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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步的催化剂！P2P技术是否将成功释放被压抑的生产力？

第七章　P2P的梦想与徘徊

P2P本是一种网络技术，如今却成了“网络借贷平台”的代名词。但实际上，网络借贷平台只是P2P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案例。作为一种技术和思想，P2P已经并还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这一次，我不是在为网络借贷平台正名，而是在为P2P技术正名。

从P2P技术到P2P社会

如今谈起P2P ，很多人下意识地将其与网络借贷平台挂钩。实际上，P2P是种被广泛应用的网络技术，但是非专业人士对其知之甚少。而且，所谓的“开放、自由、共享”的互联网精神，并非和网络相伴相生，而是P2P技术的核心理念。

P2P是peer‐to‐peer的缩写，作为一种技术，很多人将其按照字面翻译为“点到点”。包括“点融网”的命名，最早也是受此启发。但它的中文学名其实叫“对等网络”。

在对等网络中，每个节点既是资源、服务和内容的提供者，也是获取者。只要供给者和需求者存在于同一张对等网络中，两者就可以直接产生链接。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用于描述对等网络再合适不过了。

与对等网络相对应的就是中心化网络。正因为中心的存在，所以中心化网络就有了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区分。和P2P相比，中心化网络目前仍是网络中的主流。

由此可见，去中心化的技术特征，使得P2P天然具备了开放、自由和共享的属性。所谓的互联网精神，更严谨地说，其实应该是P2P精神。

和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民主一样，P2P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网络发展到一定阶段、网络节点足够丰富后才出现。

和P2P相比，中心化网络的特点在于建设成本高、边际成本低。随着用户的增加，服务更多新增用户的边际成本会不断降低。

就像对于如今的通信运营商，新增1名用户和新增1万名用户，成本其实差不多。等到一定程度时，新增节点的边际成本近乎0时，质变也由此发生。

此前，经济学家吉米・里夫金就写了一本书，叫《零边际成本社会》。在他的畅想中，每一位身处网络中的节点都可以成为“产消者”——集生产者和消费者为一体，他们在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方式，制作并分享信息、娱乐、绿色能源和3D打印产品。正因为零边际成本，大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租赁商、合作组织等手段，以极低的成本分享各自汽车、住房、服装和其他物品。

其实，里夫金描述的社会正是P2P社会。这里的P2P早不止于技术，而是作为商业模式、生产方式甚至生活方式，不断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每一个行业中。

所以，P2P是技术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盛之后的产物，继而将原有的丰盛推向更高的极致。

在这股由P2P裹挟而来的洪荒之力的背后，不是技术自身有多伟大，而是借由这种技术，让诸多曾被压抑的生产力得以释放。

这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就是网络越大、价值越大。某种产品或服务，当其用户不断增加，每位用户所得到的消费价值就会呈几何增长。所以，作为用户，我们更愿意选择那些用户已经很多的产品，因为通过使用者之间关系网的建立，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会随之激增。

为什么Facebook、微信的用户会越来越多，而他们的对手则越来越被动？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也只有当网络足够大的时候，P2P网络才会体现超出中心化网络的价值。因为中心化网络的规模越大，管理成本就越高，承受的风险也就越大。此消彼长的是，P2P网络的价值则是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反而在网络不够大的时候，其价值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如今，更多具备P2P属性的新科技，已经在逐步走来，比如区块链。

作为金融科技的前沿领域，我们为什么对区块链充满了期待？因为如今的金融产品已经无远弗届，传统的中心化网络已经举步维艰，无论在安全性还是可信度上，都显得力不从心。体现P2P精神的区块链，正是靠着其中心化的特征，成为金融界翘首以待的明日之星。

P2P基因中的法律原罪

一种技术的发扬光大，离不开商业力量的介入。但金融的保守性，注定了其不会成为新技术的率先使用者，但是娱乐会。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P2P技术都与娱乐密不可分。但有意思的是，P2P技术无论应用在哪个领域，都会或多或少触碰到法律。从最早的音乐分享软件，到后来的网约车，又或者是P2P网贷，每种拥有纯正P2P血统的创新，都兼具高效和违法的分裂性。

17年前，随着音乐共享软件Napster的推出，P2P技术第一次实现了商业化的落地。在网络还不够发达的时代，这款软件迅速受到了数千万用户的青睐。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和诉讼纠纷，则让Napster深陷漩涡。

风靡与争议，世界第一款P2P商业产品的经历，正预示了日后其他后来者的命运。

1999年，还在美国东北大学读书的肖恩・范宁，因为经常听到室友抱怨网络上低效的音乐链接，因此萌生了一个想法——很多人的电脑上都会有不同的音乐文件，为什么不能通过网络，让人与人之间互通有无呢？

于是，就有了Napster。它不生产音乐，却是音乐的搬运工。每个用户都可以共享自己的音乐，也可以下载别人共享的音乐。Napster并不存储这些音乐文件，但掌握了这些音乐文件的地址，这样就可以方便用户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音乐。

虽然只是在音乐领域小试牛刀，但Napster彰显了P2P技术的高效。

和“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中心化网络相比，去中心化的P2P网络是将“鸡蛋”放在N多个篮子里。平台只是扮演信息撮合的角色，让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快速匹配、互通有无。

正是得益于P2P网络的便捷，作为商业产品的Napster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根据美国电脑工业年鉴公司当年的报告，1999年全球网民不到2.6亿人，美国网民不过1.1亿人，而且当时正处于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前夜。但Napster仍在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疯狂吸引3800万用户，1年内就席卷了全网1/8以上的用户，成为有史以来成长最快的网站。

作为对比，即使后来被视为社交网络里程碑的Facebook ，也是到了成立3年后才突破5000万用户。而联合国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网民数量已经超过12亿人，Facebook发展3年才席卷了1/24的网民。直到2016年，中国才出现了一款1年内席卷1亿用户的超级APP ，那就是摩拜单车。虽然摩拜单车不算是纯正的P2P血统，但是所有人还是称之为“共享单车”，我们或许可以将其视为P2P模式的衍生品。即使如此，考虑到2017年的中国移动网民已经超过7亿人，共享单车的占比还不算极高。当年Napster在1年内席卷全球1/8用户的神迹，估计是空前绝后了。

但是树大招风，Napster很快就摊上了大事儿。

它虽然推动了音乐的共享，但是作为音乐的版权方，唱片公司和音乐出版公司的利益被完全无视了，它们不仅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还流失了大量潜在客户。很快，A&M等18家唱片公司和几家音乐出版公司向Napster公司提起诉讼，以违反版权保护法为由，将Napster送上法庭。

接下来，则是Napster一连串的败诉。2000年7月，旧金山地区法院裁定，Napster对唱片业版权构成了侵权，并下达关闭Napster公司的预禁令。2001年2月，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对此案做出判决，要求停止Napster软件透过互联网供人免费下载，理由是该软件让网友透过互联网交换mp3音乐档，涉及侵犯著作权。Napster提出上诉，二审依然判其败诉。

尽管如今硅谷开始对包括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质疑，但是在当时，开放共享的P2P网络和封闭独立的知识产权之间可谓水火不容。

这种矛盾至今依然存在。在此后的时间里，几乎每一个基于P2P网络的产品，或多或少都会面临法律问题。

比如Uber几乎在亚洲、欧洲和美洲都遭遇法律问题，最终Uber创始人卡兰尼克黯然离职，其一手创立的P2P商业模式的合法性问题仍在热议。对于重投以真金白银的投资人来说，一家合法性始终成问题的企业，是难以上市的，更不用说达到可观的市值了。

同样，Airbnb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法律问题。尽管用户入住民宿时需要登记和验证个人信息，但问题是，最终入住民宿的人未必就是登记的人。和那些与公安联网的酒店不同，民宿由于存在监管漏洞，完全可能成为藏污纳垢之地，至少存在监管缺失的风险。这一点，无论对于入住者还是出租者，都存在一定的危险。

让P2P从虚拟走进现实

由于Napster的成功实在太鼓舞人心，P2P技术也快速推广开来，渗透到每一个互联网用户的日常生活中。

在中国，基于P2P技术的产品不胜枚举，最广为人知的大概就是迅雷了。当然，也包括后来折戟沉沙的快播。

从本质上看，这些后来者和Napster并无差别，仍是扮演内容分发者，只是分发的对象从音乐扩展到了更多类型的文件，特别是视频。

即使到了这些软件的用户数上亿，它们分发的也只是虚拟资源，还没有和现实资产发生联系。

随着P2P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其他网络技术的不断完善，P2P开始从线上扩展到线下。

比如，Uber建立的是车辆的P2P网络，Airbnb搭建的是房屋的P2P网络。当然，更包括搭建资金P2P网络的借贷平台。后来，大家都管这类平台叫P2P平台。

无论P2P步入哪个行业，乍一看上去都觉得是商业模式的问题，让人不由惊叹，最早想到这个点子的人简直就是天才。但细细一想，这背后其实更是技术问题，因为即使类似想法早就萌发在另一个天才大脑，他也会苦于缺乏相应的技术无法实现。可以说，技术就是P2P的物质伴侣。

无论哪种P2P模式，背后都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技术生态支撑。

第一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如果没有包含GPS定位功能、不能随时随地地享受移动网络，汽车、民宿和共享单车很难落地，这些都是以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前提的。智能手机用户的数量，就是共享经济的上限。

第二是网络支付的完善。所有的P2P模式从一开始就采用网络支付，这就需要一整套成熟的网络支付工具，这背后还涉及一整套复杂的价格体系。如果不能采用在线支付的方式，不仅便捷性大打折扣，而且平台的掌控力也将大为下降。

第三则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2017年4月，滴滴出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它们每天有超过2000万的订单，高峰期每分钟接收超过2万名乘客，每日定位轨迹数据有70TB ，每日处理数据高达2000TB ，每日路径规划请求超过90亿次。2017年7月，摩拜单车官方也宣布，其每天产生20TB的数据，提供超过2500万次的骑行服务。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处理能力，无法想象这些平台可以支撑如此众多的用户的出行需求。

可以看出，想在特定行业搭建起商业化P2P平台，商业模式的设计退居其次，技术的强弱成为比拼的焦点。

所以，当金融行业引入P2P模式时，无论愿不愿意，拼到最后就是技术。

而在技术重新构建行业生态的同时，背后更是权利与法制的问题，因为权利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

法律自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过时了，因为法律源于经验和归纳。当P2P去改造行业时，它是以入侵者的姿态、以暴风骤雨般的节奏，这种从未有过的现象，自然不为法律所理解和允许。

更何况，当前的法律都是中心化体制下的产物，对于去中心化的P2P与生俱来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既缺乏理解能力，也缺乏安全感。

当然，网络借贷平台最初更容易触碰非法集资的底线。这是被技术重新改造后的行业带给法律的新课题，也是更加灵活的技术安排，和习惯了的传统管理体制之间不可避免要有摩擦。

这种摩擦是必要的，甚至，摩擦的过程就是让所有人认识这些新生事物的绝佳公开课。

正是由于原始P2P模式存在难以逾越的法律问题，由于其本质与私有制以及既有的管理方法存在冲突，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后来者在不断改进P2P模式。

比如共享单车，看起来是共享，但是本质上还是P2P ，还是存在一个大的中心点，它独自承担了庞大的前期投入成本，然后通过共享的方式提升所有节点的使用效率。和转让所有权的自行车厂不同，共享单车企业只造车不卖车，他们只出让使用权，而车辆的所有权都归企业。正是通过这个私有制的设计，解决了P2P模式中最容易触碰法律的产权纠纷。

技术驱动的P2P金融

点融网的合伙人苏海德，是个勇敢的犹太人。作为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当时已经在美国参与创立了Lending Club ，并且担任技术负责人。但是他认定中国是一个比美国更有市场的国家，所以当时不懂一句中文的他，拎着皮箱只身来到了中国。

和美国相比，中国实在是太适合开展P2P金融业务了。一方面，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老百姓富了起来，手上多少有点钱，但是大部分钱都存在银行里，吃着定期利息（甚至活期利息），缺乏靠谱的理财渠道。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无比缺钱，他们很难从银行贷到款，很多人被逼无奈只能去借高利贷。这是典型的结构性错配。

在P2P金融出现之前，缓解这种结构性错配的途径，要么是国有企业或大企业层层转贷，要么就是民间借贷。当然，这些都是基于传统的金融体系。

金融产品的本质，是资金在时间和空间的再分配。像传统那样经过层层中介的资金再分配方式，当资金最终传导到需求者时，不仅资金成本已经畸高，而且时间成本更高，最终导致资金效率的低下。

一个好的社会，金融和经济的效率不应该是低下的。

金融企业或者金融体系追求效率，并非要将人逼到焦虑乃至绝望。相反，对于社会而言，效率的提高，可以形成生命的延展，以及更多的生命选择。对社会而言，可以加速螺旋化上升和进步，最后脱离冗余，达到自由彼岸。

正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那个绝佳比喻，“一个人从10英亩圈种土地中获得的粮食产量，比从100英亩土地上靠自然生长所获得的粮食要多得多。确切地说，这相当于他人为地腾出了90英亩的土地”。

所以，金融是好的社会的必需品，更是效率的人文归宿所在。

在实现效率提升上，技术的进步比勤奋的工作更为重要。因此，点融网从创办伊始，就打出了“技术+法律”的标签。这也与我和苏海德的出身有关，我本人是律师出身，苏海德则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而这个模式，正是源自Lending Club。

刚开始苏海德邀请我进入P2P行业，我是拒绝的。

当时“吴英案”闹得沸沸扬扬，按照我当时的理解，如果想在非特定的借款人和出资人之间扮演资金撮合平台，很容易就形成“资金池”，因为资金不会直接从个人账户打到个人账户。这样一来，法律风险就高了，而且生意做得越大，最后结局越惨，当时非法集资最高可能会判处死刑。

后来之所以发生转机，不是因为我本人灵光一闪或者苏海德巧舌如簧，而是因为出现了可以规避资金池的合法解决方案，就是第三方支付。2010年，监管机构赋予了第三方支付以合法身份，2011年又发出了第一批第三方支付牌照。有了第三方支付，资金就暂时有了托管方，平台至少规避了非法集资的危险。

虽然技术规避了法律风险，但是这还不足以保证P2P能够持续经营。虽说P2P技术是去中心化，但是P2P平台这个存在本身也算是中心，这也是搭建P2P生态必不可少的背书。对于平台来说，如何尽可能帮助投资者降低风险，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对于P2P平台来说，如果不是存在利益关系，对于项目筛选的风控能力不会有太大差距。既然无法在资产端拉开和同行的距离，那么只能在投资端发力。为了尽可能降低风险，我们尽可能地分散投资。而“尽可能”到什么地步，就看技术能允许的极限是哪里。所以，这又仰仗技术。

正是在极度分散的思路下，2014年点融网上线“团团赚”产品。这个产品背后的技术，可以让资金分散到几千甚至上万个标的里，由于这些借款标的相互独立，因此同时违约的概率极低。也正是得益于技术的先进，“团团赚”也成了点融网的杀手级产品。到2016年6月“团团赚”两周年时，累计投资人次超152万，总投资金额超过130亿元。

因为P2P平台离钱很近，所以也容易成为不法黑客的攻击对象。之前，就有P2P平台因为被攻击而遭受损失。所以，点融网在安全投入上也算是下了血本。2016年年初，点融网成为上海第一家达到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第三级安全防范标准的网络借贷平台。

在点融内部，还有个很神秘的组织，叫“点融黑帮”。这可不是什么非法组织，而是一群技术人员模仿“Paypal黑帮”建立起来的组织。“点融黑帮”有个口头禅——“用技术改变金融”。其实，这不仅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理念，也是整个点融网的理念，更是我们对打造合格P2P平台的理念。

据我了解，在业内做的有口碑的P2P平台，基本也是“技术+法律”模式。比如中国最早的P2P网络借贷平台“拍拍贷”，其创始人张俊先生就是微软工程师出身，另一名创始人胡宏辉先生和我一样，也是律师出身。因为P2P金融的核心能力并不是金融，而是技术。

而且，拍拍贷对于技术的倚重可能更甚。因为拍拍贷只做个人信用无抵押借贷，而中国的征信体系又并不健全，所以从2009年开始，拍拍贷就自行研发技术，通过采集借款人的多维信息，实现大数据征信和风控。可以说，拍拍贷能成为目前最长寿的P2P金融平台，与其过硬的技术实力密不可分。

回顾P2P金融的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个金融善用技术的故事，而是一个技术改变金融的案例。正是因为技术的进步，让P2P金融规避法律风险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技术的进步，让P2P金融降低违约风险成为可能；也正是因为技术的进步，让P2P金融真正成为投资者和借款人双赢的新工具，前者获得了更高、更稳定的收益，后者则更快、更便宜地借到了资金。这种从无到有的跨越，并非来自某位企业家的天才构想，而是在技术的日益进步下，让P2P金融的实现成为可能。

反观那些跑路的平台，有几家是真正意义上的P2P？基本上都是用新瓶装旧酒，披着P2P外衣干着非法集资之事。所以，即使有大量的跑路和倒闭，甚至包括像e租宝事件的冲击，P2P金融的活力依旧不容小觑。网贷之家数据显示，e租宝事件影响不过1个月，从2016年2月开始，行业成交量都在不断刷新纪录。这种逆势生长的背后，不是营销的力量，而是技术的力量。

P2P不是免死金牌，P2P金融平台也会死，但是真正的P2P金融平台，是死于技术，而非死于违法。最容易跑路的平台，反而是那些太懂金融、却不懂技术和法律的人。所以，才有不少P2P平台的命运是“起于需求、兴于技术、亡于法律”。

这种错乱，不是P2P金融带来的结果，而是大变革中的一场狂欢。在历史演进的道路上，这样的徘徊虽然偶尔发生，但是前进的大势不曾更改。

随着2016年8月网贷新政的出台，在资金使用效率和合法性之间，P2P网贷平台也找到了中间道路。商业从来都是实用主义，不会固守某种特定的模式或者形式，而会在所有的限制条件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这是创业者的宿命，也是P2P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