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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多年前，大唐军队在韩国打了个漂亮仗，让日本一蹶不振

说起中日之间的战争，一般人都会想起1931年-1945年的抗日战争，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明朝中后期的抗击东南沿海倭寇的战争。数次战争，说句实话，代价巨大，中华儿女付出了巨大的财力、物力，甚至生命。特别是距今最近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中华民族亿万民众的团结一致、浴血奋战，狂妄的日本鬼子不知道还要猖狂多时！

实际上，在1300多年前，大唐王朝的军队曾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干净利索地打过一个漂亮仗，使得倭寇偃旗息鼓、一蹶不振。当时，唐军、新罗联军2万多（唐军1万多，新罗军不到1万），对倭军、百济联军7万多（倭军5万，百济军2万），真正的以少胜多，重创倭夷，且水陆并胜，焚烧倭军战船400多艘，四战皆捷，倭军、百济军要么投降，要么逃走。

与明朝时的援朝抗倭不同，那次战争明朝主将邓子龙与朝鲜主将李舜臣均壮烈战死。而白江口之战，唐军主将刘仁轨与新罗王金法敏都精神抖擞，完好无损。倭国（古代日本旧称）国内大震，剩余残兵败将逃回国内后，倭人全都心肝胆裂，在国内凿三重巨大壕沟以防唐军进攻。

然而，如此赫赫战功，《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却只有短短123个字：

“于是（刘）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师陆军以进。（刘）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日，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

《资治通鉴·唐记十七》中基本也是类似的描述，短短数十字。

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白江口之战不可不谓大胜：又是以少胜多，又是水陆并进，又是“借东风”烧敌船，又是友军配合作战破敌联军，该记载该褒奖该宣传的地方多的是。但在唐朝，以及书写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五代和宋朝，倭国名气太小，近乎被史官忽略不计。

当时的大将们，也以平高丽、灭突厥、退吐蕃、击回鹘等等来自我炫耀功劳，谁都不会把打败倭人的战绩拿出来显摆。当时的唐朝，乃世界性泱泱大国，天朝上国，所以对白江口之战，根本没有什么人太当回事，不过是一次鸡毛蒜皮的小胜利而已。

今天的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时有高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其中，高丽名声最大，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

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高丽“遣使称臣”并不感冒，对臣下说：“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这些话也确实有些道理。

当时的高丽国王，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平毁高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建长城千里以拒，东北起自扶余城，西南到大海。

后来，高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100多人，并入宫把高丽王高建武杀死。高丽生变，大臣劝唐太宗李世民讨伐其弑主之罪，唐太宗挺厚道，说：“因丧伐人，朕不取也”，并下诏拜高藏为辽东郡王。不久，高丽、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众臣商议，最后李绩力劝征辽。不巧的是，适值辽水泛滥，唐军无功而返。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御驾亲征，率陆军6万，水军4万，又发契丹、奚、新罗等国士兵，进攻高丽。唐军初次进攻就取得胜利，攻克盖牟城（今辽宁盖平）、沙卑城（今辽宁复县），并攻陷辽东（今辽宁辽阳）坚城。不久，唐军又攻陷白崖城（今辽阳东），向安市（今辽宁盖平东北）进发。高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丽士兵15万来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势败，率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请求饶命。唐太宗怒喝：“以后还敢和天子交虞吗！”高延寿惶恐不敢回答。

高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黄城（今辽宁辽阳）、银城（辽宁铁岭）一带顿时空无一人。

唐军进至安市，此城“地险众悍”，城上高丽兵将见唐太宗旌旗仪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唐太宗大怒。李绩一旁也气愤，劝唐太宗说：“城下之日，尽屠守战男丁。”安市城内守兵闻知此讯，故死战到底。

胶着数日，城不能攻下，又遇酷寒天气，唐太宗爱惜将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师。其实，安市城城主是高丽国内一方诸侯，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然而“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计可施。唐军班师临行前，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安市城没有被攻破，但是高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准备集结30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消灭高丽。不料，却因病崩逝，高丽又逃过一劫。

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大唐朝廷告状，说高丽、百济连兵，攻取新罗30多城。大唐朝廷下诏劝和，高丽、百济不听。作为帝国的仲裁者，大唐朝廷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下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征讨。当时，唐朝刚刚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又分西突厥为两部，设昆陵、蒙池督护府。北方突厥问题解决，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丽和百济。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

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攻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逃走，逃入北部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

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情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陷落。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58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5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俘虏押至京城，唐高宗下诏不予诛杀。扶余义慈也是个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美誉。大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

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丽的帮凶。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大唐朝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途中，王文度病死，遂下诏以刘仁轨代之。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等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今韩国扶安，位于白江河口上游左岸）聚百济旧民造反。由于百济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锅端，擒送长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济王扶余义慈数年前送往倭国的王子扶余丰。当时朝鲜半岛各国以及倭国等小国常常交换王子为质子，就如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所为一样。

倭人自不量力，想搅浑水讨便宜，就派兵护送扶余丰回百济，准备帮百济“复国”，扩展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当时拍板定下主意的倭王是齐明“天皇”，还是女“天皇”。估计也是遭天谴，不久，这个女王就死掉了，其子继位，号为天智“天皇”——其实是“无智天皇”。继位新“天皇”也是迫不及待，快马加鞭把扶余丰送回周留城。

有了扶余丰这个“幌子”，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大唐朝廷下诏，任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刺史，率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大唐、新罗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争梁堕溺者万人”。

道琛等人大败之下，退保任孝城。不久，扶余福信与和尚道琛争权，道琛被杀。扶余福信“并其兵马，招诱亡叛，其势益张”。刘仁轨、刘仁愿二人合军后，休整队伍，准备再战。新罗兵掠取大量百济财物后，提前退军。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军35万在大将苏定方率领下，又攻打高丽。平壤城下，又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重演“班师”一幕。唐高宗下诏给刘仁轨，指示说：“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拨军就新罗，共其屯守。若（新罗王）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处；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返国”。

不仅唐高宗诏示退军，唐军将士也很想返回老家。但刘仁轨上表，表示：

“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敌人又起，而我军备预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备。战而有胜，士卒自安。如此，则胜利可保，更可永消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拨，则百济余烬，不日复兴。高丽贼寇，亦更猖狂。且今以一城（百济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拨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扶余）福信凶暴，残虐过甚，（扶余）丰猜惑，外合内离，势必相图。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唐高宗君臣仔细研究，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唐军并不龟缩于百济城中不敢轻出。刘仁轨先出奇兵，先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另一个好消息传来：果如刘仁轨所料，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两人火并，扶余福信被杀。全身被剑捅刀劈之时，不知这位大将是否后悔自己召来了作为“掘墓人”的大侄子。

杀掉扶余福信，扶余丰连忙派出使者，分别前往高丽和倭国搬兵。高丽没啥大动静，倭国却迫不及待，他们也效仿“围魏救赵”之计，派兵数万进攻新罗，攻取数城，然后直扑百济旧地。

大唐朝廷也没大意，急诏右威卫将军孙仁率近1万唐兵从海路乘军船驰援。两军会师百济城，“兵士大振”。也难怪，孙仁唐军不仅带来生力军，又有坚船利舰，大量补给、辎重也随船而至，难怪唐兵欢天动地。

唐军诸将议事。有人建议率先进攻水陆要冲的加林城。

刘仁轨不同意，说：“加林城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围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城乃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尽，须拨其源。如克周留，则诸城自下”。

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400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的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的故事，倭人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他们400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1万多倭军全都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

海上大败，百济、倭国陆军也抗不住大唐、新罗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踪。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妇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国兵将一起投降。5、6万倭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跑的跑，终于臣服了大唐王朝。

“百济诸城，皆复归顺”。就连降而复叛的百济大将黑齿常之等人，也乖乖到刘仁轨军营投降。黑齿常之后来还成为唐朝得力大将，威振朔方。

刘仁愿回长安后，唐高宗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唐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

本来，显庆五年唐高宗征高丽，时为青州刺史的刘仁轨监统水军，因中途遇风失了期限，到达战场时晚了1天，被削夺官职“以白衣随军自效”。正是因为百济余孽跳梁，倭人渡海送死，白江口一役，终于成就了刘仁轨一世威名。值得一提的是，刘仁轨乃文官儒将，破百济时已是六十岁老翁。

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攻高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唐高宗深纳其言。

百济亡国，下一个肯定轮到高丽。几年后，权臣盖苏文病死，其诸子争权，长子泉男生为二个弟弟泉男建、泉男产所逐，穷急之下投奔唐朝。在这个“内奸”带路指引下，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大将李绩为帅，一举踏平高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176城、69万户。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2万多唐兵于平壤，高丽终成我天朝治地。

可笑的是，类似中国《推背图》的《高丽秘记》中早有“预言”：“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大将灭亡”。高氏王族自汉代起据有高丽，一直到灭亡，当时正好恰恰快到900年，唐军主帅李绩时年80。严丝合缝，预言得中。由于高丽王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大唐朝廷赦而不诛，还把他封为司平太常伯，只把负隅顽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蛮荒之地。

但是没过两年，唐军与吐蕃作战失利，失去安西四镇。公元670年至公元676年，安东都护府两次先后由平壤撤退至辽东。鉴于吐蕃的压力，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逐渐萎缩。公元677年，唐朝相继撤走高丽和百济旧地上的汉族官员，送原高丽王高藏回国，想扶持这个“傀儡”继续唐朝在当地的影响力。

同时，为牵制高藏，唐朝又派泉男生和原百济王子扶余隆驻守辽东附近地区。果然，不久高藏又想“独立”，为扶余隆或泉男生所告，立刻又被擒押回长安。

原来一直被高丽、百济联军差点灭国的新罗，借大唐军队平灭两个主要敌手后，开始想独霸朝鲜半岛，并与唐军发生规模不一的军事冲突，同时，新罗不断接纳百济和高丽逃亡兵士，蚕食两国旧地，日渐坐大。

武则天掌权后，把国内的李唐势力和异己官僚势力视为心腹大患，根本顾不上朝鲜半岛。接二连三，又有契丹、突厥问题相继出现，她就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下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入为蕃，以作为绝域”——完全视高丽旧地为外蕃，再不把其当作唐朝固有国土了。

新罗经过了数年，出来一个靺鞨族为主的部落在它旁边建立了震国。公元713年，大祚荣改国名为渤海国，与新罗南北对峙。

倭国虽大败，但失败确实是成功之母。倭人本性就是欺软怕硬，此后一直乖乖当孙子，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天朝偷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乍一看，倭国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

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前（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1000年里倭人未敢和中华天朝对抗。所以，白江口之战，击败了倭人的同时又击醒了倭人，福兮祸兮，真不好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