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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宫崎市定笔下的雍正皇帝——独断专制:密探政治与朱批谕旨

引子

本文摘编自宫崎市定《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东洋史学者，原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京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 学科，曾被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波 鸿大学等聘为客座教授。1978年获法兰西学院颁 发的“儒莲奖”，198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功 劳者”奖章。出版了《九品官人法之研究》、《亚洲史研究》（全五卷）、《亚洲史论考》（全三卷）、《论语之新研究》、《水浒传》、《古代 大和朝廷》、《中国政治论集》、《游心谱》等 众多著作，另有《宫崎市定全集》（全二十四 卷、别卷一）。

现将由宫崎执笔但未署名的，作为了解雍正帝的大概轮廓最合适的文章——《东洋史辞典》 （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编，东京创元 社，1961年3月）中“雍正帝”之条目摘录于此：

雍正帝，1678（康熙十七年）～1735（雍正 十三年），从清太祖算起的第五代天子，雍正是 其年号，庙号世宗，讳胤禛，康熙帝的第四子。 继康熙帝六十一年的统治期后，在与众兄弟的竞 争中即位，改变康熙时代的宽大政治，希图肃清纲纪。除去年羹尧、隆科多等旧臣，施行独裁政 治，在地方官中，拔擢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为总督，在中央，任用其弟怡亲王胤祥、张廷玉等，尤其是设立军机处以求敏捷应对政务，使内阁制度成为空壳。关心地方民生，令督、抚、 布、按、提督、总兵等以个人名义任意呈递作为亲启信的奏折，他通读奏折写下朱批并发还，在训诫臣子的同时也识别、选拔人才。《雍正朱批谕旨》由相关的往来文书编纂而成，因此是详细地展现了清代社会一个缩影的史料。平定青海、 西藏叛乱，但经略新疆不得不等待下一代的乾隆帝来实现。该皇帝的统治时间比较短暂，但可以说正是这个时期奠定了清朝的基础。

正文

明万历年间（1616）崛起于东北一隅的清朝在太祖一代平定整个东北地区，与人口不啻百倍的明朝相抗衡，战事一直延续到其后的太宗时代，到第三代皇帝顺治帝时，清朝便挺进北京，平定全中国，这的的确确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满族人自己也一定为这意想不到的成功吃了一惊。在传统的满族思想中，这是在满族的守护神“天帝”的护佑下实现的。清朝进入北京后便将业已焚毁的明朝宫殿基本依照原样重建，唯一的区别是在位于内廷的坤宁宫深处的院子前，设有祭天的竿子，这被称作“神杆”。另外，在皇城的东南角建有称为“堂子”的建筑物，这是满洲式祭天最神圣的灵地，在此行祭礼是清朝天子的特权。

在中国人民看来，明清易代是天命所归。到那时为止，承受上天之命统治中国的明王朝已堕落不堪，天命抛弃明朝转而让清朝统治中国人民。满族人进入关内，随着汉化程度不断加深，普遍接受了天命思想。毋庸多言，雍正帝也是其中之一，他对天命深信不疑。满洲的“天帝”和汉人的“天”毕竟是同一个“天”，在恩惠满族人的同时也必须惠泽汉人。

康熙帝从三十五位皇子之中唯独选出雍正帝继承大统，这自然也只能被解释为天命使然。在众皇子围绕储君之位进行的激烈争斗中，大概谁都没有预想到最后的胜利者会是雍正帝吧！是降于清朝的天命在众皇子中选择了雍正帝。

天命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保证天下万民的生活，使其各安其分是天子被赋予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天命也许会再次离开，转向他处。“天道无常”，天命早晚会从不配承受它的人身边溜走。这就意味着革故鼎新。实现天命既是对天的义务，同时也是对祖先的义务，也是对全体满族人的责任。

雍正帝担此大任而践天子之位是在其四十五岁之时。若是可以相信雍正帝所说的话，那么他此前曾极力避免接触现实政治。这也是避免深陷于兄弟互相争斗的漩涡而必要的自保之术。他自己说：

<朕向在藩邸，谨守节度，实未留心吏治，亦并未交接一人。是以践阵之后，><臣工皆所未识，政务皆所未经。>完全不知所措。

但此言必须打个折扣再听。雍正帝表面上没有参与兄弟间的内讧，但并不是完全对此采取超然世外的态度，只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从容不迫地冷眼旁观事态变化罢了。与此同时，他并不怠于深入观察人情世故。不受拘束地生活于藩邸的非嫡长子身份，让他也有闲心对父亲康熙帝的施政方针进行冷静的评判。后来皇帝在给大臣的一封书信的一节中，有一句抱怨颇值得玩味：

朕是在藩邸阅历世情四十五年，备尝世间辛苦才成为天子的四阿哥。朕非生长深宫之主，若怀轻朕之心，恐将来噬脐莫及。

这恐怕是雍正帝的肺腑之言吧！

那么，在雍正帝眼中，康熙时代的政治究竟如何呢？康熙帝作为宽仁大度的君主享有极高的评价，若将此称为“民间的评价”却名不副实。舆论归根结底不过是有权有势者的舆论，在民间，处于最底层的苟延残喘的贫民们多数被排除在舆论范围之外。若一日不从早到晚片刻不得休息地劳作就无法维持生计的农民们根本没有精力制造舆论。舆论不过是来自知识阶层的政治家在政治之余饮酒作诗之时散发出来的贵族的香气罢了。

康熙帝的时代，一言以蔽之，是寡头政治的时期。寡头政治并非发轫于康熙帝时期，也非开始于清朝。有史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实行寡头政治。在中国，时代愈靠后，寡头政治发展愈快。明朝狼狈不堪的亡国也是寡头政治招致的败局。

兴起于唐宋时代的高级文官考试，即科举制度成为制造政治寡头的温床。听起来，公平地选用人才是好事情，但为了参加检验在经典古籍方面的教养的科举考试，人们至少要进行十年以上的学习。若不是在经济上和时间上都有充分保证的上流阶层，就会因为实际问题而无法参加科举考试。不参加科举考试就无法成为官吏，即使成为官吏也无法指望能出人头地。考中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人，凭借一己之力便可以敛聚钱财；与此相反，若是没有一官半职，仅仅想要维持手中的财产也困难重重。因此，财产、官位、教育和文化都向特殊阶级集中起来。政治为这个特殊阶级服务，舆论也拥护这个特殊阶级。

官吏们先是因为拥有万贯家财才做了官，接着又因为做了官而敛聚起万贯家财。究其原因，若不与官吏勾结，就无法建立任何企业。无论是商业、工业还是矿业，为了和官吏疏通关系，都要耗费巨额资金。于是，与政府权力紧密联结而成立的企业，例如，像盐业一样的垄断企业，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这些利润当然不是为了兴办正规企业而积蓄的资本。其中大部分被政治寡头揽入怀中，只能促进毫无意义的消费罢了。因此，企业家为了弥补向政治寡头上供所造成的损失，或怠慢国家税收，或向下榨取劳动成果，不得不从这两种方法中选取一种。若是允许资本家偷税漏税，则国家财政必定会破产；若是榨取劳动走向极端，再生产便无以为继。在大多数王朝的末期，这两种现象并存。

在清朝的历史上，从内部观察处于兴盛阶段的康熙帝时期可以发现，政治寡头的暗中活动十分活跃。前文业已提及的皇太子的悲剧也只是与之相关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也是在朝廷上掌握实权的大部分满族人还没有充分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被汉人的政治寡头所操纵的结果。将明珠和索额图等满族人出身的寡头大党魁推举上台的，说到底还是汉人的寡头们。

徐乾学（1631年11月24日—1694年9月6日），字原一、幼慧，号健庵、玉峰先生，清代大臣、学者、藏书家。清江南（明朝为南直隶）昆山人，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外甥，与弟徐元文、徐秉义皆官贵文名，人称“昆山三徐”。

汉人政治寡头中最显赫的是徐乾学，王鸿绪和高士奇紧随其后。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文人，他们通过前文所述的科举考试而结党。在中国，随着科举考试的兴起，师生关系发生了特殊的变化。从前，实际上教授学问之人为师，受教之人为弟子。而在科举盛行之时，考官被视为师，考生中的及第者被视为弟子。因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私学，对于教授读书作文的教师而言，教授学生是他们的职业，弟子向他们支付了相应的谢礼。换言之，由于这是一种类似商品交易的行为，经常付钱结算，因此这种买卖两清之后再没有留下丝毫恩情和人情。但在科举考试中，朝廷大官因公务而来，让什么风格的答案通过考试全凭考官个人裁夺，能在众多的考生之中对自己的文章另眼相看、产生共鸣并将自己选拔出来的人才是知己，必须一生对其感恩戴德，因此考官才是自己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恩师，也是带领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首领。如此，在一次次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间结成了师生关系，同时也结成了首领与部下的因缘。原本历代帝王对这种倾向都非常戒备，在科举最后一次考试即殿试中，天子亲自担任考官，进士及第之人便成为天子门生，以此极力防范他们与天子之外的考官建立师生关系。但清朝初期的天子汉学素养尚浅，将考试全权交于大臣之手，因此以徐乾学为首的学者大臣们有机可乘，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等级森严的庞大组织。

且不论康熙帝对汉文化的理解究竟有多深，他屡次大兴文化事业，编纂卷帙浩繁的书籍。其中十之八九以徐乾学为编纂的总裁官，于是他每每任用弟子为编纂官，编撰事业完成后，部下接受恩赏，被拔擢为高官，或者被任命为考官而奔赴地方。于是，一个无形但如藤蔓一般蔓延开来的广泛的关系网就这样形成了。

天子独裁权的发达与官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天子正是通过官僚机构，才得以成为独裁君主。但是一旦官僚机构形成，君主独裁权就会因官僚机构受到制约。理论上，独裁制下的官僚人人都是天子的奴仆，官吏与官吏之间不应当有私人联系。天子如同扇轴一般，必须将所有人集中于一点，不允许有其他轴心存在。但实际上，以科举为契机，官僚机构形成了几个节点，天子之意尚未传达到民众之前，便在途中遭到种种歪曲，人民的下情在上达过程中也被结节所阻断。天下的政治表面上是以君主之名义运行的，实际上却被官僚组织中盘踞的大小结节即政治寡头玩弄于股掌之间。

从位于官僚群体金字塔顶点的天子宝座的视角，无法轻易发现政治寡头的存在。但从横向的第三者视角观察，这些都清清楚楚。雍正帝到四十五岁为止的藩邸生活，让他仔细看清了政界的恶习：

试思当今皇帝即昔日饱尝人世间酸甜苦辣之四阿哥也。

这句话一方面让人觉得雍正帝自信满满，另一方面又让人体会到其心情之沉重。

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元年的一月一日，皇帝发上谕，训诫上自一品的总督下至正七品的知县等地方官，告知他们各自的为官要务。这道上谕可以被视为雍正帝发布的论述自己执政方针的宣言书，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希望地方官戮力同心、一心治国的渴求。作为上谕中共通的内容，雍正帝提出当时地方官面对的最大诱惑是兼取名声与实际利益——“名实兼收”，指出必须根绝这种败坏的风气。“名”是指官吏之间的相互评价，可以通过交际而获得。在官场上，名声是一种资本。天下闻名的官吏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优待，因为交际面广泛的人利用价值很高，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拜托其在背后运作转圆。在奢侈浮华的官场上，交际应酬必定需要高额费用。

费用如何获得？或者私吞租税，或者勾结政商，或者收取贿赂，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最终无非加重了人民大众的负担。挥霍不义之财进行奢靡的交际，利用交际攫取名声，名声远播则有更多机会做上高官，在幕后运动中也更能呼风唤雨，于是收入便源源不断滚滚而来，也就是所谓的名实兼收。但长此以往，官吏日益肥硕，底层人民大众日渐瘦弱。政治决不可如此。政治并非为了官吏，而是为了人民。官吏若想要认真施行政治，就不应当将时间和金钱浪费在互相交际上。但最让雍正帝为难的是，通过科举及第而身居要职的高官们，不但善于交际，更乐于交际。

继对地方官的训诫之后，雍正二年七月，皇帝又颁布《御制朋党论》的敕文，文锋直指这一点。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作《朋党论》，在文中大致有如下论述：

不应责备官吏之为朋党者，因为正人君子方能始终如一地团结一致，奸邪小人因利害而动，故其朋党易破。

雍正帝对其大加贬斥，称它为欧阳修的邪说，因而自己另制《朋党论》一篇。雍正帝认为：

君子之必无朋党。奸邪小人掩己之非，欲以大力树朋党，歪曲天下之公判，此乃干犯君主大权。

两年后，雍正帝再次颁下敕谕，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昔者天下治道无二。唯命下之时，熟虑是否<秉公持正，适中合理，至于旁意忌嫌亦奚暇瞻顾计虑耶。>天下人无数，所思皆异，岂能缄其口焉。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雍正帝似乎非常蔑视舆论，但在雍正帝看来，当时所谓的舆论未必是公正的万民的舆论，而是被严重歪曲的舆论，因此不可取信。最终，他的态度可以归结为著名的《论语》中的语句：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万事皆在君主心中。“别废话，把一切都交托给朕！”这便是独裁君主最贴切的心声。

但是，君主以一己之力背负天下的全部责任，凭良心说，真是太辛苦了。不过话说回来，在四十五岁这样年富力强的年龄继承大统的雍正帝对此甚为自信，加之他还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在。他自始至终都十分积极进取:

<士俗官常自宋元以来其流弊不可问矣。朕欲竭力挽此千百年之颓风。 >

雍正帝充满自信地谈着他的抱负。

但这项工作确实相当困难。因为这意味着改革当前的官僚组织，树立全新的官僚体系。而且，与在别处新建房屋再毁坏旧屋不同，他的工作更像是将旧房子中被虫蛀的柱子一根根取下来更换为新的，将其改造成全新的建筑一般。革命容易而改革实难正在于此。

为了达到目的，首先必须辨别官员的人品。到底是不是能够凭良心为官施政的人呢？到底是不是有能力按照自己所说的去施行的人呢？虽然麻烦，也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去检验。独裁政治的好坏由君主手中所握棋子的优劣来决定。尤其是在舆论已经不可信的时候，必须借助特殊的办法。这个时候皇帝最终还是使出了自古以来独裁君主常用的手段——密探政治。

兴起于东北的清朝具备实施密探政治的良好条件。清朝用从东北带来的直属势力组成八旗组织，围绕在天子左右。旗是军队编制的单位，其中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以及从满洲时代便降服于清的汉人所组成的汉军八旗，正好二十四旗，他们区别于一般的中国人民，被赋予诸多特权。这时候也正值日本德川幕府利用谱代的旗本御家人到外样大名的领地去做间谍的时期。同样，雍正帝也派出八旗子弟让他们去当密探。八旗子弟中的心思细密者被挑选出来担任侍卫，他们在天子身边听候差遣，有时候也奉命办理机密任务，甚至被派到非常偏远的地方。当时的满族人已经可以与汉人毫无差别地讲汉语了。

关于密探政治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个地方官到地方赴任之时，从北京雇用了一个仆人随行。这个仆人忠诚地侍奉主人，令主人十分满意。三年任期结束，作为地方官的主人收拾行李准备回京，这个仆人却突然提出要请假。分别之时，他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后便走了：

老爷您真是诚心竭力、尽忠职守啊，回京之后天子定会奖赏您。

地方官回京拜谒天子，雍正帝果真特意对他说了嘉奖的话。退出宫门的时候，他不经意看到，在那里待命的侍卫长竟然就是之前还在自己身边当仆人的那个人！

独裁统治下，密探政治的失败就在于君主反过来会被密探所误。密探如同烈性药物，副作用极大，另外，若是用错分量就会招致不可想象的后果。明代的天子利用宦官强制实施密探政治而最终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为了不被密探所误，不能仅抓住一条线不放，必须让密探形成纵横交错的系统。可能的话，比起专门设置密探类似性质的专门机构，让官僚之间互为间谍是最上策。若不是思维相当缜密的睿智君主，则无法将密探政治运用得如此自如。

除此之外，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五六个朝廷大臣聚在一起熬夜打麻将赌钱，最后在收拾麻将牌的时候，发现一张牌不知去向，无论怎样找都找不到，只好就这样散场。第二天其中一个人觐见的时候，雍正帝问道：

“夜间何以为欢？”

这位大臣感到相当为难。赌博本被法律明文禁止，更何况雍正帝特别厌烦此事。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臣实在无颜见陛下，在打麻将。”

“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吗？”

“丢失了一张麻将牌，无论怎样找也没有找

到。”

于是，雍正帝显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从袖中拿出一张牌扔了下去：

“丢的就是这张吧？”

因为一五一十地招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位大臣最终免于处罚，但他引以为戒，从那之后再也没有碰过麻将。

传说还有这样一个故事。雍正帝的密探深夜在政府机关巡视，检查守夜人是否确实去上夜班了。某天早上，相当于日本司法省的刑部的大臣进宫谒见，皇帝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刑部的匾额在何处？”

“悬挂于衙门之上。

“胡说！

雍正帝大喝道。大臣顺着皇帝所指的方向一看，刑部的匾额正躺在宫殿的角落。因为在两三天之前的半夜，刑部衙门的守夜人沉沉睡去，皇帝的密探把刑部的匾额摘下拿进宫来，而这位大臣直到前一刻还没有发现。被皇帝收缴上来的匾额没那么轻易还给刑部，刑部从那以后一直都没有挂匾额了。

这些故事被当作逸闻趣事流传下来，但是雍正帝的本领并不用在这些无聊的地方。皇帝最想知道的是人民的生活状况、治安状况、经济状况等。为了解这些状况，皇帝命令地方官每年时时向他报告各种情况。冬天则报告积雪量；春、夏则报告降雨量、麦和蚕的收成状况，以及有无干旱洪水；秋天则报告米谷的产量、米价的高低等。报告制度在康熙帝晚年已经开始施行，而雍正帝命令大小官吏分别报告，互相对照，确认其中确无虚报才放心。

然而，在中央政府的机关中并没有专门负责处理这些报告的机构。这些奏报以奏折的形式直接交到天子手上。原来中央政府与地方行省的联络是通过各省总督，以及作为总督的助手、负责民政事务的长官——巡抚之手进行的。总督与巡抚向中央政府提出报告或要求，这种公文称作“题本”。题本最终也会被交到天子手上，但会经过六部和内阁等政府机构处理之后，再呈给天子裁夺，天子掌握最终决定权。大多数君主认为只需做出最终决定便完成了独裁君主的任务，可以安然享乐了。但雍正帝是不满足于吃现成饭的独裁君主，他另辟蹊径，想出了新方法。当时中央政府的官吏、地方大员、总督、巡抚能够不向内阁递送文书而直接向天子递交报告，呈报意见。这样的文书被称为“奏折”。奏折即是总督、巡抚个人以非公开的方式向天子个人发送的亲启信件。奏折的内容千差万别，有的时候是贺年卡，有的时候是天气、米价的报告，有的时候是军事上的机密。雍正帝扩充了前代创制的奏折制度，允许更广范围的官吏呈递奏折，以此获取地方情报，除此之外，也顺便通过报告的方式方法观察上奏官吏的人才人品。

文官中的知府和武官中相当于师团长一级的总兵，在赴任之前必会被召到宫中谒见皇帝。那时雍正帝会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训诫。他们到任之后应当立即向皇帝呈递作为亲启信件的奏折，重复一遍谒见之际训谕的内容。若是所书内容有误，雍正帝会用朱笔一一订正，提醒他真正的敕谕是如此这般。若是有特别的命令，则在信札的余白处用朱笔书写，之后将信函再返还给寄信人。这是最初的考试。

收到这样的朱笔宸翰即“朱批谕旨”的当事人，既不能将其留在自己的身边，也不能将之示于他人，必须即刻送还到天子身边，同时，从这次开始必须提出政见或是施政情况的报告。除此之外，雍正帝还在批注中写道，无论有何等见闻，都需原原本本、毫无隐瞒地报告。

<若闻见不广，必至是非颠倒混淆，贻误匪浅。>故许汝等奏折以广耳目。

<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武是否整饬？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风闻入告也。只需于奏中将有无确据抑或偶尔风闻之处分析陈明，以便朕更加采访得其实情。>

<苏州地当孔道，为四方辐之所，其来往官员暨经过商贾，或遇有关系之事，亦应留心体访明白密奏以闻。>

忙时若非秘事，<令人代书可也。了因与正式文书不同，<即略带行草亦属无妨。辞达而已，敬不在此。>

从地方汇集于此的报告，只有雍正帝一人开封阅读，即使对朝廷大臣也绝对保密。若是有需要公开处理的重大问题，雍正帝也是将寄信人的姓名部分裁剪掉后再让大臣们看，并听取其意见。同样，收到皇帝回信的人也绝不能将内容泄露给他人。因为若是不能保守秘密，地方官惧怕遭到报复，肯定谁也不敢说上级官员或大臣的坏话，天子肯定也不能再将秘密的事情托付于臣子。

提供情报是地方官在本职工作之外的重要任务，若是怠惰也会被催促。当然若是将应当报告之事隐瞒不报，必定会被狠狠地教训一顿。

（此事）<朕悉于他处闻之。汝今何颜对朕？若云不闻不见，是乃无耳无目木偶人也。>

<似此琐屑不应奏之事渎奏，必有应奏之事隐匿而不奏闻者。>尔等都如何行政的？不被朕知道就了事了吗？了解尔等勾当是朕政务中头等大事。

这项不是工作的任务，话说回来只不过是雍正帝与地方官个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而已，因此，地方官在亲启信中无论写了如何糟糕的事情都不会受到处罚。

（此奏甚为荒唐。）<此事尔幸以折密奏，因随笔批谕，以示朕意。若系具疏题达，则妄言之罪，不为尔宽矣。>

即使不会受到处罚，也会被雍正帝当成笨蛋，或者免不了被他痛骂一顿。皇帝骂人的话极其辛辣狠毒，很多直刺人心。

<下愚不移，无可救药，尔之谓也。>

<即禽兽不如之谓也！>

<可谓良心丧尽，无耻之小人也！>

<则为木石之无知，洵非人类矣。>

<大欺大伪，大巧大诈！>

<如此负恩悖理，老奸巨猾，败坏国家法纪

之人！>

皇帝的恶骂滚滚而来，无穷无尽。天子居然知道如此花样繁多的骂人话，语汇丰富到令人瞠目结舌。从天子的责任而言，雍正帝在说这些话之前，必须把握确凿无疑的证据。我们不得不为古时候获得情报的迅捷而惊叹不已。责骂虽然如此严厉，但归根到底也是私人层面的。雍正帝以此来要求地方官反省。官员若是迅速洗心革面或建功立勋的话，他便立刻转怒为喜。遭受责骂则还有一线希望，但若最终被认为不可救药，官员就会通过正式的命令被免职。

雍正帝的居室中堆满了上文所说的地方官上奏的、在得到皇帝朱批的回信后再次交还的文书，即“朱批谕旨”。后来皇帝选出可以作为政治参考的部分将其出版，以红、黑二色印刷，黑字是臣子奏折的原文，红字是皇帝用朱笔改动的或是批注的部分。

《雍正朱批谕旨》这部书共有厚厚的一百二十册，是雍正帝倾注心血、勤勤恳恳专注于政事的结晶，是展示雍正帝如何励精图治的纪念碑。而且出版的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听说数倍于此的一捆捆信札直到清朝末年依旧在宫中堆积如山。

从前称天子日理万机，即每天有一万件事情要处理。其实，若是想要认真处理每一件政事，天子无疑会忙得不可开交。雍正帝丝毫不敷衍了事，每件事都不马虎草率，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政事之中，这种专注认真着实令我们敬服。像他这样有良知的帝王，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大概也无与伦比吧！

早上四点以前起床，这不限于雍正帝，大体中国人都习惯于早起。雍正帝每天早晨一定会读记录先帝历史的实录以及作为诏敕集的宝训各一卷。宫门四点开启，六点是一般官吏上班的时间，大臣则必须进宫参见。于是天子在用过早膳后，于七点会见这些大臣，与之共同商议政事。若有特别请求谒见的人，天子则继续接见，接见经常会延至午后。若是时间宽裕，雍正帝便召入学者，让他们讲解经书或历史。一般人早上起得早，晚上也习惯于早早休息，晚上七八点就是就寝的时间了。但是勤勉的雍正帝大多数时候利用晚上的时间，批阅地方官吏派人送来的作为亲启信函的奏折，书写回复的谕旨，忙得不可开交。他每日至少批阅二三十份，多的话则需要看五六十份。

<朕立志以勤先天下。天下凡大小臣工奏折悉皆手批，外人亦不信，至于日间廷臣之面奏折奏者甚繁，心绪亦不静，不如灯下可得如意。大概外来奏折晚批者十居八九，此折亦系灯下所批。朕从幼夜间精神更好，非出勉强也。 >

卿之报告颇为冗长，但无需致歉。虽甚繁冗，朕欣阅览之，乐而忘疲。即为数千字之长文，朕亦无一次不从头至尾览阅完毕。君臣之间不必如此客气。

朕不认为自己是万世明君，但也绝非庸主。<灯下随笔所书，莫哂字画之丑率也。>

<因卿奏内有恐惧彷徨之语，援笔书此以谕。时夜已过半矣。>

< 朕初御极时，诸臣俱未认识，朕费无限苦心鉴别人才，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惟以天下大计为重，此身亦不爱惜。>朕于西暖阁匾额取“为君难”（做君主真难啊——作者注，余同）三字，两侧柱子上对联云“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天下大治或大乱都是我一人的责任，不愿为了我一个人而让全天下人辛劳）。

<奏内静养一语，固出爱君之诚然。朕谓养身之道不关动静，能养则动未有损，不能养则静亦无益。故曰养身莫如养心，而养心之要惟贵适理。但勉邀上天许一是字则无往而非养也。若内怀惜己之心，外假他人之力以求事合乎理，理恐未当，以求理懒于心，心更难安，如是则反不得其养矣。诸凡审己，量力而自强不息，朕亦未尝不养也，卿其勿庸过虑。>

以上是从雍正帝写给地方官的回信中拣选出来的语句，从中可以窥见他是如何孜孜不倦地勤勉于政事的。如果奏折中对地方政事有关键性的意见，即使是几千字长的奏折，雍正帝也不辞劳苦地阅读；若是有官吏提出不疼不痒、纸上谈兵的空论来敷衍塞责，雍正帝的暴脾气会立即发作：

<朕一日之所披阅及一切训谕甚属殷繁，举凡尔等奏章，朕皆自首至尾详视不遗。如或览或不览何必谆谆命尔等具折耶。当谅朕心力所能，择紧要处简明陈叙以闻方是。若动以幕宾门客缀辑闲文混行冒渎，甚至以数两几分花帐连篇累牍任情开列以相烦琐，于心忍乎！思之！>

<颂圣谀词朕尤厌观。类斯等奏章嗣后竞可不必，朕实无暇批阅也。>

实际上，雍正帝丝毫没有空闲。康熙帝厌倦政事时，便去欣赏江南的风景，几次顺着运河巡幸苏州、杭州。乾隆帝也效仿其祖。但是雍正帝只是偶尔去位于北京近郊西山的别墅，一步都没有踏出过北京。因公务缠身，若是一日怠惰，一日的工作就积攒下来，日后必更加劳苦。天子自己如此，因此也不让地方官做无益的旅行。无论何时，想要到北京谒见天子的请求肯定会被一口回绝。调任的官吏同样也会接到不必绕道来京，赶紧直接到新的任职地赴任的命令：

即来京陛见，朕亦无可教导，至于地方事宜奏折可以训谕，<何必仆仆道路，不特无益，兼恐贻误职分中事。>

雍正帝统治的十三年中，在励精恪勤的皇帝的示范倡导下，各方面政务都稳步取得进展，政绩斐然。虽然有的官吏感到被如此天子驱使，不堪重负；但与此同时，也有官吏认为正是被如此进取的天子所用，才找到了工作的价值。

天下之财为万民之物。为天子一人之奢欲而花费实属浪费。

雍正帝没有为自己增建一座宫殿。地方官奉上贺表时若用绫绢，他也会说为何如此不知节约，让其以后不再使用绫绢而改用纸张。为了天下政事，他十三年如一日鞠躬尽瘁，这绝非易事，正是由于他对天命的自觉，也正是因为他相信这是令全部满族人以及列祖列宗奠定的清朝基业日益稳固的唯一方法。当他听到地方大获丰收的消息时，说：

天恩浩荡，朕不胜庆幸之至。

这是将天下事视为自己之事，双掌合十叩苍

穹以示感谢的他。

接到一百六十八人被洪水冲走的报告后，他

说：

<被淹如许名口，深堪恼恻，嗟此灾黎横遭无辜，实属可怜至极。皆缘朕与>卿等地方大员之责任，<不能绸缪于早之所致。>

这是因自己未能未雨绸缪而深深自责的他。

资料来源:

《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