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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第二十二章
为了用一种间接的方法营救奇夫利,让嘎斯认识到她无法再承受失去亲友的痛苦,从而改变打死奇夫利的主意,凯特横下一条心,给他讲了伯纳德和西奥布罕的故事。她心里很乱,一方面害怕这样做隐藏着某种危险,另一方面又感到“一吐为快”的轻松。如我们所知,她费尽心机想改变自己,想变成那种肥胖稀松、头不梳脸不洗的邋遢女人,甚至不知道世上还有沐浴着傍晚的阳光,小脚趾头黏着金黄色的细沙,头发滴着珍珠般的海水的幸福欢乐的孩子,她曾经精心喂养这两个孩子。他们爱吃甜食,但她只给他们吃蜂蜜和蜜桃,像墨齐森铁路酒店那种破坏了蛋白质的油炸食品,她从来不屑一顾。孩子们这种童年养成的习惯,将陪伴他们终生,使他们永远健康、快乐。
她是这样的孩子的母亲吗?除了和詹莱提到孩子的事情,她对自己是否有过这样可爱的儿女一直将信将疑。现在,为了奇夫利,她开始重新回忆,并且承认那一切的一切。
那天晚上,父亲吉姆·盖弗尼告诉她这个不幸的消息时,离家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在这一段时间内,她有两三次大声嚷嚷着,不肯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吉姆·盖弗尼只好拿出平常凯特·盖弗尼太太发脾气时自己使用的招数——怀着一种温柔的绝望,说:“你认为我能对你说谎吗?你认为我能拿这种事开玩笑吗?看在上帝的份上,凯特,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那条一边是悬崖的狭窄的大街上,挤满了汽车,不停地闪着红的、黄的、蓝的光,那是鲜血、怜悯和悲伤的象征。只有和前门相连的小桥靠马路这边的石桩还可怜兮兮地伫立着。花园的砂岩围墙已经坍塌,上面似乎覆盖着一层带油性的尘土,房子已是一片废墟。倒塌的车库被烟火烧得一片焦黑,她那辆不肯发动的汽车只剩一个破铁架子。保罗站在路边烧焦的橡胶树和夹竹桃中间,叫喊着:
“为什么没送他们去舞蹈班?”
救护车上的人们抱住保罗,不让他扑到凯特面前,就好像都知道这两个人正面临一场婚姻危机一样。吉姆·盖弗尼的一条胳膊紧紧搂着凯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保罗的问题听起来非常有理:“为什么不去舞蹈班?那样的话,他们就是得了肺炎也还有救,总比让火烧死强!”
左边离她不远,小保姆丹尼斯的妈妈正跪在地上呼喊:“不!不!”丹尼斯的父亲,一个警察,想把她从地上抱起来。想到丹尼斯和孩子们现在一定还在那儿,藏在或者被人藏在哪个角落。凯特心里充满了恐惧,这一场灾难使她悲痛欲绝,而更让她苦不堪言的是那种沉重的负罪感。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像保罗·科金斯基那样说,应该送孩子们去舞蹈班,而不是让他们葬身火海。
救护车上的人们抬着三副担架,冒着摔倒的危险,爬上花园一角的山坡。他们不想从众人面前走过,虽然那儿的路好走。凯特听见她从心底发出一阵哀号。她想冲过去,但是被吉姆·盖弗尼和警察们紧紧抱住。
“你为什么不和他们在一起?”保罗·科金斯基一遍又一遍地咆哮,而且他的咆哮听起来合情合理。什么样的母亲才会在舞蹈班快要结束的时候,丢下孩子不管呢?在这个可怕的夜晚,别的亲戚朋友陆续来到出事现场。保罗·科金斯基的父亲和母亲——老科金斯基夫妇面色苍白,泪流满面。保罗因为悲伤过度,本来不想再大吵大闹,看见老爹老娘,又来了劲儿,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些问题。
“他们为什么没去舞蹈班?你的车还在。你上哪儿去了?你为什么不在家?”
吉姆·盖弗尼紧紧抱着女儿,有时候用手捂住她的耳朵。他无法保护可怜的凯特,只能捂住她的耳朵,让她尽量少听几句人们“正义”的质问。
“上帝呀——”她喃喃着,接受了所有的责难,但是,保罗的喊叫让她发疯。
富兰克舅舅和她的母亲坐同一辆车来到帕尔默海滩。他们从车里爬出来,跌跌撞撞跑到吉姆和凯特身边。看见那个烧焦了的黑洞,富兰克舅舅跪在地上。出于习惯,他朝那一片废墟做免罪祷告。不管怎么说,那两个可爱的小天使,已经被命运之神召走。他站起身,一只手放在凯特的肩膀上。他想赶快让保罗·科金斯基住嘴。
“为什么没人给这个家伙打一针呢?”凯特听见他问吉姆·盖弗尼。
“你上哪儿去了?”保罗还在咆哮。
在救护车灯的照耀之下,他满是泪水的脸闪着红光。富兰克舅舅忍无可忍,向科金斯基一家人走去。科金斯基太太看见他走过来,无声地抽泣着,把头转了过去。不管这天夜里发生了多么可怕的事情,老太太还是不忘她和富兰克舅舅的“宿仇”。
保罗冲富兰克舅舅喊:“她应当和他们待在这儿!”
富兰克舅舅挽着他的手,望着他的一双眼睛。
“听我说。听我说,我的好人儿。难道你情愿像失掉两个孩子一样,失掉你的妻子吗?你也该替她想想。看在上帝的份上,替她想想!”
但是保罗对富兰克舅舅的安慰充耳不闻。
“她的车还在这儿!为什么她出去了,车却在这儿?”一位阿瓦隆<1>年轻医生来了。他给两个孩子检查过身体、看过病,并且建议送伯纳德到那个诊所矫正动作,从而使小伯纳德成了“抓球好手”。他压低嗓门儿和吉姆、凯特·盖弗尼这一对老夫妇说服用镇静剂的事儿。他自己看起来也垂头丧气,神经近乎错乱。凯特心里想,他家里也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儿,大概是埃及人念了咒语,所有长子、长女都死了。她只顾想自己的不幸,不知道别人家里都出了些什么事情。
她看见急救中心的医生把一杯热茶送到保罗唇边,保罗摇着头,不肯碰那杯子。他继续叫喊着,不想偃旗息鼓。
“你为什么不和你的孩子们在一起?”
富兰克舅舅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想一想你妻子此刻的心情吧!”保罗根本听不进去。急救中心的人还抱着他,不让他向凯特扑过去。老科金斯基夫妇看见富兰克舅舅就立刻把头转过去。富兰克舅舅只好再回到凯特身边。看见他回来,凯特心里很高兴。她希望他有一道符咒,替她解开眼下的迷魂阵。
一个年轻的消防队员被烟火熏黑了脸。他把一样东西递给凯特,是一瓶伏特加。
“我好不容易把手伸进门里。”他说。
他浑身颤抖。他自己就需要急救中心的帮助。
“我只能抢出这玩意儿,别的东西都完了。对不起,真对不起。”
他把酒塞到她的手里,酒瓶子热乎乎的。那是她的家,她和孩子们亲密相处的岁月唯一残留的东西。吉姆·盖弗尼要拿走那瓶酒,但她紧紧抱着不放。
富兰克舅舅喃喃地说:“我们应该送她回家。科金斯基一家人都不可理喻。当然,他们可以找到一千条理由,就像我们自己一样,借口有的是。”
泪水潸潸流下,那是无可奈何的泪水。这是否意味着富兰克舅舅也已经毫无办法了?
大伙儿搀着她,向吉姆那辆汽车走去。
她想:“谁来照顾我的孩子?”
一个身穿便装的警察在另外两个穿制服的警察的陪伴下,小心翼翼地走到他们和吉姆那辆“捷豹”中间说,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对她深表同情,等她感觉好一点的时候,他想跟她谈一谈。
然而,只要个可怕的夜晚不从记忆里消失,就不会有“感觉好一点”的时候。
她的母亲凯特·盖弗尼在后排坐下。就像领着孩子上哪儿去的母亲,自己走在前面,让大家放心大胆地跟上。但是凯特停了下来,因为默里站在那儿,站在那一道峭壁之下。这道峭壁对于凯特已成废墟的房子,曾经是极好的屏障。他一直站在山龙眼、茶树和棕榈树中间,现在从那绿树丛中走了出来,默默地张开双臂。默里这样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众目睽睽之下做出如此举动,实在出人意料。她扑到他怀里,嗓子里咯咯地响着。她一直默不作声,生怕那已经漂流而去的叫骂声和怒吼,再回过头来将她紧紧缠绕。默里的出现和富兰克舅舅的眼泪一样,使她意识到,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夜晚的性质。
她感觉到,父母和富兰克舅舅正在她旁边不安地踱来踱去。她不是投入声嘶力竭尖叫着的保罗的怀抱,而是投入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这件事情本身就给她的仇人留下了把柄。然而,在凯特看来,和她巨大的损失和痛苦相比,什么“把柄”都已不足挂齿。她在默里的怀抱里,哽咽着,咳嗽着,真想大喊一声:“让他们都见鬼去吧!”
毋庸讳言,科金斯基一家人一定会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她刚才一直没哭,现在却投入某位邻居的怀抱。富兰克舅舅走过去,拍了拍默里的肩膀。
“听我说,年轻人。最好让她现在先走吧。”
他又像从前那样,精明干练,显出足够的能力,让六神无主的人听从他的安排。
大伙七手八脚把凯特弄上车,吉姆尽可能快地发动引擎。刚才还是红灯、蓝灯、黄灯不停闪烁的大街,现在已是漆黑一片。但是保罗·科金斯基的叫喊声还在耳边回荡:“你为什么不在那儿?”
汽车里有的人呻吟,有的人啜泣,分散了她的注意力。然而唉声叹气也好,啜泣哀号也罢,都无法排遣她郁积太深的痛苦。她十分害怕地发现,痛苦的哀号下面是无底的深渊。她成了丧亲失友、一无所有的化身。而在这根悲哀的耻辱柱上,又分明涂抹着应受责备和惩处的色彩。保罗·科金斯基——她的丈夫、克林科维奇太太的情人——当然有充足的理由责备她。谁都不会怀疑,他应该娶一个更周到、更谨慎的女人为妻。
他说,她应该在那儿,是完全正确的。
那位态度和蔼、曾经在吉姆的汽车前头拦住她表示慰问的长官,终于从凯特那儿取得了证词。那是在双水湾她父母亲那套阳台宽大的公寓,这套房子正对着永远都让她、让所有人都感兴趣的悉尼港。1788年1月,菲利浦船长乘坐一条长艇驶入这个港口。她惊喜地叫喊,这个美丽的港湾,能容纳一千条大船。她小时候就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过,那座活像一个巨大衣架的大桥,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铁桥。
海港里,条条渡船绕过丹尼斯城堡,驶向悉尼歌剧院和码头。从盖弗尼家宽大的玻璃窗望去,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歌剧院巨大的陶瓷白帆闪闪发光,和盖弗尼家的玻璃窗交相辉映。所有这一切都是吉姆·盖弗尼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谦和有礼为这个家庭赚来的。
然而,对于已经完全麻木的凯特·盖弗尼—科金斯基,风景再美也毫无意义。她只是坐在那儿喝白兰地。母亲极力分散她的注意力,却收效甚微。
冰川开凿而成的这个巨大的洞穴——海港的洞穴,排干了海水,填满了时光的泥沙。但是这洞穴不肯容纳她的痛苦,或许这只是一种物理现象,它不会容纳她的泥沙。
负责调查纵火案的长官向盖弗尼一家介绍了调查结果。这场大火是由于电源短路,产生电弧引起的。大火很快就吞没了房子前面风吹日晒早已干透了的红杉木门窗、隔板,然后窜上阳台,烧毁了绝缘材料,这些绝缘材料释放出大量有毒气体。所以,两个孩子和丹尼斯死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什么痛苦,他们是窒息而死。他极力让他们相信,他并不是无根据地瞎说,验尸官的报告将充分证明这一点。
狂想之中,凯特仿佛看见那些男女法医为了取得证据,撬开孩子们的嘴巴,刚想问“你们的母亲在哪儿?”就被毒气麻醉过去。
那位长官进一步解释说,事情发生时,伯纳德正在睡觉,因为是在卧室里发现他的尸体的。丹尼斯和西奥布罕在一起。他说话的口气暗示,她们是在友好和仁慈的安睡中离开这个世界的,凯特的父母听了感到一点点安慰。
在“士兵居住地”,嘎斯那幢破烂房屋的门廊下面,凯特为了拯救奇夫利,强忍心中的悲痛,讲完她痛失儿女的悲惨经历。这当儿,伯恩赛德一会儿说胡话,一会儿发命令。但是嘎斯和凯特明白,他还能熬一阵子。她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走着,似乎随时都可能一脚踏空,跌进万丈深渊。嘎斯看起来也意识到这种危险。打坏了的鼻子下面,嘴唇紧紧绷着。
听到最后,他用了一个人们用烂了的字眼儿:事故。凯特明白,他正苦思冥想,想说点什么,尽管他的脸被伯恩赛德的膝盖顶得皮开肉绽。但他只能说些朴实无华的话:“哦,天哪!亲爱的!”此刻,满脸伤痕,他自然最多也只能说一句:“事故”。
伯恩赛德躺在那儿,黑乎乎的一堆。他的抱怨已经含混不清。嘎斯握枪的手渐渐松开,过一会儿,凯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他手里把枪拿走。他苦苦思索该说些什么表示哀悼的话,他这个人不会同时干两件事情,他想结果奇夫利的主意已经抛之脑后。
凯特为这个结果付出的代价是,她不无苦涩地发现,虽然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其实,自己还是当年帕尔默海滩那个优秀的母亲,凯特·科金斯基仍然存在于世。那个像奥菲莉亚<2>—样,让人憎恨的、应该受到惩罚的女人,挥之不去,仍然在她的血液里流淌。要严格,她想,需要严格!她以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才刚刚开始。
嘎斯站在那儿,完全放弃了杀死奇夫利的打算。他说,他怕是要生病了。他摇摇晃晃走到屋里,而没有向那一丛丛茶树和滨藜走去。她可以趁机收拾一下残局。她打开他留在那儿的那支步枪的枪膛,取出里面的子弹,装进羊毛外套口袋里。
他不一会儿回来了,气色还好,只是半张着嘴。他说,他站立不稳,得赶快躺一会儿。她扶他上床,又给他盖了一条毯子。天已经晚了,凉意从大海升起,颇有点寒气袭人的味道。
他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你得赶快去警察局和急救中心。不能就这样让伯恩赛德在外面躺一夜。”
她口袋里装着那几颗子弹,望着他低垂着的脑袋,寻思,眼下,他已经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她去请医生,不只是为了伯恩赛德,还为了他。
葬礼之后,她和父母亲住在一起,在那精神濒于崩溃的一个星期,默里每天都给她打电话。那些日子,科金斯基家连一句话也没有捎来过。只有色彩鲜艳的酒和镇静剂陪伴着凯特。白兰地和镇静药使得她不再呜咽、哀号,但是无论进入梦乡,还是大睁着双眼,凯特眼前总是晃动着两个孩子的影子,耳边总是回响着科金斯基一家人在废墟旁、教堂里、墓地上的叫喊。在教堂里,她看见老科金斯基在公司两位经理的搀扶下,在座位上坐下。不知怎地,她竟生出一种责任感。儿子在那一堆瓦砾旁边大喊大叫,母亲在墓地又哭又闹,这一切当然无可非议。没有必要争论。她一直举着两只手。没有必要争论。母亲搂着她的腰,说:“没有必要,亲爱的。”
因为老凯特·盖弗尼太太知道,她一这样举手,就要歇斯底里大发作。
这个星期,默里每天都非常有礼貌地打电话给凯特。但是凯特仍然等待着有人向她证实这一切确实已经发生。她常常想,也许大家都出于好意和科金斯基一家合谋哄她。他们希望她从此以后改邪归正,老老实实地参加澳大利亚波兰人的一切宗教活动,承认玛利亚·科金斯基太太的观点:波兰牧师比富兰克舅舅强百倍。一旦她明确表示,没有什么可能性,他们就会对她说:“那么,好吧。你受了一场惊吓。走吧,去做个好妻子!”她当然要走,而且要去自杀,她有死的办法。
然而默里不停地给她来电话。他当然不可能和他们合谋。他像平常一样和她谈话,全然没有板球明星的风采。她感到惊讶,迷惑不解。
一般来说,默里总是跟人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给人家打纯属私人交往的非正式的电话。他在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才拨通他妻子的情人的电话。那时候,他虽然精神濒于崩溃,但仍能彬彬有礼,心想,他的这位朋友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人,他的妻子当然还会回到自己身边。看到他年轻的妻子和她的情人宛若一对快乐的鸳鸯潜水、嬉戏,他也曾怒火中烧。现在,就是他,想知道她愿不愿意和他出去喝杯咖啡。
她的母亲说,应该去。这些日子,科金斯基一家连个屁也没放过,盖弗尼家打去电话也不回。甚至凯特亲自打去电话也没有反应。因此,不论凯特的名声受到多大的损害,都已经无法弥补。
他们坐在双水湾“四海酒家”,喝着维也纳咖啡。凯特的神志不怎么清醒。看着从南非和东欧来的难民,那些衣着漂亮,能言善辩、忙忙碌碌的家庭主妇,她懵懵懂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那些人和生在澳大利亚、对世界局势喜欢发点儿议论的人大不一样。
默里噘着他当律师练出来的嘴巴,脸上挂着一丝微笑,说:“凯特,你嘴唇上抹了点奶油,就像长了一撇胡子。”
为了远远地避开那个让人心碎的话题,她仿佛借了别人一张嘴巴,说:“你妻子回来没有?”
默里脸涨得通红。“没有。她又有了一位新欢,据说好得如胶似漆。”
她看见他那张不同寻常的嘴巴——好像专门为了大谈钱、股票、价格、信托财产、支票现金而长的——又向前噘了噘。
“凯特,从去年起,我们——我和我的妻子为了度假,就在斐济的一座小岛定了一座别墅,非常幽静,设备也很豪华。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散散心呢?你可以单独住一个房间。”她直勾勾地望着他那张脸。
“你只要在阳光下坐着就行了。如果愿意,可以看看书。”她纳闷,他这人怎么这么天真,他应该知道,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他说:“当然是我请客了。”
“请我喝咖啡?”
“不。我的意思是,机票、食宿都由我负责。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反正这笔钱我已经付过了。”
她觉得他的说法不太符合逻辑。
“除非你急着要把离婚的事儿办完。我认为,这件事不会有什么问题。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过错。不管怎么说,是他开的头……原谅我这样说话。我并不是想要提醒你,你怎样做也不过分,他不是早就和那个克林斯基太太,还是克林什么太太鬼混上了吗?”
他咳嗽起来。
“请原谅我这样冒昧……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她笑了起来,笑得挺开心。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她以为她说得很轻,可是别的喝咖啡的人都转过脸来看她。
默里说:“我并不在乎你的行为是否让人尴尬,或者你是不是总是这样说话。我是指,声音有点儿高。这都无所谓。你有权利这样做。”
“是的,我酗酒,还服用麻醉药。”
“我知道。度假的时候,你可以少喝点酒,少用点麻醉药。或者,至少要少用点麻醉药。饮酒,在度假的时候总是允许的。”
她又笑了起来,而且相信这次笑得还是有所克制。他听起来就像一个老师:“饮酒在度假的时候总是允许的。”
她问:“如果那座小岛有什么联邦法官,或者首席司法官,你该怎么办呢?”
“我德高望重,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什么首席司法官,让他见鬼去吧。”
她咯咯笑着站起身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默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小伙子,你爱我,还是怎么回事儿?”
这个想法撩拨得她心痒难耐,她忍不住哈哈大笑,让一番心里话迸发而出。
“是的,我想,我爱你。”
来“四海酒家”消遣的人们自然也都在大声喧哗。可是凯特现在意识到,他们的说话声都没有她高。
“我们会有孩子吗?默里?我们会有孩子吗?小伙子。”她变得凶狠起来,她想把他击败,想让他把目光移开,想让他夺路而逃。然而,默里仍然直勾勾地望着她。他不打算因为她大声叫喊,因为别的喝咖啡的人都回过头来看他们就退缩。那些人们正悄悄议论:“这个女人怎么回事?”
“我还没想到孩子那么远的事情,凯特。路得一步步走,事得一件件办。一开始很难把什么都想到。”
她没办法击败他,只好坐下。
现在她意识到,她有了自己的“慰藉物”,有了和父母亲争论的“资本”。默里这个建议让她烦躁不安,就好像这件事最终要由他们作出决定似的。老凯特·盖弗尼认为,从他那天夜里的行为看,默里这个人有点放荡。她一直问,这些事情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凯特和保罗离婚的协议。据她所知,安德鲁·科金斯基先生已经和十分听话的大教堂的律师们谈过这桩离婚案,而且准备以感情不融洽为由取消这桩婚姻。简直是开玩笑——这是富兰克舅舅的口头禅。她想不出这些律师们将发现到底是谁的感情不融洽。
她对母亲说,她不想要什么协议。母亲争论说,别把事情说得这样绝对,有用得着的时候。凯特说服不了母亲,只能对着天花板大声指责她的愚蠢。娘家姓布雷恩的凯特·盖弗尼太太,一贯错误地估计形势。
凯特从别人的谈话中得知,事实上,富兰克舅舅,已经去见过默里。
“是个好人,”“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说,“是个好人,现在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想让你的女儿后半辈子都受科金斯基家的恩惠?”
“可她给他生过两个孩子!”凯特·盖弗尼太太叫喊着。想起那两个孩子已经命归西天,她又失声痛哭起来。
凯特自己付了机票钱。一天早晨,她和默里系着安全带,并肩坐着飞上蓝天。飞机越过在流放犯的歌曲里广为传唱的植物湾,飞越太平洋。他们坐在头等舱里大口喝酒。临下飞机,又喝了两瓶阿马尼亚克酒。一辆豪华轿车把他们从南迪送到西加托卡,一艘带鸡尾酒吧的大游艇载着他们行驶在湛蓝的大海上。凯特非要坐在船尾不可。她解开衬衫扣子,露出肩膀,仿佛洒在肩头的不是灼人的阳光,而是温柔的亲吻。
默里确实给她另开了房间。不过不是一个房间,而是人们称之为“卡巴纳”(Cabana)的那种房子——茅草屋顶的小屋,里面装着空调,一个起居室,一个卧室,都面朝着蔚蓝的大海。晚饭前后,默里和凯特都坐在起居室里喝酒。因为,一到晚上,酒吧里喝酒的人和乐队那些汗流满面的美拉尼西亚乐师就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们。他们在起居室和卧室里做爱,满面通红、汗流浃背,从灵魂与皮肉深处挖掘出快乐与幸福。不知道他们是寻求一种激情,还是一种惩罚。后来,阳光灼伤的地方开始肿胀、发炎,也许这可以算作一种惩罚。
默里身为律师,心里很清楚,凯特的事情最终还得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尤其这件事情涉及的当事人是科金斯基父子。所以,他的行动十分谨慎,并不公开和凯特同床共枕,而是秘密来往于两个“卡巴纳”之间。比方说,他在自己的房间洗澡。第二天早晨,早早地回到他的“卡巴纳”,在床上躺一会儿,给人们留下一个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单身男人的印象。
凯特即使在神情恍惚的时候,也还是发现他的肌肉很发达,比保罗·科金斯基还壮。
默里深感内疚,专家们都说,在热带地区,如果让太阳晒上半天,就会造成三度烧伤。凯特却无遮无拦,让灼热的太阳晒过好多天。她经常拿着一本书坐在环礁湖旁,抬起一只手遮着太阳,装模作样地看书,实际上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有一次,她和他一起坐在一条小船的船尾。默里一个猛子扎下去,潜到水底,凯特几乎一丝不挂,坐在阳光下等他。等他再钻出水面,凯特已经中暑。她浑身颤抖着,在船上滚来滚去。一位悉尼的医生十分严肃地、一针见血地指出:酒精大概已经把她肌肤中的营养烧干了。
斐济的船员用担架把她抬回她的“卡巴纳”。她颤抖着,躺在床上,身上好像着了火。起初,她难受得要命,只觉得疼痛难忍。因为她的肩膀先是起泡,然后肌肉萎缩、变黑,最后脱皮。倘若孩子们还活着,他们对妈妈那副歪歪扭扭的样子一定会嗤之以鼻。但是眼下,她处境悲惨,对自己受这份苦难反而感到一种欣慰。
她在萨瓦医院进进出出,从印度医生茫然若失的脸上看出,他们认为她被太阳晒成这个样子,一定是个十足的傻瓜。
尽管已经超假,默里一直陪着她。等到可以继续旅行的时候,他们给她包扎好肩膀,默里把她送回家。他知道,如果情况不太好,她该吃什么药。还知道,在飞机上她不能喝酒。
飞机进入澳大利亚领空之后,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到达悉尼,凯特吃了不少镇静药。盖弗尼家搞了一辆救护车来悉尼机场接她。
这以后,大家对默里都没再多想。富兰克舅舅更是只顾忙他和柯尼太太的事儿,根本没有精力考虑默里的“事业”。
注释:
<1>阿瓦隆(Avalon):凯尔特族传说中的西方乐土岛,据说亚瑟王及其部下死后尸体被移往该岛。
<2>奥菲莉亚(Ophelia):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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