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全国各地遏制预防珍贵文物违法犯罪专项整治战绩明显 追讨珍贵文物6.1万余件，

新中国刚成立，秘密组建的“香港收购小组”，收回众多国宝级文物

最近总能看到很多人在发关于台北故宫文物的文章，有从蔡英文是否把台北故宫给日本和美国进行分析的；还有的会说文物南迁那些事儿；也有总结台北故宫到底有哪些珍稀文物的。台北故宫有很多精品文物，比如说毛公鼎、翠玉白菜、白瓷婴儿枕、《富春山居图》《祭侄文稿》《快雪时晴帖》等。这些文物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关于它们的话题一出现，就会成为十分有热度的社会话题。

2011年《富春山居图》两件文物合体在台北展出，在那个网络还不是很发达的时代，引起了极大轰动，人们寄情于文物，盼望金瓯无缺。

《富春山居图》的创作者是元朝画家黄公望。他是元代四大家“”之一。

当年，年近80岁的黄公望站着富春江畔他用画笔描绘自己的家乡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美丽景色，山峦起伏、林木葱郁，景色疏密有致。原画画在六张纸上，连成一副约7米的长卷——《富春山居图》。

这幅图有一段很传奇的故事。画作完成后在世间流传，到了清代初年，因为一场大火被烧成了两段。短的这段长约51厘米，取名为《剩山图》，收藏在浙浙江省博；另外一段长约637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因这幅画最早是送给无用禅师，所以这段叫作《无用师卷》。

如果说人们期待《剩山卷》与《无用师卷》的合体是对国家统一的热烈期盼，那对于《祭侄文稿》在日本展出，就是对某些人罔顾历史、不顾家仇国恨的愤怒。

《祭侄文稿》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创作的行书作品。《祭侄文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三大行书”。《祭侄文稿》共二十三行，二百三十四字。通篇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这篇文稿追叙了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一门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事。

除了《祭侄文稿》，东晋王羲之所创作的《快雪时晴帖》也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快雪时晴帖》全文4行，共28字。它其实更像一封信，写信者用它表达大雪初晴时愉快心情及对亲朋友人的问候。

《快雪时晴帖》在清朝时为宫廷收藏品，乾隆皇上对它爱不释手，将它和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一同放在自己乾清宫的书房“三希斋”内，所以这三幅书法作品又被成为“三希帖”。

很多人都盼望“三希帖”能够团聚，殊不知，在北京故宫的《中秋贴》和《伯远帖》也并非一直安稳待在北京。

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将很多宫里的文物通过各种方式带出去，典当、赏赐，让这批文物散落各地。《中秋贴》和《伯远帖》流出后，被袁世凯身边的郭葆昌购得。之后，“二希”被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所继承。1949年前，中国山河破碎，无力去保全文物，且当时没有健全的文物保护法，也没有独立的海关体制，很多文物流出大陆。大量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由大陆几经辗转运至香港。香港就成为了当时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的中心，吸引了很多欧美、日本文物商前来购买。

香港的很多银行还有用文物做抵押物的贷款的业务。郭葆昌之子郭昭俊就把《中秋贴》和《伯远帖》抵押到了香港汇丰银行。1951年，抵押时限至，银行将于1951年11月把文物进行公开拍卖。1951年10月，时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得知这两帖即将拍卖，立即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高度重视，专门作出批示，让当时的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偕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兼程南下，最终购回《中秋贴》和《伯远帖》，并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中秋贴》和《伯远帖》的回归并不是一次偶然事件。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决定追讨甲午战争后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决定编制《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作为与日本交涉追索的依据。

这项工作于1946年开始，经过谢辰生先生等人9个多月的努力，1400多页、180万字、九卷本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终于完成。全书收录了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古籍等类中国文物一万五千多件。这套书的编制成为新中国初期追回文物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秋贴》和《伯远帖》回归后，国家成立了“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抢救流失的珍贵文物。很多我们熟知的国宝级文物就是在1952年~1955年之间通过这项计划回顾祖国。

比如说，五代十国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回归后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代韩滉创作的《五牛图》，回归后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除此之外，还有董源《潇湘图》、马远《踏歌图》、宋徽宗赵佶《祥龙石图》、南宋李唐《采薇图》等画作。

还有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宋拓《神策军碑》《蜀石经》等书法碑帖。

新中国刚成立，国家一穷二白，还特意拨款回购文物，极其不易。这次文物回购工作成果斐然，但和中国百年流失的文物量级相比，却是杯水车薪。

流失文物回归有回购、捐赠、追索三大办法。

回购是文物回归最常见的方法。2002年，国家文物局设立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每年拨款5000万元人民币，用以购买具有代表性、文物艺术价值极高的珍品。但回购其实是最不该提倡的办法。花钱购买自己的文物实在冤枉，而且只会让卖方不断提高中国文物的价格，那些拍卖出“天价”的文物，对其他文物回归并无好处。

捐赠其实和回购性质差不多，只不过购买方从国家变成一些企业家。企业家将文物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后，捐赠给国家。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何鸿粲捐赠圆明园兽首。2019年11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澳门回归20周年，何鸿燊决定将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给国家文物局。

保利集团也是多次在海外购买流失境外的中国文物，比如说圆明园的牛首、猴首、虎首、猪首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企业、爱国人士他们利用自己的金钱、人脉不断促进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

很多流失文物并不归私人所有，无法走正常的市场拍卖途径，再加上用钱购买本国文物并不利于更多文物回归，那第三个办法追索就显得尤为重要。但追索工作却又非常困难。就好比有人抢了你家东西，你知道是谁抢的，把他告上法庭，他是个老赖，就不赔给你。

但事实的文物追索比这个例子更麻烦。首先，我们虽同住地球村，但各国的法律并不一致，国际法也没有强大到可以解决各家之间的纠纷。其次，虽然世界范围内，已经制订了一些条约，但加入的国家有限，对条约外的国家没有任何约束力。第三，这些关于文物归还的条约制订时间基本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文物掠夺国，他们不承认这个时间段前拿走的文物属于掠夺。

弱国无外交，文物追索需要强大国力做支撑，面对无法通过直接诉讼追讨文物的局面，也可通过一些外交手段，促进文物回归。

2014年皿方罍器身的回归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功案例。

皿方罍（léi）为商代晚期青铜器。因器型巨大、纹饰精美，被誉为“方罍之王”。文物于民国八年（1919年）在湖南省桃源县出土。民国十三年（1924年），湖南益阳商人石瑜璋购得皿方罍器身，自此器身和器盖分离。1950年，皿方罍器身转至日本藏家新田栋一收藏至2001年。2014年，皿方罍器身现身，即将在纽约佳士得拍卖。

国家非常重视这次拍卖，委派由湖南省博物馆馆主陈建明，湖南收藏家谭国斌等8人组成的购买团队，赶赴美国纽约商讨皿方罍器身的回购工作。经过国家多方努力，纽约时间3月20日上午11点，皿方罍器身专场开拍，佳士得宣布：湖南省博物馆已经和委托方以预估底价（约1000万美元）达成了协议卖售，不再进行公开拍卖。时隔90年，皿方罍器盖、器身终于团聚。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对文物追回工作的重视，这些年回归的文物数量不断增多。中共中央宣传部8月24日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提到，近十年，1800余件（套）海外文物“游子”回归祖国，文物成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金名片”。

但在这些回归的文物中也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很多文物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前被列强掠夺。拍卖会上的“天价文物”极大地刺激了国内有些人，为了高额利益，他们偷盗文物卖给境外势力，破坏了文物、伤害了国家利益。

20世纪80~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盗墓非常猖獗的时期。比如说，位于甘肃礼县的秦公墓，这里的盗掘断断续续有五年之久，文物流失到海外很多国家，有些已经失去线索。21世纪初，有人在法国吉美博物馆找到了一些秦公墓被盗掘的金器。2006年，中国为了追索这批文物开始了近10年的诉讼之路。法国以文物为国家财产不可以转增为由拒绝归还博物馆中的秦公墓文物，国家通过各种追索手段让这些被盗文物回家。终于在2014年，法国政府决定先让这批文物退出吉美博物馆，这样在法国法律中这批文物不再属于国家财产；2015年，56件金器回归祖国，入藏甘肃省博物馆。

笔者有幸在2016年初在甘肃博物馆看到了这组文物，震撼之心难以言表。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让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土沦丧、民生凋敝、人如草芥。长达百年的乱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苦难，乱世中，文物四散，无复归来之望。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马上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迅速扭转了文物大量流失的局面，也积极为流失文物回归做努力，但仍然有不少投机者倒卖国家文物。

21世纪以来，国家对文物偷盗、非法出境有了更严厉的监管。文物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缩影，希望未来国家金瓯无缺、国力不断增强，让越来越多的文物回家、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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