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台涉侨明式古代建筑树德堂在厦重新修峻工，

陕西佛教历史沿革

一、佛教的传入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释迦牟尼。开始的时候，佛教主要流传于印度中部的恒河流域，后来因为商人的大量皈依，信徒的不断增加以及部分统治者的支持，佛教逐渐向印度其他地方扩展。公元前3世纪时，印度孔雀帝国的阿育王皈依佛教，并通过国家的力量，组织大规模的传教队伍，向世界各地传播佛教，南传和北传两条佛教外传路线由此定型。其中南传佛教先由印度传到斯里兰卡，再由斯里兰卡传到东南亚各国；北传佛教通过印度西北先传到中亚和西亚地区，再由此传入中国，并由中国传入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最早是从陕西肇端的。在陕西，佛教的最早传入又是从现在的西安开始的。关于佛教传入陕西的历史传说很多，秦朝以前传入的说法多不可靠。秦始皇统一六国前，今天的西安一带已属秦都所在重地，传说印度的阿育王派遣室利防等高僧至秦送来佛教经像，被秦始皇驱逐。这则故事虽然难以证实，但秦时佛教传入陕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当时印度正值空前统一强大的孔雀帝国，该帝国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组织大规模的对外传教，其统治势力已经延伸到中亚地区，而起源于西部的秦国当时正好控制着中国辽阔的西部地区，所以两大帝国相距并不遥远，丝绸之路此时已经开通，考古发现已经证实此时印度的许多物品和艺术形式开始进入中国。所以，阿育王的传教范围很可能已经触及秦的疆域，陕西境内法门寺阿育王塔在最早被称为圣冢，说明它就是以类似印度阿育王所建的佛塔形式出现的，而且其位置正好处于秦国早期政治中心的附近和秦朝与西部交通大动脉之上，所以，佛教界和部分学者认为法门寺佛舍利塔就是这个时候由阿育王派遣的传教者建立起来的，只是因为秦始皇实行政治专制和文化钳制政策，焚书坑儒，法家以外的其他学说均难生存，供奉佛舍利的圣冢也默默无闻。西汉时期，直通中亚的丝绸之路因为政治军事的力量而畅通，张骞出使西域，得知佛国的存在，陕西人最早主动地了解到佛国印度的一些情况。此后丝绸之路更加畅通，这便为佛教进入陕西和全国提供了基础。

学术界、佛教界绝大部分人认可的佛教传入陕西，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西汉哀帝时（前6～前1）。那时，位于现在中亚地区的大月氏国的使者伊存来到汉朝，给当时长安城里的博士弟子秦景宪口授《浮屠经》，这是关于佛教基本教义和佛教基本制度的经典。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2年，这是佛教思想教义传入陕西的开始，一般认为当时并没有开始建立佛教寺院。

按照中国佛教自古以来的流行说法，东汉明帝永平七年（64），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印僧受邀来洛阳译《四十二章经》，并建立佛教寺院——白马寺。这是中国人最早向外主动请法，从此之后，中国始有佛教寺院。这件事的发生也是经过了西安地区，但在西安是否有建立寺院和传播经典教义的活动则不甚明了。据相关史书记载，在西晋时期，汉长安城内就有白马寺，西来高僧竺法护曾在其中翻译过经典，但这个寺院是否是东汉时期所健，现尚无资料证明。另外户县罗汉寺碑记载，那里曾建白马西招提院，陕西还有一些寺院也传说是东汉时期建立的。西晋时期，汉长安城里已有白马寺存在的史实，说明西安地区也与东汉时期的白马驮经有一定联系。

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以后，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途经关中地区到达洛阳，在那里译出大乘、小乘诸经并讲释弘传，影响波及关中地区。一些人认为，法门寺因为埋有圣人之骨的圣冢地位而在这个时候建立起了寺院。三国时期，朱士行作为第一个出家的中国人，不但是汉地最早的中国僧人，而且从长安出发，西行取经，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西行取经人。据记载，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辗转到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阗。在那里，他获得《放光般若经》的梵本，共有90章，60余万字。因受到当地小乘佛教信徒的阻挠，未能将经本很快送出。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译法饶）送回内地。又经过了十年，元康元年（291）才在陈留界内仓垣水南寺由无叉罗和竺叔兰译出。而朱士行本人则终身留在西域，80岁病死。朱士行从长安西行求法的举动既表明了当时长安地区的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彰显了长安在沟通内地与西域方面的重要地位。

二、两晋南北朝时期

从西晋时代开始，陕西佛教再次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呈现出显著的影响。这其中最著名的史实要算竺法护在这里的译经活动。那时，汉僧出家者日多，早在西晋初年，就有帛法祖等人在长安建立精舍，有僧俗大众来精舍求学。帛法祖又名帛远，据梁代慧皎的《高僧传》记载，西晋惠帝（290～306）末期之前，帛法祖“于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晋惠之末，太宰河间王颙镇关中，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每至闲辰靖夜，辄谈讲道德”（慧皎《高僧传》卷一《帛远传》）。这里并没有说明帛法祖在长安建立佛寺的具体时间，但可以看出，至少在晋武帝太熙元年（290）以前就有此寺。帛法祖有一个弟弟，名叫帛法祚，25岁出家为僧，深洞佛理，关陇知名。此人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为张光所害，享年57岁，则生年应在魏正始七年（246）。据此，帛法祖则生于魏正始七年（246）以前，史载其年少出家，估计长安建寺则在3世纪60年代，该寺建于何处，现亦不得而知。史载竺法护曾在长安西寺译经：“元康七年（297）十一月二十一日，沙门法护在长安市西寺中出《渐备经》。”（《渐备经十住梵名并书叙》）同年，他还在这里翻译了《金刚藏菩萨行经》一卷（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六；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二）。西寺或相对于白马寺、敦煌寺（均位于汉长安城东边）而言为西，或相对于汉长安城而言为西。两种可能都说明此寺应位于长安城西边，是否为帛法祖建立的那座精舍，尚不敢断定。

根据以上资料，有史可考的长安最早的佛寺应是青门内白马寺，其次是青门外敦煌寺和帛法祖所建的不知具体位置的精舍。敦煌寺是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建立的译经讲学场所，关于这一史实的最早资料是梁代僧祐（445～518）的《出三藏记集》，其云：竺法护“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于是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竺法护传》）；梁代慧皎（497～554）的《高僧传》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慧皎《高僧传》卷一《昙摩罗刹传》）；唐代道宣在《释迦方志》中说：“晋武世，敦煌沙门竺法护，西游三十六国，大赍胡经，沿路译出，至长安青门外立寺，结众千馀。教相广流东夏者，法护深有殊功。”（道宣《释迦方志》卷下）后来唐代惠详的《弘赞法华传》（卷二）和道世的《法苑珠林》（卷六十三）又对这一记载做了进一步认定。这些资料都记载了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但关于这个寺庙的具体建立年代并未说明。僧祐所著的《出三藏记集》是早于慧皎《高僧传》的资料，它所收的《正法华经记》对竺法护翻译《法华经》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太康七年（286）八月十日，敦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但此处并未说明翻译《正法华经》的具体地点。道宣的另一部著作《妙法莲花经弘传序》中却这样记载：“妙法莲华经者，……西晋惠帝永康年中，长安青门敦煌菩萨竺法护者，初翻此经，名正法华。”虽然这里所说的译经时间与梁代僧祐的记载有所不同，但它明确指出竺法护译《法华经》就是在长安青门外的寺庙。又据宋代志磐的《佛祖统纪》卷三十六记载，西晋太康“七年（286），月氏沙门竺法护，来长安青门译《正法华经》及《涅槃》《宝藏经》等二百十部”。可见，到宋代时，关于竺法护译《法华经》的时间、地点已没有什么争议了。此后，历代县志均记载敦煌寺为竺法护译《法华经》的寺庙。

此前，竺法护曾于西晋泰始二年（266）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月三十日在长安青门内白马寺翻译《须真天子经》２卷，传言者为安文惠、帛元信，笔受者为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此为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所载。如此，则竺法护先是在长安青门内白马寺翻译佛经，后又在青门外另立敦煌寺。由于白马寺、长安西寺早已无存，所以，现存陕西最早的佛寺便只有敦煌寺了。

敦煌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敦煌菩萨竺法护在此翻译出《法华经》《光赞般若经》《渐备一切智经》《弥勒成佛经》等重要经典。他一生共翻译佛经154部309卷（僧祐《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有的资料则说是175部354卷（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二）或210部394卷（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六）。此前中国的佛经翻译都是零星的、小规模的。可以说，竺法护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大规模翻译佛经的人，敦煌寺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场所。梁代佛教史学家僧祐这样评价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竺法护传》）

竺法护在敦煌寺主持佛经翻译事业，前来皈依的信徒极多。史载：“四方士庶，闻风响集，宣隆佛化，二十余年。”西晋时期陕西佛教是以竺法护为核心而形成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佛教传译中心。东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了十六国。在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因为皇帝苻坚的大力支持以及道安等高僧的到来，陕西佛教继续保持着全国佛教中心的地位。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坚遣苻丕攻占襄阳，延请道安入住长安五重寺弘扬佛法，并主持翻译事业，前来学习和帮助翻译的有几千人。道安在这里共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等经典，并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道安还在这里提倡出家人以释迦为姓、一改魏晋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的状况，从此开启了中国僧人姓释的历史。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二月，道安圆寂于长安五重寺，时年74岁。他一生译经25部29卷，为般若学中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的祖师。

后秦时期，因为鸠摩罗什的到来，西安继前秦之后继续保持全国佛教传译中心的地位。姚兴弘始三年（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鸠摩罗什应姚兴邀请入关，住逍遥园和大寺等地译经讲学，关中及全国前来求学者　 3 000多人。曾经参加前期译事的名德如法和、僧睿、昙影、僧导等，此时都参加鸠摩罗什主持的新译场，同时还有原在长安的慧精、法领、道标、道恒、僧肇，以及来自庐山的道生、慧睿、慧观，来自北方的道融、慧严、僧业、慧询、昙无成，来自江左的僧弼、昙干和来自其他各处的慧恭、宝度、道恢、道悰、僧迁、道流、道凭、昙晷等名僧，也都会聚长安，参加了鸠摩罗什的译场。其中僧肇、僧睿、道生、道融、昙影、道恒、慧观、慧严诸人尤其著名。此外，从西域前来长安和鸠摩罗什合作的僧人有罽宾三藏佛陀耶舍、律师弗若多罗和卑摩罗叉。当时，关中地区高僧云集，号称“八百狮子吼秦川”。

南北朝时期的陕西佛教虽然不像西晋和前后秦时代那样成为全国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佛教中心，但从宏观上来看，继续保持着发展上升的势头，堪称全国佛教中心之一。在这期间，陕西佛教第一次遭受“灭法”的沉重打击，随后在曲折中继续发展。

北魏道武帝（386～409）和晋室通好后，开始信奉佛教，并利用佛教收拢人心。太武帝（424～452）锐志武功，因沙门免兵役、徭役和免纳租调，致使大量人口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加之太武帝为了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尊崇儒家学说与道教，而将佛教视为“西戎虚诞，妄生妖孽”的外来之教加以排斥，加之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的进言，而于太延四年（438）三月，令50岁以下的沙门一概还俗，以充兵役；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又禁止官民私养沙门，陕西佛教遭到沉重打击；到了七年（446）二月，因在长安一寺院发现藏有兵器、酿具及官民寄存的很多财物，怀疑僧徒与内乱有关，又听信崔浩的建议，命尽杀长安及各地沙门，并焚毁经像，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也因事被杀，禁律稍弛。至文成帝（452～465）嗣位，即明令重兴佛教，准许诸州城郡县于众居处各建寺一所，并允许平民出家，寺塔经像渐渐修复，陕西佛教也逐渐复兴。常年在嵩山修头陀行的沙门僧周，在太武帝灭佛时与数十人同入长安西南的寒山，后令弟子僧亮到长安，修复故寺，延请沙门，对关中佛法的复兴产生很大影响。孝文帝（471～499）时，鼓励佛教发展，迎像、度僧、立寺、设斋、起塔等佛事纷纷兴起，成实、涅槃、毗昙等佛教也开始盛行，陕西佛教迅速复兴起来。

西魏都城在长安，陕西佛教借助政治中心的地位迅速崛起。西魏文帝（535～551）及丞相宇文泰都崇佛，文帝曾建立大中兴寺，并以道臻为魏国大统，道臻即大立科条，以兴佛法。宇文泰也提倡佛教，他曾在长安建立六座寺院，并命沙门昙显等依经撰《菩萨藏众经要》及《百二十法门》，作为传播佛教的资料。取代西魏而兴的北周王朝，也以长安为首都，起初北周皇帝亦颇崇佛。明帝（557～560）在长安建立大陟岵、陟屺二寺，并每年大度僧尼。当时名僧昙延、道安被称为“玄门二杰”，南方的学僧来游关中的也有亡名、僧实、智炫等高僧，随着佛教的发展，佛寺聚集了大量土地与财富，僧尼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租调收入与劳动力调用，引起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加之在思想文化方面，北周从宇文泰执政以来，一直“崇尚儒术”，很多官员与文人从治国安邦、维护纲常名教的目的出发，相继发表了很多激烈的排斥佛教的言论，对朝廷的宗教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武帝（561～578）重儒术，信谶纬，由于还俗僧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建议，意欲取消佛教，但因为佛、道二教争执不下，于是命令把佛、道二教一并废除，沙门、道士还俗，财物散给臣下，寺观塔庙分给王公，当时僧、道还俗的有200余万人。宣帝（578～579）嗣位后恢复佛教，大成元年（579），于长安和洛阳二京立陟岵寺，选择旧日有名望的沙门220人，在寺行道，并命智藏等为菩萨僧，任长安陟岵寺寺主。五月，静帝（579～581）在长安继位，左丞相杨坚辅政，命全国恢复佛、道二教，陕西佛教从此又发展起来。

三、隋唐时期

隋唐时代的陕西佛教不但是陕西佛教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全国佛教乃至整个世界佛教发展史上非常灿烂的一页。

隋代建都在大兴（今西安），隋王朝复兴佛教首先从首都开始。随着隋代在政治上的南北统一，在文化领域开始出现融合的新趋势。尤其是随着南方高僧大量北上长安，驻锡日严等寺，佛教也融合南北特征，在融合过程中开始兴起新的体系，于是，陕西再次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隋文帝（581～604）刚上台，就改变了北周武帝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其统治的重要手段。这和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抚养和即位时昙延力请兴复佛教不无关系。他首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京师长安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由官家缮写大量经书，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从而天下风从，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出数倍（《隋书·经籍志》）。在建寺方面，他于即位初年，即改北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为大兴善寺。此外，文帝在建国初年，仿北齐的制度，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及外国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务。他于开皇元年（581）授名僧僧猛为隋国大统（即昭玄大统）三藏法师，七年（587）又命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至十一年（591）又诏灵裕为国统。文帝对于佛教义学的提倡，即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传教系统，选聘当时各学派著名的学者，集中在都邑，分为五众：一、涅槃众；二、地论众；三、大论众；四、讲律众；五、禅门众。每众立一“众主”，领导教学。其间可考的有长安涅槃众主法总、童真、善胄；地论众主慧迁、灵璨；大论众主法彦、宝袭、智隐；讲律众主洪遵；禅门众主法应。此外长安还曾建立了二十五众（《续高僧传·义解篇后论》），大兴善寺沙门僧璨即曾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大兴善寺沙门僧琨也做过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从事学众的教导（《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续高僧传》卷七、卷九）。隋炀帝（605～616）也笃好佛教。他在大业元年（605）为文帝造西禅定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两处造寺，传称他在位期间所度僧尼共16200人，又铸刻新像3850躯，修治旧像101000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612藏。

隋代译经也是以长安为中心展开的。首开译经的是北天竺乌长国的那连提黎耶舍（490～589），他应文帝之请，驻长安大兴善寺，从开皇二年到五年（582～585），译出《大庄严法门经》等8部23卷。同时，毗尼多流支也在长安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经》《象头精舍经》。此后在长安译经的大师有阇那崛多（527～604），此人也住在大兴善寺，从开皇五年（585）到仁寿末年（604），译出《佛本行集经》《大方等大集护经》《大威德陀罗尼经》，并补译《法华经》《金光明经》的缺品等共39部、192卷。达摩笈多（？～619）于开皇十年游方到瓜州（今甘肃敦煌县），受请至长安，在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的译经馆，从开皇中叶到大业末年共译出《药师如来本愿经》《起世因本经》《金刚般若经》《菩提资粮论》《摄大乘论释论》等9部46卷。隋朝的译师共译出经论等59部，262卷。

隋代，中国沙门在佛教传播方面的贡献明显超出前代。参与达摩笈多等人译场的彦琮（557～610）就曾记录笈多游历西域各国的见闻，著成《大隋西国传》（已佚）。彦琮谙习梵文，开皇十二年（592）奉召入长安，驻大兴善寺，重掌翻译；仁寿二年（602），文帝令其撰《众经目录》，又将《舍利瑞图经》及《国家祥瑞录》翻译为梵文；大业二年（606），驻翻经馆，披阅由林邑（今越南中部）获得的昆仑书（当时对林邑以南通用文字的总称）佛经，并编撰目录，以备选译；又和裴矩共同修纂《天竺记》，著《达摩笈多传》及《辩正论》《通报论》《福田论》《沙门不应拜俗总论》，还为所译诸经作序。文帝在开皇十四年（594）命大兴善寺翻经沙门法经等20人，整理所有译出的经典，撰《众经目录》七卷（通称《法经录》），成为一部分类比较精细的经录。另外，费长房在开皇十七年（597）撰《历代三宝纪》十五卷（通称《长房录》）。同时，彦琮等人在仁寿二年（602）奉令撰《众经目录》五卷，刊定了当时书写佛经总集的标准，一直影响到后世。

隋代陕西还兴起一些在家佛教信众的组织，有一种称为“义邑”（又作“会”，由共同出资或出力营造佛像等关系而成立）的信仰团体，还有一种和它类似的“法社”。义邑的成员有时多到一二千人，和它相类似的法社，则是贵族或在家人士和若干僧尼的团体。故义邑需要有佛教素质较高的“邑师”主持指导，而在法社除“俗讲”等外，则无此需要。另外，当时还有一种供设斋食的集会，即所谓“斋会”，在纪念、庆祝、祈愿等时节举行，如文帝于开皇八年（588）昙延圆寂时设千僧斋；既而又于终南山焚化地设三千僧斋；仁寿元年（601）遣名僧送舍利到诸州建塔时，也命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等。

在佛教文学艺术方面，隋代的陕西也是全国的中心。当时，长安一带用佛教理趣入诗的有文帝、炀帝、薛道衡、柳顾言、许敬宗、费长房、卢思道等的作品。沙门彦琮、行矩、灵佑、吉藏、慧影等的文学撰作也很出名。隋代的佛画家，有杨契丹、尉迟跋质那（于田人）、昙摩拙叉（印度沙门）等，而以尉迟跋质那和他的儿子尉迟乙僧尤为著名。隋代陕西的佛教建筑，以文帝所造大兴善寺、东禅定寺，炀帝所造西禅定寺最为宏伟。特别是东禅定寺，“驾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耸，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

隋代陕西佛教不但在全国拥有中心的地位，而且对四邻诸国也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当时的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炀帝初年，四邻诸国来学佛法的僧徒云集长安。日本摄政者圣德太子于大业三年（607）遣使者小野妹子来朝，并且带了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隋书·东夷传》）。第二年又特选僧旻、请安、惠隐、广齐四人（一作八人）跟随小野妹子前来。炀帝把这些外来留学的僧徒安置在鸿胪寺的四方馆，并且先后召终南山悟真寺净业、玉泉寺静藏、长安大庄严寺神迥、弘福寺灵润入鸿胪馆担任教授。这些措施对于后来各国佛教的流行产生很大影响。

唐朝在建立初期虽然奉行尊道政策，对佛教有一定的抑制，但很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就在京师长安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全国僧尼。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事业，度僧3 000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促进了佛教的发展。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从长安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在长安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利用佛教为其政治利益服务，一代女皇大兴佛教。尽管当时的政治中心在洛阳，但陕西的佛教依然获得迅速发展。玄宗时（712～756），虽曾一度整顿和淘汰僧尼，但因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人在长安大力弘扬密宗，有助于巩固政权，佛教再次得到帝王的信任，不但促使密宗的形成，而且推动了当时佛教的发展达于极盛，仅佛教寺院就比唐初增加了一半。安史之乱使陕西佛教遭受严重摧残，到了武宗时期，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朝廷命令拆毁寺宇，敕令僧尼还俗，当时拆毁的大寺总计4 600余所，小寺则达40 000所，僧尼还俗26万余人，遣散寺院奴婢15万人，收回寺院所属的田地数千万顷。陕西佛教经此打击，一蹶不振。

唐代的译经主要集中在长安。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终止。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玄奘、阿地瞿多、那提、地婆诃罗、佛陀波利、杜行顗、义净、智严、善无畏、金刚智、不空、般若等译师在长安主持佛经翻译事业，译籍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前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玄奘、义净、不空。玄奘所译有75部1 335卷，义净译出61部260卷（因当时政变而散失的，不计入），不空译出104部134卷；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都传译到了中国。有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372部2 159卷，其中大约有一半以上是在长安翻译的。

唐代的陕西也是中国佛教宗派的主要发源地。佛教宗派的兴起一方面是因为佛教的传播日广，要适应各阶层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种教理和修持的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寺院的经济基础日益庞大，佛教徒采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强组织，以维持其既得的利益。除了天台宗和禅宗以外，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中的六大宗派发源于陕西。起源于后秦时代的三论宗，经过后代的不断发展，隋代时期已具雏形，其实际创始人吉藏（549～623）晚年居住长安，完成了三论宗主要理论体系的创建。他在长安很受唐高祖的礼遇，被聘为“十大德”之一。他曾住于长安的日严、实际、定水诸寺，得以弘扬其三论学说。吉藏诸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住在兰田悟真寺，经常来长安说法，盛传三论学说；贞观年间，元康住长安的安国寺，著《三论疏》，继续弘扬该宗学说。

慈恩宗是由玄奘（600～664）和其门徒在长安建立起来的。因为该宗主张万法唯识，所以又名唯识宗；又因为该宗注重对法相的分析，所以又名法相宗；还因为玄奘及其主要弟子长期居住在慈恩寺，所以又名慈恩宗。该宗遵奉印度无著、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的瑜伽一系学说，以《瑜伽师地论》及其附属论书（所谓十种支论）为典据，主张众生种姓各别，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玄奘门下弟子很多，最杰出的是窥基（632～682），他对玄奘新译的经论作了将近百部的注疏，极大地发扬了玄奘译传的新说。接着有慧沼（650～714）、智周（668～723）等人相继阐扬，遂使此宗达到极盛。玄奘门下还有一些新罗的学人，如圆测（613～696）、道证、太贤、慧景、遁伦等，也都很有成就。

律宗也兴起于长安。道宣（596～667）继承北朝慧光（468～537）到智首（567～635）的律学系统，在长安专事《四分律》的弘扬。因为他后来居住在终南山净业寺和丰德寺，所以一般称呼他这一系传承的律学宗派为南山宗。与此同时，还有法砺（569～635）的相部宗、怀素（625～689）的东塔宗，对于《四分律》的运用和解释，各有不同的见解，也各成一派。他们的声势虽不及南山宗之盛，但也流行了较长时期。

华严宗最初由法顺（即杜顺，557～640）创立于长安，接着有智俨（602～668）在终南山一带著述《搜玄记》《孔目章》等，对《华严经》作了纲要性的解释，奠定了该宗的基本体系，历史上称智俨为华严宗二祖。被称为三祖的法藏（643～712）因为参加了《华严经》的新译，理解经文更为透彻，进一步充实了该宗的学说，从而正式建成了宗派，后人即以他的法号“贤首”作为该宗的名称。他的理论曾一度为其弟子慧苑所修改，以致未能很好地传播，但不久澄观（738～838）来长安，受到皇室的敬重，他纠正了慧苑的说法，对华严宗的正统学说加以发扬，澄观由此被称为华严宗四祖。其后五祖宗密（780～841）长期居住在长安草堂寺和圭峰寺，融会禅教两系，贯彻了华严宗的圆融精神。当时在长安学习华严宗的还有新罗人义湘（625～702），他归国后开创了海东的华严宗，而长安的至相寺则被视为朝鲜华严宗的祖庭。

密宗作为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中的一个特殊宗派，是由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71～741）来长安之后创立的。他们在印度时修学的地点不同，分别传承了胎藏界和金刚界的法门，到达长安之后，则互相授受，从而融合成更丰富完整的体系。接着，经过一行（683～727）、不空（705～774）的阐述，内容更加充实。当时几代帝王都对不空十分优礼，并以官爵相笼络，从而形成了王公贵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风气。当时，日本也一再派遣学僧来华传习，归国后传播此宗。但在中国，不空以后，经惠果、义操、义真等数传，该宗就逐渐走向衰颓。

净土宗立宗的端绪可上溯到北魏时代的昙鸾（477～543）。唐初道绰（562～645）继承其说，继续倡导。他的弟子善导（613～681）来长安传教，净土信仰由此才在陕西站稳脚跟。善导著有《观经疏》，建立了该宗的基本体系，被后世视为该宗的真正创立。其后怀感、少康等人相承不绝。唐代在长安宣传净土教的还有慧日（680～740）。他从印度游历回来，大力弘扬净土法门，由此自成一系，但实际和善导所提倡的相差无几。此外如迦才、承远（712～802）、法照（？～821）等，也都致力于净土的宏传，遂使这一宗的信仰以长安为中心迅速传向全国。

此外，隋代信行禅师（540～594）在长安创立三阶教，在一度被禁后，因其门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萧瑀、高炯等的外护，得以保全实力，延续到唐代，又在长安恢复了相当的盛况。著名的寺院有化度（原为实际寺）、慧日、光明、慈门、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为其中枢，无尽藏院就设立于此。到了武周证圣元年（695），才明令判为异端，此后朝廷又相继多次限制打击。尽管如此，三阶教的潜势力依然在长安地区存在，直至唐末。

到了唐朝末年，除了上述各宗派的教义继续传播并发挥影响外，还有直接和群众生活相联系的种种民俗性佛教活动，如节日在寺院里举行的俗讲，用通俗的言词、生动的故事进行宣传，并形成各种讲经文或变文，所讲的内容主要来自《华严经》《法华经》《维摩经》《涅槃经》等经典。当时陕西民间佛教徒的崇拜对象一般有弥勒、弥陀、观音、文殊等佛、菩萨。佛舍利崇拜也在唐代盛极一时，尤其是关中西部的法门寺，在唐代成为皇家寺院，朝廷多次迎奉佛指舍利，影响盛极一时。当时全国佛教有四大朝拜圣地，其中陕西就占两处：一是扶风的法门寺，二是长安城南的终南山。

唐代三教关系的展开也主要以长安为基地。自唐初以来，佛教快速发展，和道教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时有高下之争，在思想上也产生剧烈的冲突。唐初道教徒傅奕向高祖进言七次，抨击佛教，沙门法琳和其弟子李师政在长安分别作《破邪论》和《内德论》，反驳傅奕，接着有道教徒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响应傅奕，贬斥佛教，法琳再度作了《辩正论》，予以反击。两教的激烈冲突直接波及到皇帝那里，结果是法琳受到发配益州的处分。其后，在朝廷的内殿里还时常举行佛、道的对论，其论题涉及道教最高概念“道”和佛教所说“菩提”的同异，又考核到《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后来唐武宗的灭佛活动就是以道教徒赵归真的进言为契机。另外，在儒佛关系方面，两家的争论较少。从隋代吉藏以来，佛教徒一贯以人天教看待儒家。唐代宗密著《原人论》，也采取同样的见解，但儒者对于这些议论未见有何种反感。到了中唐，韩愈奋起攻击佛教。他写了《原道》一文，说佛教是教人无为而徒食，无益于国家，又说佛教是外来的，系夷狄之法，和儒教相违。他主张驱使僧尼还俗，焚毁佛经，改寺院为民舍。他又上《论佛骨表》，认为佛舍利是枯骨秽余，易导致民众陷入迷信与狂热，所以应付之水火，永绝迷信的根本。这样直率的辟佛议论，曾给后世以很大影响，但却受到当朝皇帝的排斥。

唐代陕西佛教的发展也体现在文学、艺术等方面。在文学方面，由于长安俗讲流行，创作了变文等作品，各种佛教应验故事、传奇小说等也在民间流行起来。在艺术方面，各种佛教绘画、雕塑、音乐、建筑、书法、各种纹饰等相当繁盛，促使佛教艺术呈现兴盛的景象。如彬县大佛寺的大佛，建立于唐初，至今光耀天下。长安城内的大、小雁塔以及许多著名的佛教碑刻都凝聚着艺术的深厚底蕴。

唐代陕西佛教对国外也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当时很多新罗和日本的学僧来到长安留学，得到各宗大师的传承，归国以后开宗立说。新罗在唐初来长安的有义湘，他在终南山学法于智俨，而太贤、道伦则受学于玄奘之门，后来还有惠日在长安从惠果传胎藏密法。日本学僧入唐求学之风尤盛，唐初就有道昭、智达、智通来长安从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凤、玄昉来长安从智周受学，归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代代相传。日僧道光先入唐在长安学南山律，后来，在长安受戒学律的鉴真律师赴日传戒，成立了日本律宗。空海入唐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受两部秘法，归国后创立日本真言宗。唐代陕西的佛教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四、宋元明清时期

唐朝灭亡之后，长安便失去了国都的地位。政治中心东移，长安文化中心的地位也随之丧失，陕西佛教的辉煌时代随之成为历史的记忆。所以，唐代之后的陕西佛教进入了平凡发展的时期，主要表现在高僧缺乏、寺院衰落、义学不振、文化艺术创造趋于冷落等方面，但佛教的活动与影响民众的力量依然存在，佛教寺院的维护、佛教造像的维修与再建，佛教信众的延续等都代代相续。

五代后梁时期的朱温在离开长安时，拆掉长安宫殿寺观的木料，自渭河运往河南开封使用，长安佛教因此而遭受沉重的打击，章敬、西明等大寺院从此荡然无存，幸存的其他寺院也残缺不全。宋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北周抑佛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到了天禧末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比宋初增加了七倍，寺院也相应增加到近四万所。陕西的寺院在这个时期获得有限的恢复，许多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并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徽宗时（1101～1125），由于笃信道教，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这给佛教以很大的打击，陕西佛教也深受影响。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重建香积寺，改名开和寺（又名开利寺），不久仍复旧名；太平兴国六年（981），重修悟真寺，并改名崇法寺；政和五年（1115），分丰德寺圆测遗骨，葬在兴教寺玄奘法师塔左，与窥基塔相对，贡士宋复为作《塔铭》。法门寺虽失去了唐时地处京畿的地理优势及佛教中心的位置，但气势依然，宋代住僧人数比唐鼎盛时期增加了一倍，并形成了以农业为主，以手工业和商业为辅的较具规模的庄园经济。宋朝时期的大慈恩寺，废毁殆尽，唯一塔俨然。

宋室南渡之后，陕西为金朝统治。金朝为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女真族在其开国以前就已有了佛教信仰的流行。建国后，佛教风习依旧盛行，特别是占领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之后，更受到了宋地佛教的影响。因此，从全国来看，佛教在金代有所发展，陕西佛教则继续保持低落中的延续状态。南宋淳熙元年（1174），崇辨禅师住于大兴善寺，颇有声望。由于朝代更迭，战乱频仍，草堂寺也屡经战火，宋、金、元时期都有重修的记载。金代法门寺没有大的发展，但还是保持了以前的规模。金承安五年（1200）所刻《法门寺藏经碑》记述了法门寺藏经5 000余卷，可见规模之宏大。金大安二年（1210），金烛和尚在法门寺二十四院之净土院见忽有“甘露法水”涌出，有感于灵异，决定焚身以“真身供养”。

元代陕西佛教也无任何起色。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邀请西藏的名僧八思巴东来，即位后，奉为帝师，命掌理全国佛教兼统领藏族地区的政教。汉族僧徒与河西回鹘僧，仍受到礼遇。元初佛教界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刘秉忠等，或为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职，对于当时佛教的护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元代管理佛教的机构，最初设总制院，即以国师为领导，后又设功德使司（简称功德司）。至元二十五年（1288）总制院改称宣政院，扩大管理职权，且在地方设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司的事务，僧官如僧录、僧正、僧纲等，也都由宣政院管辖。后来到至顺二年（1331）撤销行宣政院，在全国设立广教总管府十六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务。元统二年（1334），又罢广教总管府，复立行宣政院。陕西佛教在当时也被纳入这一管理体系之中。

明代政权建立之初，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内地渐衰，而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恢复发展，陕西佛教各宗也有了微弱复兴的迹象。其中禅宗和净土宗在陕西最为流行。当时陕西佛教受国家的严格管理，与全国的佛教体制吻合。而全国的佛教管理体制形成于明太祖时期。明太祖登基之后，便对佛教有意加以整顿。洪武元年（1368）即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全国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十七年（1384）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淘汰；二十四年（1391）命各州、府、县只许保留大寺观一所，僧众集中居住，限各府不得超过40人，州30人，县20人，规定男子非年达40岁以上，女子非50以上者不准出家（《明史·职官志三》）。代宗景泰二年（1451）因救济四川、贵州饥荒，实行收费发牒制度，凡僧、道纳米五石者，给予度牒。这样，有牒僧、道大量增加，寺观随之而增。陕西佛寺增加情况不详，但明代许多寺院获得重修和扩充，如明正统二年（1437），净业寺住持僧云秀募资修葺本寺；天顺四年（1460），德满禅师重修大兴善寺；同年，净业寺住持僧本泉和沣德寺住持惠海又重修寺院，以恢复祖业；成化二年（1466），整修大慈恩寺，基本奠定了大慈恩寺后来的规模；正德二年（1507），法门寺再次重修，从唐初法门寺建二十四院，至此时近900年，二十四院规模尚存；嘉靖年间（1522～1566），秦藩王朱怀卷再次修葺悟真寺，并将悟真寺下寺的水陆殿改作其家祀佛堂，这期间，香积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佛事转盛。明代后期，西村逐渐人满拥挤，于是向东扩展，平塔除坟，香积寺的塔院逐渐湮没；嘉靖三十四年（1555），关中地震，道宣舍利塔倾倒，两年后即隆庆元年，获得重建；明隆庆二年（1568）八月扶风大地震，第二年（1569）法门寺唐塔倒毁，十年后，在皇太后的督促下，明神宗于万历七年（1579）下诏重建法门寺塔，工程浩大，历时30年，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建成，并造铜塔刹标明竣工；万历四十三年（1615），大雁塔又重加修葺，安装了阶梯，可登临各层。

清代陕西佛教与明代的态势基本相同。清朝政府仿照明代僧官制度，在京设立僧录司，所有僧官都经礼部考选，吏部委任。各州、府、县的僧官则由各省布政司遴选，报送礼部授职。所有僧官的职别名称，都和明代无异（《大清会典》卷七十一）。清初寺庙僧尼数字，据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各省官建大寺6 073处，小寺6 409处；私建大寺8 458处，小寺58 682处。僧众110 292人，尼众8 615人。寺庙共79 622处，僧尼合计118 907人。（《大清会典》卷十五“礼部方伎”）

五、民国时期

进入民国以后，全国佛教处于复兴态势，陕西佛教出现了深研佛学、著书讲经、校勘经典、创办佛刊、开设佛校和从事社会慈善等活动，这一时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7）

早在清末民初，国内一些新派人物就主张打倒宗教，提倡庙产充公，佛教面临空前挑战。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权，由此开始北洋军阀的统治。当时，一方面佛教面临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北洋政府被迫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名义上开始给宗教以各种合法的权益。于是，陕西佛教界和全国佛教界一样，开始积极地自谋发展之路。民国元年（1912）4月，浙江天童寺方丈寄禅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力图保护佛教权益。9月，陕西佛教界在卧龙寺聚会，宣告中华佛教总会秦省支部成立，以卧龙寺为会址，选举了全（僧人）为支部长，定慧、空定为副支部长。这一时期，陕西佛教界的主要目标是护法护教。

1．建立佛教各种组织。中华佛教总会秦省支部成立后，便着手重建陕西各级佛教组织，逐渐在陕西各县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分部及各种相关的佛教团体，截至民国十五年（1926）底，陕西各市、县已成立分部20多个，并建立其他相应组织十多个。西安市不仅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西安分部，而且还设立了佛门请经处、巡行讲演团、普通僧校、佛学研究会和佛学图书馆等近十个佛教机构。这些佛教组织的成立对维护佛教权益起到积极作用。中国佛教总会秦省支部还大力恢复慈恩、净土和密宗等佛教各宗，并督促各宗进行了一些传统的佛事活动。

2．延请高僧赴陕弘法。民国初年，陕西僧界的弘法人才奇缺。针对这一状况，陕西佛教界多次派人或去函延请外省高僧赴陕弘法。陕西当局对此也多有支持。陈树藩督陕后，曾委派定慧和尚赴浙江普陀山法雨寺，敦促陕籍高僧印光法师返陕弘法。法师因当时正患眼疾，故未成行。冯玉祥督陕后，在西安城内南院门建造洗心所，约请各教高人轮流讲演，以示信教自由之诚意。民国十一年（1922），陕西佛教会致函太虚大师等高僧，恳请他们西上弘法，振兴陕西佛教。太虚因正在创办武昌佛教学院难以脱身，遂推举妙阔法师代劳。妙阔法师赴陕弘法首开近代外省高僧赴陕弘法先例。翌年6月，山西五台山月泉法师亦应邀赴陕弘法。与此同时，陕西的一些僧侣居士，也纷纷开展各种讲经活动。早在民国初年，西安终南山各寺庙就开始恢复了各种参禅讲经活动。民国十年（1921）4月后，陕西佛教会在西安创立陕西胜业学社，邀请省内僧伽、居士宣讲佛经。翌年民国十一年（1922）春，西安佛界著名居士冯迢如、高戒忍、李桐轩、杨叔吉等人，开始轮流在南院门洗心所讲演佛法。民国十二年（1923）后，陕西高僧宏纯、定慧、聪慧和著名居士康寄遥、高戒忍等人，先后在大荐福寺、寂园和各难民收容所宣讲佛法。这些弘法活动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3．呼吁信教自由和保护庙产。北洋政府成立后，规定全国寺庙除僧伽募修或用私产修建者外，均属公产而一律没收。于是，各省逐僧占寺事件不断发生，庙产纠纷案件等频频发生。在此情况下，全国佛教界纷纷抵抗。民国元年（1912）9月，中华佛教总会秦省支部成立后，陕西佛教界便立即展开维护庙产运动。到了民国三年（1914）6月后，西安城内外的许多寺庙均被陆建章下令改作兵营、学校、机关，陕西佛教界不得不屡兴诉讼，并屡次上书呈请，呼吁信教自由，保护庙产。民国十年（1921）9月，陕西省佛教会会长显安，联合省道教会会长陈园静致函陕西督军冯玉祥和省长刘镇华，请求信教自由，保护庙产。民国十二年（1923）8月，陕西佛教会又致函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要求刘军立即撤离大荐福寺，并将该寺交还省佛教会创办普通僧校。但是，由于军阀统治及僧界不振等因，这一努力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二）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时期（1927～1945）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早在民国十五年（1926）11月，冯玉祥占领陕甘后，为了巩固后方，就主张信教自由，保护庙产。民国十六年（1927）3月，陕西释道代表康寄遥等人联合发表《敬告各界文》，一面揭出“僧界腐败，不守清规”的弊端，主张“整顿僧伽制度，严整寺规，力倡教育”；一面呼吁“各方谅解”佛界苦衷，万勿“横加摧残”。5月，康寄遥又联合儒道代表多人，发表《西安三教代表请愿书》，要求省党部、省农协会、省工会和省商协会等机关立即停止估量庙产、查计寺田的行动。此后，陕西省政府多次发出训令布告，严令各地保护各教，并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及时解决了一些佛教案件。接着，陕西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对佛教进行整顿。

1．整顿僧伽制度。民国十六年（1927）3月，康寄遥当选为陕西省佛教会会长后，遵照太虚教制革新理论，对陕西佛教界从组织上进行整顿。当时，陕西佛教界各宗门户之见颇深，组织涣散，同时，在僧伽之中，有些人专门从事经忏以混生活；有人把持寺产企图世袭；更有甚者，个别人勾结败类。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3月，康寄遥等人就在《敬告各界文》中向陕西佛教界发出了“速理内部，免贻人以口实”的忠告，并明确指出：“各寺急宜属遵百丈农禅遗规，一方力农，一方参究，庶可免坐食寄生之诮。”民国十七年（1928）初，康寄遥等人主持制定的《陕西佛教会整理僧伽草案》，几经周折终于在《佛化随刊》上全文刊出。草案认为，整理僧伽的办法有二：一为治本，措施主要是组设度僧委员会及僧产委员会；一为治标，措施主要为组设监察委员会和考试委员会。从民国十六年（1927）11月开始，康寄遥等对陕西佛教界组织进行了初步整顿，收到了一定效果，主要表现在方丈的选贤任能、僧众的奖优罚劣和组织的健全纯洁等方面。

2．讲经弘法。从民国十七年（1928）6月开始，应陕西佛教界的邀请，心宽、怀朴、华清、宝生、太虚、月溪、倓虚、祥瑞、心道、超一等法师及韩清净居土、何坦拔喇嘛等高僧大德先后赴陕弘法，其中尤以民国二十年（1931）10月太虚的陕西之行影响较大。太虚在陕西期间，相继在新城大楼、大慈恩寺、卧龙寺、高级中学和第一中学等处，向西安党、政军民及佛教界宣讲佛典，反响热烈。通过这些努力，佛教在陕西的影响日益扩大，僧伽和信教群众日益增多。据有关报刊记载，20世纪20年代末，陕西的僧伽、居士仅有200多人，30年代初亦不过400多人，至于信教群众，其时也不过1 000人左右。然而，民国二十三年（1934）1月陕西省佛教青年会成立后，会员很快由200多人增加到1 000多人；同年5月，西京妇女观音会成立时，会员亦多达近百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夏，当心道法师再次赴陕弘法时，听讲者已达1万多人了。

3．培养佛教人才。从民国十九年（1930）开始，陕西佛教界革新派努力开办各类僧校，培养佛教革新人才。2月，陕西佛化社在社内开办佛学讲习所，由华清法师主讲，康寄遥、王子端、雷仲南等居士助教。在该所的带动影响下，陕西佛教界逐步兴起了一股办学热。大慈恩寺、兴教寺和崇仁寺等寺庙先后开办佛学养成所，净业寺、灵感寺等寺庙也积极准备兴办僧校。抗战爆发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陕西佛教界仍不忘兴办僧校，继续造就弘法人才。民国三十二年（1943）10月，经多年筹备，康寄遥等人在西安大兴善寺创办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推举太虚大师和妙阔法师为正、副院长。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这所僧伽高等学院，就为全省培养了多名弘法人才。

4．创办各种报刊。陕西佛教界还致力于创办各种佛教报刊，如：《佛化随刊》（民国十六年12月～民国二十九年12月，即1927.12～1940.12）、《佛光周刊》（民国二十三年3月～民国二十六年7月，即1934.03～1937.07）和《西北佛教周报》（民国二十九年12月～民国三十二年春，即1940.12～1943.03）等。在这些佛教报刊中，公认《佛化随刊》是近代陕西出版最早、发行时间最长、学术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佛教刊物。它在宣传佛教革新思想，研讨教理、教制、教产革命，复兴近代陕西佛教等方面，都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5．刻印流通经典。民国九年（1920），王莲君等人在西安南院门树德堂开创佛门请经处，民国十八年（1929），佛化随刊社在西安中山大街90号创设佛经流通处，着手刻印流通佛教各宗经典。不久，佛门请经处与之合并，该处遂成为全省唯一刻印流通佛教经典的文化机构。在太虚、印光、戴季陶、朱子桥及杨虎城等人的帮助下，该处从外省购进《频伽精舍大藏经》《碛砂经》和《藏要》等佛教经典，在陕西各县佛界广为流通。该处又独自刻印过《净除业障忏悔文》《净土五经》《西方三圣像》等佛教经像，在省内外各寺院公开发行。另外，该处还刻印流通过陕西佛教组织和个人编撰的佛教著作，主要有陕西佛化社编写的《陕西佛化复兴之新纪元》、康寄遥撰写的《长安古刹纪要》《太虚大师在陕弘法纪略》等书。民国二十一年（1932）12月，康寄遥等人委托朱子桥在上海发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决定在西安制版后送上海印制。为此，民国二十二年（1933）6月，康寄遥等人在佛经流通处设立“影印宋版藏经会西安办事处”，邀请太虚大师高足范成法师主持其事。民国二十三年（1934）12月，影印宋版《藏经》陆续出齐，该书合计6 351卷591册（缺11卷），共印500部，印制此书耗资32万多元，历时两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刻印流通佛教经典的一件盛事。

6．兴办公益事业，参加各种抗战活动。早在西安围城期间，陕西佛教界的著名法师定慧、聪慧、贞如及居士康寄遥、高戒忍等人，纷纷在西安城内、外设立难民收容所和施粥场，借以救济城内、外的难民和民众。民国十八年（1929）陕西连年大旱，西安及其周围各县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陕西佛教界又举办各种公益活动。其时，康寄遥出任陕西省赈务会主席，慈云法师、路禾父、俞嗣如居士等人，则分别为陕西佛教和慈善团体的负责人。在他们的呼吁下，全国慈善机构陆续拨赈灾款700多万元及大量物资，为陕西一些灾民熬过这场灾难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高戒忍、杨叔吉等居士则开办收容所、灾童所和佛教医院等，极力救护各地灾民灾童。在此期间，朱子桥居士在陕西的救济事业影响更加深远。朱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历任广东、广西省长及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等职。1926年皈依佛门，从此致力慈善事业。民国十八年（1929），朱赴陕救济旱灾，曾在西安创办中医救济医院为灾民治疗疾病，在西安、扶风和黄龙山创办灾童教养院，收养灾童，创办眉扶银洞滩及宽难三垦区安置灾民。旱灾过后，他继续在西安等地举办各项赈务，功绩斐然，被人们称为“佛教大护法”。抗战爆发后，陕西佛教界以民族大义为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战活动。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12日，康寄遥撰写了《佛教徒怎样抗敌》一文，主张佛教徒应依佛教教义，积极参加救护、慰劳、募捐和宣传等各项抗战工作。此文刊出后，在全国各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民国二十八年（1939）9月，云中法师率领陕西佛教救护队奔赴晋南战场，日夜精心救护伤员，曾受到中国佛教会和国民党第二战区的表彰和嘉奖。民国三十年（1941）春，西安大兴善寺僧伽创办西安佛光纺织厂，除自给自足外，还为军民提供了大量布匹，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抗战刚刚胜利，内战随之又起。由于南京政府大肆搜刮民财，特别是太虚、印光大师相继圆寂，陕西佛界失去导师，因此，陕西佛教界每况愈下。

1．新旧两派纷争不已，佛教组织涣散。抗战胜利后，陕西省佛教会改选，朗照出任会长，慈云、关符清出任副会长。从这时开始至陕西解放，省佛教会一直由传统派掌权。与此同时，革新派代表人物妙阔法师闭关终南，不再参与陕西佛教界工作，而康寄遥、路禾父、迢一等革新派人物，则以陕西佛化社为阵地，独立开展各种活动。当时，无论就陕西省佛教会还是陕西佛化社而言，组织都十分涣散。故在四年之内，这两个佛教组织均无任何重大决策和行动。不仅如此，在此数年内，这两个佛教组织仍相互诉讼、纷争不已。

2．宣传活动冷清，影响缩小。在此四年中，新旧两派僧伽均脱离社会，仅仅在佛教界圈子内进行了一些宣传工作。民国三十六年（1947）春，陕西佛化社曾在社内附设西安市佛化图书馆。然而，由于该馆的读物主要是各种佛教报刊，除少数僧伽不时光顾外，其他读者则寥寥无几。民国三十八年（1949）3月，陕西佛化社又创办《大雄》半月刊，该刊由康寄遥主编，与当年的《佛化随刊》相比，无论从内容、篇幅和影响等方面来看，都不能同日而语了。

3．教育事业每况愈下，收效甚微。抗战胜利后，陕西佛教界虽创办了一些僧校，但由于师资、经费缺乏等原因，这些僧校均收效甚微。民国三十四年（1945）春，新派代表人物康寄遥等人创办的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正式开学，因太虚大师迟迟未能莅任，故暂由迢一法师代理院长一职，并聘请归善法师等人为教席。该院成立时，曾与锡兰摩诃菩提会签订互换师资及留学合同，但锡兰教席素默等人借口西北苦寒，始终未来执教，加之该院财力有限，举步维艰。因此，该院仅开办四期，毕业学僧16人。在开办高等僧校的同时，陕西佛教界还开办了一些初等僧校。民国三十五年（1946）夏，新旧两派分别在慈恩寺、兴教寺和卧龙寺等寺庙，先后创办了国民小学、小学补习班等初级僧校，接收寺庙附近的贫困儿童入学。然而，由于师资缺乏、管理不善、财力不继等原因，在西安解放前夕，这些僧校均先后停办。

4．佛事活动日稀，信徒人数锐减。据有关档案记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10月，其时，陕西省佛教会有会员300多人；陕西佛化社有居士84人；临潼县佛教会有会员134人；户县佛教会有会员35人，以上合计共500多人。至于信教群众，据有关档案材料记载，民国二十一年（1932）8月，中国济生会长安分会有会员154人；理教联合会有会员50人；陕西理善劝戒烟酒会有会员100多人；另外，讲善局等佛教团体亦有数十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成立的陕西省佛教青年会和西京妇女观音会，则分别拥有会员1 000多人和近百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心道法师在陕西佛化社宣讲佛法时，听讲的信徒多达1万多人。据以上统计可知，抗战前夕和抗战期间，西安的僧伽曾多达500多人，信徒多达1万多人。然而，抗战胜利后，陕西佛教界的佛事活动日稀，致使信教群众迅速减少。据《大雄》等有关佛教报刊披露，四年之内，陕西佛教界的佛事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次：民国三十五年（1946）春，朗照法师在卧龙寺传戒；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陕西佛化社举行太虚大师纪念会；民国三十七年（1948）3月到10月，朗照法师在卧龙寺宣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等佛典；12月南五台大茅庵达一和尚在该庵结士念佛等。这一时期的佛事活动，多为祈祷护国息灾、追荐阵亡将士及遇难同胞一类忏罪荐亡法事活动。1950年春，据陕西省政府宗教事务处调查统计，截至1949年底，西安的僧伽尚不足百人，佛教徒仅1 000多人。

5．僧伽备受摧残，寺庙荒芜不堪。内战全面爆发后，陕西省国民政府对陕西僧伽千方百计进行限制，出现了没产逐僧、拆庙毁像的现象。为此，民国三十七年（1948）8月，在陕西省参议会一届五次大会上，参议员陈右阶等18人仗义执言，联名提出《保障佛教寺庙财产议案》，但这一议案并未付诸实施。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还在陕西的崇仁寺、慈恩寺、大荐福寺及南五台等名刹古寺驻扎，挖掘战壕，屯集战略物资，致使一些寺院面目全非。陕西佛教进入全面的衰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