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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勋章：三《易》首卦与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精神

易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周礼》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郑玄在《易赞》、《易论》中说得更具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绵不绝。《归藏》者，象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唯《连山》、《归藏》失传。

我以为对三易的说法是可以相信的，不过，这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旨在对三易的首卦分析来澄清夏商周的文化精神。

《易》讲道法器，它将宇宙分为三个层次，道为天地之准，法为万物演化法则，器则为万物万象之实体，《易》是古代人们走出结绳记事，进一步将天地万物的规律符号化的产物，它不只是一般占卜的法则，还是古代社会集团对天地宇宙的认识及其行事作为的判断准绳。夏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有许多重要卜筮是由君王亲自主持的。《说苑·君道篇》有：“殷太戊（国王）时，有桑谷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请卜之汤。太戊从之。”前引的周人以三人各占一易，从二人言，也充分说明易在古代社会的地位及重要程度。另外，《易》即六十四卦，但六十四卦的秩序以及同一秩序的《易》从哪个角度去运用，却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易》为某一社会集团或个人所运用时，它必然地与运用它的团体的思维方式及其价值取向是同步统一的。《易》为夏用，必合夏政，《易》为商用，必合商理，余此类推，皆不为过。《易》之道，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以兆预事，以六十四卦的有限对无限的宇宙人生。据此，我认为《易》首卦是易总体精神的体现。它是用《易》者的指导思想。我们可以通过对易卦的分析与对历史的扫描，来求得《连山》、《归藏》、《周易》首卦所包含的意义。

《连山》、《归藏》可谓《周易》之源。《周易》为儒家群经之首，其易理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疏清其源，不仅对易卦象的认识有价值，对于中国文化内部结构的完善也同样有重要意义。

首先，我们探讨一下《连山》、《归藏》、《周易》三易的首卦意味。

鉴于《易》之首卦体现着用《易》者的价值尺度及其所崇尚的理想精神。前述伏羲作卦，夏人则之为《连山》，意谓《连山易》用伏羲卦序，《连山》为夏人价值取向。这样一来，我们就可在易卦与历史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那么连山艮何谓？《周易》之艮卦取其理而遗其象，是以艮为用。连山之谓是取其象，正如伏羲以八卦对应宇宙一样。连山之象是义理形三位一体的宇宙之象，山的功能（义）与山的结构（理）都包含在山这一形象之中。伏羲以此为卦，正是尽了其无言尽言的神秘性与简洁性。《说文》“山”云：“宣也，宣气而散生万物，有石而高象。”山显而大，百物毕备。两艮相叠而连绵，云气穿环其间，其象威武、雄健，气势磅礴。天地之子，莫出其长，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大天之下，足堪睥睨万物，领导万物，非崇山莫属。雄壮威武之时，正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去芜修荒，正值时也。连山之象，阴实于内，阳壮于外，内无所忧所虑，一心向外，强力可止可收，何物不可取。此正可以解释《周易》之艮卦卦辞。连山本象之外，又可引申出许多意义。概言之，崇威壮崇雄武是夏人精神。

商用《归藏》，首坤。坤之象为大地，帛书《易经》坤作“川”，为水。无论水或地，都是山的一个对立意象。但就其义言，为水更正确。水势广大，虽然无成，却以其包容顺承之象承载万物，滋养万物，使物各呈其性、各得其所、各有其成。大地以万物归之而有成。因此，《归藏》坤为万物归藏之所。《周易·坤》云：“先迷后得主。”这里迷实则为有意地顺应。后得主，为于迷失之中有所甄别、发现，进而把握它。厚德是坤之义。因此，《归藏》的首卦坤所象征的精神是巨大、宽厚的包容性，容纳万有、滋养万有的道德情怀，这与《连山》崇尚雄健与强力是迥然相反的。

再论《周易》的首卦。从前述《连山》、《归藏》的首卦精神可知，《周易》以乾坤起卦，是取其周全、完备之义。《归藏》的精神并不能充分地发挥生命本身的能动性，《归藏》的德化象征，将使生命的存在永远处在一种被动状态来接受世界。而《连山易》所征象的精神，那种雄强、威猛的精神，由于其本身的纯粹性，却又可能因其内含的单一，导致暴戾与凶恶。因此，必须有一种较之《连山》精神更高超的主体精神（阳性）来取代它，同时又能得《归藏》之德，这样作为一种精神才是完备的、理想的。《周易》以乾坤为首卦，正是这样的结果。乾为天，坤为地。天显然比山更高远，更广阔，更有力，亦更完备。山是不变的，而天却永远处于生生不息的变化、流转之中。地是天的从属之物，因为有了天，地于天就变成了一个具有相对性的运动着的宇宙物。地不再是《归藏》中的静态象，而成为一个与天共感的动象。

《连山》、《归藏》、《周易》三易首卦，分别象征着三种文化精神，即艮象崇雄武、坤象崇包容，乾坤刚建宽厚并用，三易分别为夏商周三朝所用，体现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精神的递进。

有《连山》、《归藏》，而后有《周易》，这符合认识的一般规律。易是古人行事判断的依据。八八六十四卦的易，是人们对宇宙本体认识的结果。人对宇宙的认识，总是由静态本体的认识到动态功能的认识。对事物流变发展的把握总是基于对事物结构的认识，以太极图为源的先天八卦图，很明显是后天八卦的演变基础。《连山》、《归藏》二易是先天易正反两方面体验的结果，至《周易》阴阳大备。三易的流变，正好体现了一个正反结合的过程。冯友兰谈《周易》体验象时，说《周易》是没有超越发展的，只有对待与流变过程。（注：1984年5月，在武昌举行的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冯友兰的祝词。）这是就《周易》而言的，其实，易是有超越的，这超越就在以先天易到后天易。《周易》作为动态的后天易，是讲流变的。物不可以终变，总有一天要达到新的平衡。这种平衡就表现在先天易上。这又是一重超越。从《连山》《归藏》到《周易》，体现了认识论的基本规律。对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正反合这一基本历程。合是事物在更高层次的反映，是正的发展结果。没有《连山》、《归藏》，当不可产生《周易》这样完备的思维方式。

三《易》的相续，首卦的取用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迄今为止，夏朝还是人们想象中的图象，但随着商文化的发掘整理，夏朝的真实性日益明朗起来。从相对稳定，相对淳朴的氏族社会到夏朝的诞生，是以破坏作动力的，而破坏是对旧有平衡的打破，必然以强力和权威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社会从宗教为主导转入以军政为主导，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而夏代国家在从以人事神，神道设教的转变过程中，恐怕起了关键的历史任务”（注：杜正胜《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考古》1991年1期。）即是说夏代是以军政为主导进入奴隶社会的。军政主导与《连山易》的崇大威武是相一致的。夏启立与后羿，寒浞相续夺权，所采取的形式都是以武威取胜的。这是人的原始力量在人类氏族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的一种转换。

商代夏立，汲取夏的教训，尽管历代已经实施王侯世袭，但商人却以兄终弟及的方式尽量保持了德化的表象，尽管商代中期因此出现过“弟子或争相代立”的现象。商人自始自终都是相信天命佑其德。商汤伐桀自认是领有天命。《尚书·汤誓》言，“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尚书·盘庚》云：“发王有服，恪谨天命”。“予迓续乃命于天。”纣王将灭，举国起兵，其尚言：“吾有命在天”，商人政祭合一，一直以有天佑而自命。而天所以佑者，其有德于世也。

夏商的奴隶制度还处于摸索阶段，至周而得以完善。《周易》的诞生，是文王被困羑里反省当朝文化精神尤其是政治的结果。至周，他们知道了天道不常的道理。周从商的灭亡，看到了“惟命不于常”，认识到“天畏裴忱，民情大可见。”是以周公倡导“明德慎罚”，将“天命”与“民情”联系，是周人观念的一大进步。《尚书·康诰》云：“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又云：“别求闻古先哲王，用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尚书·梓材》“肆惟王德用，和怿先后迷民”。《尚书·召诰》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德之命，祈天永命。”但周人的“德”与“罚”是紧密联系的。《尚书》对周人罚的记载极是明确。“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康诰》）“无恶大憝……刑兹无赦。”（同上）“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这种德威兼施，宽猛相济的思想，为后代统治阶级提供了政治思想的蓝本。

《连山》、《归藏》、《周易》的象征精神符合夏商周的史情。首先，从朝代名看，夏，《说文》：“大言也。”（注：《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孔颖达训为：“大，中华文章之光大。”实为文明之光大。能大言者声威必壮。这正是连山之象。今人唐善纯认为：“‘夏’与‘胡’是同音又同义的字。”而胡是“匈奴”的急读。胡，《广雅·释诂》：“大也。”“胡、夏可能共同来源于突厥语‘太阳’，太阳高高在上，独一无二，故引申为‘大’”（注：唐善纯《夏史三题》，《文史知识》1991年10期。）。

商，《说文》：“为从外知内。”可以理解为通过对外在世界的观察，而感应于内。商之立国，不像夏之主朝，顺理成章。商要代夏，威自不及。唯有利用夏的弱点，顺应民时，如外感内，以德化民。《周易·坤》有“先迷后得主”，颇近似商情。

其次，从夏商周祖先的情况看，夏、商、周三代的始祖的生存状态，明显地标示着他们选择文化精神的背景。夏之祖为禹父鲧。鲧为崇伯，为尧之四伯之一，封于现在的嵩山。鲧治水失败后，被斩于水中，最后在他的尸体上生出禹，然后沉入水中，永不复现（注：袁珂《古代神话选释》P29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北京版。）。启的出生则有了变化，禹妻涂山氏在崇山死后变为石，禹大呼“还我子”，于是石北开生启。

商之始祖的传说则有所不同，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顺便也谈谈周祖的情况。商祖契，为有娀氏吞食玄鸟之卵而生。《诗经·商须长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祖弃则是有邰氏履巨人之迹而生，周弃的出生是极为悲惨的，他屡受挫折，而后因大天不弃，才为其母所承认。（注：袁珂《古代神话选释》P20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北京版。）

禹与契、弃大约是同时代的人。禹的出生是在鲧的身上，契是自然之灵物与母亲结合的产物，弃则带上了更明确的现实色彩，是其母履英雄之迹的结果。神话是古人对现实想象加工的结果。反过来，我们又可以在神话中发现真实生活的影子。从上述三代始祖的传说看，夏禹的神话，明显地打上了父权社会的痕迹，连孩子都是父亲所生，说明了父权的强大。而商契与周弃显属于母权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不过，周祖要比商祖所处的社会状态进了一步。契的传说多的是骄傲与浪漫，而弃则显得沉重而艰难。可以推测契的社会可能处于母权社会的鼎盛之时，而弃的部落则衰落了，故而历尽劫波，才为母亲承认。

朱狄在《原始文化研究》（三联88.2版）中认为，“神话是虚构的故事，因此神话的时间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时间，而不是编年史意义上的时间。”（P765）。也许说神话是对人类心灵历程的表现更准确些。神话不能给我们以具体明确的时间，但却通过事象，提供了人类早期的心灵历史，即心灵的发展史。这与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将古老的东方作为童年，希腊比作青年，罗马比作成年的那种心灵上的阶段意味一样。夏商周三祖的神话传说，无疑证明了他们分别属于父权、母权的历史背景。弃是姜嫄履迹而生的传说，显然很明显地寓示着弃的时代正是母权向父权的过渡。巨人迹是英雄神话的象征。周弃的历史很像朱狄在书中引用的埃里奇·纽曼的看法。在《意识起源的历史》中，埃里奇认为：“英雄神话都是男性的英雄：英雄神话的阶段，构成了人类发展的一种构成因素，男性化的过程最后在这一点上定型，并对自我意识的构成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英雄的诞生，原始的斗争也就开始了。最早的斗争是和第一始祖的斗争，在一种人的或超人的形式中，这个问题决定了英雄的整个存在：他的诞生，他与龙的斗争和他的超人性。”履巨人之迹而生的弃起初是认为不祥的，但终于被姜嫄接受。巨人与弃都是英雄的体现。如同恩格斯说的“由于代表新观念的新神的侵入，体现旧观念的传统神越来越被挤到后面去了。”（转引朱书）。这是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在这里，无论父性精神，还是英雄神话都是阳刚精神的体现，而母权社会所体现的则是一种阴柔精神，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精神是由他们的生存格局所决定的。

夏商显然是可以相抗衡的部落，而周部落则弱小得多。同时代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一现象并不为怪。

《左传·昭公元年》有：“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参为晋星。”这是传说，不可实论。按袁珂考证，帝高辛即为舜之化身。可能舜时，商之先人与夏之先人同事于政。二者皆为舜之得力助手，互不相悦。但实沈冷静而有力，参星主冬之到来，在西方白虎象内，而阏伯则热情而活跃，辰为心宿，在东方青龙之末，主夏之到来。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希腊文化中冷静的阿波罗与狂热的酒神狄尼索斯的形象。

郭沫若认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玄鸟，即为凤凰（注：郭沫若《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的发展》。）。帝高辛二子的传说商主辰，辰为大火星。与玄鸟合则为火凤凰之象。《说文》释凤：“神鸟也，见则天下大安宁。”大凤凰之象，正是幸福安宁的象征。而母性精神正是以顺应大势求得安宁和乐，坚韧执著为其特征。

与母性精神不同，父性精神所强调的是征服与占有，往往表现为刚健激烈。夏启生于石虽不同于生于父的禹，但石有下列意味：一、石当为启所在部落的图腾崇拜物。其祖鲧封于崇山。另古人常以山石为刀。因此，石是能在征服敌对部落时的一展神威的力的象征。现在的羌族都还有白石驱邪的习俗。（注：参阅杜耀西、黎家芳、宋兆麟著《中国原始社会史》之《原始宗教·自然崇拜与原始崇拜》一章。）二、石为刚象，启生于石，正可以言其部落所崇尚的精神。三、石头北裂生启，北为坤位，为寒象。与实沈主冬之到来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合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夏的始祖传说与《连山》卦象精神是统一的。而商的始祖传说则与《归藏》精神是统一的。今人彭邦炯在《商史探微》中也认为：“商族人关于契母吞玄鸟而生子的传说，实则透露了他们刚由母系氏族跨入父系氏族社会。”（注：《商史探微》P47，重庆出版社1988年5月版。）又说：“商人的历史，可以视为早熟的儿童。”（注：《商史探微》P31，重庆出版社1988年5月版。）由于商人以母系氏族生活于夏的时代，显然使他们不能像夏人一样正常地成长，从而在精神历程上必然打上早熟的烙印。他们既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文化精神，又不可能漠视夏的文化精神，超越地顺承，以坤之道对艮之道，这是他们的自然选择。

周弃的神话传说暗示了一种不同于夏商之始祖的文化精神，弃被弃而得天之顾。百难不死，是弃之生命力对天神的感动，顺天休命，不急不毒，终于获得承认。这又是与《周易》中天健之道，坤德之道相暗合的，如果说连山象，归藏象都有藉于天道之助，那么，乾坤之象更多强调的是逆命而长的强烈生存精神与主体意识。《周易》取乾坤之象正在于要人效法天道自助精进的后天意识。

再次，以夏商周施政情形看，启杀伯益而立朝，继之大战有扈氏，不过秉承祖威而已，因夏人至禹，其望不可复增。是以有启的开国立朝之举。

商汤的夺权代夏，一定是早已有心的。汤字甲骨文作唐。唐，大也。（注：《商史探微》P44，重庆出版社1988年5月版。）古汤唐同音通用。成汤又被称作成唐。想必取成其大之义。商族虽小，但由于施行仁政，得到了许多诸侯国的拥戴与信任。“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惦归之。”（《越绝书》三）汤的仁义之实，古人有许多记载：

《史记·殷本记》：“汤出，见野张网，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灵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威左；欲右，威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孟子·滕文公下》云：“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汤使遗之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使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使往之耕，老弱馈食。”

《管子·轻重甲篇》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簿，兼桀之天下，其何故也？”管子对曰：“桀者冬不为杆（竹桥），夏不为柎（木排），以观冻溺。驰壮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夫竞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赈之，天下归汤若流水。”

成汤之德，亦是以后兴盛之五德。《墨子》有“殷之盘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迁于殷，茅茨不翦，采椽不，以变天下之视。”《国语·楚语上》有：“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至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大患之，曰：‘王言，以出言也，若不言，是无廪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于是，又使以梦象，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

商立后，实力并不强大，一直不以力强，其间几许迁都，顺应时尚，以退为守，施行德政，一旦实力成熟则取而代之，弱而后攻。从而使商的统治能维持数百年之久。

《诗·大雅·荡篇》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夏以雄强威武立朝，以“暴其民甚”而亡，而汤反其道而行之，得代夏而兴，与艮坤之象所显示的意义相同。

至于周政，有《尚书》的诸多记载，如前引的威德并施的思想。周初统治者周文王、周武王灭商即是典型。商末，周文王一面对商称臣，一切扩充武力准备灭商，史称“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当时虞芮二国争田，见周境各安其田，各守其职，深以为愧，归服文王。然周人于翦商之时，却决不手软，武王言“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于是数万甲士，以孟津渡黄河，浩浩荡荡直捣朝歌。根据《尚书·多士》记载，对殷商的反抗势力，周公旦在对他们进行武力镇压之后，又将他们集中看管，实行分化拉拢，正由于实施了威德并用的作法，西周才得以迅速确立，稳固。

余论：有些历史书认为：“夏是中原的羌族”，“商、陶、益是东夷族”，“是羌族的一支”。有些人是不同意这些说法的，（注：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P10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其实，这种说法则是更能证明我所说的《连山》、《归藏》与《周易》所显现的文化精神。这里，只有商才选择了坤这一阴性精神，而夏之连山与周之乾皆为阳性精神，夏周同出一源的说法，更能使我们明确地了解何以夏周同样选择了阳性的文化意识。有许多材料证明了这一说法的可信性。《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谓：“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意为人所惑，因而妊孕，到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艺文类聚》卷十一与《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皇甫谧《帝王世记》说：“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徐中舒在《中国古代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中说：“夏王朝的主要部落是羌，根据由汉到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

那么羌的情形如何呢？羌，《说文·羊部》释：“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亦称：“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物羊。”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后汉书·西羌传》又谓：“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是姜为羌之一种。实则“姜”、“羌”本一字。“羌”从人，作名，姜从女，作姜之女子之姓。章炳麟《检论·序种姓》说：羌者，姜也。晋世吐谷浑有先零，极乎白兰，其子叶延为羌酋姜聪所杀，是知羌亦姜姓。姜姓出于西羌，非西羌出于姜姓。

姜羌是兴起于我国西部最原始的部落之一。传说共工氏即系姜姓。神农氏亦姜姓。《太平御览》云：“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名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

姜与周人为邻，对周人影响甚大。周人先妣姜，是姜部落之女。生周之后稷，“周道之兴自此始。”傅斯年言：“姬周当是姜姓的一个支族，或者是一更大之族的两支。”

夏、周为中原之羌人于此可见。羌之疆城，北方与鬼方，号方邻。以甲骨文资料看，商朝时的羌人部落可能分为两大部分：

一为北羌，如：

己酉卜：贞：王北羌伐？

伐北羌。

一为马羌，如：

□□，十，令多马羌御方于□？

王乎伐马羌？

称马羌，或可以马为图腾故。汉代有曰毛羌，可能为马羌后裔。

这里，羌人与北方之鬼方、吕方的关系，正是唐善纯在《夏史三题》中，所述的夏与匈奴等的关系。《周易》以乾为首卦，马象君，为父之象，乾象喻体。而有夏之族多以人为神，不像商人那样重视天帝先祖，更倾向于自然之灵的崇拜（参阅杜正胜《夏代考古》之文，见前注）。偏偏羌人信仰的诸神，除火神外，其余均以乳白色的石英石为象征，被广泛供奉于山上屋顶、地里以及石砌的塔中。天神据说曾指点羌人战胜膘悍的劲敌“戈基人”，是为殷商的保护神，并以白石为象征供奉在每户的屋顶正中最高处。白石刚好与启之生石相同。且石为金象，于五行中，为白色。（引见《羌族史》四川民族版1984）

另《帝王世纪》言炎帝取《连山》正好与夏同出一族，黄帝取《归藏》亦可据此信焉。盖《连山》、《归藏》先为炎黄用，后为夏商用，至周有《周易》，正应数五而化，而大备之实。又羌人出于西戎，必然孔武，这与商、皋陶出东夷，必然嗜和乐，有其历史与地理的必然。由此可见，夏用《连山》，周取《周易》之艮、乾的阳性精神的可信性。

《连山》、《归藏》、《周易》三《易》的首卦艮、坤、乾坤，分别是三种文化精神的体现。易是中国古代人民把握宇宙变化的工具。三《易》首卦从倡志雄武的艮象，到倡导包容的坤象，于威德并重的乾坤，正好体现了夏、商、周三代对社会、人生认识上的发展与嬗变过程。通过对三种文化精神的勾勒，说明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完备性，同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文化之源。本文的重点在论艮、坤两象的卦义。《周易》的乾坤精神，借助孔子的发挥已经从一种政治思想深入到个体生命的领域，那种威德并重的文化意识在使我们智慧丰满的同时，是否就是最好的文化精神，这是很值得探讨的，艮、坤二象所暗含的卦德或许对这一问题有所释疑。

原载《周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