的平衡。高科技长远来看的确能降本增效，提高城市运行效率。但超前技术带来超高成本，资本总是短视的，而城市发展是缓慢的，一项改变城市的技术从验证有效、示范成功到商业应用，周期比一般的产品还要漫长得多。对此，一方面可利用PPP模式、产业引导基金等，广泛引入社会资金；另一方面可引入市场服务，分散成本。如今一些互联网巨头已经使得城市的各个领域——包括政府的一部分治理功能——逐步实现智慧化，例如无现金支付、共享经济、智慧交通等，完全可以由市场来提供智慧城市服务。如果地产商、园区运营商和城市政府需要服务，向这些智慧技术的拥有者购买一部分自己需要的服务即可，能够大大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建设成本。

二是技术上，数据利用与隐私风险的平衡。过去10年，科技公司正从代表进步力量的形象，慢慢转变成资本主义霸权的图腾，而个人、家庭的生活信息通过物联网全方位暴露，成为砧板上的鱼肉。在这种背景下，智慧城市面临这样一个安全悖论：我们是否要为了人身安全而牺牲个人隐私？这就需要更完善的监管框架来监督新技术和数据的使用，将数据捕获限制在整个城市的“最低限度”，只搜集解决现有问题所需的数据，而不伤害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

三是机制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平衡。在一个智慧城市项目中，企业作为技术的倡导者和最直接受益者，总会更有动力去推动其落地；政府的诉求相对多元，虽然在刺激产业和就业领域与企业有着共同的诉求，但守夜人的职责要求其通过政策法规，守住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的边界；公众则最为保守和分裂，即使尝到了甜头，也很难对大的变革达成共识，毕竟所有的变革都难免会给一些人群带来阵痛。因此，在大规模的智慧城市项目中，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统筹推进固然重要，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创新研发及公众的广泛参与，也缺一不可。

四是时间上，当下与未来的平衡。城市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大多智慧城市的规划设计都着重解决当下的问题，而未考虑到城市的流动性。智能化固然是趋势，但城市形态不只取决于技术的包装、驱动，还取决于生态、人文等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当前已出现城市收缩现象，假设某个城市50年后人口大幅减少，到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智慧城市？这可能和当下规划的背景完全不同。因为人口变化可能会带来很多连锁反应或者滞后效应，如何把这样的未来因素考虑在内，也是智慧城市建设中不容忽略的问题。

回顾历史，城市的发展从来都是磕磕碰碰、饱受非议的。巴黎大改造前，法国的知识分子近乎诅咒般地抱怨这座城市的脏、乱、差，惨无人道的生活空间和不可理喻的贫富差距。大改造后，奥斯曼的计划实际上解决了不少当年巴黎存在的问题，并让大改造成为拿破仑三世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正面政治遗产。但是大改造本身又创造了许多新的问题，抱怨依然存在，对其诅咒的程度并没有减退。城市的发展历程大抵都是这样，充满着问题，解决一部分问题后又引发新的问题，智慧城市亦是如此。城市始终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不是一次性交钥匙工程，基础设施体系的改造相对容易，但社会系统运行的惯性、人性和习惯的改变，起码要靠代际的周期才能切换过来。同时，发展的实际意义也始终在人——只有人们产生向往美好的动力，城市才能真正地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