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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鹏：德意志文化沙龙如何变成纳粹党的摇篮

沙龙文化发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但我们最熟悉的沙龙是17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环境下出现的。法国的这些沙龙往往是社会精英与文化精英聚会的场所，大家交流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的信息与体会。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诗歌的使命是“给人愉悦或教诲”（Prodesse et delectare），沙龙也是这样。沙龙的主持人往往是受过教育、精明世故、长袖善舞的上层女性。她们主持活动，挑选客人、制定沙龙的规则与主题。在沙龙里，社会等级不像宫廷那样分明，贵族和资产阶级可以近距离接触和交际。沙龙帮助打破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社会障碍，对启蒙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

德意志的沙龙文化出现较晚，起初发挥的作用与法国沙龙类似，是启蒙和教化的场所与工具。最有名的两位德意志沙龙女主人要数亨丽埃特·赫兹（Henriette Herz，1764—1847）和拉赫尔·莱温（Rahel Levin，1771—1833）。

18世纪中叶的一个法国沙龙

德意志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

赫兹和莱温都是犹太人。18和19世纪的德意志，很多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希望融入主流社会。犹太女性面临双重障碍：反犹主义和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沙龙给了富裕和有人脉的犹太女性很好的机会，与德意志名流相对平等地交往，畅谈文学、政治、哲学、艺术等。所以这个时期德意志的很多著名沙龙女主人都是犹太人。赫兹的父亲是第一位在柏林开业的犹太医生，莱温的父亲是富裕的珠宝商。她俩都是融入柏林精英社会的被同化的犹太人，不太讲究犹太教规矩。普鲁士启蒙与改革运动当中，接受了德意志文化与基督教的犹太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德意志其他邦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普鲁士对犹太人也相对宽容和接受。

赫兹的沙龙一度是柏林文艺界、思想界和科学界的中心，高朋满座，包括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威廉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兄弟、戏剧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等。

亨丽埃特·赫兹

至于拉赫尔·莱温，汉娜·阿伦特专门为她写了一部传记《拉赫尔·瓦尔哈根：浪漫主义时代一个德国犹太女性的生活史》（Rahel Varnhagen. Lebens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Jüdin aus der Romantik）。拉赫尔嫁给了外交官、军官和文学家卡尔·奥古斯特·瓦尔哈根·冯·恩泽（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并皈依基督教。她喜好游历和结交，与许多贵妇缔结了友谊。历史悠久的容克世家子弟，甚至普鲁士王室成员，都来参加她的沙龙，与科学家、作家、批评家交流。她的客人包括哲学家谢林、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洪堡兄弟、穆特·福凯男爵（Friedrich de la Motte Fouqué）、让·保罗（Jean Paul）、费希特、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等著名文人与思想家。熟悉德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朋友应当对上面列举的名字耳熟能详，这可以说是群星璀璨的聚会。在她的沙龙里，不管客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大家都以“你”（du）相称。德语里的“您”（Sie）和“你”有很大差别，前者礼貌而显得冷淡，后者亲热而显得不太严肃。在19世纪，“您”和“你”在感情上的差别比今日大得多，贵族与资产阶级互相亲热地称呼“你”，是非常稀罕的事情。

拉赫尔·莱温

提携希特勒的上流社会沙龙

沙龙在德意志社会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也有负面的作用。在纳粹党发展的前期，很多贵族和名流用自己的沙龙和社交圈子帮助纳粹党打通人脉，令纳粹党登堂入室，进入上流社会，结交金主和政治盟友，拉拢文化界与思想界名人。在纳粹党掌权很久之前，希特勒在上流社交场所亲吻贵妇的手的形象就很有名了。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艾尔莎·布鲁克曼（Elsa Bruckmann，1865—1946）的沙龙。她是一位家系古老的侯爵（血统可以追溯到拜占庭帝国）的女儿，嫁给了著名出版家胡戈·布鲁克曼。她从1899年开始在慕尼黑办沙龙，一直开到1941年。许多显赫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工业家都是她的座上宾，包括诗人里尔克、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与斯蒂芬·格奥尔格，学者诺伯特·冯·黑林拉特（Norbert von Hellingrath）、文豪托马斯·曼，也包括英裔德籍的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这样的种族主义理论家（希特勒对他十分推崇）。布鲁克曼的第一次沙龙活动就是请张伯伦来朗读他的反犹“名著”《19世纪的基础》。

艾尔莎·布鲁克曼与丈夫胡戈

1920年，布鲁克曼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就对他五体投地，从此开始大力赞助和支持他，充满母性地教导这个比她年轻二十四岁的草根如何穿衣打扮、培养时尚品味、选购衣服和鞋，教他怎么吃龙虾、怎么亲吻女士的手等等。希特勒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坐牢，布鲁克曼去探监：“……希特勒向我走来，他朴实、自然、极有骑士风度、目光炯炯有神！”希特勒出狱之后立刻去拜访布鲁克曼。从此鲁道夫·赫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等纳粹高层人士成为布鲁克曼沙龙的常客。赫斯的婚礼就是在布鲁克曼家的宫殿举办的。她还帮助纳粹党与精英阶层建立了联系，比如她撮合希特勒与工业巨头埃米尔·基尔多夫（Emil Kirdorf，1847—1938）谈妥了德国工业界为纳粹党提供经济支持的协议。她于1932年才入党，但希特勒指示将她的党龄从1925年算起，因为她在那一年就申请入党，不过当时希特勒认为她在党外比在党内能发挥的作用更大。

维多利亚·冯·蒂尔克森（Viktoria Auguste von Dirksen，1874—1946）是柏林版的布鲁克曼，她的沙龙是纳粹党与贵族结识和交往的最重要场所。她出身于小贵族家庭，第二次婚姻嫁给一位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外交官和政治家。蒂尔克森在位于柏林玛格丽特大街的豪华宫殿内组织沙龙、晚宴和茶话会，她家在1918年之前就是波茨坦和柏林上流社会的重要活动场所。

魏玛共和国时期，很多贵族、旧精英和敌视共和国体制的右翼人士又聚集在她的沙龙。客人包括兴登堡总统及其儿子奥斯卡、皇储威廉夫妇、皇子奥古斯特·威廉和埃特尔·弗雷德里希、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将军（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布吕宁（曾任总理）、意大利大使齐亚诺（墨索里尼的女婿）等。

她从1923年起开始支持希特勒，20年代末又把自己的沙龙提供给纳粹党，帮助纳粹与上流社会牵线搭桥，对纳粹党的贡献极大。她的沙龙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交中心”。比如1931年11月的一次沙龙聚会可谓“高朋满座”，与会者包括戈林、戈培尔、玛丽·阿德尔海德·利珀侯爵小姐（Marie Adelheid Prinzessin zur Lippe，1930年入党）、维克多·维德公子（Viktor Prinz zu Wied，纳粹时期曾任德国驻瑞典大使）携夫人、《德国贵族报》社论作者瓦尔特-埃伯哈特·冯·梅德姆男爵（Walther Eberhard Frhr. v. Medem）、奥古斯特·威廉皇子、银行家奥古斯特·冯·德·海特男爵（August Frhr. v. d. Heydt）和威廉二世的全权代表利奥波德·冯·克莱斯特。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在蒂尔克森沙龙与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和其他贵族促膝长谈。纳粹忠粉奥古斯特·威廉皇子身穿冲锋队的褐色制服参加蒂尔克森的沙龙。据说他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就是在这里成为希特勒的信徒的。用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的话说，蒂尔克森沙龙把贵族与纳粹这两个原本没有交集的世界连接在了一起。戈培尔把蒂尔克森视为母亲，曾在她家居住。戈培尔结婚时只请了十八位客人，就有蒂尔克森。蒂尔克森还利用自己与兴登堡的交情，劝说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戈培尔在1933年1月22日，也就是兴登堡任命希特勒的不到一周前，写道：“蒂尔克森夫人在全力工作。”纳粹党高层甚至有人赞誉蒂尔克森为“革命之母”。

希特勒、戈培尔与一些纳粹之友。右二为维多利亚·冯·蒂尔克森

戈林的第一任妻子卡琳（Carin Göring，1888—1931）出身德国-瑞典贵族，是男爵小姐。她和她的贵族亲戚也是纳粹党羽翼未丰时期的重要推动者。1931年8月，在戈林夫妇家的沙龙，希特勒向一群贵族和精英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讲，大骂共产党和犹太人，阐述自己复兴德国的美好蓝图。听众包括利奥波德·冯·克莱斯特、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后在希特勒政府担任央行行长和经济部长）和威廉二世的亲信马格努斯·冯·莱韦措。这群贵族和精英大受震撼，听完演讲结束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戈林的第一任妻子卡琳

威廉二世退位之后娶的第二任妻子罗伊斯侯爵小姐赫米内（Hermine, Prinzessin Reuß ältere Linie）虽然和丈夫一起在荷兰过流亡生活，但与德国境内的保皇党与右翼圈子有密切联系。她赞助这些组织，并寄希望于赫尔曼·戈林，希望他能帮助帝制复辟。1931年11月，在蒂勒-温科勒（Tiele-Winckler）男爵夫人的沙龙，“皇后”赫米内和其他一些贵族聆听了希特勒长达数小时滔滔不绝的演讲。他手舞足蹈地宣称自己要把“11月罪人”（极右派用这个词辱骂1918年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和后来的魏玛共和国左派领导人）全都公开绞死。皇帝的妻子听得心潮澎湃，对希特勒“十分认可，尤其是他那优雅而刚正的面部表情、英俊的眼睛和真诚的表情”。1931年和1932年，赫米内安排戈林到荷兰拜访皇帝。她对希特勒的上台也十分欢迎。

退位之后的威廉二世与妻子赫米内，1933年

对柏林上流社会非常熟悉的专栏作家贝拉·弗洛姆（Bella Fromm，1890—1972）在日记里敏锐地捕捉了上流社会的逐渐纳粹化。沃尔夫·海因里希·冯·海尔多夫伯爵（早年是热忱的纳粹分子，曾任柏林警察局长，后参与“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而被处死）和奥古斯特·威廉皇子这样的大贵族身穿冲锋队制服在沙龙谈笑风生，越来越多的老贵族开始展示和炫耀自己的纳粹身份。弗洛姆在1932年写道：“看到这么多老贵族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新朋友，真让人沮丧。”在纳粹时代的沙龙，“精英阶层把匪徒恶棍当作英雄来膜拜，把残忍暴行视为壮举。形形色色的破落户出于怨恨和绝望而结盟”。汉娜·阿伦特这句话描写的是德雷福斯案件时期（1894年，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诬告叛国，被判终身流放，引起社会震动，迫使法国社会审视自己的反犹主义丑恶一面。文豪左拉写了《我控诉》一文，谴责这起冤案。德雷福斯于1906年获得平反）的法国上流社会，但拿来形容纳粹时期的德国上流社会，也很贴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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