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有动物绿孔雀人力繁殖获得基本取得成功，珍稀物种绿孔雀

全国首例！“绿孔雀”能够抵挡住水电站吗？

一个里程碑

最早发觉修建水电站可能会对绿孔雀栖息地造成影响的是一名叫顾伯健的年轻人。

2013年，顾伯健在中科院西双版纳植物园读硕士期间，到玉溪市新平县的绿汁江河谷调查那里热带雨林的植被情况。也是观鸟爱好者的他，从老乡口中得知附近有绿孔雀活动，这让他惊喜万分。“当时有关绿孔雀数量和分布的资料几乎没有，学界普遍的认识是绿孔雀几乎快在中国灭绝了。”顾伯健告诉本刊。虽然那次他没能亲眼见到这种生性胆小的动物，但是他看到了它们的脚印和粪便，也从老乡那里获得了几根雄性孔雀身上带有眼斑的羽毛，这都证明绿孔雀在那里真实地活动着。

顾伯健同时得知了一个不利于绿孔雀的消息——戛洒江水电站正在筹备建设当中。红河干流的不同流段有着不同的名字，支流绿汁江汇入红河干流石羊江后，便称作戛洒江，水电站未来将会建在交汇处往下6.5公里的位置。到时，大部分绿汁江和石羊江河谷都会处于淹没地带，而这些区域都有绿孔雀出没。

河谷地带对于绿孔雀的生存繁衍是极其重要的。每年十月底到来年五月初是当地的旱季，林子里的溪水断流，绿孔雀便要来到河边喝水；三四月份时，是绿孔雀求偶交配的季节。对于身形较大的绿孔雀，河谷中的开阔地带才能让雄性尽情打开屏扇，展示风采；而绿孔雀和许多雉类一样，都需要通过“沙浴”的方式来做日常清洁，河滩上就正好有细沙的存在。

考察回来后，顾伯健就开始找相关领域专家来奔走呼吁。但这些做法都没有挡住水电站的建设。2016年3月29日，水电站工程正式开工。2017年3月，顾伯健再次来到这片区域。他第一次真切地听到了绿孔雀洪亮的鸣叫，阵阵鸣叫伴随着窸窣的虫鸣在山谷中回荡。但在水电站的施工现场，他看到了山体和植被已经遭到破坏的情景。顾伯健感到心痛不已，随即发了一条朋友圈。也正是这条朋友圈，引起了环保组织“野性中国”和“自然之友”的重视。由于他们的介入，事件的走向开始发生了转变，最终以公益诉讼的形式将它交给法院裁决。

“自然之友”的总干事张伯驹告诉本刊，2015年1月1日起实行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以及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解释，共同保证了像“自然之友”这样在北京市区一级注册的环保机构能够拥有诉权，这就成为诉诸法律途径的基础。“即使如此，考虑到成本，打官司仍旧是最后的选择。”张伯驹说。

同样在2017年发生了三亚新机场填海建造人工岛，会威胁到中华白海豚的情况。“自然之友”通过寻求媒体报道、和相关部委沟通以及写举报信，最终促使了在2018年初，国家海洋局出台“史上最严围填海管控措施”。在“绿孔雀”的事情上，“自然之友”也尝试了参与环保部组织的座谈、给水利部和发改委发紧急建议函等方式，都没有能够让工程有效停工。

“水电站的修建会有不同的时间节点，首先是大江截流，接着是坝上坝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往后是大坝主体工程落成，最后是整体工程结束。每一步的完成，都意味着成本投入的加大。越往后，博弈的空间就会越小，我们也会越被动。金沙江水电开发也曾经出现类似情况。环保部已经叫停，但当时的投入已经高达十几个亿了，工程中止就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能继续下去了。”戛洒江水电站的情况是，当时第一个阶段都还没有完成，所以采取法律手段就迫在眉睫。

2017年8月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随后水电工程便停工。如今“绿孔雀”一审胜诉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是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也就是说，诉讼发生在工程尚未对绿孔雀的栖息地产生实质性的破坏影响之时，诉讼的目的是防止工程未来造成栖息地恶化。“预防性诉讼很重要，因为栖息地一旦毁坏，无论获得多少赔偿，都是不可逆的。”张伯驹说。

不过，自然之友认为，目前的胜利仍是阶段性的。张伯驹指出，判决中还有一句关键的话：“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后续处理，待新平公司按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后，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在张伯驹看来，这就意味着水电站目前只是暂时停工，并未被永久停工。他认为，在被告方明确提出放弃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前，还不能轻言胜利。

被认定的证据：绿孔雀与陈氏苏铁

回溯整个诉讼的筹备，对于起诉方“自然之友”来讲，最大的挑战是在破坏发生前，如何收集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片即将被淹没的区域庇护了绿孔雀在中国最重要的种群，并且一旦戛洒江水电站如果继续建设，对它们就是区域性灭绝的打击。

按照被告工程建设方的辩驳，绿孔雀的栖息地主要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内，绿孔雀会越界活动，但他们认为被淹没的区域不算是绿孔雀的关键栖息地。恐龙河自然保护区位于上游石羊江畔，属于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境内，是以绿孔雀为保护目标

的州际保护区。

矛盾的是，根据“自然之友”调取的《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报告》等资料，保护区曾经在2008年和2010年三次调整过保护区的面积，被削减的面积占到7.8%，目的中的一项就是用于“戛洒江一级电站水库淹没”。2012年《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显示，最终保护区调整到680米的高度以上，正好水库建成后石羊江的蓄水高度会达到675米。也就是说水淹区的一部分，就是原来的保护区，是有绿孔雀活动的。刻意调整保护区的面积，就是为了不和水电站的建设相互冲突。

那么这片淹没区活动着的绿孔雀究竟数量有多少？关于绿孔雀的研究资料寥寥，比较有参考意义的两篇学术文章来自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和北京动物园各自在2018年发表的绿孔雀种群情况调查。前者指出绿孔雀现存于云南的22个县，其中超过总量60%的绿孔雀栖息在新平县和双柏县。后者则给出了云南有绿孔雀235～280只的估算，新平和双柏拥有的数量最多，分别是60只以及40～50只之间。修建水电站造成的淹没区正是新平和双柏相交的区域。“虽然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绿孔雀的准确数字，但仍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绿孔雀最大的种群和最完整的栖息地就在这里。”张伯驹说。

为了能取得更加确凿的证据，“自然之友”联合“野性中国”组织学者进行了实地考察。没有道路，他们只能选择了沿着红河探险式漂流的方式，进入到河谷腹地完全没有通讯信号的无人区。“这就十分考验一个环保组织联接各方资源的能力。”张伯驹说。他们用固定安装的红外相机和随身携带的长焦头相机，记录未来淹没区的绿孔雀活动。在“野性中国”摄影师的镜头下，绿孔雀或散步，或觅食喝水，或在河滩上进行“沙浴”。它们美丽优雅的姿态，和颜色丰富的羽毛，终于能让人们看得清楚。

被告的一个说法是，河谷地区淹掉之后，绿孔雀会退到高海拔的松林中去。但参加考察的红河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王剑副教授就对本刊讲，河滩上长着聚果榕等榕属植物，它们的果实是绿孔雀的食物来源。一旦失去了这块觅食的宝地，绿孔雀的食物来源就大大减少，而且它们也更容易和人发生冲突——曾经老百姓为了防止绿孔雀偷吃种子，会将种子涂上毒药。为了防止病虫害，农民也会专门购买农药包衣种子，这都会让绿孔雀毙命。更不用说宽阔的河滩关系到绿孔雀的繁衍后代。

前车之鉴是在云南大理州的青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因为2010年澜沧江小湾水电站建成蓄水后，回水淹没了保护区的所在的澜沧江支流黑惠江河谷。等到昆明动物所再去调查时，那里的相机没有拍到任何一只绿孔雀。

“对方会说鸟类随着水淹会飞走，那么植物总不能动。”张伯驹说。考察绿孔雀的情况时，他们还同时一并记下了沿途其他珍稀动植物的数量和分布，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在IUCN评级中属于濒危等级的陈氏苏铁。成语“铁树开花”中的铁树，就是指苏铁了。它是一种古老的孑遗植物，生存繁衍了两亿多年，蕴藏着丰富的遗传信息，是研究地理和气候变迁的珍贵素材。

建设方提供的环评报告中，只说了发现淹没区内有6株元江苏铁位于峭壁之上。但实际这大大不符合现实——在绿汁江漂流时，考察成员们记录到的陈氏苏铁最为集中的区域就有205株，由此推测在整个受到水电站建设影响的绿汁江流域，陈氏苏铁种群数量超过了2000株。之前在双柏县和红河县也发现过陈氏苏铁，但是个体分散，不如绿汁江流域的陈氏苏铁拥有健康的种群结构，这就十分难得。“被告说，他们做’环评’时，陈氏苏铁还没有被认定为是新种，这的确是事实。但只要是苏铁属的，植物学家都一眼能辨认出来，它们全部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植物。”

因此，这些围绕绿孔雀和陈氏苏铁的种群状况而提交的材料，就成为案件进程中两组最关键的证据。法院的一审判决中，体现出了对这两组证据的认可。

资源大省的保护困境

“绿孔雀”案从立案到判决，都让这个迷人的物种，得以走进了公众的视野。然而，为何在“绿孔雀”案之前，绿孔雀没有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明星物种而受到关注？王剑告诉本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以前没有意识到绿孔雀的濒危程度。

“人们一般想到的孔雀，其实都是蓝孔雀的形象。大家会觉得蓝孔雀在公园里很常见，不至于到了快野外灭绝的境地。”事实上，蓝孔雀是从印度和斯里兰卡引进而来。因为驯养繁殖技术成熟，广泛用作观赏。绿孔雀则是中国本土原生的物种。过去动物园缺乏分类学知识，把蓝孔雀和绿孔雀混在一起来养，最终园子里所谓的绿孔雀都成为杂交个体，动物园失去了对绿孔雀迁地保护的功能。私人养殖场里的蓝孔雀有时也会逃逸，给绿孔雀的野外种群造成基因污染，成为对绿孔雀的另一种威胁。

绿孔雀和蓝孔雀其实长相截然不同。如果能够仔细看看绿孔雀，都会对它的外表难以忘怀——就拿雄性来说，蓝孔雀是白色的脸颊，绿孔雀是黄色；蓝孔雀脑袋上的羽冠像一把打开的扇子，绿孔雀则是直直的一簇；蓝孔雀胸前羽毛是丝状排布，绿孔雀是鳞片状的。随着变换观看角度，那片羽毛还会有蓝色、蓝绿色、古铜色、金色的变化。云南民歌里唱的金孔雀，就是指的绿孔雀。

而绿孔雀不够受重视的另一重原因，则是云南本地对它们的忽略。这也造成了像“自然之友”这样的环保组织在调查取证时必须身体力行，一次次前往绿孔雀栖息地，因为当地学者鲜有细致研究。“云南是个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大省。亚洲象、长臂猿、金丝猴、黑颈鹤等都算是当地的明星物种。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地方就倾向选择容易出成绩的物种来保护。比如黑颈鹤，和风景结合拍出来的照片美，又在湿地当中容易观察，投入就多。绿孔雀这样，所在的河谷进入艰难，自然做研究的人就少。实际黑颈鹤在四川、贵州、西藏都有分布，而绿孔雀只在云南才有。哪个物种更需要花心思，是显而易见的。”王剑说。

在王剑看来，云南的生境多样，物种分布非常分散，很难找到一个像大熊猫似的“伞护种”，保护了它就相当于能让很多物种得到庇护。“但每种生境挑出一个伞护种来投入保护力量并不难，它也能荫庇一小批处于同样栖息地的动植物。”因此，这次“绿孔雀”案一审胜诉的价值不仅在于保护了绿孔雀，它的背后是黑颈长尾雉、蟒蛇、绿喉蜂虎、褐鱼鸮、千果榄仁、陈氏苏铁等一系列濒危动植物构成的一个完整而珍贵的干热河谷生态系统。“相比红河下游已经有太多人类活动的印记，这一片区域具有的原始风貌在国内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